晚清改革始于1861年，改革的核心驱动力是为了雪耻。具体而言，第一重目的是让"庚申之变"的惨剧不再重演，第二重目的是用坚船利炮从洋人身上寻回属于天朝上国的荣光。在近40年的漫长时光里，扬眉吐气一直是清廷中枢念念不忘的事情。
1900年，40年改革终于结出了它的"果实"--较之“庚申之变"更为屈辱的"庚子之变"。
太后之怒与许景澄之死
1900年6月19日，紫禁城仪鸾殿。
吏部侍郎许景澄发现自己站在了人生命运的十字路口上，也站在了国家命运的十字路口上。这两条路却不在同一个方向。
这是朝廷中枢第四次召开御前会议。讨论的议题，是究竟要不要对英、法、美、俄、日、意诸国宣战。
在此之前。6月16日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上，太常卿袁昶站在仪鸾殿的门槛之外高呼"臣有话上奏"。光绪命他人内说话，袁遂详谈拳民不可倚仗，邪术不可相信，即便真有邪术，自古以来也绝无靠邪术成事的先例。时人称，袁的上奏“慷慨唏嘘，声震殿瓦"。这些话，这种气势，引起了慈禧的极大不满，正面问他："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侍读学士朱祖谋质问慈禧“信乱民敌西洋，不知欲倚何人办此大事"，换来的则是太后的“大怒色变”，厉声责问：“汝何姓名？一：
6月17日的第二次御前会议上，慈禧宣读谕旨说，洋人送来四条照会。第，一条是选个地方"令中国皇帝居住"，第二条是由列强“代收各省钱粮”，第
三条是由列强组织新机构"弋掌天下兵权"。她没有说第四条，因为那一条是"勒令皇太后归政”。2在谕旨里，慈禧还说，洋人既然如此猖狂，与其“等亡”，不如"一战而亡”，她要来一场全面开战。与会群臣集体叩头，大呼"愿效死力"。老太后血冲上脑，很满意这种欢呼,又对与会的大臣说：你们今天都在这里，今天的事是我们大家决定。将来若战败亡国，不要把责任推到我一个人头上，“勿归咎于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二
大略同期，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发来急电。两位砥柱老臣在函电中态度鲜明，坚决反对慈禧的决定。眼见“各国纷纷征兵调舰"，张之洞忧心忡忡。他在给刘坤一的电报中说，希望在联名电报中的末尾，增人"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烂，悔不可追”等语。刘坤一与张的意见相同，果然便在联名电报中，将这六句措辞极为严厉的警告写入其中。4
于是，又有了6月18日的第三次御前会议。会上，礼部侍郎联元竭力反对向各国开战，他担忧"洋兵他日入城，鸡犬尽矣"。结果被载漪扣了一顶〃汉奸”的大帽子，险些被慈禧当场处死。大学士王文韶以缺乏胜算，若战败难以善后为由劝慈禧三思，却惹来老太后当堂拍案痛骂："此话早厌矣！……（有本事就前去）令夷兵毋入城，否则且斩若！”5
老太后的疾言厉色里，满是对自身权位摇摇欲坠的忧虑。
她召集第二、三次御前会议，目的并不是与群臣商议危机的处理办法。宣战一直都是她的第一选项。将皇帝与绝大多数朝臣一起绑架到战车上，才是她召集御前会议的真正目的。她为了个人私欲向列强集体开战，但并不愿意独自承担战败的后果。
既然王文韶们不同意宣战，那就派他们前往各国使馆去交涉。在老太后的算盘里，交涉有效自然是好事，列强若答应不率军入京，自己的权位就算是暂时保住了。交涉失败也是好事，那样的话，王文韶们除了同意宣战，便再无其他选择。
但联军的进展超出了老太后的预计。6月19日，大沽沦陷的消息传入京城。慈禧觉得自己被剥夺权力的凄凉命运似乎近在眼前，遂于当天又紧急召开了第四次御前会议。会上，慈禧决定向列强宣战，命许景澄前往各国使馆递送照
会，限使馆内人员于24小时内离开北京。慈禧血脉债张之际，光绪皇帝却是面如死灰。他顾不得君臣之间的分野，离开皇座走入群臣之中，拉住许景澄的手，含泪对他说“更妥商量"6,不要急着去各国使馆递文件，这事还得再商议商议。皇帝还说，许景澄你在总理衙门做事多年，熟悉洋务，应该明白时局大势。我大清现在究竟能不能与各国开战？国运安危在此一举，请一定直言不讳。
许景澄做过十多年的驻外使节，办过许多复杂的对外交涉，自然知道外部世界的真实状况。如今「他必须在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之间，做一个抉择。
戊戌年后，慈禧始终高度警惕地甄别、防范着朝堂中的每一个"帝党分子”和"疑似帝党分子”。她甚至还动了废黜光绪皇帝的念头，先是变相囚禁、宣布恢复训政，然后又以光绪的名义下诏求医，营造出一种皇帝病重的假象；再然后，又指使亲信积极推动"己亥立储”，封溥儒为"大阿哥"，欲用溥儒来取代光绪。许景澄深知帝后之争波诡云谪，多年来一直小心翼翼，避免卷入这个旋涡。长期担任驻外使臣，也帮助他有效地远离了"帝党”“后党"这些标签。如今，皇帝拉着他的手，要他就该不该对列强宣战发表内心的真实见解。讲真话，等于和皇帝站在同一阵线；说假话，等于是在支持老太后。选前者，是弃个人命运于不顾；选后者，是弃国家命运于不顾。
史载，许景澄含泪回奏，列举了诸多理由，结论是"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兵部侍郎徐用仪、太常寺卿袁昶也站出来支持许。许每说一条理由，光绪“辄一首肯”，便点一次头；当许说到最激昂之处时，"乃相持而泣"，君臣二人竟一并哭了起来。7
一同与会的库毓鼎后来写道，老太后见状怒发冲冠，厉声呵斥：“皇帝放手，毋误事！”8许景澄神情恍惚，"牵帝衣而泣"，也被老太后怒骂：“许景澄无礼！"9载漪也加入其中，厉声叱问："许某执皇上手何为？"袁昶则回护许景澄：“是皇上执许某手，非许某执皇上手。”1。
其实，许景澄知道自己的真话只是无用的冒险。同僚唐文治在《自订年谱》里说，第四次御前会议过去约一个月后，他去拜见了许景澄与袁昶。见到许忧虑满腹，气色惨淡，非常沮丧，对他“绝不言疏谏拳匪事，但言此次洋兵入京，条款必格外苛刻，君等宜早为预备""。许闭口不谈劝朝廷不要开战之
事，说的全是列强军队攻人京城之后，善后的条款肯定很苛刻，你们要早有准备。袁昶的情况，也大体相似。他们已预知了结局。
1900年7月28日，慈禧终于拟定了诛杀许景澄、袁昶的旨意。她勒令光绪皇帝以朱笔抄写，然后下发给内阁。谕旨里说：
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屡次被人奏参，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若不严行惩办，何以整肃群僚q许景澄、袁昶，均着即行正法qsup12/sup.
所谓"语多离间"，指的正是许、袁二人在御前会议上说真话，被视为支持光绪、反对慈禧。怀来知县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里说，他随慈禧西逃时，曾试图劝说慈禧给许景澄、袁昶等人平反，结果招来慈禧的盛怒。自己话还没说完，"突见太后脸色一沉，目光直注，两腮迸突，额间筋脉悉贲起”。好在慈禧念及吴永迎驾、随行有功，怒斥之后没有再施惩罚。慈禧且告诉吴永：
太后……日：“想你是不知道此中情节，皇帝在此，你但问皇帝。当日叫大起（即御前会议），王公大臣都在廷上，尚未说着话，他数人叨叨切切，不知说些什么，哄着皇帝，至赚得皇帝下位，牵着许景澄衣袖，叫'许景澄你救我'。彼此居然结着一团，放声纵哭。你想还有一毫体统么？你且问皇帝，是否实在？"皇上默无一语。13
老太后不在乎许景澄说的是不是真话，也不在乎许景澄的真话是否有利于国家。她耿耿于怀的，是这真话不利于自己，是这真话与自己不在同一阵线。
1900年7月29日，北京菜市口，刑部侍郎徐承煜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因为他要在今天作为监斩官，处斩两名久已恨之入骨的朝中”内奸、'--许景澄与袁昶。徐承煜与他的父亲--体仁阁大学士徐桐，早就看不惯许景澄、袁昶之流成天"长夷人志气”。此刻，儿子徐承煜在刑场监斩"汉奸"，父亲徐
桐在家中召集门下翰林翻查典籍，要为攻下西什库教堂贡献脑力。徐桐们坚信教堂之所以攻不下来，是因为洋人用女人的下体在那里摆了一座"阴门阵"\作为朝廷供养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自认有责任找出破阵之法。
临上刑场之前，袁昶指着徐承煜大骂：“国家之事被汝父子败坏至此，吾在地下候汝！"（徐桐在"庚子之变”中上吊自杀，其子徐承煜逃跑未成，遭日军捕获，亦被斩于菜市口）许景澄却劝袁昶：“爽秋（袁昶字爽秋），何必如此。""
刽子手在午后三刻的阳光里举起了屠刀。有目击者称，袁昶之子事先打点了行刑者，获准在地上铺“莞簟”（也就是竹席或草席），让尸身保持干净体面。许景澄家计艰难没有打点，“头颅既断，宛转泥沙中，面目模糊，几难辨认，真惨矣哉"九行刑后，家人也不敢前来收尸。直到次日才由兵部尚书徐用仪前来吊唁掩埋（稍后，徐用仪、联元、立山三人，也因相似的缘由被慈禧杀害于菜市口）。
其实，许景澄本可成为一个有钱人。早年间，许负责外事交涉，有许多捞油水的机会，却因拒绝受贿成了俄国人日记中“极公正有道德的人""。1899—1900年，他兼着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用今天的话说算是“北大的第二任校长"，掌握着学校存于华俄道胜银行的数十万两白银的运营经费。许被捕后，却因担心俄人赖账，在狱中紧急完成了存折的交接。他保住了京师大学堂的一线命脉，却未能给自己打点一个体面的死刑。
行刑那天，菜市口围观民众甚多。见到许景澄与袁昶即将被处死，这些人“塞途聚观，拍掌大笑"3
宣战诏书与东南互保
时间回溯到许景澄被杀的40天以前。1900年6月19日，清廷给列强驻京各使馆送去了一份照会。其内容如下：
中国与各国向来和好，乃各水师提督遽有占据炮台之说，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现在京城拳会纷起，人情浮动，贵使臣及眷属人等在此使馆情
形危险，中国实有保护难周之势，应请于二十四点钟之内带同护馆弁兵等，妥为约束，速即起行，前赴天津。sup19/sup
文件中所谓的"各水师提督遽有占据炮台之说”，指的是法国总领事杜士兰送到慈禧手上的一份外交文件。文件中，杜士兰要求清廷交出"大沽口各炮台”，否则将以武力强占。2。
虽然清廷的这份照会，在后世一般被称作针对列强的"宣战照会”，但通观照会全文，其真实主旨却限于应对列强送来的外交照会。列强以不相信清军能保护各国驻北京使馆之人免遭伤害为由，向清廷索要大沽口等处炮台。清廷不愿敞开门户将军事重地交出，又不愿与列强开战，于是提出另一种解决办法，希望列强将驻京使馆之人暂时撤到天津，由列强自行保护。而且，这份“宣战照会"当中，不但无一字明确"宣战"，也无一字言及断交--按照国际法，两国宣战必互撤使团。清廷仅提议列强将驻京使馆之人撤至天津，与将各国驻华使团驱逐出境有明显区别。
两天后，1900年6月21日，清廷又颁布了一份被后世称作"宣战诏书"的文件。该文件全文如下：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谕：我朝二百数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3巨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枭张，欺临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畸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q朝廷仍不肯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吾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夙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然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q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肆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
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泱髓沦肌，祖宗凭依，神只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无所。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抗慨以示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减彼凶焰，张我国威。其有同仇敌齿，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偎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朕即刻严诛，绝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钦此。力
显而易见，这份下发给内阁的诏书，内中虽有"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与其屈服，不如对抗）之语，但其核心内容，却是号召"普天臣庶”，也就是所有的大清官民，都来支持慈禧太后与列强决裂的立场。换言之，这是一份"内部动员令”，将之称为"宣战诏书"并不准确。不但列强从未收到过这份文件，该诏书在清廷内部也只秘密传达到了内阁及部分地方督抚一级。
也正因为所谓的"宣战照会”和所谓的"宣战诏书”，并不是真的国际法意义上的宣战文件22,所以八天之后，6月29日，清廷尚能再下谕旨给驻各国使臣，向他们强调此次战事绝非朝廷所愿。谕旨写道：
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各使保护不及，激成大祸……尔时不得已，乃有令各使臣暂避至津之事……不料……（6月17日联军）先开炮击（大沽炮）台……自此兵端已启，却非衅自我开。且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持乱民以与各国开衅。sup23/sup
也正因为清廷自认从未正式向列强宣战，所以战事爆发后，始终没有按国际法的宣战规则召回驻各国使臣，且命令他们须将清廷不愿与列强开战的立场向各国“切实声明"，遇有交涉事件也仍须“照常办理”。7月份，清廷又在致
俄、日、英三国的国书中，再度重申未向列强宣战，希望各国能"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2\
之所以所谓的“宣战照会"里并没有宣战字样，而御前会议上的慈禧太后，却又坚持要与各国决裂，主要是因为：一、清廷中枢对自己的力量并不自信（慈禧倒是一度相信义和团的神功，还曾两度下旨命人去请五台山的神僧前来以"六甲神兵”退敌25）。二、慈禧未能得到清廷地方督抚的支持。比如，张之洞与刘坤一曾致电荣禄，说拳民只是"符咒惑人"，并不能真的避枪避炮，他们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也只是一种"会匪故套"。张、刘二人希望朝廷能够"明降谕旨，力剿邪匪”，否则"再过数日，大局决裂，悔无及矣"。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