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据茅海建研究"张之洞档案"发现，1895年中日战争期间，李提摩太曾致电张之洞，称自己"今日得妙法，救近救远。法成，赏一百万两；不用，分文不费"（李要价百万，似是为了引起注意和重视）；并以同样的价码向李鸿章兜售该妙法。李鸿章曾试图邀李提摩太北上详谈，得知李提摩太已起身赴湖北面见张之洞后，又转而致电张之洞，请他仔细考察李提摩太的“妙法”是否真的可用。见到张之洞后，李提摩太抛出的"妙法"是"延请外国监管中国的外交和政治"。张之洞则回应说：“不主张将中国变成某个国家的暂时的保护国。"
此外，李提摩太还拜访过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帝师翁同稣、恭亲王奕1斤等人，试图说服他们"对外借才”，但都没有成功。^不能成功的原因也很简单：请洋人来帮忙出谋划策是可以的，但要让洋人进入清廷的政府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甚至于像赫德一样直接掌控具体的权力部门，对清廷的安全而言却是巨大的隐患。
但戊戌年的康有为，似乎并不在意清廷的安全。毕竟，康门弟子上一年尚在湖南谋划运作"腹地自立"，传播"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政治理念。戊戌年夏天，李提摩太与康有为往来密切。很可能便是在这番往来中，康有为接受了李提摩太"对外借才"的建议。据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披露："在夏天的时候，康有为和我商量过变法的计划，我曾建议既然伊藤博文那样成功地改变日本，成了一个强国，那么最好的方法，是由中国政府请他作一个外国顾问。我后来被康有为约请到北京去作皇帝的顾问……”裔而且，李提摩太来京后，曾与伊藤博文住在同一所旅馆，与伊藤的秘书有过长谈。
随后，康有为的"懋勤殿计划”便增入对外借才的新内容（其“制度局计
划”未提及此事）。康建议光绪，"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25,也就是成立一个有伊藤博文、李提摩太这类外国专家参与的最高决策机构。
1898年9月20日，伊藤博文晋见了光绪皇帝。同日，康有为正式向光绪提出了“合邦”的建议。据康自述，该提案是他在前几日拟定的。出面呈递奏折的，是与康关系密切的御史杨深秀。杨在奏折中说：
臣闻刑部主事洪汝冲所上封事中，有迁都、借才两说，而其最要者，莫过联结与国之一条，盖亦深恐新政不及布置，猝为强敌所乘，蹈波兰之覆辙耳……今该主事所见与臣暗合，而其语之痛切尤过于臣，是诚按切时势之言也。昨又闻英国牧师李提摩太，新从上海来京，为吾华遍筹胜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况值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未为借才之举，先为借箸之筹。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26
奏折提到了洪汝冲之前的借才建议，也提到了李提摩太与伊藤博文是极合适的可借之才。内中的“固结英、美、日本三国"，显然也不是普通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结盟。外交结盟是正常事，不足以让杨深秀说出“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这种话。
见过了伊藤博文，也见到了杨深秀的奏折，但光绪并没有在当天就“借才”“合邦"二事做出决策。于是，次日，与康有为关系亲密的另一位御史宋伯鲁，就"合邦"一事再度上书。奏折中说：
又闻俄君在其彼得罗堡，邀集德、法、英各国，议分中国，绘图腾报……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并出示分割图。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
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以保乂我宗社。27
宋的奏折，终于将康有为"合邦"主张的具体内容（宋折中说，这些主张是李提摩太建议的）明确表达了出来。总结起来便是：一、”四国"合为"一邦”；二、自四国中选出百人，组成"合邦”后的新政府；三、新政府拥有管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的权力。
无疑，这是一项石破天惊、耸人听闻的计划。
虽列在合邦之中，但英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似乎未曾接触过这项计划，康有为将两国列入，或许只是因为有李提摩太参与—-英国政府可能对此事有所耳闻，其驻上海外交官班德瑞与白利南，曾批评康有为"被李提摩太的一些无稽之谈所迷惑"，责备"李提摩太是个阴谋家"，说他向康有为提供了“一些愚蠢的建议"。28
日本政府与"合邦计划”的关系则要复杂许多。因为“合邦”之说，本就来自日本。1898年初，梁启超曾将日本人森本藤吉的《大东合邦论》一书，改编为《大东合邦新义》（蔡元培评价说，梁启超是删改本“多无聊语"，且有颇多可笑之处，如将李鸿章改为"某总兵”如），由康门弟子经营的"大同译书局”刻印发行。《大东合邦论》一书宣扬日韩应合并为一个联邦，成为新的"大东国"，该书序文声称，唯有东方国家合邦为一国，才能抵御西方强国的侵略。3。为了影响更多的朝鲜人与中国人，该书以汉文书写，上海、天津、汉口、重庆、福州等地的乐善堂，均有此书出售。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删改出版此书，显然是因为他们认同书中的理念。3]
对执政者而言，"合邦论"最大的风险，是“合邦"之后的新政权以谁为主导。森本藤吉主张的“日韩合邦”，显然便是以力量强盛的日本去“合”掉力量衰弱的朝鲜。清廷与英、美、日四国“合邦”，自然也只能是国力强盛的英、美、日三国“合”掉国力衰微的清廷。明知如此，康、梁师徒为何还会接受"合邦论“？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便是康门上下此时仍持"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政治立场，旨在"保教保种”，并不在乎爱新觉罗皇室的存亡，即所谓
的“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所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所难堪者，我之亲戚、兄弟、友生耳"。而且，大略同期，康有为与谭嗣同等还在筹划"围园杀后”，欲以武力除掉慈禧太后，但光绪皇帝对此事并不知情。
就在宋伯鲁呈递"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奏折的同日，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软禁了光绪皇帝。此时的慈禧，尚未知晓康有为的"围园杀后”计划。数日后，她才会从荣禄的口中知悉此事，荣禄的信息则来自袁世凯。
慈禧之所以急于发动政变，大约是担忧朝廷的人事改革将走向"失控"。她不担忧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中枢大臣，也不担忧张之洞等地方督抚，这些人与她之间的政治联结，远比与光绪皇帝的政治联结紧密。她最担忧的，是伊藤博文与李提摩太成为光绪皇帝的贴身顾问，他们的背后是日本政府和英国政府，那是慈禧撼动不了的力量。她不能容忍光绪借外国势力与自己争权。
"戊戌六君子''之间的理念分歧
与光绪被软禁同时发生的，是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人被清廷逮捕，其中，谭、林、杨、刘四人是光绪皇帝新任命的军机章京，杨深秀是山东道监察御史，康广仁是康有为的胞弟。康有为与梁启超则出逃海外。“戊戌变法”夭折，成了"百日维新”。
1898年9月28日，政变后的第七天，清廷下达了杀害"六君子"的上谕，内中给他们定的罪名和刑罚是"大逆不道，着即处斩”32。次日，朱谕下至内阁，将六君子的“大逆不道"罪名进一步具体化。朱谕说：康有为宣扬邪说，利用变法的机会包藏祸心，竟然策划了“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这样胆大包天的计划，还私下成立保国会，宣扬什么"保中国不保大清”，实在是罪大恶极。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写了许多“狂谬”的文章；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则是"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
慈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谭嗣同、杨锐等“六君子"不审而判直接杀害，大约有两个原因：一、进入审判程序可能会引来外部势力的干预，慈禧希望快刀斩乱麻，以果断杀伐迅速掌控局面；二、政变后从荣禄处获悉"围园杀
后”计划，让慈禧震怒不已。
这种不审而判，给后世留下一种错误的印象，认为“戊戌六君子”有着共同的政治主张，是一群志同道合的维新志士。而事实却是，对戊戌年的改革，六君子意见和立场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其中，杨锐与刘光第二人对康有为和康党相当厌恶，林旭在被捕之前曾试图撇清与康党的关系，杨深秀的情形略模糊；只有谭嗣同，是康有为改革主张的真正拥护者，是一位无疑义的康党。
先说杨锐与刘光第。
戊戌年的杨锐与刘先第，大体可以算作张之洞门下之人。张之洞不喜欢康有为的学问，斥之为伪学、野狐禅。杨、刘二人的学术旨趣，则与张之洞大体相近。杨锐早年对康有为曾颇有好感，认为他上奏的某些条陈“透切时弊”弘。1897年12月，杨曾鼓动御史高燮曾上折子，推荐康去参加瑞典的“万国弭兵会"。但在戊戌年，杨锐对康有为和康党的态度，已从欣赏转变为不满与鄙视。在给张之洞的一封密信中，杨锐给了康有为一个“谬妄"的评价。信中说：’
近日变法，都下大哗。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谬妄，而诋之者至比之洪水猛兽，必杀之而后快，岂去一康而中国即足自存乎？……京师大老，空疏无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济！%
另据唐才质《戊戌闻见录》披露，谭嗣同在给唐才常的书信中提到，在军机处担任章京一职期间，因为杨锐公开表达对康有为的鄙视，谭嗣同与他发生过正面冲突：
伯兄日：复生入值，与刘裴村一班，刘愿者，虽不奋发，而心无他。然可虑者，叔稣跋扈，媚旧党而排南海，复生愤与之争，叔嘛不纳。兆
“伯兄”指的是唐才常，复生即谭嗣同，刘裴村即刘光第；叔峙即杨锐，南海即康有为。这段话的意思是：谭嗣同去军机处值班，与刘光第排在一起。刘没什么，做事不积极，但也不闹腾。最让人担忧的是杨锐，此人嚣张跋扈，
成天取媚旧党，对康有为非常排斥。谭嗣同愤愤不平，与杨锐公开争执，杨不采纳谭的批评。嚣张跋扈、取媚旧党这类负面评价，是唐才常个人对杨锐的一种成见。但他提到杨锐与康有为一派不合，引发谭嗣同不满，则是一个重要的客观事实。
杨锐的好友高树，也在《金銮琐记》里记载称，杨锐对同为军机章京的谭嗣同、林旭二人相当不满，私下里评价谭嗣同"鬼幽”、林旭"鬼躁”：
鬼幽鬼躁杨公语，同列招灾窃自忧……叔崎日："某君鬼幽，某君鬼躁，同列如此，祸可知矣。"sup37/sup
参考戊戌年谭、林二人的行状，可以知道，杨锐之所以评价谭嗣同"鬼幽”，是因为谭与康党多有密谋而不令杨锐、刘光第等人知晓。之所以评价林旭“鬼躁"，是因为林年少轻狂，“日夜谋变更一切甚亟""，也就是不稳重，求变之心太急切。
杨锐担任军机章京，是张之洞请托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的结果。刘光第的情形，与杨锐大致相似，他任职军机章京，也是借了张之洞的力量由陈宝箴推荐。或许是因为不像杨锐那样是张之洞的心腹之人，所以刘光第事前并不知道自己会被推荐去做军机章京，入职之后也没有像杨锐那样积极活动（杨很希望促成张之洞入京，来主持变法）。
不过，刘光第对康有为等人的坏感受与杨锐并无区别。康党开设保国会，刘仅前往一次，因不喜欢康有为等人的言论，再未有过交往。他还在家信中感叹说，朝中新旧两党相争让人寒心，而自己偏是一个“无新旧之见"的人：
新旧两党，互争朝局（好在兄并无新旧之见，新者、旧者均须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兄实寒心。非
刘光第家书里"无新旧之见"的自述，与唐才常对他的观察是一个“愿者"，两面不得罪人，在军机处做事，虽然不积极，但也不闹腾，可谓相当一致。
戊戌年朝中新旧两党之争，始于改革理念差异，终于光绪与慈禧之间的权力斗争。当光绪将有关新政的奏章，一概越过军机大臣，交由新任的四章京办理时，身在局中的刘光第，便已明了自己已被迫卷入高层权斗，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为了免祸，他在军机处值班时的做法是："仍以要件商诸大军机，又曾请于德宗，为言不能僭越大军机之权。”〃，遇有重要奏章，仍拿去与“大军机”（指军机大臣，军机四章京当时被称作"小军机”）商议，并寻了个机会上奏劝说光绪皇帝，希望他不要以军机章京来架空军机大臣的权力。这些做法，显示了刘光第的政见和立场与康有为等人大不相同。
故此，当入军机处值班不过十余日的杨锐与刘光第二人被清廷定性为“康党”而惨遭杀身之祸后，时人皆视为奇冤。张之洞也曾急电京城友人，请他们营救杨锐。他在电文里打包票为杨锐做担保，说他绝对不可能是康有为的同党。电文如下：
杨叔蜂者，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议论，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逮，实系无辜受累。4i
刘光第死后，家中被查抄，亦搜出一份尚未写完的针对康有为的弹劾奏章。
其实，被捕之前，杨、刘二人已隐约觉察到了时代的车轮，很可能会从他们自己的身上碾过，均动过辞官退隐的念头。杨在给弟弟的家书里说，自己没办法和林旭等人共事，军机章京这份职务实在是无法继续再做下去：
同列又甚不易处，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当者，兄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兄拟加遇事补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见，今甫数日，既已如此，久更何能相处。拟得便即抽身而退。及
刘光第也想辞职。他很担忧自己长期处在军机章京这种敏感职位上，“终以憨直贾祸"，会给自己招来祸端。他原本计划待下一次被光绪当面召见时，
就痛陈一番"新政措理失宜"心，对新政做一番批判，然后就辞官回家。可惜，没能等到那一天，慈禧就已经发动了政变。
再说林旭、康广仁与杨深秀三人的情况。
林旭任职军机章京时，年仅24岁。他对康有为的看法，多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并没有什么定见。1897年11月，林致书李宣龚，谈到自己与康有为的交往，称"康长素适来，日有是非,欲避未能”m。所谓"是非”，大约是指此时政、学两界的主流人物均不喜欢康有为的政见和学术。林是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孙婿，以世家子弟身份在京寻求政治机会，自然不太愿意与风评不佳的康有为和康党扯上关系。
至1898年5月，康有为已得到光绪青睐。林旭在为康的《春秋董氏学》作跋时,已转而颇为自豪地明言自己是康有为的学生，说康将他的学问"授旭读之”九
林旭进入军机处，可能与他在1898年6月被荣禄招入幕府有关。光绪选拔军机四章京，既希望通过他们乘贯彻自己的改革意志，也希望在选人时可以平衡满汉新旧—杨锐、刘光第与汉臣领袖张之洞关系密切；林旭与满臣荣禄有来往，且与康有为交好；谭嗣同有湖广官场的背景，同时又是康有为的拥护者。
据时人披露，林旭当值期间，"欲尽斥耄老诸大臣”，"凡建一策，僚辈不能决者，旭大呼奋笔拟稿以进"*可见他确实是一个非常积极，同时也相当冒进的人。这种冒进，曾引发荣禄的担忧。他写信给林，劝他在新政事务上与“枢廷诸老”好好合作，“斟酌情形，悉心商办”，不要"遇事纷更”，别动不动就要改这个变那个。47但林似乎并没有接受荣禄的劝告。与张之洞急电京中友人营救杨锐不同，林旭被捕后荣禄未曾施以援手。荣的这种态度，或许与二人之前的疏离有些关系。
康广仁是康有为的胞弟，自然支持康有为。不过，在政变前夕，康广仁也曾致信友人，抱怨过兄长的做法太过理想主义，目标太高、敌人太多、支持者太少，缺乏可操作性，成功率不高。其信函原文如下：
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衡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故常谓
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愿，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必
杨深秀的身份是御史。杨锐在给张之洞的密函中曾提到，御史圈里面"惟杨深秀、宋伯鲁最为康用”4\康有为在戊戌年写了许多奏章，大多以杨深秀、宋伯鲁二人的名义呈递，结果使杨深秀被杀害，宋伯鲁逃往外国使馆得免一死。
杨深秀被杀的直接原因，是他替康有为呈递的那份与“合邦”有关的奏折里，不但建议皇帝聘请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为贴身顾问，还劝说光绪调袁世凯的军队入京。该折附片中还有一个计划，称颐和园内存在一个"秘密金库”，希望光绪允准募集300人，于9月23日入园发掘，挖出来的金子正可作为变法经费。5。所谓秘密金库云云，自是子虚乌有，该建议的真实用意便是康有为等人策划的“围园杀后"计划。编造"秘密金库"这个谣言，是为了有一个理由将武装人员带入颐和园。在杨深秀呈递奏折之前，谭嗣同已致信唐才常，要他带会党人马秘密入京，等待时机伪装成掘金工人入园，趁机杀死慈禧。杨深秀卷入这样的密谋，而慈禧又在政变后知晓了该密谋，他自是难以侥幸。不过，杨在呈递奏折时，是否知晓"入园掘金"的实质乃是"围园杀后”，资料有限，尚难以判断。
略言之，“戊戌六君子"中，杨锐与刘光第二人并非康有为的同道。林旭与康有为的关系则存在摇摆。杨深秀是否知晓康有为等人的惊天策划，也尚缺乏证据。康广仁对康有为的做事方式颇有异议。唯有谭嗣同，高度认同康有为的政治立场。他在戊戌年的所作所为，全然是在践行"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刀的夙志。致力于"保教保种”且暗存“保中国不保大清”之念的康有为，正是谭嗣同心目中的“圣人"。
遗憾的是，“六君子"被清廷杀害后，康有为等决定充分利用“保皇”这一政治资产，遂出于宣传的需要，刊布了许多回忆、纪念文字。这些文字，将杨锐与刘光第打扮成了康有为的忠实拥痉。如康有为在《六哀诗》里面说，杨锐“与我志意同，过从议论熟”；梁启超在《杨锐传》里说，杨锐“久有裁抑，吕（后）武（则天）之志"，于是"奉诏与诸同志谋卫上变"。其实，杨锐并
不知道康党的"围园杀后"计划，他的立场始终是调和帝后关系，而非扳倒慈禧。对于刘光第，康、梁也做了类似的虚假描述。
康、梁的这种做法，与清廷对"六君子"的草率定性，构成了一种虚假的“呼应"，也让戊戌年改革的本来面貌发生了扭曲。进而严重影响到后世对这场改革的反思。百日维新是一场极为错综复杂的改革，它的失败，既不能简单地以“顽固派的镇压”来解释，也非责备康有为“志大才疏”便可使人满意。它实际上是清廷此前30余年洋务改革失败结出来的一枚苦果。在这场改革里，年轻的皇帝不再信任旧体制；旧体制里的太后与官僚集团也无意响应年轻的皇帝；"改革旗手"康有为在改革启动的前一年，便已萌生出"保中国不保大
清”的思想，无论是对年轻的皇帝还是老迈的太后，他都缺乏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