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的5月29日，65岁的恭亲王奕诉与世长辞。这位晚清改革最重要的启动者、支持者与执行者，据说在临终之际留下了两句遗言。一句是向慈禧太后"泣奏"要当心帝师翁同稣，说"翁心叵测，并及怙权”\另一句是提醒光绪皇帝：“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也。"2他去世后不足半月，翁同稣被驱逐出中枢，光绪皇帝召见了康有为，然后宣布启动变法。
过于准确的预测往往都是后世杜撰出来的，恭亲王的那些遗言也是如此。杜撰者搞错了一个基本事实：决意驱逐翁同解的并非慈禧太后，而是光绪皇帝。
光绪皇帝很不满"变法诏书"
1898年6月11日，清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一份"明定国是"诏书。
该诏书被后世视为"戊戌变法"启动的标志，但鲜有人注意到，该诏书从头至尾贯穿的并非光绪皇帝的意志，而是帝师翁同稣对改革的理解。此事的始末，本书前文《1891年：皇帝开始学英语》已有考据。这里仅做一点扼要的复述。
诏书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谈为什么要发布这样一份诏书。皇帝希望通过该诏书将“国是"，也就是改革的路线方针确定下来，以后朝廷与地方全按照这个路线方针去做，不必再有争论。第二部分是传达"新国是"的具体内容。第三部分是传达关于京师大学堂的改革方针。显然，第二部分最为关键--关于“新国是“，诏书原文这样表达：
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sup3/sup
这70余字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但这段文字并非光绪皇帝的本意。据帝师翁同解日记1898年6月11日记载，诏书的草拟情形是这样的：
是日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翰林官应准入学，圣意坚定，臣对：“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退拟旨一道，又饬各省督抚保使才，不论官职大小旨一道。4
这段日记，透露了三项信息：一、光绪想要发布“明定国是”诏书，是受了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的影响q众所周知，杨深秀、徐致靖的背后是康有为。二、光绪交代翁同解，他心目中的"新国是"是“专讲西学”，要求在诏书中对这一点"明白宣示"，不许含糊，而且"御书翰林官应准入学"，要翰林去修习西学。三、翁同解认同应该确立“新国是"，但他不同意光绪主张的“新国是”。尽管“圣意坚定"，要求"专讲西学"，翁还是当面提出了修正意见；"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
对照后来以光绪皇帝名义公开颁布的“明定国是诏书"，可以知道，翁同解将自己的意见，变成了诏书的正式内容。光绪皇帝“今宜专讲西学"的意志遭到了否决。翁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是面对面说服了光绪吗？显然并不是，因为仅仅过了四天，翁同稣就被以光绪皇帝名义下发的谕旨给罢免了。谕旨陈述翁的罪状是："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任枢机之任。"5这段陈述，恰与翁同稣拟定的“明定国是诏书”并未体现光绪皇帝“专讲西学”的意志一事高度合棒。时间如此接近，显然不能用巧合来解释。、••
“明定国是诏书”里暗藏的这番玄机，可以说是理解戊戌年变法命运极为关键的一环。比如:
一、欲有所作为的年轻皇帝，至晚自1889年起，就开始接触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这类倡导改革的著作，稍后又深受李提摩太主持的广学会所出版的西学著作的影响。到1898年，皇帝已搜求到至少129种西学书籍，其中89种是广学会的出版物，皇帝还购置了全套广学会会刊《万国公报》。在这些书籍的影响下，皇帝产生出“专讲西学”的改革理念，实在是不足为怪之事。
二、戊戌年前后，谈变法者极多。在一大堆谈变法的奏折里，光绪皇帝会看中康有为，并不是一件偶然之事，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与知识结构高度相似。和光绪一样，康有为也是广学会出版物的忠实读者，他变法奏折里的内容基本取材于广学会的出版物。
三、翁同稣本是光绪皇帝颇为信赖和倚重之人，却在“明定国是"诏书上违逆光绪的意志，不愿写入"专讲西学”字眼，坚持要按自己的理解去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路。这种对抗给光绪造成了巨大的刺激，他不惜自毁羽翼也要罢免翁同稣即是明证。康有为后来欲开制度局、懋勤殿作为变法的最高决策机构，且能得到光绪皇帝的认同，即是因为皇帝本人也亟欲摆脱旧官僚体系对自己的束缚，以求开创新局一一皇帝显然不会忘记，他在甲午年之后痛定思痛，曾有过一番改革的雄心壮志，结果却是"十万新军计划流产”"财政整顿计划流产”“京师大学堂计划流产"。翁同稣对“明定国是"诏书的阻挠，与这些改革计划的流产，本质上是一样的。造成的结果也相同，那就是：年轻的皇帝越来越受不了旧官僚系统。
制度局、懋勤殿与大裁员
在戊戌年，康有为鲜少就具体的改革事务如新学堂、新农商、新军事等如何办理发表意见。他孜孜不倦致力推动者，乃是请开制度局与懋勤殿。
1898年初，康有为上了一道折子，请求皇帝在中央开设制度局，作为维新变法的总司令部；制度局下面，设十二个专门分局，负责各项维新事宜；地方则开设民政局与新政局，负责将新政落到基层。
这项举措若获实施，将架空自中央到地方的现有行政机构。虽然康有为辩解说，他并不想架空六部、军机处、总理衙门与地方督抚衙门；在他的构想
里，制度局只是一个"议论”机构，原有的行政机构则是具体的“办事"机构。但这种解释实可谓此地无银。所谓"议论”机构，即发号施令的脑子；所谓"办事"机构，即执行具体政策的手足。垄断了脑子，手足便只是傀儡。更何况，康还建议光绪"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6。如此，新政的执行也将为新机构所垄断，旧机构能做，便只剩下那些未被改革的旧政。
按康的设计，王大臣将担任制度局的总裁，制度局会议须由皇帝亲临主持；去制度局值班者，是筛选出来的"天下通才"，这当中包括了康有为。据康自己的说法，翁同就（此刻尚未与康反目）曾表示愿意推荐康去制度局当值。7
1898年6月13日，康有为起草了一份折子，以礼部侍郎徐致靖的名义，呈递给光绪皇帝。折子的核心内容，是建议皇帝任命康为贴身顾问。随后，便有了6月15日光绪对康有为的召见。但事情进展不顺，因慈禧的干预，康有为没能成为光绪的贴身顾问。稍后，康上奏弹劾了礼部尚书许应揆，又向皇帝进呈自己的著作《孔子改制考》（删改版，隐去了带有革命色彩的内容），并再次上奏请求开设制度局。康在折子里说，皇上若不想变法图强，也就罢了；若想变法图强，那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非开制度局不可。8
光绪对康有为开制度局这一建议颇感兴趣。如前文所言，甲午年之后，光绪对改革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但始终无法依赖既有的官僚系统将这些想法变成现实。他无法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新式军队，无法整顿财政分割地方督抚掌控的税源，也无法废除科举建立新式学堂体系，甚至无法将自己"专讲西学”的主张写进“明定国是”诏书。康有为提议开制度局，意味着打造一套围绕着皇权运作，可以让光绪如臂使指的新官僚系统。所以，皇帝迅速将康的奏折下发给总理衙门讨论。当总理衙门深知此事关系重大而故意回应迟缓时，光绪又屡次动怒，责令总理衙门必须限期拿出意见。庆亲王奕勘承受不住压力，只好去颐和园求助。慈禧的反应可想而知，她向奕勘交底："既不可行之事，只管驳议。"9于是，在拖了一个多月之后，总理衙门拿出了一份冗长的讨论报告，对康有为的建议做了逐段批驳。、
康有为也觉察到了这种巨大的阻力。他在《自编年谱》（即《我史》）里说，自从请求在京城开设十二局，在外省开设民政局之后，便是流言纷纷，都
说康想将内阁六部以及地方督抚、藩臬司道全部废除架空，"于是京朝震动，外省悚惊，谣谤不可听闻矣。军机大臣曰：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1°。改革的目地，是重新分配权力和利益，康的这番回忆，大体属实。
制度局成了众矢之的，康有为转而建议皇帝在内廷开设懋勤殿。制度局是个新名词、新事物，懋勤殿不同，清代历史上有过开设懋勤殿的先例。但此事的本质，慈禧、军机处与六部衙门洞若观火，同样没有结果。除了制度局与懋勤殿，康还曾将新机构的名号换作"置散卿”“议政局"等，皆是没有结果。"到1898年的9月，新政宣布启动已有足足三个月，光绪所期望的改革局面仍迟迟没有动静。皇帝终于失去了耐心，他决定乾纲独断，不再与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众大臣商议，直接宣布开设懋勤殿。康有为获知消息后，立即去找了王照与徐致靖，让他们写折子推荐自己与梁启超进入懋勤殿。
王照后来回忆说："七月二十九日（旧历）那天午后，我与徐致靖正商量折子的草稿，康有为来了，面有喜色，告诉徐致靖和我，谭嗣同请皇上开懋勤殿，准备任用顾问官十名，名单皇上已经定了，需要朝臣举荐走个形式。所以来请你们二人写折子推荐十个人。我推辞说自己正准备上一道更重要的折子，恐怕没有时间。康有为说皇上已经定了名单，今夜一定要见到推荐的折子，这个折子最重要，你的折子改日再说吧。我不得已，于是和徐致靖分别写了折子。我负责推荐了六个人，以梁启超为首（注：王记忆有误，为首被推荐的是康广仁），徐致靖负责推荐另四个人，以康有为为首。折子夜里递上去，第二天早晨皇上赶赴颐和园面见太后，却将我们的折子暂交到军机处记名存档（这意味着光绪并未就懋勤殿人选做出最终决定）。原来康有为所谓皇上已经确定了人选名单，并不是真话。"i?
所谓的"懋勤殿十人名单"或许是假，但光绪迫切想开设懋勤殿，变更高层决策机制，掌握最高权力，以推动“专讲西学"的改革，却是真的。这也恰是戊戌变法最大的阻力所在。慈禧对制度局和懋勤殿不满，中枢大臣与地方督抚也不希望自己的权力被架空、利益受损。整个官僚系统则充满了京寸“裁撤冗员”的恐慌。苏继祖（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的女婿）在《戊戌朝变记》里说，当时京城之中，已有裁撤六部九卿，设立鬼子衙门，用鬼子办事的谣言（指康
有为向光绪力荐传教士季提摩太与日本政客伊藤博文为改革顾问，进入最高决策层），以致那些老迈昏庸、懵懂无知的官员焦急欲死，整日毁谤皇上、诅咒康有为。，
在这咒骂声里，康有为觉得自己有些冤。他说：自己确实建议皇帝引进新人、设立制度局或懋勤殿，但从未建议裁撤旧人、废除六部九卿。外界都将"裁撤冗员"的主张归于自己，但自己的变法主张一直都是"但主增新，不主裁旧”，既要“选通才以任新政"，也要“存冗官以容旧人"。m康的这些话大体可信。1898年8月23日，太仆少卿岑春帽上折请求裁除冗署。岑的建议十分大胆，仅中央就建议裁除以下机构:詹事府、宗人府的宗丞、大理寺、通政司、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岑本人的工作部门）、内务府（裁一半）•，…•此折引发官场恐慌，招致举朝反对。康有为也觉得太过，于同月29日上折，希望皇帝在人事改革上采取"以高爵待耆旧，以差使任才能”"的办法，将旧官僚系统里的无能者用优厚的待遇养起来，将新政要务交给新提拔的人才，而不是以激进的手段直接裁官。
但光绪未能采纳康的建议，他已决定使出雷霆手段。康上折的第二天，未做任何预备性部署，皇帝直接宣布了一份大规模裁并冗署冗官的上谕。岑春炬奏折中建议裁掉的机构，基本都列入了上谕的裁撤名单。
一时间人心惶惶。时任顺天府尹的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详细记述了亲身经历的这场动荡。他说：戊戌政变，首先起源于裁官。京城国散衙门被裁撤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失业者近万人，朝野震骇，民不聊生。太仆寺被撤之后，我前去接收公事档案，发现自从上谕下达后，众人如鸟兽散，办公室空无一人，印信、文件也全都找不到了，门窗亦被全部拆毁，一切接办都无从着手。16
太仆寺、太常寺这类机构，确可算作冗署，也确可以裁撤。时代变了，要处理的问题也变了，这类传统衙门已是很尴尬的存在。然而，如何安置、安抚被裁撤者，以平息大规模失业造成的恐慌与混乱，却没有任何准备。于是，结果便是陈夔龙所见的毁文书、撕档案、扔印信、拆门窗。接收上的这种混乱，其实还只是小事；更紧要的问题是：如何在裁员时重新平衡各方利益？光绪对此事，似乎也是毫无预案。
皇帝更激烈的动作还在后面。
下达大裁员谕旨的第二天，礼部主事王照写了一道奏折，弹劾礼部堂官怀塔布等人扣押自己的折子，不将之呈递给皇帝。王照说，若礼部继续拒收拒递，他就要将折子送往都察院。王照要礼部代递的奏折，核心内容是建议光绪皇帝侍奉慈禧太后，一同巡幸中外，去考察各国新政，并建议以日本为首站。礼部拒绝代递，是觉得该建议可能会将皇帝和太后推入险境，毕竟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一俄国皇子在日本遭到袭击，李鸿章也在日本遇到刺杀。
礼部的这种担忧显然是有道理的。但王照觉得，自己的良苦用心远比礼部的担忧重要。据王照自述，其奏折的用心是：由光绪侍奉慈禧游历日本，明了日本崛起的缘由后，再"奉太后之意以晓谕臣民”实施变法，“所有变革之事皆太后开其端，皇上继其志"。如此，“以名誉归太后”，将变法主持者的名分让给慈禧，便可以调和皇帝与太后之间的矛盾，进而消弭最高权力集团之间的斗争。"但奏折递不上去，王照的良苦用心便毫无实现的可能。所以才再次写了奏折，要弹劾礼部堂官怀塔布等人。新政启动后，光绪有旨不许各部扣留任何谈论变法的奏折，礼部担忧王照将事情捅到都察院后闹大，无奈只好代递了他的奏折。
然后，事情便朝着与王照的期望完全相反的方向疾驰。读到王照的弹劾奏折后，光绪勃然大怒，将礼部六位堂官全部罢免；王照则连升三级，赐三品顶戴，授四品京堂候补。王照的本意，是劝说皇帝将"变法领袖”让给慈禧，调和二人的关系，结果却激化了他们之间的权力冲突——在光绪看来，礼部六堂官扣留王照的变法奏折，是明目张胆不将皇权放在眼里；在慈禧看来，皇帝独断专行罢免礼部六堂官、是迫不及待清除异己向自己夺权。
对激进的后果，光绪似乎也有所意识。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他在罢免礼部六堂官的第二天，破格任命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人为军机章京，让他们参与新政。这四人中，谭嗣同对康有为执弟子礼，杨锐、刘光第的背后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林旭的背后则是直隶总督荣禄。
"中日合邦"与慈禧政变
除了制度局与懋勤殿，康有为在戊戌年还曾建议光绪皇帝实施另外两项重大人事改革。
一项是废八股设立"孔教会”。扼要来说，便是自中央到地方建立一套与世俗政权完全平行的神权体系，教首的产生流程及权力运作则独立于皇权之外，"以衍圣公为会长，听天下人入会，令天主、耶稣教各立会长，与议定教律。凡有教案，归教会中，按议定之教律商办，国家不与闻”。sup18/sup
"孔教会"显然是在机械效仿"耶稣会"等欧美传教士团体。不过，该主张似未得到光绪的青睐，也未得到士林的认同。毕竟，为证成"孔子改制”，康有为对儒学的解读已严重偏离了当时的主流儒学。
另一项改革建议是与各国“合邦”，该建议严重激化了高层权力冲突。
康有为的“合邦”目标是英国与日本。其《自编年谱》中有这样一段叙述，说他曾与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i9时为戊戌年四月，康有为尚未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矢野文雄与伊藤博文之间有很好的交谊，康有为在戊戌年与伊藤博文建立联系，很可能便是通过矢野文雄的渠道。
《自编年谱》中没有对"两国合邦大会议"做更详细的描述。要了解康所谓的“两国合邦”究竟何意，须参考其他资料。比如，刑部主事洪汝冲曾上书光绪（据孔祥吉的考据，该奏折当是康有为所拟），提出迁都、借才、联邦三条建议。迁都指的是建议清廷将都城迁往荆襄2°,"借才”“联邦"二策，则均与“合邦"有关乙
关于“借才"，奏折的主张是：“职以为不仿行西法则已，苟仿行西法，则一切内政，尤当广聘东西各国名士，畀以事权，俾资赞助，收效必宏。”意即建议光绪聘请“东西各国名士”参与新政，这些“名士”不只是顾问，而要“畀以事权"，赋予他们具体的职务和权力。奏折还提出了具体的"名士"人选："甲午之役，则伊藤、陆奥，名震寰区。近日伊藤罢相，将欲来游，借觇国是。皇上如能縻以好爵，使近在耳目，博访周咨，则新政立行。"也就是希
望光绪聘请刚刚卸任日本首相职务的伊藤博文，使之成为核心决策层的重要顾问。
关于"联邦”，奏折的具体建议是：
为日本者，所亲宜无过中国，以我幅员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诚得与之联合，借彼新法，资我贤才，交换智识，互相援系，不难约束俄人，俾如君士但丁故事，则东西太平之局，可以长保，而祖宗缔造之业，亦巩如磐石矣。此事若在欧西，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挪威以合于瑞典而得自存，匈牙利以合于奥地利而以不灭。他如意、德以众国合成而称帝制，既无碍自主之权利，而有关两国之存亡。故坦然行之，并无猜忌。
不难看出，虽然“联邦”一词的语意颇为含糊，但可以肯定，绝不是一般的国与国之间的结盟。若止于国与国之间的结盟，奏折就不必拿"挪威合于瑞典”"匈牙利合于奥地利”来举例，更不必说"此事若在欧西，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这种话。
请洪汝冲向皇帝推荐伊藤博文的同时，康有为还邀请了来华多年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赴京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他的"借才”想法，其实来自李提摩太。
早在甲午年清廷战败之后，李提摩太便撰有《新政策》一文，刊登于《万国公报》。其核心内容是：
一、宜延聘二位可信之西人，筹一良法，速与天下大国立约联交。
二、宜立新政部，以八人总管，半用华官，半用西人c
三、铁路仍电请西国办理铁路第一有名之人，年约四十岁者与之商办。
四、李提摩太本人力强年富，心计最工，在新政部应总管筹款借款各事。
五、中国应暂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随时入见皇上，以西国各事详细奏陈。
六、国家日报，关系安危，应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总管报事。
七、学部为人才根本，应请德人某某、美人某某总之。
八、战阵之事，李氏本人素来不懂，应专精此事之人保荐人才，以备任使。
九、以上各事，应请明发谕旨。22
这一连串建议，究其实质，是希望清廷在外交、铁路、财政、报纸、教育等部门向各国"借才”，且这种“借才"非一般的顾问性质，而是要有“总管”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