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设立学堂本意，以中学为根柢，兼采西学之长……梁启超及分教习广东韩、叶诸人，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而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鼐辈，为之乘风扬波，肆其簧鼓。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实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他日年长学成，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sup17/sup
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王先谦等人不反对“采西学之长"，他反对的是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学堂内“乘风扬波，肆其簧鼓"，向学生灌输民权理念这种“邪说”。他担忧受了这种教育的学生，长大之后脑子里没有"忠孝节义"的观念，对清廷不会再有认同感。王先谦等人是改革者，但他们的改革主张仅限于引进西方的强国之“术"，大清的立国之“道”是决不能改的。
为了挽救那些被梁启超们“祸害”了的湖南学子，王先谦等人还制定了一份《湘省学约》，内中有一段针对梁启超等人更激烈也更具体的批判：
考其为说，或推尊摩西，主张民权；或效耶稣纪年，言素王改制；甚谓合种以保种，中国非中国，且有君民平等、君统太长等语，见于学堂评语、学会讲义及《湘报》《湘学报》者，不胜偻指。似此背叛君父，诬及经传，化日光天之下，魅魅横行，非吾学中之大患哉！……今与吾湘人士约，屏黜异说，无许再行扬播，煽惑人心；其被诱误从者，均宜悔改。sup18/sup
这段批判的意思更加清楚。王先谦不能认同的，是康门弟子对民权的推崇。他们的政治主张里有改革的成分—•主持岳麓书院时，王先谦曾要求书院学生订阅《时务报》；戊戌政变后，他也不赞成恢复八股科举。但王先谦容不下"君民平等"这种思想。
叶德辉的情况与王先谦略有不同。他比王先谦年轻，正是气盛之时，所以对梁启超等人的攻击也要猛烈许多。叶曾发出"鄙人一日在湘，一日必拒之，赴汤蹈火，在所不顾"i9的誓言。但叶也不是一个保守的排外者。他曾批评那些嘲讽“西人无伦理"者为“浅儒"％他与时务学堂西学总教习李维格（上海人，19世纪80年代赴英国求学）的关系也甚好，常就西学问题交流心得。庚子年，清廷中枢号召民众驱逐洋人，旨意传达到湖南后，叶德辉进入巡抚衙门，极力劝阻公布谕旨，理由是“告示一出，捣毁教堂之案必纷纷而起，无论战事利钝，终归于和，彼时赔偿之费将何所取？"2\
总体而言，叶德辉不反对变法，但他不是变法的倡导者。他解释说：自己很清楚眼下的时局已到了需要做出变革的地步，但每次变法都不能解决问题，反生出更多的新问题，所以自己不倡导变法，只呼吁去弊：
制造兴，则仕途多无数冗员；报馆成，则士林多一番浮议。学堂如林，仍蹈书院之积习；武备虽改，犹袭洋操之旧文。凡泰西之善政',.一入中国则无不百病丛生，故鄙人素不言变法，而只言去弊。弊之既去，则法不变而自变矣。22,
西方的好东西一旦引入大清就变了样，就成了百病丛生的东西。这种例子见多了，叶德辉便成了一个明知道该变法，却又不愿再提倡变法之人。他只希望能有办法根除本土那些弊端。弊端一除，不用主动去变法，自然而然就会不同。
遗憾的是，叶德辉的思考未能再进一步。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之所以会出现每次变法都生出新问题，根源正在于清廷只引入先进技艺，却没有改革制度的运作模式。此时的叶德辉仍坚信清帝国在世界中拥有天然的特殊地位。他先从人种层面论证说：亚洲在地球的东南方，中国正在其中；西方人还把中国人称为黄种人。按"五行之位首东南”“五色黄属土，土居中央”，这意味着“天地开辟之初，隐与中人以中位”23,中国人是天生的最伟大的中央人种。又从文化层面论证，认定西方的宗教不过是中国"老氏之学”的余绪与皮毛：老子的学问在中国演变为儒家与法家，"人夷狄而为浮屠，又变而为释……若天主、若耶稣，又本释氏之支流余裔”24。
一面是人种、文化层面质自恋自大，一面是承认现实政治已坏到极点难以改革。这两种认知奇异而扭曲地共存在叶德辉身上。催生出来的，便是他对梁启超等人的极度反感。这种反感基于两重认知：一、叶坚信儒学是最先进的东西，“孔教为天理人心之至公，将来必大行于东西文明之国”sup25/sup,不用搞什么“保教运动"，在未来，西方人必定会拜倒在孔教脚下，成为儒学的信徒。
二、叶无法容忍梁启超等人为了现实政治需要，而变更久已形成定论的某些历史事实与历史评价，比如"言仲尼改制，言王莽王田，言秦始皇不焚书，言王安石能变法。千百年之所是，一旦而非之。千百年之所非，一旦而是之”26。
扼要而言，1897-1898年的“湖南守旧派"与康门弟子之间的这场对抗，并不是什么顽固派与改革派之间的斗争。而是两群同样认同改革，却对需要改革到何种程度存在巨大认知分歧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王先谦与叶德辉等人驱逐梁启超等，并非出于私利，仅缘于他们的认知，或仍局限于"忠孝节义”的范畴，或仍坚信儒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
被他们批判的谭嗣同与唐才常等，却早已坚信"君主之祸”不除，中国的改革即无成功的希望。1897年，谭、唐二人已开始着手联络会党势力，组建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戊戌年，谭嗣同一度计划秘密运送这支力量入京围杀慈
禧。庚子年，唐才常又率领这支名为"自立军"的部队起义，不幸失败，唐亦遇害。
无双国士"未尝须臾忘革命"
湖南的康门弟子因王先谦与叶德辉等人的发难而人心惶惶，纷纷欲离湘避难，谭嗣同却不以为意。
在谭看来，既然要做事就要有不惧杀身灭族的觉悟。他给老师欧阳中鹄写信，如^w：
宗旨所在，亦无不可揭以示人者，何至皇遽至此！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耶稣以一匹夫而攫当世之文网，其弟子十二人皆横被诛戮，至今传教者犹以遭杀为荣，此其魄力所以横免于五大洲，而其学且历三千年而弥盛也。呜呼！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27
当然，谭嗣同并非主张无谓的牺牲，只是深知推动时代转型的风险。早在1886年，他即写信给上海的好友汪康年，请他想办法替自己搞几张英俄的“免死卡"。信中如此说道：
传闻英俄领事在上海开捐"贡监"，捐者可得保护，借免华官妄辱冤杀，不识确实否？保护到如何地步？价值若干？有办捐章程否？嗣同甚愿自捐，兼为劝捐，此可救人不少……嗣同求去湖北，如鸟兽之求出槛繁；求去中国，如败舟之求出风涛；但有一隙可乘，无所不至。若英、俄之捐可恃，则我辈皆可免被人横诬为会匪而冤杀之矣。伏望详查见复c28
谭没有弄到所谓的英俄“免死卡"。在湖南士绅的批判与驱逐声中，鼓吹民权的《湘学报》与《湘报》引起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注意和不满，进而被整顿清理。康门弟子也于1898年陆续离开了湖南。同年，康有为、梁启超与谭嗣
同三人进入光绪皇帝的视野，北上入京深度参与到"戊戌变法"之中，"湖南腹地自立”计划遂无疾而终。康、梁、谭等人留给后世的政治标签，也由“革命者”急骤转向了“改革派”。
不过，当谭嗣同于戊戌年北上担任军机章京参与维新时，许多人并不相信他会甘愿替清廷卖命。毕竟，他既是"湖南腹地自立"计划的骨干推动者，其《仁学》一书中，也处处呈现出对帝制，尤其是对爱新觉罗皇室的高度痛恨。
所以，在革命党人黄中黄（章士钊）看来，谭北上的用意，绝非效忠清廷，而是与沈彦、唐才常等人有所分工，试图在清帝国的政治中心有所行动：
（沈彦）持破坏主义，出于性成……独嗣同、才常与（沈意）谈天下前局，其旨趣虽有出入，而手段无不相同。故嗣同先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号召天下。迨凶耗至，才常投袂而起，誓为复仇，点亦随之而东下……以嗣同天纵之才，岂能为爱新觉罗主所买，志不能逮，而空送头颅，有识者莫不慨之。29
欧阳中鹄是谭嗣同的老师。欧阳中鹄之孙欧阳予倩，也不相信谭会真心为爱新觉罗服务。欧阳予倩搜集家藏谭氏书信，于20世纪40年代编成《谭嗣同书简》。在该书序言中，欧阳予倩如此表达自己对谭北上的理解：
在他（谭嗣同）的著作中，他对清政府不满的议论颇不显明，他给我祖父的信里却公然说满人视中国为傥来之物，无所爱惜。可见他对于利用光绪行新政，不过认为是一时的手段。还有一事为证，就是他曾经秘密把《大义觉迷录》《铁函心史》一类的书介绍给我父亲读。"
唐才常是谭嗣同的至交好友。唐才常之弟唐才质，也曾自兄长处闻知，北上前，谭嗣同曾托唐才常、毕永年往汉口联络哥老会，“且欲于京师结纳有志之士，以为策应，然后凭此二者之力而建功业"；接北上之电，众入皆贺，唯谭“忽忽若不怪者”，并不兴奋，且叮嘱唐才常秘密保持与哥老会的联络，不可为仇者侦知。作为革命同志，唐才常对谭嗣同北上之行的定性是：
虽役其身于清廷从事维新，而其心实未尝须臾忘革命。sup31/sup
其实，维新也好，革命也罢，对谭嗣同而言皆是推动时代转型的手段。这些手段所欲达成的终极目的皆是为了兴民权，将专制之清廷改造为"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的新政体。北上之前，谭嗣同与友人唐才常作别，口占一绝称"三户亡秦缘敌，汽，勋成犁扫两昆仑”。"三户亡秦”四字，足见谭对清廷旧体制的态度。可惜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戊戌维新未能实现谭嗣同的理想;
戊戌年，在屠刀即将落下之时，谭放弃了逃亡。在给同志毕永年的诀别信中，谭写道，自己已决心"引颈"待死，希望毕氏志气不坠，在海外"为贵种觅一遗种之处”32。他还将自己所著《仁学》一书及其他诗文稿交给了梁启超，希望他能够将之刊印，并勉励道："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只是很遗憾，"无以召后起”一句，后来被转向保皇的康有为与梁启超师徒，套改成了“无以酬圣主”。33
这种篡改，极大地矮化了一位无双国士，矮化了他那为理想不惧杀身灭族的伟大精神。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在北京菜市口慷慨赴死时，他念念不忘的，并非爱新觉罗王朝的存亡，而是中国由君权走向民权的时代转型。唯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何这群在1897年致力于"湖南腹地自立"的志士，会在1898年突然变成了围绕在光绪皇帝身边的“维新派"。
他们的理想没有变，变的只是实现理想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