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之乡，远适海外”，离开礼仪之邦去往那蛮荒之地，很可能会被同化为蛮夷，然后"归而挟其所有以夸耀中国"，带着从海外学到的技术回来，向中国耀武扬威。所以，他特别提醒陈兰彬，"先生此行，务必究洋人之所长，更善查洋人之所短可也”"。如此，才能让孩子们免于沦于异族。
20年前的文章，与20年后的日记，犹如天壤之别。这天壤之别的背后，是道听途说与亲身见闻。
再然后，薛福成在呈递给清廷的六卷17万余言的出使日记里，开始集中呼吁两件事情：一、经济上摒弃"以农立国"，向“工商立国”转型。薛发出了"商为四民之纲"的惊骇之论。他说,大清要想富强，必须走工商立国之路，虽然这条路"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清朝的知识分子没听过，儒家的六经也不传授，但他以自己的亲眼所见，证实这条路是对的，是必须要走的。二、政治上须“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不能只知道买枪买船建兵工厂。这种制度建设有"五大端”（也就是五件大事）要做。第一件是“通民气"。要有制度建设，让民意可以畅通地表达。第二件是"保民生”。要以制度来保障民众的私产，使它们没有“意外之虞"，要有制度来给民众提供养老、疾病等保障。第三件是"牖民衷"。要以制度来保障民众的受教育权，让他们"终身无一废学者"，都可以接受教育。第四件是"养民耻”。法律要文明化，须废除各种残忍之刑；监狱也要文明化，须讲究卫生，须给服刑者提供工作学习机会，须有医疗保障，不可有鞭打之事。第五件是"阜民财"。朝廷要做好各种支持工商业和农业发展的基础建设，要藏富于民。"
薛福成还注意到，一个国家的社会运转是否正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有没有“体面人”，和这些"体面人"能不能够有效地介入公共事务。在光绪十八年（1892）五月十三日的日记里，薛福成说，欧洲各国介入公共事务的“员绅”，大多家道殷实，“群谓之体面人”。薛福成敏锐地觉察到，这种风气与中国推崇"寒士”的传统大不相同。在光绪十九年四月十六日的日记里，薛福成将这种区别，总结为"中国用人以富者为嫌，西俗用人以富者为贤”。他比较了二者的历史成因，然后发出了一句非常古老的感慨："有恒产即有恒心。”36
不难发现，李鸿章在1896年对洋务自强改革的反思--"其扼要处，实在
上下一心，故能齐力合作，无事不举，积富为强。中国则政杂言庞，而生财之法又不逮远甚。每于纵观之际，时增内顾之忧。胡文忠云：使我多财，天下事尚可为。昔尝叹味其言，然犹是第二义也”--与薛福成的认知高度一致。两人都意识到了经济改革（工商立国以求多财）之外，还需要实施更要紧的政治改革（上下一心）。这种相似，或许是因为在三部日记里，薛福成的日记最晚出，距甲午年也最近。对正在反思甲午之败的李鸿章而言，印象也就更为深刻一些。
李鸿章是个谨小慎微之人。他没有在信函中说要如何做才能实现上下一心。但在郭、曾、薛三人的日记里，这个问题有一个共同的答案，那就是:将清廷变成一个"君民共主之国"。
严复撰文挑战皇权的神圣地位
庙堂之上，奕访、光绪片李鸿章对甲午战事惨败的反思不过是个案，催生不出改革共识。这一点，从光绪欣赏的胡烟某的改革奏折被许多人痛批、李鸿章对改革的意见只能存身于私人书信，即不难看出。
江湖之远也是如此。受甲午年战事惨败震动的主要是士绅群体。这个群体在1895年的唯一共识，或许只有对李鸿章的批评和对30年洋务自强的否定。批评与否定之外，比如接下来的改革将往何处去，多数人一片茫然。
不茫然者也有，比如严复与谭嗣同。
1895年2月4日至5日，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载发表文章《论世变之亟》，分析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文章说，甲午之败，与“运会”有极深的关系。
“运会”这个概念，相当于今人常说的"历史观”。此时的严复已不满足于仅从器械层面和制度层面去反思甲午战争。在他看来，甲午之败的背后存在着很深的文化根源，东方与西方之间也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具体表现是：
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
教化之极则。37•
用今天的话来转述就是，中国人的历史观迫求复古，崇尚治乱交替，是一种历史循环论；西方人的历史观追求崇今，坚信由乱到治，不可复逆，是一种历史进步论。
严复说，中国的统治者力图使历史停滞在一个特定阶段，因为他们追求的不是社会进步，而是社会平衡。也就是“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让民众不要争，消灭民众的竞逐之心，让他们安于穷困与愚昧。秦始皇销兵焚书是这种作用，宋代以来的“制科”也是如此。严感叹说，"此真圣人牢笼天下，平争泯乱之至术，而民智因之以日窥，民力因之以日衰"。只要轮船、铁路与洋人不来，在一种与外界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下，这种统治模式确实可以做到“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使众人彼此相安。遗憾的是，泰西的冲击一波接着一波，“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非。甲午年的惨败，即是这种冲击的结果。
严复还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只有专注于待人接物的“恕"和“挈矩”，却没有关乎人的基本权利的"自由”概念——“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自由”理念的缺失，使得中西文化呈现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
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责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39
如此这般一番比较之后，严复说，"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细"。所谓不敢区分优劣，自然只是委婉的说法。因为接下来，严复又写了一大段为郭嵩煮鸣不‘平的文字，且将"三十年来祸患频仍"的主要责任，归在了那些对郭嵩煮等
"正眼看世界"之人持敌视、批判立场者的身上，说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实可谓"自灭同种"。4。
1895年3月4日至9日，严复又在《直报》连载发表《原强》一文。
《论世变之亟》旨在诊病，《原强》旨在治病。严复说，自己试图提出的，是一种标本兼治的改革方案。所谓标，指的是"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4%所谓本，则是要在“民智、民力、民德"这三者上下功夫。战场上的胜败没那么重要，“夫疆场之事，一彼一此，战败何足以悲”4、欧洲的强国都曾在战场上有过惨败，重要的是民德、民智与民力，是否能够保证国家有能力自战败中迅速恢复过来。假使民德已衰、民气已困，即便上有圣人主持大局，也将无济于事，只能步印度、波兰的后尘被人瓜分。而要提升民德、民智与民力，就需要跳出中国历代圣人设置的牢笼，跳出历史循环，转向洋人学习他们的"法胜”和"无法之胜”o
什么叫"法胜”？什么叫"无法之胜”？严复有这样一段论述：
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体者，是无法之胜也。自其官工商贾章程明备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未或失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则是以有法胜也。心
“法"指的是"官工商贾章程"。那么，用今天的话来说，"法胜"大体等同于法规制度建设比清廷好。"无法”指的是“自由平等"的理念和"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的社会风气。那么，用今天的话来说，“无法之胜”大体等同于文化风俗比清廷好。
学习"法胜”与"无法之胜”，相当于为改革提供一个大方向。落到具体的改革措施上，严复又显出了谨慎与保守的另一面。他先是批评那些迷信祖宗之"法"者，这派人认为中国的问题并不是"法”不完善，而是执行不力，只要将祖宗之“法"落到实处，强盛指日可待。严复说，按这派人士的做法去搞，十年以后，“中国之贫与弱犹自若也”公，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绝不会有什
么改善。然后，他又批评了另一种相反的意见，这派人主张赶紧借鉴西洋富强之政，“其于朝也，则建民主开议院；其于野也，则合公司用公举；练通国之兵以御侮，加什二之赋以足用"心。严复说，这样做，同样改变不了中国的积贫积弱，还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理由是清廷现在的状况是“上作而下不应”皿，上面倡导而下面无人响应；下面无人响应，那上面的倡导者最终也会失去支持，丧失驱动改革的能力。
据此，严复提供给清廷的建议是：不必急于“建民主开议院"，也不必急于“合公司用公举”j当下首先应该做的，是废除科举，改革清帝国陈旧的教育体制，以开启民智、培育民德、增长民力。
但时代经历了1895年的惨败，严复已不愁没有知音。谭嗣同在《时务报》上读到《辟韩》一文后，产生了强烈共鸣。在给好友汪康年的信中，谭猜到了“观我生室主人"便是严复，并以"好极好极”四字评价此文：
《时务报》二十三疑《辟韩》一首，好极好极。究系何人所作，自署观我生室主人，意者其为严又陵乎？望示悉。右
谭嗣同愿做“陈涉杨玄感”
"好极好极”的背后，潜藏着谭嗣同对清廷的极度失望。
谭嗣同是一位“官二代"。其父谭继洵在甲午年前后的官职是湖北巡抚。1895年，当光绪皇帝下发以胡端恭为首的九道关于改革建议的奏折，让地方督抚们讨论时，谭继洵的回复是：
人者本也，法者末也。变法者末之末也，用人者本之本也。得其本，如挈纲而理，中法固善，西法亦善；逐其末，如治丝而梦，中法固弊，西法尤弊。必
显然，谭继洵的观念，仍停留在古老的传统治术之中。不重视以专业人才去解决专业问题，而是处处强调所用之人的德行；虽然认可引入洋枪洋炮洋
船，却对制度层面的变革不屑一顾，不但视为末端的末端，甚至觉得这类变革有可能给清廷带来不测之祸。据说，光绪皇帝对谭的回奏，颇不以为然。
甲午年的惨败没有撼动谭继洵的知识结构，却让他的儿子谭嗣同从传统治术的拥是，陡然转变成了清帝国的逆子。
1889年，25岁的谭嗣同写过《治言》一文。那时的谭，虽忧心清廷敌不过欧美列强，却仍坚信"中国圣人之道"不可变，且认定“西人格致之学”虽然看起来不可思议，实际上也"皆中国所固有"，是中国以前就有过，只不过后来或失传或没有再深度发展。当时的他，给清廷开的药方是“立中国之道，得夷狄之情，而驾驭柔服之"，即所有的理念与制度都不必变，要学的只是一些夷狄的器械工艺。独
甲午年的惨败，让谭嗣同猛然惊醒。谭的说法是：自己平日里虽然也对"外事"有一些关心，但“终不能得其要领"，直到甲午年，“经此创巨痛深，乃始摒弃一切，专精致思。当馈而忘食，既寝而累兴，绕屋彷徨，未知所出”。深受刺激的他开始有意识地读书访友，探求自强之道，结果发现局势早已"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唯一的办法便是“尽变西法"。8
忧心国运不振的同时，30岁的谭还愤慨于清廷的专制、腐朽与无能，乃至于说出了这样一番“大逆不道"之言：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欲尚存瞧类焉得乎？51
由这些颇为极端的言辞，可以见出甲午之败，给谭嗣同这种怀有经世之志的青年，究竟造成了多大的刺激。
自甲午之败开始，谭嗣同再也没有信心继续阐述中国之"道"比西方更为优越。他转而承认"而有所谓民主者，尤为大公至正”52,主张"尽变西法"。在《仁学》中，谭重新界定了“君民关系”，对维系中国传统帝制主朝统治的"圣人之道"发出了尖锐挑战：
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53
谭还说，既然君与臣都是为民办事之人，如果出现君王以天下为其私产，视民众为犬马粪土草芥的情况，则民众必然不会再爱这被君主变为私产之国：
吾不知除民之外，国果何有？……民既撰斥于国外，又安得小有爱国之忱。何也？于我无与也:"
谭的政治立场，也自此由清廷的拥护者，转变成了反对者。在《仁学》中，他追溯往事，激烈抨击清王朝的建立纯粹依赖血腥与暴力：
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然而有如辽、金、元之罪浮于前此之君主者乎？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藉种也，其心则禽心也，其俗则蠹俗也，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靡矣……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成吉思汗之乱也，西国犹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郑所南《心史》纪之。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发之令，所至屠杀掳掠，莫不如是……十八省之华人，宛转于刀砧之下，瑟缩于贩贾之手。方命之日：此食毛践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
《仁学》写于1896—1897年，正是谭嗣同于甲午之败后“绕屋彷徨"痛定思痛的产物。康熙、乾隆这些从前的“圣主"，在如今的谭嗣同眼里已成了“客帝”和"贱类"，是凭着"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的大盗。s6具体到甲，午之败，谭的感受是清廷宁愿承受前所未有的城下之盟，也绝不愿放手让民众
拥有"战守之权”：
东事亟时，（清廷）决不肯假民以为战守之权，且日"宁为怀、愍、徽、钦，而决不令汉人得志"……故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立
谭的这种观感并非无的放矢。前文曾言及，山东巡抚李秉衡在就光绪下发的改革奏折回复意见时，即明白说出过"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夷狄而在奸民，不在贫弱而在乱臣贼子"这样剖析利害极为赤裸的言语。谭希望“志士仁人”少谈点华盛顿和拿破仑，要有去做陈涉、杨玄感的觉悟，其实就已隐隐伏下了他在戊戌年毅然牺牲的命运脉络--陈涉首揭义旗讨伐暴秦，杨玄感率先起事反抗暴隋，他们拉开了时代变革的序幕，然后死于变革完成之前。
希望“志士仁人"努力去做陈涉与杨玄感的谭嗣同，自己也正是这样一位"志士仁人"。1896年，当愿做时代变革垫脚石的他，遇上了正在宣扬“保中国不保大清""理念的康有为，立即便怀着“以供圣人之驱除"的心态，对康执弟子之礼。1897年，谭嗣同又动用自己和好友唐才常的关系，帮助康党集体进入湖南，秘密筹划"湖南腹地自立"。这意味着，在针对甲午之败的反思里，已有部分知识分子，将清廷视作了革命对象。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