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是个前所未有的反思之年。
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agerard）说：甲午战前的中国仍在坚持用并不存在的、幻想出来的强大欺骗自己，"事实上，它剩下的只是为数众多的人口，辽阔的疆土，沉重的负担，以及一个虚无缥缈的假设一假设它仍然是中心帝国，是世界的中心”。然后，甲午年惨败于日本之后，"它就不得不从傲慢的梦中惊醒”osup1/sup
这场惨败，逼着"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各自反思。
光绪认同改革唯有"仿行西法"
为示负责与变革，清廷中枢在甲午之战后进行了大换血。原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称病告退，吏部左侍郎徐用仪也被逐出军机处与总理衙门。启用了恭亲王奕诉，以及翁同解、李鸿藻、奕勘、荣禄、刚毅、张荫桓等人。
"庙堂之高"的反思，从承认战败，决定派李鸿章前往日本求和的那一刻，就已正式开始。1895年3月7日，担任军机大臣并执掌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诉，率军机处公奏：
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请给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sup2/sup
恭亲王口中的"西化”与今人所谓“西化”，含义或许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区别。陈旭麓认为，奕诉口中的这个"化”字，"在意思上同’彻底’是相近的”3,也就是承认晚清自强改革向西方学习的程度太有限，还不够。今人讲
"西化"则往往是指接受一整套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生活方式。
次日，李鸿章单独觐见光绪皇帝，接受奉旨议和的全权敕书。觐见中，李向光绪皇帝转述了美国驻华大使给中国的建议："修铁路、开矿、经营企业、办银行”，请求皇帝下定决心改革自强。光绪认同李鸿章的这些意见，对他说：
负国之罪，在不自强。4
君臣间的这番对话，意味着他们有一个共识：30余年的洋务自强改革失败了，败在改革程度太浅，改革力度太小，改革速度太慢。
《马关条约》互换生效后的第三天，1895年5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亲笔朱谕，向群臣解释朝廷为何选择议和。共计提到四项原因：一、陆战、海战全部溃败；二、东北与京师同遭威胁；三、"慈闱颐养"不可受惊；四、海啸成灾，天意示警。光绪说，自m在做割地赔款议和的决定时，一度“宵肝彷徨，临朝痛哭”，他希望众人此后痛定思痛，重启改革：
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鹫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5
这道朱谕的阅读者，被限定为京官中的大学士、六部九卿和翰詹科道，且"不得抄录携出”外但谕旨的内容很快就在北京城里传开了。随后便是官员士子群起上奏言事，对前30年的洋务自强进行反思，对此后的改革将往何处去提出建议。文廷式目喑了此番上书盛况，如此形容道：
和议既成，举国争言洋务，请开铁路者有之，请练洋操者有之，请设陆军学堂、水师学堂者亦有之。其兴利之法，则或言银行，或言邮政;♦或请设商局，或请设商务大臣……中国人心，至是纷纷欲旧邦新命矣。7
在这种举国皆谈改革的氛围下，1895年7月19日，光绪颁布了一道改革谕旨。皇帝说，"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正需要各省将军督抚悉心筹划推进改革。现从诸多谈改革的奏折中选出九件，下发给各省参考。限各省将军督抚接到谕旨后，在一个月之内就改革办法做出回复，不可"畏难苟安，空言塞责”8。
这九件奏折当中，光绪最欣赏的，是胡端菜的《因时变法力图自强条陈善后事宜折》-故军机处《随手档》将这批奏折统称为"胡燔菜等条陈折片九件”\翁同赫日记中也有与光绪在书房“看胡端蔡条陈""的记载。胡燔菜是安徽人，甲午年在天津办理东征粮台，对洋务颇为了解。胡的奏折能得到光绪的青睐，在于他抓住了光绪此时最焦虑的两个问题一筹饷与练兵，并就此给出了一些较为具体的解决方案•~~筹饷需要朝廷改走工商立国之路；练兵需要朝廷广设学堂教授实用知识，抛弃传统的八股试帖诗赋经义等无用之学。具体措施包括：大力修筑铁路；改革币制创设中央银行；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军工领域；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采矿领域；裁汰无用的漕运机构；全面裁减无用的绿营；创办邮政废除驿递；改革军制创办新式陆军；仿效西洋重整海军；广设学堂抛弃八股力行西法。i?
这十条主张，有些属于技术引入（修筑铁路、改行邮政），有些属于器械引入（重整海军须全面购入西方军舰），有些属于经济体制转型（工商立国支持民营企业、建立中央银行发行统一货币），有些属于教育体制改革（弃八股改授现代学科）。唯一缺席了政治制度方面的主张。这或许是胡端蔡见不及此，也可能是刻意避而不谈%毕竟，这十项改革建议全部是在呼吁朝廷向洋人学习，已经冒了极大的风险。胡婿恭在奏折里说得明白：
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立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sup14/sup
胡燃栗的这句"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与奕诉的反思“全由不西化之故”，可谓殊途同归。这种见解，显然得到了光绪皇帝的共鸣。1898年，百日维新启动前夕，光绪命翁同稣起草《明定国是诏》，即要求翁在
诏书中“明白宣示”自今以后"宜专讲西学"。"皇帝的这一指示，与翁同稣"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的思想发生了激烈冲突，最终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翁同稣擅自按自己的意见拟定《明定国是诏》，仍坚持“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二是光绪盛怒之下将翁同就逐出了朝堂。sup16/sup
光绪的“宜专讲西学"在1898年遭到了帝师翁同解的阻击。胡燃菜的“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在1895年也遭遇到了地方督抚将军们的严厉批判。
山东巡抚李秉衡对废除八股改授现代学科极为抵制。他在回奏中说，朝廷已设立了同文馆，也设立了武备学堂，"行军制器参用西法未为不可”，这就够了。至于科举之道，那是万万不能改的，胡燔菜所谓"立国之道舍仿行西法更无富强之术等语”离经叛道，"若如胡燔茶之言，势将驱天下之才力聪明，并心一志以专攻泰西之书而加诸圣经贤传之上，即令富强埒于泰西，而人心之陷溺已不可救。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夷狄而在奸民，不在贫弱而在乱臣贼子，其稿有不可胜言者矣"。"这蕃论调，与翁同稣的"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可谓完全一致。上一年，李秉衡刚刚在山东被日军打得满地找牙，甲午之败反成了他攻击改革的依据：“近年诸臣中熟悉洋务者莫如大学士李鸿章。李鸿章之崇效西法亦专且久矣，所谓富强者安在哉！"is
河南布政使额勒精额也反对变革科举制度。他在回奏中，以毫无可信度的耳闻为证据，鼓吹清廷的纲纪伦常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昔有德国人游历中国，返其国而谓其众曰：中国之纲纪伦常，非泰西诸国所能企及，将来人心齐一，器械精良，我泰西诸国莫敢犯之”。他还施展出阴谋论的手段，说自己与胡墉菜曾在天津共事过一段时间，深知此人平日里“常存容容两可之见，易为他人摇撼”。这次立场鲜明地跳出来主张“仿行西法”，还将许多情况说得相当详细，背后一定有人在指使：
折内所陈铁路勘明道里，由直隶而湖北而湖南而江南，举其河山平野，言之详尽，历历如绘，不但胡炳茶不能悉其原委，即中国长于测算之,士，亦不能如此周详，非习于游历之洋人，莫能道也。此折必由洋人授意于奸细,由奸细
转交胡捕蔡呈进者也，使返而问之，则胡嫡萦之疏阔，将茫然而不晓也。sup19/sup
废驿递改邮政、废漕运改海轮、废绿营练新军等主张，也遭遇到大体相似的阻力。其中一个重要缘故，是驿递、漕运、绿营这些旧制度上面，长期依附着巨量的食利群体。改革等于动了他们的蛋糕。于是乎，年轻皇帝的改革热情，在地方上虽能收到一些抽象而公开的赞成，但更多的反馈却是具象而隐蔽的抵制。
至于慈禧太后，没有确切的材料可供阐述她对甲午年惨剧的反省。作为前30年改革的主持者和掌舵者（尤其是甲申易枢以来这十年），慈禧必然清楚，不论朝臣们在遣词造句时如何谨小慎微，他们对前30年自强改革的反思，最终一定会涉及自己--即便纸面上没有涉及，他们的内心必不会对慈禧毫无意见。
李鸿章的反思便是如此。
李鸿章主张变更“立国政教"
甲午年让李鸿章的一生事业付诸流水。他的反思，见于签订《马关条约》之后给光绪皇帝的汇报奏折。
李在奏折中说，日本割占了台湾，又得了巨额赔款，如虎添翼，后患无穷，“臣昏耄，实无能为。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幸甚”。如所谓“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意即之前的改革路径错了，既不足以自强，也不足以克敌。
之前的改革路径究竟错在哪里？李鸿章并未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做进一步的展开。甲午战争期间，他对朝廷最尖锐的批评似乎仅止于器械问题，尤其是清廷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拒绝拨款给北洋海军，以致舰队的配置始终未能完整，更遑论让舰队紧跟潮流进行更新换代：
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倭人于近十年来……购置船械，愈出愈精。中国限于财力，拘于部议，未敢撒手举办，遂•觉相形见细。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至陆路交锋……固由众寡之不敌，亦由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也。2]
对李鸿章来说，这种抨击已可谓相当大胆。毕竟，翻查历史旧账，人人皆知支持北洋舰队成军者，是醇亲王奕谭；对北洋舰队的经费釜底抽薪者，是帝师翁同嘛；挪用北洋舰队经费者，则是慈禧太后。“中国限于财力，拘于部议”这种委婉的用词，实际上潜藏着对朝廷极深的怨念。
在给新疆巡抚陶模的私人信函中，李鸿章也翻查了相似的历史旧账：
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縻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
所谓"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明显已将问题回溯到了1884年的"甲申易枢”。在这里，清廷前30年的改革，被李鸿章划分成有恭亲王和没恭亲王的两个阶段。后一个阶段的十年完全由慈禧掌控，被李鸿章认定为彻底失败。这种怨念即便不见于正品;的奏折，想必慈禧也是心知肚明。
类似的怨念，也见于马关议和期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一段对话。当时，伊藤博文与遇刺后略有康复的李鸿章寒暄，恭维李说"此次败在中国，非安徽也”，又说自己如果处在李的位置，未必能做得比李更好。这些话引发了李的感慨，遂对伊藤博文说道："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国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李还说，自己非常羡慕日本的明治天皇“能听善言”，使得日本诸大臣的志愿都能够得到施展和实现的机会。言下之意，乃是伤感自己办了30年洋务自强，始终无法按照自己的真实认知去行事。23
揆诸史料-，可知李鸿章此番伤感并非矫情，确属由衷而发。早在19世纪70年代，李就已意识到，由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型，才是大清救亡图强的必然路径。他曾在给儿子的家书中写道：
年来国势日非，吾等执政，虽竭力谋强盛，然未见效，深为可叹。国人思想受毒根深……不谙世事，默守陈法，藏身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岂知世界
文明，工商业较重于文字。窥东西各国之强盛，无独不然。sup24/sup
这封信约写于1872年前后（因信中提及幼童留美），及至甲午惨败，时间已过去了20余年。除了有限的几家官办洋务企业之外，中国的工商业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发展。朝廷的取才方向与教育制度也完全没有改变，仍然“藏身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李鸿章不断为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津沽铁路的专业技术人员向朝廷请赏，但要让一个国家的读书人摆脱文辞与经义，鼓励他们将才智投入更广阔的知识领域中去，这种个案性质的请赏再多，也是无济于事的。真正需要的，是一场从上而下的人事制度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
李鸿章知道症结在于制度，但他无力推动制度改革。毕竟，对皇权来说，科举取士是一种非常成功的统治术。朱元璋当年就说过，“柔天下"之法莫过于科举，“天下才智，无所试，久必愤盈。诸负血气者，遂凭之以起"。科举的作用，正是以四书五经诗词经义这些无用之物，将"负血气者"困入科场。益
1896年，李鸿章奉命使俄，并访问欧美诸国。他对清廷30年自强改革的反思，又有了一番更深刻的领悟。在给友人吴汝纶的书信中，他如此写道：
（西人）立国政教，今人纂述中，郭、曾、薛三日记所言，颇得涯略。此行辙迹所经，视数君为广，而时日则太促。然详咨博考，已觉所见过于所闻。其扼要处，实在上下一心，故能齐力合作，无事不举，积富为强。中国则政杂言庞，而生财之法又不逮远甚。每于纵观之际，时增内顾之忧。胡文忠云：使我多财，天下事尚可为。昔尝叹味其言，然犹是第二义也。26
这封私人信函，道尽了李鸿章甲午年之前与甲午年之后的思想依归。
函中的"郭、曾、薛三日记”，分别指郭嵩煮、曾纪泽与薛福成在出使西方期间，遵从朝廷要求所写的日记。这些日记须上交总理衙门，供中枢重臣们了解、体察“夷情"。李鸿章虽未进入总理衙门或军机处，但他是清廷倚重以办理洋务的要员，也有资格阅读到这些日记。在给吴汝纶的信函中，李鸿章说自己读这三人的日记，颇得西人立国政教的“涯略"（概况），即是指此。李又说西行亲自观摩后，发现“所见过于所闻"，言下之意自然是高度认同郭、曾、薛的日记。
郭嵩煮是清廷外派使节的拓荒者，也是晚清士绅中真正的“开眼看世界第一人”27。他于19世纪70年代出使欧洲，凭着亲眼所见，在日记中赞叹英国“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sup28/sup,国家是民众的国家，非君王私有；政务是百姓的政务，非君王独裁。结果引来朝野上下的集体攻击，成了"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sup29/supo
曾纪泽继郭嵩煮出任驻英、法两国公使后，多次前往英国上下议院旁听议事的整个流程，还曾前往拜会法国上下议院的领袖，了解法国政府内部的权力制衡。他后来在给友人丁日昌的书信中说，“纪泽自履欧洲，目睹远人政教之有绪，富强之有本，艳羡之极，愤懑随之，然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属而和者几人，只能向深山穷谷中一唱三叹焉耳"。3。有了郭嵩煮的前车之鉴，曾纪泽呈递给朝廷的日记，内容尺度已远小于他的私人信函，他选择将自己的愤懑与艳羡藏了起来。即便如此，其日记中那些不带主观评价的客观描述，仍使许多人如坐针毡。
1890年，薛福成被任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至1894年5月（也就是甲午中日战争前夕）任满回国。出国之前，薛福成对郭嵩煮是有意见的，
“稍讶其言之过当"，觉得郭的话过于夸张。为此还去询问了清廷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以及随郭嵩煮一同出使欧洲的黎庶昌等人的意见。尽管陈、黎二人"皆谓其说不诬”，都说郭嵩煮的言论没错，但薛福成仍持一种保守的怀疑态度。这种怀疑，在薛福成亲至欧洲数月之后即烟消云散一一光绪十六年
（1890）三月十三日，薛福成在日记中写道："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教，始信（郭）侍郎之说。”、
再后来，薛福成又在欧洲见到了繁盛远超清廷的义务教育，还见到发达的女子教育和聋哑人福利教育，并获知父母若不让孩子接受义务教育，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参观学校时，薛福成又惊讶地发现“有厨房、有书库、有浴室、有饭厅"。如此种种，让他感慨万千。光绪十八年（1892）七月十八日，薛福成在日记中发出了“於戏！至矣尽矣，毫发无遗憾矣！吾不意古圣先王慈幼之道、保赤之经，乃于海外遇之也"32的赞叹。而在20年前，也就是1872年，陈兰彬携幼童赴美留学时，薛福成写过一篇《赠陈主事序》相送。在那篇文章里，幼童们要去的海外，被薛福成定性为“饕利朋淫腥膻之地"。他深深地忧虑这些孩子"志识未定"，还没有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就要"去中国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