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前后，周汉开始疯狂印刷传播仇洋仇教资料，号召对洋人实施肉体消灭。这种主张，得到许多湖南官员和读书人的同情乃至支持。他印刷材料的资金，大多是湖南士绅无偿捐助；湖南官场无人出面制止他的暴力宣传，长沙
知府甚至还支持生员利用戏台来宣传周汉的《鬼叫该死》。
1891年夏秋，终于出事了。自5月至9月，东起上海，西至宜昌，长江沿案的教堂、教会学校与慈善育婴堂，普遍遭到民众的围攻焚掠，不但财产被抢劫一空，传教士与教民也死伤甚多。各国驻华公使要求清廷调查真相，然后就发现了周汉和他的宣传品几乎无处不在。
同年末，各国驻汉口领事齐聚英国领事馆（计有美、俄、法、德、挪威、荷兰、比利时、丹麦、意大利、奥匈等十国）商议，通过了一份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抗议书。抗议书内容如下：
我们签名于下的各国驻汉口的领事、副领事与代理领事，听说一项散发（反教文件），不仅暗地，甚至完全公开地进行，以激动华民根除基督教与毁灭基督教。对于五月七日北京的上谕与总理衙门屡次的命令，全然不顾。甚至将揭帖贴在各县城的城墙上，特别是在湖南省，成千成万的小册子《鬼叫该死》已经在长沙印出公开发售与分送。我们抗议该省当局不能使煌煌上谕受到尊敬；我们请求他们嗣后能采取适当的方法去制止这些敌视的运动。此外，如果从文体和措词来推断，我们认为大多数的文件，并非出于一般平民，而系出自受过教育且具有上流社会地位的人之手。此项犯罪者，不论何种地位，都绝对需要加以惩罚，以为社会警惕。m
这份抗议书，也被抄送给驻北京的各国驻华公使，以便他们向清廷施压。抗议与施压的结果，是10月底逮捕了长沙的几名书商，但在周汉的活动下，随即又以证据不足为由释放。印书的书版，也从书局转移到了周汉的居所。眼见地方政府并不积极，德国公使巴兰德稍后又直接将搜罗到的反教文件送到总理衙门，要求严禁。英国政府也命英国驻华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政府照会性质的抗议，要求严惩周汉及相关之人，且称英国政府认为此项事件极其严重，假如清廷忽略而不予以惩罚，此后再发生教案，清廷需担负全部责任。随后，张之洞接到了总理衙门的电报，要他严禁反教匿名揭帖并严惩周汉。南北洋大臣和其他地方督抚将军也接到了相似的指令。
京城急于消弭事端，湖广总督张之洞却另有顾虑。1892年1月，张之洞致电
总理衙门，详细讲述了自己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周汉）寄居长沙，素好攻诋洋教，编成歌谣图画极多……刷印数十万本，托人各省分散……敝处屡次严饬南北两省查禁，不遗余力，旧本甫毁，新本旋出，曾致函湘省削陈事理利害，于大局无益，嘱官绅婉劝，亦置不听。查该道性情迂谬，而在湘省颇有名，长沙三书院亦多推重，故代为传播之人甚多。该道刊此等书，自认不讳，并自言不怕死。大约其人颇有血性，而不达事理，以为此举乃不朽事业，以故禁劝俱穷，湘省官吏无可如何！该道自以崇正黜邪为名，以杀身报国为词，若加参办，既于政体有妨，且湘省无知之人，必为激愤。闻曾经扬言：若办周某，立将长沙省中教民七十余家先行杀害。若付之不问，彼自鸣得意，益肆鼓煽，揭帖愈出愈多，后患难弥……"
张之洞建议朝廷将周汉调往西北省份任职，那里没有洋人和洋教，他闹不起来，也许就消停了。但朝廷的首要着眼点，是赶紧给各国公使一个交代，所以否决了张之洞的提议。无奈之下，张只好将自己的困境，又向李鸿章和盘托出，希望他能提供帮助。张在信里提到两湖士绅"赞周之歌谣者十人而九，真不可解，长沙三书院尤佩服周”\也提到长沙的读书人扬言要杀光城里的教民。李鸿章接信后，思虑再三，在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中说：
敝处前亦接香涛佳电，得知其详，再四筹度。道员周汉为湘省士民之望，彼既借口于崇正黜邪，编造揭帖，若遽执法惩办，湘中民情蚩悍，诚虑激众怒而酿变端；若如香涛所拟，请将该员摘去顶戴，发交甘督严加管束，该员如不遵调前往，又何以处之，似乏两全妥善之策。连日英领事璧利南、德领事司艮德来谒，业将香涛电中语意据实告知，谓钧署与楚帅皆有为难之处，此事必须从缓察办，属其转致该公使等勿相催促。该领事等深知湘省士民素恶洋教，桀磬难驯，亦以缓办为是。尊处唔各使时，如提及此案，似宜切实开导，俾内外互相印证。惟刊布毁教书图爆惑愚民，其风必不可长，不能置•、为缓图。似应俟湘抚察复到日，请旨严饬该督抚认真查拿刊印、传播之人，随时随地照例惩，办，以遏其流。周汉稍有身家，未必敢公然自认编造，一面密致该督抚查访，
该道如有别项劣迹，奏明酌量办理，亦不至激动众怒。是否有当，敬候卓裁。sup17/sup
然而，周汉是一位真诚的反洋教者，对物欲和私利缺乏兴趣，查不出什么“别项劣迹”q最后，湖广总督衙门只能以周汉患上了精神病（痰迷）来了结此事。在给总理衙门和李鸿章的通报里，如此写道：
（周汉）平日性好扶箕，惑于鬼神，言语放诞。近年痰迷日甚，已成心疾。素性不喜洋教，仅止信口诋誉，实无刊刻书画及伪造公文等事，实系匪徒假托其名。sup18/sup
李鸿章接到电报后的回复是“办法极妥"；总理衙门的回复是“办法甚妥”，同时要求张之洞的正式奏折必须“详细声叙，两面兼履，以备发钞"，需要兼顾洋人和民意，要让洋人满意，又不能触怒士绅。sup19/sup
但“痰迷”云云，只是二种糊弄之术，并不能真的解决问题。与周汉“被精神病”大略同期，清廷任命吴大徵为湖南巡抚。周汉本已被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但地方官绅无人愿意认真执行这项处罚，周遂继续自由活动。他听说吴大激是一个洋务派官员，立即写了一张题为《湖南通省公议》的通告，给吴扣了一顶“勾结夷鬼"的大帽子。在通告里，周汉号召全体湖南人行动起来向吴大激宣战，搞一场“驱鬼”运动。不但要将吴驱逐出湘，还要尽诛入湘的洋人。通告里还威胁说，若有人敢为“鬼”说话，立即击杀，尸体弃之荒野去喂虎狼；若有人敢将土地房屋卖给“鬼”，可将业主与经办人全家杀光，再将他们的产业充公，作为”灭鬼”经费。2。
驱吴风波之后，湖南官场加强了对周汉的管束。但他仍在1897年再度闹出事端，“复刊帖布乡县"，将反洋的通告到处贴。此时的湖南巡抚已是陈宝箴。陈派人撕了通告，又派人去传周汉到巡抚衙门问话。周汉怒揍传话的衙役，逼得陈宝箴不得不“排众议下之狱”21，将他抓了起来。
抓了周汉的陈宝箴，也陷入了两难，只好给张之洞去电，询问是否可以将周押往武汉审讯。张深知此事难解，在同一天连发两封电报给陈宝箴，严词拒绝将周汉送来武汉：
惟解至鄂省一节万万不可……若解鄂，则审无从审，办无从办，放不能放，只可仍解回湘省，不惟为周汉所笑，且从此更将肆行无忌矣。22
若周汉解鄂，断无人敢审，不敢不以实告，务望在湘省了之。23
张明明白白告诉陈宝箴：周汉这个事我也解决不了，你千万不要把他送来。送来了我也没法审，我也没法判，我也不能放，最后还得给你送回去。只会惹来周汉的嘲笑，让他更加放肆。我跟你说的全是实话，你务必将问题解决在湖南。
陈宝箴无法可想，只好再度以“疯癫成性、煽惑人心”24为由，用监禁的办法将周汉管控了起来。这一管控就是十多年。1910年，周汉被保释出狱。次年，清廷灭亡，周汉亦去世。
愚昧爱国——士绅的思想底色
“周汉反教案"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切口，来观察晚清的普通士绅们对洋人与洋教来华，持一种怎样的普遍认知，以及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周汉是一个奋不顾身的爱国者。遗憾的是，他的反教著作里，充斥着洋教士挖小孩的眼睛、心脏之类荒诞不经的陈词滥调。偏偏正是这样的著作，在19世纪90年代的湖广乃至整个清王朝，有着非常广阔的市场。许多教案，表面上看起来，参加者多是无知识的底层百姓，但背后真正的策动者，恰恰是周汉这样的基层官绅。他们是乡土中国“知识传播"的主力，他们对时代的基本认知，实际上等同于乡土中国对时代的基本认知。
被周汉痛斥为"四鬼"之一的郭嵩煮，也是一位奋不顾身的爱国者。1891年7月，他留下"流传万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的感慨，于家中孤独病逝。同年，庙堂之上，清廷以"郭嵩煮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25为由，拒绝接受李鸿章的请求为他赐谥，拒绝将他的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26；江湖之远，周汉们正在揭帖里为郭嵩煮的去世欢呼雀跃。、
一位爱国者与另一位爱国者水火不容，缘故显然在于各自的见识不同。郭嵩煮远涉重洋，见识到"君王之治"与“制度之治"的区别，对制度建设与文
化、风俗乃至国民性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周汉则不然，他历事虽多，却始终困于传统礼教之中难以自拔。
1897年，周汉在供词中如此陈述自己的思想底色：
大清未定鼎中国以前，明朝臣子不得叛明而称大清臣子。今我大清虽受各邻国侵欺，然一日未灭，我非大清臣子，何国之臣子哉？大清灭，而我降为他国之臣子，万国万世所共恶；大清一日未灭，而我预叛大清，降为他国之臣子，尤万国万世所共恶，罪不容诛。忠臣孝子，万国万世所应尊仰者也……各邻国之教，我不知之。我中国自古奉行周公孔子之教，我大清定鼎，未有改也。大清皇帝身为周公孔子之徒，以周公孔子之教教臣子，于今二百五十五年。大清灭，而我降为他国之臣子，服从他国之教；大清一日未灭，而我预叛大清，降为他国之臣子，服从他国之教，万国万世所共恶，罪不容诛！忠臣孝子服从本国君父之教，至死不变，万万世所应尊仰者也。sup27/sup
这种认知，是19世纪90年代多数士绅与读书人的思想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