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中国幸福。夏天我比较空闲，每天能有一个钟头的时间替皇帝补习英文。他很聪明，记忆力又惊人的强，所以进步很快，然而他的发音不很正确，不久他就能够阅读一般学校英文课本中的短篇故事了，而且能够默写得很好，他的英文字写得非常美丽。24
帝师们竭力防止皇帝"过激"
光绪皇帝在1891年开始学英语，与翁同嘛等人多年来对他的教育有很直接的关系。这种教育，既带有启蒙成分，也带有控驭色彩。
这一点，透过翁同稣等人为光绪皇帝选择和提供的西学启蒙读物的性质，即不难窥见--翁提供给光绪的，是江苏人冯桂芬的政论集《校邠庐抗议》，时为1889年。据翁日记，该年2月5日，翁同稣收到10部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sup25/supo次日，翁“以抗议薪本进"，将该书送给了光绪皇帝。如2月21日，慈禧与光绪在养心殿东暖阁召见翁同稣，问及洋务，翁回复说：“此第一急务，上宜讲求，臣前日所举’冯桂芬抗议'（内有谈驭夷数条），正是此意。”"建议皇帝好好阅读自己进呈推荐的《校邠庐抗议》。3月27日，翁在日记里说，他当天进入书房，光绪皇帝正“闲看书籍，兼看西学书。真风气日开耶”第，对光绪皇帝开始阅读西学书籍感到非常开心。同年12月25日，翁同解又记载道：
“到书房天未明，看碑帖，看《抗议》，昨言此书最切时事，可择数篇另为一帙，今日上挑六篇装为一册题签交看，足征留意讲求，可喜！”29—见到光绪皇帝正在认真阅读自己推荐的《校邠庐抗议》，翁同稣当时的愉悦心情可想而知。
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写于1861年，也就是晚清改革元年。冯说，自己写这部书的目的，是想要在“不畔（叛）于三代圣人之法”的前提下，"参以杂家”并"孱以夷说”，来为清廷寻找一条强国之路。也就是首先要坚持儒家的传统意识形态，然后再吸取一些杂家和夷狄的好东西进来。简言之，这是一部"改革建议书”，其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采西学制洋器改科举”。书写成后，冯桂芬将抄本寄送给曾国藩，希望曾可以为书作序。曾的评价是：该书
可算"名儒之论”，但"多难见之施行”，他觉得书中的多数主张缺乏可行性。1874年，冯桂芬去世，该书仍未正式出版，民间流传的只有抄本，影响很小。
冯桂芬不寻求出版的原因，或许在于他不想成为众矢之的。这种忐忑的心态，见于该书稿本中冯自己做的诸多删节（稿本由他人缮录，冯再在上面删改批注）。比如他删掉了"及见诸夷书，米利坚以总统领治国，传贤不传子，由百姓各以所推姓名投融中，视所推最多者立之，其余小统领皆然。国以富强，其势驶驶凌俄英法之上:谁谓夷狄无人哉！"这段文字，还把"传贤不传子"里的“贤”与“子”涂抹得辨认不出来，还加上批注称"末句似不足为典”。陈旭麓如此评价冯的这种行为：
就已删去的这段话来看，可见冯桂芬读过一些译书，也知道一些西方的事物，但囿于封建士大夫身份，他不能也不敢进一步去探索一些新事物，且害怕刺痛了封建体制。所谓'不足为典"，正是他对民主思想采取回避态度的遁词；但也可说明当时的人们，要前进一步是那么崎岖艰难。3。
“封建士大夫"“封建体制"等词虽然带有时代色彩，但这段解读，仍准确地点出了冯桂芬作为一个启蒙者的患得患失。他见到了更广阔的天地。这广阔天地让他兴奋，也让他忧惧。兴奋的是原来现实政治的运作还可以有其他模式，忧惧的是传播、提倡这种新模式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测之祸。于是就有了"同人咸促镜版，先生卒秘匿不出”八--朋友们都劝冯将书刻印出版，冯直到去世都没接受他们的劝说。
1883年，《校邠庐抗议》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刻本。此时，距离该书写成已过去22年，距离冯桂芬去世也已过去九年。又过了六年，这本书才经由翁同解之手，呈递至光绪皇帝的书桌上。然后，年轻的光绪皇帝，就被这本30多年前写成的"改革建议书”所吸引了。
翁同稣之外，另一位帝师孙家鼐也曾向光绪皇帝推荐过《校邠庐抗议》。与之一同被推荐的，还有汤寿潜的《危言》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附带一提，翁同解也向光绪皇帝进呈过陈炽的《庸书》和汤寿潜的《危言》，时为
1895年4月17日。及孙说，这三本书"皆注变法，臣亦欲皇上留心阅看，采择施行”。又说，"臣观冯桂芬、汤寿潜、郑观应三人之书，以冯桂芬《抗议》为精密"，他最认同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因为孙家鼐的推荐与建议，戊戌维新期间，光绪批准印刷了两千部《校邠庐抗议》，下发给各衙门官员，要他们就书中所主张的改革内容提出意见，指出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可行的理由是什么，不可行的理由又是什么。"
《校邠庐抗议》之所以能得到帝师翁同嘛与孙家鼐的特别青睐，该书倡导变法，有助于启蒙皇帝，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冯桂芬很“自觉"地将该书的宗旨局限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3%这种“自觉"，使得《校邠庐抗议》在启蒙之外，还具有一种控驭皇帝的思想，使之不至于"过激”的作用一一作为对比，.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里虽然也有"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这样的文字，但郑于1892年为该书所写的自序中已说得明白，"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他主张改革朝廷体制，通过开设议院来兴民权、抑官权。
唯有明了这种启蒙与控驭并存的心思，才能理解这样一个事实：为何翁同解一面给皇帝推荐讲求西学的改革派著作，一面又对皇帝沉迷于英文学习发出了“伤哉"的哀叹。他推荐讲求西学的改革派著作，是因为认同"西学为用”。翁并不糊涂，知道清廷所处的现实环境需要引入西方的器械与技术。他哀叹皇帝沉迷英语学习，是因为坚信“中学为体"。在翁的心目中，儒家的伦常名教才是大清的立国之本，皇帝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此处，说洋话不过是奇技淫巧，是同文馆的低端读书人才应该去做的工作。给光绪皇帝教授英语的张德彝，因出身同文馆，一辈子都没能摆脱自卑感，直到晚年还在感慨"国家以读书能文为正途……余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sup36/sup
光绪的思想逸出牢笼
从1889年通过翁同稣、孙家鼐等人接触到中国改革派学者们的著作，到1891年开始自学英语，并派太监外出，向何德兰等外国来华传教士搜求广学会
等机构翻译编撰的西学著作，光绪皇帝见识上的进步显而易见，由强烈求知欲支配而生的"不满足感”也显而易见。本土“知识搬运工”们的著作已不能让他满意，皇帝开始寻求与西学建立更直接的联系。到1898年（戊戌年），他已搜求到至少129种西学书籍，其中89种是由李提摩太等外国来华传教士主持的广学会所出版，皇帝还购置了全套的广学会会刊《万国公报》。"
翁同解与康有为在戊戌年的不同遭遇，也可以由此得到一种新的解释。
光绪皇帝是广学会图书与《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康有为的变法思想，也主要来自广学会图书和《万国公报》--康曾对香港《中国邮报》的编辑说："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功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38李提摩太与林乐知，正是广学会的骨干成员。这是康有为的变法条陈，能够在光绪皇帝那里产生共鸣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他们有着共同的知识背景。
翁同稣则不然。他对光绪皇帝有启蒙之功，但皇帝的见识与日俱增，早已非他所能控驭。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后世多以该诏书的颁布日期为戊戌变法的发端。然而，仅四天之后，诏书的起草者翁同麻就被光绪皇帝罢免了。许多人对这一变故迷惑不解，其实答案就藏在《明定国是诏》里一这份诏书从头至尾贯穿的是翁同觥的思想，而非光绪皇帝的意志。
诏书全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讲为什么要发布这样一份诏书。大意是，这些年来，大家一直在讲变法图强，也下达了不少这方面深思熟虑的诏书。但目前风气还没有大开，内部也有很多意见分歧，有些人还打着"老成忧国"的旗号，“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挨除"，在阻碍变法。时局与国势已坏到如此地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如何能够抵抗别人的“坚甲利兵"呢？所以，必须要把“国是"，也就是改革的路线方针彻底确定下来，"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
第二部分是传达“新国是”的具体内容。关于"新国是"，诏书的原文是这样表达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简言之，就是“中学为本，西
学为用”。
第三部分是传达关于京师大学堂的改革方针。大意是：京师大学堂要做出表率，开风气之先，开设西学课程，官员们也要积极响应，"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愿意进入新学堂修习西学者，“均准入学肄业”。sup39/sup
对照翁同解日记，可以知道这份诏书是不能令光绪皇帝满意的。据翁1898年6月11日之日记，诏书的草拟情形是这样的：
是日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翰林官应准入学，圣意坚定，臣对："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退拟旨一道，又饬各省督抚保使才，不论官职大小旨一道。*
这段日记，透露了三项信息：一、光绪想要发布“明定国是”诏书，是受了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的影响。众所周知，杨深秀、徐致靖的背后是康有为。二、光绪交代翁同稣，他心目中的"新国是”是"专讲西学"，要求在诏书中对这一点“明白宣示”，不许含糊，而且“御书翰林官应准入学”，要翰林去修习西学。三、翁同稣认同应该确立“新国是”，但他不同意光绪主张的"新国是"。尽管"圣意坚定"，要求"专讲西学"，翁还是当面提出了修正意见：“臣对：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而且，他还将自己的这种意见，变成了正式诏书的内容。
换言之，1898年6月11日以光绪皇帝名义颁布的"明定国是”诏书，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新国是”的具体内容，实际上体现的是帝师翁同袜的意志。翁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以自我意志取代皇帝意志为“新国是"，或许与他取得了慈禧的支持有直接关系——由翁日记中"上奉慈谕“四字可以推知，诏书拟成后需要送至慈禧处审定。如果翁草拟的诏书已经获得了慈禧的认可，光绪是无法再驳回的。，
希望"专讲西学"的光绪皇帝，无法驳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变法诏书，却可以驱逐翁同稣。皇帝罢免翁同稣的诏书里有这样一番言辞：
协办大学士翁同繇」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任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献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钦此。/
所谓“屡经有人参奏”（常常有人弹劾批评），自然只是套话。但“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确有许多真实迹象。比如，据张荫桓对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披露，“德国亲王谒见皇帝之时，翁固拒绝皇帝与其行握手之礼。而皇帝则采用其他革新派之意见，与之行握手礼。于是翁对皇帝大放怨词。又其节飨宴之时大臣理应坐陪，翁氏亦不为之"。我再如，光绪欲重用康有为，翁则说康“其心叵测”，不可重用，君臣二人曾因此当面闹出许多不愉快。1898年5月26日，光绪向翁同稣索要康有为的上书，"令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日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5月27日，“上又问康书，臣对如昨。上发怒诘责”。心
以上种种，皆可谓“喜怒见于词色”，但还算不上“揽权狂悖情状”。所谓"渐露揽权狂悖情状”一句，"渐露"二字显示"揽权狂悖"是新近发生的事情，对照史实，它只能是指翁同稣无视光绪皇帝的意志，按自己对变法的理解拟定“明定国是"诏书，又送呈慈禧太后审阅批准，并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这种事情，对正欲在戊戌年有所作为的光绪皇帝来说，显然是无法接受的。他的思想已经摆脱了翁同稣等人的控驭，断不能容忍自己的行为再由他们控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