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奏的末尾，李鸿章说：眼下各处炮台尚未竣工，臣与前任山东巡抚张曜m刚刚对勇营士兵遍加抚恤，"方蒙激励之恩，忽有汰除之令”，才表彰完毕就要将之裁汰，恐怕不是"圣朝慎重海防作兴士气”的正确方式。臣我仔细阅读了部臣们的奏议，"既日自相商定，又令察酌情形”，里面既说已自行商议有了定论，又让各处体察斟酌具体情形，显然是深知外面的事情各有特殊性，断难在政策上搞"一刀切"。所以，臣我遵令再三筹算，"目前饷力极细，所有应购大宗船械，自宜照议暂停，至裁减勇营一成，应俟各处台工竣后，再行酌办"九
无可奈何的李鸿章，只能在给友人的私人书信里，怀念着醇亲王奕谭还在世的时光：
回忆十二年奉陪醇贤亲王巡阅，犹如目前，楼船方新，旌钺已往。当时威海卫、大连湾两处尚是荒岛，连年布置，始有规模，足与旅顺重门相倚。现议接办胶州澳，则北洋形势更觉完密，而农部适有裁防勇及停购船械之议，正与诏书整饬海军之意相违。宋人有言，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言节饷。国家之
事，固有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谋耶？sup16/sup
其实，即便奕谓仍然在世，北洋海军某些制度上的问题也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比如前文提到的军队统一指挥的序列问题。在传统国家，军队的指挥权与皇权的安危紧密相连，历来都是朝堂政治统治的一部分。咸丰时代倚重僧格林沁的带兵能力，却要在他上面任命一个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就是如此。海军衙门成立后被交付在醇亲王奕谭手中，奕谭也写信给李鸿章，要他努力做好"新时代的僧格林沁”"，不过是对咸丰权术手腕的忠实继承。被困其中的李鸿章，自不免常常陷入畸形制度的牢笼。
琅威理的愤然离职，就是一个颇为典型的案例。
1890年，北洋舰队巡访东南亚返程途经香港，提督丁汝昌因事离队，右翼总兵刘步蟾即将提督旗降下，换升总兵旗。此举遭到琅威理的激烈抗议。当时，琅威理的身份是“水师副统领”“赏加提督衔”。在琅威理看来，提督离开，自己这个副提督尚在；刘步蟾改升总兵旗，这分明是对自己的藐视与挑衅。清人姚锡光后来在《东方兵事纪略》里说，刘步蟾此举是刻意为之，目的是羞辱琅威理迫其离开，原因是"琅威理督操极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sup18/sup
说刘步蟾"以计逐琅威理”，其实是以后果推断前因而得出的阴谋论，有矛盾并不意味着冲突是有预谋的行为我。琅威理离开北洋海军的主因，是他的抗议与诉求得不到李鸿章的支持。升旗冲突闹到李鸿章处后，李态度模糊，既未申斥刘步蟾做得不对，也没说琅威理的抗议不成立，而是发电报给左翼总兵林泰曾（刘步蟾是右翼总兵），让他另给琅威理做一面旗帜："琅威理昨电请示应升何旗，章程内未载，似可酌制四色长方旗，与海军提督有别。"2。
所谓"章程内未载”，其实是章程内不便做规定。北洋海军身上的淮系色彩，已让朝堂侧目，也是中枢的一块心病（所以海军衙门章京专用满人，昆明湖水师学堂也专招满人学生），李鸿章自不敢在海军章程里再将琅威理的副提督之职坐实，让他拥有与丁汝昌同升总督旗的地位--让洋人做真正的副提
督，只会给李鸿章招来更多的攻击。事情出来之后，李能想到的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给副提督单独做一面“四色长方旗”。这种迁就现实政治的特色处理方式，与世界各国海军的惯例格格不入，自然无法让琅威理满意。稍后，琅威理北上与李鸿章当面讨论此事，二人不欢而散。用李鸿章的说法是："琅威理要请放实缺提督，未允，即自辞退。"21
李鸿章暧昧模糊的处理方式，既谈不上对琅威理“舰队副提督”身份的尊重，也谈不上对刘步蟾升总兵旗行为的支持，实属息事宁人式的和稀泥。李鸿章有自己的不得已。朝廷赏给琅威理的"副提督"已明言只是虚衔，李断不能将之弄成实授，所以不能让琅威理升总督旗，但北洋海军需要琅威理的专业能力，所以只能另制旗帜以做安抚。然而，这种安抚在琅威理看来，却等同于对尊严的侮辱。琅威理愤然辞职后，天津的英文报纸.《中国时代》（thechinese力加es）刊文说，琅威理虽然拥有皇帝赐予的提督职衔，"但并非服务于中国政府，而不过为一总督的奴仆”\此说准确道出了琅威理离开北洋海军时的心理感受。，
琅威理的离开，影响的不仅是北洋海军的军纪，还直接影响到英国在东亚的政治天平向何处倾斜。琅威理来华的背后有总税务司赫德的运作。自琅威理任职北洋舰队之后，中英关系日趋融洽。北洋海军安排学生留英，英国政府允许他们进入皇家海军学校就读，并前往英国海军舰队实习。对清廷在英国的购舰活动，英国海军也愿意派人提供查验、试航方面的帮助23。赫德希望借此机会推动"中英结盟”（自19世纪60年代起，赫德即在试图推动此事）。琅威理离职事件发生后，几乎所有英文媒体都在抨击清廷排外，认为北洋海军将会坠人旧官僚体制的深渊，将会与清王朝的大多数官僚一样成为腐败与堕落的代名词。英国政府不再允许中国海军派学生留英，且撤回了在北洋海军中（包括海军学校）任职的其他英国军官。对"中英结盟”抱有极大期待的总税务司赫德也灰心丧气，在给金登干的信函中说：
中国不听劝告，遭到不幸才会吸取教训。如今我要和海军离得远远的。"
此后，英国在亚洲与清廷越走越远，与日本越走越近。甲午年，日本发动
对清廷的战争的底气之一，就是获得了英国政府"不反对"的默许。
没有好的土壤，花是结不出果实的
终于，甲午年彻底压垮了北洋海军。
1894年旧历七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上奏朝廷，比较了中日两国海军的实力优劣：
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为倭船所不及，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汉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甲、穹甲，而行驶不速。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旧愈缓。海上交战能否趋避，应以裕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西洋各大国讲求船政，以铁甲为主，必以极快船只为辅，胥是道也。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购在先，当时西人船机之学尚未精造至此，仅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为极速，今则至二十余海里矣。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增一船o25
与李鸿章的审慎不同，此时清廷的中枢决策层、台谏系统和督抚群体，均对清廷的军事实力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自信。
身为帝师，同时也是清流领袖的翁同稣自不必说，他对日本素无研究，却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战事爆发前夕，王伯恭自天津前往北京拜见翁同稣。新科状元张骞在翁同稣跟前力言“日本最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深得翁的赞许。王伯恭也是翁的得意门生，但因在北洋做事多年，又在朝鲜待过，对中日两国海军的实力有较为准确的了解，于是对翁同稣“力谏主战之非"，结果却被翁嘲笑为"书生胆小”。王伯恭回应说“器械阵法，百不如人"，不宜草率从事。翁同就则说：“合肥（李鸿章）治军数十年，屡平大熬，今北洋海陆两
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王伯恭说知道了自己的实力不如对方却还一味主战是不明智的，翁的回复是：“吾正欲试其良格，以为整顿地也"26。翁这番话，既说明他自信过了头，也显示他对李鸿章成见较深。
围绕在翁身边的诸多台谏清流中人，如文廷式、余联沅等，均在对日作战问题上抱持着不可理喻的自信。比如余联沅奏称，中日之战的上策是直取东京。翰林院侍读学士准良，则奏称"倭人所恃铁甲战舰，仅有大小二艘”。翰林院编修曾广钧，则奏称日本海军只有一艘铁甲舰，其余全是木船："彼国只有铁甲一艘，名日扶桑……（速度）并不算快。此舰尚不足畏，其余各舰悉系同治年间所造木质旧船，更不足数……若以交战大洋，直同儿戏”。江南道监察御史钟德祥的奏折，与曾广钧的说法几乎一模一样：“日本倾国兵数不当中国之一，又弱不经战，虽有甲船，而能与吾定远、镇远较坚厚，仅有名速力者一艘差可强颜耳，诸下者或不及向时船政之木船。"27底层士绅言有章（］903年做过新安知县）也在给盛宣怀的书信中说："北洋讲究武备近三十年，以中视西，或未可轻敌，以剿倭奴，足操胜券”sup28/sup,希望通过影响盛宣怀的立场来贡献绵薄之力，将李鸿章推向主战派。
中枢与台谏清流如此，号称老成谋国的督抚重臣如刘坤一、张之洞等，也是相似的心态。刘坤一身为湘军领袖，初时将甲午之战视作李鸿章淮军之务，袖手旁观，且认为日本绝非中国对手，故其身为两江总督，江苏沿海一带防务却迟迟未做规划。张之洞则素来认为，日本乃海权国家，中国乃陆权国家，彼此无利害冲突，不妨结盟对付俄国。战事爆发后，张也极为乐观，认为只要中国闭关绝市，即可使日人屈服，他对日军的战力和目的，可以说几无了解。sup29/sup刘、张二人尚且如此，余者可想而知。
这种不切实际的自信，反馈到具体战事上，让北洋海军无所适从。
1894年7月26日，李鸿章电报指示丁汝昌："汝即带九船开往汉江洋面游巡迎剿，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要。仍盼速回。"3。8月1日，李鸿章再次电报指示丁汝昌：“总署催汝统铁、快各船，往仁川附近，截击其运兵船，机不可失……速去速回，保全坚船为要。”3i这两份电报，显示总理衙门给李鸿章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总署一再强调“机不可失"，要求北洋海军向日军发起攻击。但深知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硬件差距和软件差距的李鸿章，对出击一事并无多少
胜算，所以他在转达总理衙门的指示时，给丁汝昌的命令，在措辞上非常微妙：一面命令丁汝昌抓住机会率军出击，一方面又指示他要“相机进退”“速去速回”，要将"保全坚船”当成最重要的事情。
光绪皇帝很快就觉察到，丁汝昌汇报中的"未遇敌船"，其实是不想与敌船展开正面交锋。遂连发谕旨，严词命令李鸿章，要他调查丁汝昌是否存在刻意避敌的行为。其中8月5日的一道谕旨是这样说的：
丁汝昌前称追倭船不遇，今又称带船巡洋，倘日久无功，安知不仍以未遇.敌船为诿卸地方？近日奏劾该提督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者，几于异口同声，若众论属实，该大臣不行参办,则贻误军机，该大臣身当其咎矣！sup32/sup
谕旨里威胁说要拿丁汝昌"身当其咎"，实际上敲打的是李鸿章。无奈之下，李鸿章只好命令丁汝昌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四度率舰队出海，以应付皇帝。但中日海军之间没有大战，光绪绝对不能满意；北洋舰队不能击败日本海军，光绪也绝对不能满意。9月17日的黄海大战，北洋海军受创颇重，但根基尚存。两天后，光绪再发严旨，催促修复军舰再战，李鸿章无可奈何，只能指示丁汝昌，要他尽快将船只修复到能行驶的程度，再将其开上洋面威慑日军，以应付朝廷的严责，同时要注意不可与日本军舰交战，要理解此中“虚虚实实"的真意：
定、镇、靖、济、平、丙六船必须漏夜修竣，早日出海游弋，使彼知我船尚能行驶，其运兵船或不敢放胆横行，不必与彼寻战，彼亦虑我蹑其后。现船全数伏匿，将欲何为。用兵虚虚实实，汝等当善体此意。蜂
闭目塞听带来了盲目的自信，盲目的自信带来了混乱的指挥。这混乱的指挥贯穿了整个甲午战争♦，直至北洋海军消亡。
土壤贫瘠的另一个表征，是清廷的军事改革以一条腿走路,只改革了海军，将之拖入近代军队的大门，却几乎没有改革陆军，更没有改革其他相关体制。所以，甲午年的海战颇为激烈，陆战的规模却可以用"微小”来形容。
"微小”二字的评价，来自日本学者藤村道生。他的理由是：日军在陆战上消耗的弹药非常少，且绝大部分人员损失来自瘟疫，而非与清廷陆军交战。藤村道生说：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日军所消耗的弹药为：步枪子弹1241800百发，炮弹34090发。派往海外的士兵，每人约放步枪子弹8发，每门大炮约放炮弹100发。看看十年后日俄战争中的南山战役，它以三个师团为骨干的第二军，在两天的时间内，就消耗了大约♦同等数量的弹药。如果仅限于同清国陆军作战，就可知日清战争的军事规模，是微小的。
日本士兵的真正敌人是瘟疫。因为没有建立预防体制，卫生设备很差，所以许多人病死了。在出征期间，入院治疗的达17万.人。其中因重病而被送回国内的，约占派往海外士兵人数的1/3,达67600人。在17万入院患者中间，因战争而负伤的不过4519人。其余则是或患赤痢、疟疾、霍乱等传染病，或患脚气病。忽视卫生带来的结果就是大量的人命牺牲。乂
简言之就是：日军人均8发步枪子弹，即击溃了清廷陆军。而且这还是一支遭受严重瘟疫侵袭的军队（主要是霍乱、痢疾与脚气病），过半数士兵与随军夫役因病入院，逾三分之一的海外派遣士兵因重病不得不被送回日本。据藤村道生的统计，整个战争中，日军战死者（包括受伤后死去者）共计1417人（其中，964人死于1894年7月25日至1895年5月30日，余者死于1895年5月31日至1895年11月30日），因疾病而死者共计11894人（其中，1658人死于1894年7月25日至1895年5月30日；余者死于1895年5月31日至1895年11月30日）。后者是前者的8倍有余。
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长（管西局）小川又次，1879年被派往清朝，从事谍报侦查，明治二十年（1887年）向当局提交了一份《征讨清国策案》。由这份《策案》，不难窥见清廷陆军的战斗力为何如此之差。
对清廷陆军的总兵力，《策案》的评估是：八旗兵大约30万人；绿营兵大约47万人。此两者之内，练军约10万人，蒙古兵大约10万人，勇兵大约30万，人，合计大约117万人。其中，防勇、练军40万人，战斗力较强，但“由各省总
督、巡抚分而辖之"，"教育之法各不相同"，虽然多聘请外国教练，但“可惜者，并非举而全然委任于外国教师，而是采用半洋、半清式之战术”，非但无益，徒生烦杂；“更为可怜者，乃是将校为文官，虽有武官，但也一概不知兵学为何物，皆是惟有利己之谋"；何况，“以此四十万之兵员，布于我十倍之土地面积，特别是道路粗糙恶劣，交通甚为不便，故而假令一方有事，也难以直接调遣邻省之兵"。小川又次在《策案》里说，直隶与山东地区，清廷的练军与防勇总数仅5万人；吉林、盛京与黑龙江地区，练军与防勇总计不过2万余人。这与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向光绪汇报“陆海兵数”时给出的数据颇为吻合。李的数据是：沿海陆军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者，合计仅2万余人35。甲午战争期间，其他省份的陆军，确如小川又次所预料的那般，无法迅速集结开往前线。
至于余下的77万军队--朝廷之八旗，地方镇台之绿营，皆是“携带家眷之兵"，其薪饷本极有限，且"长发贼大乱以来……又减少官兵俸禄钱粮”，已到了"不从事贱业，则不迢以糊口”的程度，“今查清国军备金额，大约七千五百余万圆"，数额虽大，“但用于八旗、绿营者，恰如救助贫民"，仅算勉强养活，至于军备训练，完全无从谈起，"实乃有名无实之兵员”。虽然中法战争后，鉴于地方勇兵坐大，而八旗衰败已久，清廷为维护其满人统治，曾命地方“减少防勇人数，每年节省二三十万两，以充作训练八旗兵之费用”，但这种以弱易强的做法，反使其实力"又有几分退步”。sup36/sup
《策案》的最终结论是：清廷"近来虽然虚张声势，频繁谋求扩张军备。但尚未达到杜绝百弊之源、布设铁路、采用义务兵役之日，决不能称作真正之强国”。意思就是清廷陆军并不是一支近代化军队，架构上没有陆军部（也没有海军部，只有一个四不像的海军衙门，海军衙门五大臣全是兼职，既无人专门研究与建设海军，也无人出身海军或受过海军训练），体制上没有最基本的义务兵役制度；训练与改革更是政出多门，彼此无法兼容。反观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即设立海军省与陆军省，统一筹划管理海军、陆军事务；其后又设立军令、军政机构，以完善统一指挥体系；再颁布征兵令，实行普遍义务兵制，进而确立现役与预备役结合的近代常备军制度；为适应出洋远征，陆军还效仿德国，改成了师团制。
按藤村道生的说法，"北洋陆军装备毛瑟枪和克虏伯炮，所以在武器方面，它比使用村田式步枪和青铜山炮的日军优越"。但对战的结果，却是日军所向披靡。原因是清军虽然装备了近代武器，但无力去执行一场近代战争。比如，大多数清军将领的作战经验仍来自与“长毛"对垒（清廷朝野弥漫着一种对“宿将”的迷信），没有接受过近代战术的培训，根本不知如何部署步兵与炮兵，往往将炮兵阵地安排在"第一线步兵阵地内或其间隙"，使"火炮成为显著的目标，在战斗的初期阶段，屡次被日本炮兵破坏”"。而参加甲午战争的18位日军旅团级以上军官中，有一半曾到欧美留学或考察，深知与火炮相关的各种战术。再如，清军士兵普遍训练不足，多数时候只要求“演走各样阵法，步伐既甚整齐，释放连环枪炮，声响亦均连贯"即可。战争爆发后临时招募的新兵，更几乎没有训练，只是学习"一齐将矛举起向前一冲，口中就喊一声杀”"。反观日军，步兵不仅训练有素，且已有了独立的工兵与辎重兵，清军则尚不知工兵与辎重兵为何物（按李鸿章1891年给光绪皇帝的奏折里的说法，其辖下淮勇全部长期兼职工兵，在修筑各种工事）。日军将领也观察到，清军进攻时"没有整然的秩序"，“经常用的队形是在散开的一队中挥舞大旗开火，开火为随意射击”；清军射击出去的子弹"多从（日军）头上通过，达到很远的距离。他们不考虑利用地形地物，从不用跪射、卧射，一律站着射击”羽。清军士兵开炮前，先要摇动大旗，恰好成为日军射击的靶子。
其实，李鸿章自己也知道，北洋海军这朵花，被嫁接在清王朝日趋干枯的枝条上，是难以结出果实的。甲午年后，李闲居贤良寺，回首前尘往事，曾对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说过这样一番话：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4°
纸糊的房子没有根基，一如缺失了土壤的花朵无法结果。
1896年8月，李鸿章出访欧美，抵达伦敦时与琅威理有过一次长谈。李再次邀请琅威理前来中国，琅说自己"或多或少”愿意接受邀请4j可惜的是，北洋海军已成过眼云烟，李鸿章的政治生命基本上已经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