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的一次征文活动，题目是要读者区分近代科学与中国传统”格致之学”，比较西方数学与中国算学。头等奖奖金8元，二等奖5元，三等奖2元。1893年的一次征文活动，题目是要读者写一写自己对多种近代文明事物的认知，说出它们是什么，有什么好处。具体包括：铁路之益；邮政之益；游历各
国之益；公司轮船行于各国之益；钢厂铁厂之益……报馆之益；公家书院之益；博物院之益……sup13/sup
1894年，英国商人汉壁礼多玛(sirthomashanbury)捐助了600两银子作为悬赏，“征文讨论中国如何改良币制、建筑铁路、扩充邮政、用机器制茶、制丝”等重大现实问题，“意在要诱掖全国的文生，对国内要事大政，各发表改良的计划”m。刚刚自京城参加科考归来的康有为，也以"康长素"的名字参与征文比赛，列广东省第10名，获得奖金4两白银%
与广学会的接触，彻底改变了康有为的思想轨迹。他后来"变法上书”中的内容，几乎都可以在广学会出版的书籍和《万国公报》刊登的文章中找到。比如：他的富国之法来自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的《富国养民策》；他的养民之法来自李提摩太的《养民四要》；他的教民之法来自林乐知的《治安新策》；他的改革之法来自李佳白的《上中朝政府书》。他那创设孔教以救国的想法，也受到"传教士推崇基督教”这一现象的影响。sup16/sup
康有为并不讳言这种影响。他曾对香港《中国邮报》的编辑说：“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功于两位传教士一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与康关系恶劣的胡汉民也说：“康有为未尝研究政治的学问，单就当事李提摩太、林乐知所译一二粗浅西籍，管窥蠡测，以为民族是要分别的，民主政体是这样的，实则似是而非，一知半解。"i8李提摩太也看过康有为的变法请愿书，他给妻子写信说：“我惊奇地发现，我曾提出的各项建议几乎都揉进了请愿书中，并被浓缩在一个绝妙的小小’指南针'中。无怪乎他来拜访我，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共同观点。”19
不但康有为这些民间士绅深受广学会影响，清廷的中枢决策层和督抚大员们，也大多成了广学会书刊的读者。《万国公报》也被送进总理衙门。醇亲王奕谭不但经常阅读，还常与高级官员就报纸所刊载的问题进行讨论。李鸿章告诉李提摩太，他“看过几次"李提摩太撰写的《泰西新史揽要》，也订阅了《万国公报》；张之洞的幕府里，《万国公报》也是必备读物，张还给广学会捐助了1000两白银。有统计称，所有的督抚及其他2500位官员订阅了该报，官府的订阅量占到销售量的八分之五。简言之，《万国公报》已在"全国的重要，官邸流传"osup20/sup
图书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上海轮船招商局的一位理事曾一次性买了100本《泰西新史揽要》分送京城高官；曾国藩的女婿、做过道台巡抚的聂缉械，是广学会书籍的忠实读者与慷慨捐赠者。1894年前后，广学会的书籍开始出现盗版印刷，其中仅李提摩太所著《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在四川就发现了19种盗版本。林乐知不得不通过美国驻华领事馆向清廷提出抗议，来维护自己的版权。盗版猖獗，意味着市场需求很大。其中最让广学会兴奋的，是光绪皇帝搜求到的129种西学书籍当中，至少89种由广学会出版，且购置了全套《万国公报》\*
1890—1911年，广学会至少出版了400余种100多万册西学书籍。可以说，晚清的求新之士，几乎都曾是广学会的读者。这个成立于1887年的出版机构，成了晚清中国人“开眼看世界"重要的窗口。可以说，若没有广学会，可能就不会有戊戌年汹涌澎湃的维新舆论。
批评洋务改革走了歧路
广学会致力于西学的输入，但并不是一个机械的"文明输入者”。对清廷正在实施的各项改革，广学会众人亦有诸多针硬。
自1861年启动的晚清"洋务自强"改革，专以购入西方先进设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为要务。广学会众人觉得此中有所不妥。他们批评说：科学技术与科学理论，是两个完全不同又相辅相成的东西，重视前者却对后者漠然不闻，只是一种"徒袭皮毛"之举，无助于中国迈入近代文明。
广学会花了很多精力，试图向中国输入近代科学的思想基础。比如，慕维廉于1878年在《万国公报》上连续8期刊登文章，翻译培根的《新工具》，试图向中国人介绍培根以归纳法为基础的逻辑思想。在慕维廉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传统，也没有发育出认知自然方法论，培根的归纳法，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急需之物；中国人要想在科学领域获得原创能力，须懂得归纳法这样的逻辑学常识。这些译文最后集结为《格致新机》一书由广学会出版。虽然该译本在当时产生的影响有限，“但我们应注意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培根思想的传播者，似乎都多多少少与慕维廉的这些译本有过直接或间接的
接触，钟天纬、梁启超、章太炎都曾是《格致汇编》与《万国公报》热心的读者"。22
甲午年后，推崇丛林法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被一些救亡心切的中国知识分子奉为至理。但在一些有宗教背景的广学会成员看来，将生物进化论移植应用于人类社会是错误的，它相当于只承认人的动物性而不承认人的社会性，或者说是将人的社会性直接等同于动物性。他们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奉弱肉强食，带有为殖民主义美化的性质，中国人掉入该主义，是正中陷阱，走上了歧路。以《万国公报》为凭借，以人道主义为精神依归，广学会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流毒深远的流行学说，做了许多廓清工作。成员林乐知撰文说，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以荒野间草木禽兽之所行，窜入人类社会之中”的错误理念，与动物不同，人类另有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同情之心。成员马林(williame.macklin)也论证说，人类社会进化的关键，不是武力的强盛，而是“自由之道"。23
广学会还批评了晚清盛行的"官督商办企业"，试图将当时最先进的经济学思想引入中国。1892年8月，会员艾约瑟(josephedkins)开始在《万国公报》上连载《富国养民论》，这是一本综合多本西方近代经济学名著而成的作品，其中至少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杰文斯(wsjevons)的《政治经济学入门》2、其中对《国富论》的编译，要比严复的翻译早出近十年，理解程度上也要远远超过严复。
艾约瑟说，之所以想要编译这样一本著作，是因为他观察到当时的中国，正激荡着一股洋务企业排挤民商资本，并蜕化为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的浪潮。该书的第15章题为《益民生诸事官办、民办之利弊》，专门论证官办企业的种种弊端，对鼓励自由竞争这方面的内容，做了重点阐述。艾约瑟希望他的中国读者，能够对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能够意识到自由竞争与市场经济的好处。25另一位广学会成员马林，也于1899年编译出版了一本经济学著作《富民策》。针对清末改革孜孜追求的富国，马林大唱反调，说"富国不如富民，富一二有资本之民，不如富天下无衣食之民"。该书的核心底本，是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geoige)的代表作《进步与贫困》？6。'
对清廷财政系统的混乱与黑暗，广学会也提出过批评意见。1882年，花之
安(emstfaber)在《万国公报》上刊文，首次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的国家预算制度。花之安说，清帝国的财政，既缺乏可靠明晰的预算，也缺乏公开性，权力不受约束地"开捐纳之门、设抽厘之厂”，结果导致官吏的横征暴敛与财政的入不敷出。他建议清廷效仿英国，引入近代财政预算体系，让政府财政收支有预算、有决算，皇帝花多少、兵丁花多少，"每年俱有定章，不能多取”，而且公开透明，可供国人监督。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自西徂东》一书，由广学会出版。sup27/sup
以上种种批评，究其实质，是在呼吁清廷不要仅仅沉迷于器械和技术的引进，还须做制度层面的改革。早在19世纪70年代，后来成为广学会成员的林乐知等人，即已开始用中文写作，想要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之类的西方理念输入中国。林乐知说，近代国家之所以比传统国家强大,是因为"其治国之权属之于民”，国事有民意为基础，"非一人所得自主"。林乐知还创造了议法、掌律、行政三个词语，来描述近代政治中的三权分立。功
批评逆耳。广学会的这些言论，自然也常常引来被批评者的不满。他们指责洋务运动不该以官办企业为主，呼吁给民营企业生存空间的声音，尤其招惹忌讳。结果便是广学会众人得了一顶“好预人家国事"的帽子。
对于这顶帽子，林乐知的回应是：
本馆主，美国人也。局外旁观，岂未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非好预人家国事也；只祈尽一己之心与中国交好，而欲有益于中国……知我者，谓我推诚布公，以亲中国；议我者，必谓我干预中国事矣。而不知大公无我者，本馆主人之实心也。既有一知半解，而不为友邦进忠直之言，尚得谓之和好耶？sup29/sup
不过，愿意拥抱近代文明的有识之士，并不介意这些批评(哪怕有些批评有着局外人的幼稚)。他们喜欢阅读广学会编写的书籍，也乐意倾听广学会众人对中国的批评。上海格致书院的院长王韬，就是其中之一。甲午年清军惨败之后，林乐知利用诸多中外电文、奏疏与文件，写成《中东战纪本末》一书，细致复盘清廷惨败的经过和原因，痛斥清廷政治存在八大恶习--骄傲、
愚蠢、胆怯、欺诳、暴虐、贪私、因循、游惰。王韬读了该书后，即感慨林的用意深远，"林君之作此书盖欲中国自强而发也……实欲中国以行新法、教西学……其所以期望者深矣""，爱之深责之切，旨在鞭策中国变法自强。
稍后在戊戌年支持维新的吏部尚书孙家鼐（但他不支持康有为主导的维新），读了林乐知的《中东战纪本末》后，也在家信中赞叹说，林的文章“于中国之病源，可谓洞见症结，此中国士大夫所不能知、知之而不敢言者"以。
1895年8月，梁启超等人效仿广学会，在北京创办强学会，试图“输入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同时还设立近代中国第一家公共图书馆“强学会书藏"，孙家鼐也参与其中。广学会的李提摩太鼎力支持强学会；英、美两国公使，也给“强学会书藏”提供了颇多欧美书籍与地图器物32。这年秋天，梁启超等人每日的主要工作，就是邀人进入图书馆读书。其间，他们得到一张高质量的世界地图后，遂"日出求人”，每日到街面上打招呼做广告，"偶得一人来观，即欣喜无量”"，觉得自己又将中国社会推动了一小步。
遗憾的是，“强学会”与“强学会书藏”只存在了短短五个月，就被步军统领衙门查封了。查封的缘由是被御史杨崇伊攻击，其中一条罪名正是：“专门贩卖西学书籍，并钞录各馆新闻报刊，印《中外纪闻》，按户销售。计此二宗，每月千金以外。犹复借口公费，函索各省文武大员，以毁誉为要挟。"34
小小学会要挟敲诈“各省文武大员"，自是天方夜谭。杨崇伊深谙官场文辞之术，他真正想要对慈禧太后表达的，其实是"各省文武大员"都很支持强学会和强学会书藏；但他的弹劾目标不是"各省文武大员”，本身也不愿与“各省文武大员"交恶，故选择在奏折里施以曲笔不加点破，而非“直抒胸臆”。慈禧久历政坛，自然能够敏锐接收到杨崇伊奏折的本意——这样一个得到众多官员和士绅支持的“专门贩卖西学书籍”的学会组织，对朝廷而言显然是一个危险的迹象。所以，她没有按惯例让都察院去查明情况，看看"函索各省文武大员，以毁誉为要挟"这种事情是否真的存在，然后再来汇报请旨。而是直接下发谕旨，封禁了强学会这个"中国版的广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