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来华传教已有20余年的英国人韦廉臣(alexanderwilliamson),联络了赫德、林乐知、慕维廉等一批知名在华外国人士，决定在上海成立一个文化出版机构，将欧美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知识引入中国。机构最初的名称是"同文书会"，后更改为“广学会"，意思是"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
没有任何一家同时代的文化出版机构，可以像广学会这般，对晚清的时代变革产生深远的影响。
博得中国士大夫的尊敬
按韦廉臣的设想，要想将西学介绍进来并得到认同，文化出版机构必须熟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必须切实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著书立说，如此才有可能影响中国"有知识和领导能力的阶级"，才有可能起到"引导和提升民众"的作用\
在《发起书》里，广学会(同文书会)计划做两件事：一、提供承载近代文明的高档书籍，给中国的知识阶层阅读；二、提供附有彩图的启蒙类书籍，给中国的一般家庭阅读。韦廉臣认为，要实质性改变中国的愚昧现状，首要之务是改变士大夫的知识结构。他的理由是：
我们发现往往在北京的高级官员和开明的官员已准备接受外国人的建议，而地方上的士大夫们却进行干涉，并且会有效地阻塞一切进程q这般士大夫们充斥在帝国各地而且受到高度的尊敬，事实上他们乃是这个帝国的真正的灵，魂，并实际地统治着中国。这就很明显，如果我们要影响整个中国，就必须从
他们下手；只有当我们愈是博得士大夫的尊敬，我们在中国的事业才愈能顺利进行。2
所谓“博得士大夫的尊敬"，换一个说法就是“启蒙中国的士大夫"。韦廉臣希望那些"对中国昌盛感兴趣的人”可以加入广学会（同文书会）里来，共同推动这项事业。
1887年11月1日，广学会（同文书会）正式成立。由清廷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担任第一任会长（总理），韦廉臣任督办（总干事，负责实际事务）。首届职员共计38人，其中包括传教士7人、商界人士16人、政界人士12人，以及医生、律师和报纸编辑各1人\商界、政界中人或出钱或站台，许多人来到中国又离开中国，所以会务仍主要由长期在中国生活的传教士们主持。1890年，韦廉臣去世，督办之职由另一位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接任。
为了让"启蒙中国士大夫"这项工作更加有的放矢，李提摩太在1891年完成了他对中国知识阶层的调查:他的结论是：
县级和县级以上的文官2289人，菅级和营级以上的主要武官1987人，府视学及其以上的教育官吏1760人，大学堂教习约2000人，派驻各省城的高级候补官员和顾问及协助人员2000人，经科举考试获得秀才以上头衔的文人姑且以60万计算，以其中百分之五为重点，计30000人，经过挑选的官吏与文人家庭的妇女儿童，以百分之十计算，计4000人，以上共计44036人。这个数字，从整个中国来看，平均每县只有30人，但是却影响了4万多人，就等于影响了整个中国。4
李提摩太会去做这样的调查，与他在中国的切身经历也有很大关系o
在惨绝人寰的"丁戊奇荒”（1876—1878）中，李提摩太为拯救灾民，辗转于山东、河南、山西，见识过无边的人间惨状。这惨状，不仅体现在城门口堆积如山的尸体（这是李提摩太1878年2月2日，在太原以南530里的一座小城里见到的"最恐怖的一幕”，城门一侧堆满了男性尸体，“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另一侧则堆满了同样高度的女尸5）;还体现在朝廷的私心（在朝
廷眼里，洋人前来救灾，实在有损国家的脸面，所以当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表示可以免费向山西灾民提供粮食，且这些粮食近在天津港口时，总理衙门的回复是“谢谢，从天津运往山西路途遥远，这些赈粮我们还是不要了”6）。李提摩太在山西的活动，也被视为收买人心、窥探虚实，谕旨要求山西巡抚曾国荃对李提摩太“婉为开导，设法劝阻”7,将其从灾区请出去，直到李提摩太答应出钱，而将赈灾的名义让给山西的地方官。
不仅如此，这惨状也包括士大夫们的愚昧--以苏州士绅谢家福为代表的江南士大夫群体，积极参与“丁戊奇荒"的赈灾活动。然而，他们赈灾的第一目的并不是救济饥民，而是打败夷人，与传教士争一个高下。谢家福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说，自己赈灾只以收养难童为主，原因是"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8；他还说，“弟之此行为敌夷，不为赈济。赈济则以仁存心，当念亲亲仁民之意，敌夷则惟知大义”）我这次去灾区，目的不是赈灾，而是与洋人对抗，赈灾要讲仁心，抗夷只论大义。
不仅"丁戊奇荒"，在之后年月里，李提摩太一再重温着相似的惨状。这给了他很深的刺激。在1891年的广学会（同文书会）年度报告中，李提摩太说，不管外国社团如何慷慨，导致饥荒的那些"可避免的原因仍然没有清除”，所以真正能够有效帮助中国的，是"开展启蒙工作，恰如广学会所试图做的那样"。而首要之务，正是将清帝国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带入近代文明：
我们不能梦想在整个帝国内建立起现代化的学校，那将是各个省政府的职责，当它们对自己的需要有所了解并知道如何去满足这种需要时，它们会有所动作；我们也不能企图结识帝国的所有高官；我们更是远远不能接触在帝国政府中拥有重要地位的每一个读书人。然而，帝国最重要的行政官员、各省学政、县教谕、书院院长以及部分一般读书人，还有他们的子女等（估计有44036人）是可以顾及的。sup10/sup
基于这样一种愿景，李提摩太决定推动广学会做七件事情：，
一、撰写、发行西学图书。
二、向举子和官员免费赠书。
三、开展有奖征文活动。
四、创办一份供高级阶层阅读的期刊，也就是后来的《万国公报》，由传教士林乐知担任主编。
五、开办讲座、设立博物馆与阅览室。
六、在各个省会考场附近建立书报销售点（至1899年已设有35个销售点）。
七、与中国人合作建立组织（比如后来的强学会），来推动文化的传播和进步。
图书出版方面，李提摩太虽然身为传教士，但他主张将更多精力放在近代世俗文明的推广上。这既与广学会吸纳了许多非教会人士，已非一个传教组织有关，也有认知方面的原因--在李提摩太看来，推广世俗文明与传教是一件并行不悖、一体两面的事情。所以，广学会出版的图书，大多是非宗教类。1897-1911年，广学会出版书籍461种，纯宗教书籍只有138种，占比29.93%;无宗教色彩的书籍238种，占比51.63%；含部分宗教色彩的书籍85种，占比18.44%"。
赠书和有奖征文,都是为了引导中国知识分子多读西方的书。
赠书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乡试、省试、恩科考试举办的时候，广学会派人去考场外面蹲点，将书籍免费赠送给举子。每年，广学会都要在大约200个考场外搞免费赠书的活动。比如1893年的恩科乡试，广学会印制了一批图书，包括《开矿富国说》《国贵通商说》《辨明技艺工作说》等，运到10个省的考场，共送出6万余册；1897年，也就是百日维新前夕，广学会的赠书曾高达12万册。另一种，是将书籍免费赠送给清廷的各级官员。1888年，广学会曾将2000册《格物探源》，分送给南京、北京、奉天、杭州、济南五地的官场；而另一本西学读物《自西徂东》，仅南京一地就送出了1万册。sup12/sup
有奖读书征文活动的效果同样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