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说要归政，王大臣们恳请太后不要归政。这种戏码上演至1886年9月2日，终于告一段落，慈禧“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2i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定论。同月，醇亲王奕谓上奏请求“昆明湖里练海军"。昆明湖在清漪园内，太后与皇帝随时可能会去昆明湖视察海军状况，需要有驻足休憩之所，于是重修已成一片废墟的清漪园，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所以，"昆明湖里练海军"的建议刚刚得到批准，奕谡立即上奏折说：
因见沿湖一带殿宇亭台半就颓圮，若不稍加修葺，诚恐恭备阅操时难昭敬谨，拟将万寿山及广润灵雨祠旧有殿宇台榭并沿湖各桥座、牌楼酌加保护修
补，以供临幸。22
所谓“保护修补”实是完全重修。昆明湖所在的清漪园早已化为一片瓦砾，只能重修。至于费用，既然是“水操”，自然是从海军衙门支取。清漪园此番重修后，成了后来的颐和园。
"昆明湖里练海军”潜藏的猫腻，朝野上下直到两个月后才反应过来。当年旧历十月二十四日，翁同稣在日记中写道：
庆邸（奕勘）晤朴庵（奕谡），深谈时局。嘱其转告吾辈，当谅其苦衷。盖以昆明易勃海，万寿山换滦阳也。sup23/sup
勃海即渤海，代指北洋水师；滦阳是承德避暑山庄的别名。日记的意思是：庆郡王奕勘去见了醇亲王奕谭，二人深入商谈时局。醇亲王嘱咐庆郡王转告翁同稣，让朝堂众人病解他"以昆明易勃海，万寿山换滦阳"的苦衷。所谓"以昆明易勃海”，指的是以"昆明湖水操”来取代北洋海军建设；所谓“万寿山换滦阳”，指的是以修建颐和园来权充给慈禧的承德避暑山庄。
除了博取慈禧太后的欢心，奕谓或许还存有一份私心。尽管他是牵头请求慈禧继续训政之人，但在内心深处，他仍希望太后能按正规程序早日归政。毕竟，光绪皇帝宗法上虽是咸丰的后代，血缘上却是奕谓的亲子。奕谭希望颐和园建成后，太后能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园子里，尽可能远离政治中心（颐和园与皇宫之间，步行至少要四个小时）。他让翁同稣等人"谅其苦衷”，很可能指的是这个。
"昆明湖里练海军”的第二重考量，涉及"以昆明易勃海"的另一重解释。
水操学堂是颐和园工程的掩护，不意味着奕谡对该学堂毫无期望。他曾在给李鸿章的信函中说，"昆明习战，不过借一旧制，大题实则开都中风气”2'所谓"都中风气"，既是指新式海军在清廷官场是个尴尬的"局外者”，朝堂之上对其充满了疑虑的目光；也是指满洲八旗亲贵子弟皆不愿参与海军事业，而奕谭又不放心将海军交在汉人手中。于是，“昆明湖水操内外学堂”就被他办成了
晚清唯一一所专门培养八旗子弟的近代海军学校。也就是说，"以昆明易勃海”这句话，也可以被解释成“以昆明湖训练出来的八旗子弟，来取代北洋训练出来的海军人才，让71旗子弟成为大清海军的骨干中枢”，也就是"用昆明湖子弟取代渤海子弟"。
考虑到这句话的传达对象是翁同稣，目的是寻求翁同袜的支持，将之理解为“用昆明湖子弟取代渤海子弟”，可能更为可信一些。翁当时对海军的立场是"海军亦急务，但王大臣可恃而所用之人不可恃”25。这是翁同稣1889年2月21日在养心殿东暖阁对光绪皇帝所说的话。"王大臣”指的是以光绪生父醇亲王奕谡为首的军机中枢。至于靠不住的"所用之人"，翁同稣当着光绪的面举了李凤苞与徐承祖两人为例。这二人都是李鸿章圈子里的干将，可见翁真正的攻击对象是李鸿章。奕谓知道翁同稣反对李鸿章，他对翁同解说要"用奕谡训练出来的昆明湖子弟，取代李鸿章训练出来的渤海子弟”，是料定了翁必定会赞成，必定会谅解。
其实，昆明湖水师学堂在教学模式与课程设置上，完全模仿了李鸿章主持的天津水师学堂。第一批入校学生60人，学满五年肄业者共计36人；这36名没有见识过海洋的半成品经择优考试后，选拔出24人送入天津水师学堂继续学习，最后有9人完成了全部海军课程。第二批入校学生40人，因甲午战争爆发而未及完成学业。北洋舰队覆灭后，昆明湖学堂与海军衙门一同被裁撤。直到1909-1910年清廷重建海军，力图以满人控制军队，这些"昆明湖子弟"才真正得到了短暂重用。26
奕谭在海军建设中的这种"满洲本位"意识，也见于海军衙门的组织结构。海军衙门1885年成立，其组织建制、内部结构与政务运作，皆体现出奕谡的认知与主张。该衙门表面上仿照总理衙门，由一名王公领衔总理，一到两名大臣担任会办，一到两名大臣担任帮办，大臣的用人兼顾满汉和湘淮派系；下面则设章京作为具体办事人员；实质则是一个满人机构，该衙门与奕谭掌控的神机营（八旗军队）一同办公并共用印信达六七年，该衙门的章京30余人全部抽调自神机营，也全是满人。•
这种人事布局曾引起李鸿章的不满。他在给张佩纶的书信中说:
神机营兼设海军衙门，奏派文案旗员三四十人，铺排门面，毫无实济。邸谓如昔惠王为奉命大将军，全赖僧邸在外，兹事非陆军比，鄙人更非僧比。部臣皆作壁上观，请吾入瓮，可慨也。2，
大意是：既想建设海军，却又不让海军衙门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反将其兼设在神机营下面;海军衙门的王大臣无一人专职办理海军事务，然后衙门里具体办事的章京三四十人，又是从神机营里调来的完全不懂海军的旗人，实在是毫无实际用处。醇亲王说这般布局，好比昔日咸丰皇帝任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奕燃以总理大臣自比绵愉），全赖参赞大臣僧格林沁在外筹划（李鸿章担任衙门会办，被比作僧格林沁）。海军建设与陆军没有可比性，我李鸿章与僧格林沁也没有可比性。朝中部臣个个作壁上观，只是请我入瓮，实在可叹。
李鸿章期望中的海军衙门，对标的是欧美各国的海军部，其基本特征是“设衙门于都城，海部体制与他部相埒，一切兵权、饷权与用人悉以畀之，不使他部掣其肘，其海大臣无不赞襄枢密者，令由中出，事不旁扰”2，即海军部设在京城，地位与其他部门（外交部、财政部等）相同，拥有独立的兵权、饷权和用人权，不受其他部门牵制，海军部的大臣可参与中枢机密决策。海军部奉行的命令来自中央，海军部负责的事情只有海军建设，没有别的。
显然，由奕谭主导设立的海军衙门，与李鸿章的设想相距甚远。慈禧与奕谓之所以不愿采纳李鸿章的设想，不愿创设拥有独立地位的海军部，核心原因仍是出于对汉人的不信任。昆明湖水操学堂变成纯满人海军学校，海军衙门纯用满人章京，即是明证。如此做法的结果，固然可以防止李鸿章和他的北洋海军坐大（人事权与财权犹如两条勒脖子的绳索，皆牢牢控制在朝廷手中），也导致海军衙门徒有其表，对清廷的海军建设几乎没能起到任何作用，最后沦为了纯粹的文件收发机构（很多督抚甚至不发文件至海军衙门）。29
也就是说，一方面，在1884年之后的中枢决策层里，奕谭是洋务自强事业最强力的支持者，李鸿章的海军、铁路、电报、矿务建设，均高度依赖奕爆的协助，所以1891年奕谭去世时，李鸿章痛心不已。另一方面，奕谡也是一个典型的"满洲本位者”，洋务改革要支持，但若能借着洋务改革将近代化海军这
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的掌控权向满人转移，那就更好了。就这层史实而言，“以昆明易勃海"这句话或许还可以解释为：以满人构筑一个新的昆明湖海军系统，来取代以汉人为主的渤海北洋海军系统。
人人皆知中国不足惧
无论"以昆明易勃海"这句话如何解释，结局都是失败的。
浩大华丽的颐和园，圈不住慈禧太后对权力的贪恋，最终成了一座永远也修不完的园林。从1886年到1894年，是整整8年永不停止的修筑。修筑的永不停止，意味着归政的永不到来＞—这是一种微妙的政治手段：太后颐养天年的居所尚未完工，朝臣们自无人敢贸然吁请太后归政；1886年谈"训政"时既然没有规定具体年限，太后也不妨装聋作哑，不会再有自请归政的压力。
这场无休止的造园游戏，究竟消耗了多少民脂民膏，已无法具体核算。按王道成的估算：
根据档案记载，乾隆帝修建清漪园，历时15年，共用银4402851两9钱5分3厘。颐和园的修建经费，虽然没有像清漪园那样的完整的记录，但是，根据样式雷家藏资料，颐和园56项工程，共用银3166699两8钱3分3厘。这56项工程，占颐和园工程总数的一半以上。由此推算，颐和园修建经费当在五六百万两之间。3。
叶志如等人的估算是"三海大修工程的经费总额当为六百万两左右"，这其中不包括之后的岁修和慈禧庆寿工程。算上后者，"从光绪十一年四月起至光绪二十一年四月止的十年中，整个三海工程（包括大修、岁修及庆典工程）共计挪借海军衙门经费4365000余两。这是一个庞大的数目，如果用这笔钱去订购新的海军舰只，就能够再获得像北洋舰队中定远、镇远、济远那样的3艘主力舰只（3舰合价为4085000余两）；如果把这笔经费用于北洋海军的舰只维修及设备、火器更新上（据统计，更换锅炉需要150万两，更换大炮需要60余万两），也是绰绰有余的”。此外，“将颐和园工程用费的上限估计为600万
两左右，当属恰当”。*
学者王家俭细致考察了清末海防经费的收支，得出的慈禧造园（包括颐和园和三海工程）耗银数据是："共计约有11531048两，督抚集款260万两，以存银行生息，本金未动。其中由海署所直拨者计922700两，虽不及百万，但若连同三海工程时所拨之140万两，已达2322700两。至其假海军之名，以行修园之实，所用之款则远超此数。"32按王家俭的估算，甲午年之前，同治陵墓花费了五六百万两，光绪大婚用去六七百万两，三海及颐和园工程用掉了2000余万两，慈禧六十大寿的耗银也超过了1000万两。仅这几项，即共计耗费了约4000万两白银以上。
由此不难看出，在中法战争中走上"人生巅峰"的慈禧，因“甲申易枢"而使最高权力完全失去约束之后，其中兴自信与享乐放纵究竟膨胀到了一种怎样的地步。.
然而，在日本政要的眼里，慈禧太后的"中兴自信”不过是一种幻象，清廷的体制决定了它的一切自强改革都终将沦为镜花水月。1886年初，清廷驻日使节徐承祖给军机处发来一份文件，系由间谍刺探所得，内容是日本1885年底的一次御前会议讨论。讨论的缘起，是黑田清隆结束对清廷的考察返回日本，向天皇做了一番报告。黑田在报告中认为，清廷自中法战争之后，“于海陆各军力求整顿，若至三年后，我国势必不敌，宜在此三年中，速取朝鲜，与中国一战”。明治天皇对该建议存有疑虑，召集政要会商。伊藤博文在会上发言说：
我国现当无事之时，每年出入国库尚短千万元左右，若遽与中国、朝鲜交战，款更不敷，此时万难冒昧。至云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必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各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奋发有为，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所说，中国又睡觉矣。倘此时我与之战，是催其速强也。诸君不看中国自俄之役，始设电线。自法之役，始设海军。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以更变为言，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中国执权大臣，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此时只宜与之和好。我‘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今年我国钞票已与银钱一样通行，三五年
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
在伊藤博文看来，如果现在对清廷开战，等于提前惊醒它，反会促它发奋自强；倒不如暂时不要戳它，且让它沉浸在虚幻的"中兴自信"之中，待到日本的力量蓄积到一定程度，再相机处置。井上馨在会上的发言更是直截了当：“中国之不足惧，人人皆知，无烦多论。”尽管此次御前会议最终以黑田清隆与井上馨等人极不愉快地"詈骂而散”，但伊藤博文对清廷政治生态的判断，实可谓入木三分。
1891年旧历五月，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兼颐和园装修工头李鸿章，在给庆君王奕勘（醇亲王奕谓已于本年初去世）和总理衙门的信函中（实际上也是写给慈禧看的），详细汇报了自己为颐和园采购安装电灯的工作进展。他说，"颐和园电灯、机器全分业经分批解京，并派知州承霖随往伺候陈设"；这些灯具是他趁广东水师学堂的德国鱼雷教官回国休假的机会，特意让其在德国代为挑选订购的，"格外精工「是西洋最新之式，前此中国所未有”；而且在抵达之后，李鸿章本人又对灯具做了一次详细检查，“鸿章逐加披视，实属美备异常"；奏折还啰啰唆唆，大谈了一通具体该如何安装这些灯具。最后，李鸿章才道出他的真实诉求：他想申请一些经费，为北洋水师修筑关东铁路。"
这战战兢兢和小心翼翼里，藏的是李鸿章版本的"以昆明易勃海"。3年后的1894年，昆明湖还在，渤海已无。曾经的洋务改革先锋人物李鸿章，也开始支持另一场更深层次的改革。1898年，改革以康梁出逃、谭嗣同菜市口喋血告终。1899年，慈禧在颐和园召见李鸿章，对他说有人弹劾他是康党，李鸿章回答道：
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3?
君臣间的这番问答，可谓百味杂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