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驱逐奕诉的心思酝酿已久。二人的政治蜜月期早已结束，整个19世纪70年代，奕诉与慈禧的关系一直很紧张。1865年，奕诉失去议政王身份后，他
与慈禧之间的权力天平就已失衡，只能转而选择尽可能与慈安拉近关系，通过尊重“嫡庶之分"来压制慈禧。奕祈与慈安的合作在当日政坛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时人赵烈文在其《能静居日记》中说，慈安"颇倚任恭邸”6。对此，慈禧也心知肚明。1880年，两宫太后携光绪前往东陵祭拜咸丰，慈安不愿与慈禧并肩而立，引发了一场"祭拜席次之争"，慈禧认定此事背后必有恭亲王奕诉在出谋划策i1881年，慈安突然去世，“政权尽归西宫"\奕诉再无强力奥援可与慈禧抗衡，只能在军机处谨言慎行，遇事能不独立表态即尽可能不独立表态。李鸿藻在军机处的分量也因此渐有盖过奕诉的趋势,特别是在1881年另一位军机大臣沈桂芬去世后，李鸿藻已越过奕诉成了隐执军机处大权之人。盛昱所谓的“恭亲王等鉴于李鸿藻而不敢言”，正是基于这种背景而产生的观察。
在中法冲突期间，奕诉于1883年1月18日上奏支持过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的谈判，理由是“似该国有欲转圜之机，或可借图结局，以省兵力”\可见在他的认知序列里，4口果有谈判的空间，仍应尽量维持和局，而非放手一战。可惜的是，这种立场已无法得到慈禧的认同。年逾50岁的太后在满朝皆是主战之声的环境影响下，对20余年的洋务改革成果充满了自信。于是，奕诉很自觉地在之后的决策过程中退为隐形状态。
翁同稣的一段日记，颇有助于管窥奕诉在1884年初的境况。该年的3月30日，也就是“甲申易枢”发生的九天之前，军机处接到电报，获悉北宁与谅江失守，慈禧于是召集会议讨论越南军情。除政务讨论外，恭亲王还在会上提到了慈禧过生日的问题：
恭邸述惇邸语请旨，则十月中进献事也，极琐细，极不得体，慈谕谓本不可进献，何用请旨？且边事如此，尚顾此耶？意在责备，而邸犹刺刺不休，竟跪至六刻，几不能起。sup10/sup
大意是：恭亲王奕诉在政务会议上花了一个半小时来跪求慈禧，希望她在该年旧历十月生日时，接受礼物的"进献"。慈禧责备奕诉不识大体，奕诉坚持跪上一个半小时来恳求，慈禧也由着他脆到几乎站不起来的程度。作为事件
的目睹者，翁同袜用日记非常直观地将奕诉在1884年的谨小慎微与如履薄冰记录了下来。'
次日，同样的戏码再度在政务会议里上演。除恭亲王奕近外，惇亲王奕^也加入进来。翁同稣在日记里说：
两邸所对皆浅俗语，总求赏收礼物，垂谕极明，责备中有沉重语（略言心好则可对天，不在此末节以为尽心也）。臣越次言，惇亲王、恭亲王宜遵圣谕，勿再琐屑，两王叩头匆匆退出。天潢贵胄，亲藩重臣，识量如此。"
翁同嘛当时是末班军机大臣。他看不下去这戏码，对奕祈身为皇室重臣如此这般"琐屑"不知轻重缓急感到相当失望，于是越级发言干预，要他们一切都听慈禧太后的。其实，对局外人翁同稣来说，奕诉的做法确实是不得体的"琐屑”；但对局内人奕诉而言，却已是不得不为的存身之术。他作为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的首席大臣，"主动"将核心权力让渡给清流领袖李鸿藻，同样也是为了存身。
当然，奕诉也有其他盘算。尽管时人视读圣贤书的李鸿藻、张佩纶等为清流，视办洋务的奕诉、李鸿章等为浊流。慈禧也期望李鸿藻与奕诉构成互相制约的关系，以便自己居中掌握权力。但在19世纪80年代，清流与浊流并不是绝对的敌对关系。据李鸿章1881年的观察，奕祈与李鸿藻在军机处内是合作多于分歧的：
政府周公（恭亲王奕诉）,久不自专，前唯沈文定（沈桂芬）之言是听，近则专任高阳（李鸿藻）……近日建言升官，大半高阳汲引。sup12/sup
奕诉"专任"李鸿藻，这种合作既可以在具体政务上规避与慈禧的冲突，也可以加深与清流的关系。盛昱说奕祈"沾染习气"即是指此而言。清流与浊流在1880年前后实际上存在合流的趋势。、•
这种合流实是一种必然。
爱读圣贤书者也好，喜欢办洋务者也罢，只要愿意切身介入现实政治，愿
意切身接触外部世界，便不难明白什么可以保留，什么应该改革。就像一个人，站在岸上看别人划船，会有许多不切实际的指手画脚；等到自己成了船上的水手，就会明白以前那些指手画脚是多么可笑。所以，本是清流领袖的李鸿藻，进了军机处之后便渐渐与奕诉走到了一起，对办洋务之人也渐渐多了理解。比如1881年刘锡鸿弹劾李鸿章"跋扈不臣、俨然帝制”时，李鸿藻通过"青牛角"张佩纶（李鸿藻号为青牛，时人将张佩纶与张之洞视为他的两只牛角）将朝中讯息（尤其是慈禧的态度）源源不断输送给身在天津的李鸿章，助他安然过关。至于中法冲突里李鸿藻与张佩纶倾向主战，奕诉与李鸿章倾向主和，亦非清流与浊流的政治对立，主要源于各自对20余年洋务改革的含金量有不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