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中法战争继续。该年3月，清军在越南的北宁、太原等重要阵地接连失利，引发朝野震荡，台谏言路失去镇定，群起上奏要求严惩败军之将并派大员出关至前线战场主持军务。随后，徐延旭、唐炯、黄桂兰、赵沃等前线将领被革职拿问，其中黄桂兰服毒自杀。
这是晚清改革的一个重大分水岭。这场震荡最后演变成让人瞠目结舌的“甲申易枢"。以恭亲王奕诉为首的军机大臣班底被全部罢免，清廷自此进入慈禧独揽大权时代。
恭亲王奕祈被逐离政坛
34岁的詹事府左庶子盛昱是一个颇有学问、精力充沛且性格直爽的人。身为宗室远支，他对于清廷的振兴怀有一种异于常人的强烈使命感。所以，当越南前线清军节节败退的消息在1884年初不断传入京城时，盛昱坐不住了。
这年4月，盛昱递了一道奏折，主旨是要求严惩军机大臣，让他们戴罪立功，以挽救前线战局。他在奏折里说：“越南战事错失良机，议者都说责任在于云南巡抚唐炯和广西巡抚徐延旭……奴才以为，唐炯、徐延旭坐误事机，其罪当然无可宽恕，但是，枢要之臣的蒙蔽推诿之罪，要比唐炯、徐延旭之流还严重……外间众口一词，说唐、徐二人是侍讲学士张佩纶推荐、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力保。张佩纶年轻，资历浅权力小，误听了虚声可以理解；李鸿藻是老臣，对内拥有进退人事的大权，对外担着国事安危的重任，岂可不做广泛调查就轻信滥保这些庸才，致使越南之事败坏到如此地步？恭亲王、宝理，已做了多年中枢大臣，遇事很多，并不是没有知人之明，与景廉、翁同解这些才识平凡低下之人不同，却也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责任实可谓与李鸿藻相等。"1
奕诉、李鸿藻、宝器、景廉、翁同解、张佩纶，这些人或在军机处当值，或在总理衙门当值，或二者兼值，确属慈禧之外最核心的清廷最高决策层。盛昱一口气将这些人全部拉出来批判，勇气当然是极可嘉的。
盛昱对这些人的不满主要有三：一、清军在越南前线的督抚将领多属庸才，而这些庸才又是上述枢臣或举荐或认同过的。二、唐炯、徐延旭这些人被革职拿问之后，掌控着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这些枢臣们，竟然既不明发谕旨，也不送文件知会内阁吏部。朝廷一个月之内换了四任巡抚，一天之内拿办了两名巡抚，如此大的动静,.天下谁人不知？这些枢臣却在担忧，若公开发布惩罚战败者的谕旨，会引来法国的诘责，会破坏和局，哪有这样的道理？三、朝廷已查办唐炯、徐延旭等，可这些枢臣选择的接替者仍是粗庸、畏蕙之人。
盛昱还说，这些大臣主持中枢工作负责推行改革，多者已有20余年，少者也有十余年，皇上与皇太后长期给予他们支持与信任，可谓言听计从,结果却是饷源日细、兵力日单、人才日乏。即便没有越南之事，也该对他们施加重罚。何况现在越南问题已败坏到这种程度。他呼吁慈禧严厉惩罚这些中枢大臣，然后让他们戴罪立功。戴罪立功的具体办法，是令这些中枢大臣重新商议，在五天之内拿出一份新的边疆督抚将帅名单。督抚将帅未来的功与罪，就是中枢大臣未来的功与罪。
盛昱的奏折言辞如此激烈，是因为他与当时的大多数官员一样，怀有一种“改革二十年当可一战”的自信；也和慈禧太后一样，怀有一种通过战胜法军来一雪“庚申之变”耻辱的迫切期待。所以，他在奏折中还建议朝廷明发谕旨，将主战的立场昭告天下，之后"中外大小臣工，敢有言及弃地赔款者，即属乱臣，立置重典"；他还希望朝廷"不以小胜而喜，不以迭挫而忧”，要有打持久战的决心，不要因为小胜或屡败而变更既定方针。这种自信与期待，让盛昱对清军在战争初期的频频失利极为不满，继而将之归罪于奕近、李鸿藻、宝签、景廉、翁同献、张佩纶等中枢大臣。他希望自己的激烈弹劾，可以对这些中枢大臣产生警醒效果。
让盛昱意外的是，慈禧采纳了他的弹劾，却没有按他的建议让中枢大臣们"戴罪立功"。
4月8日，慈禧突然发布上谕，痛责奕祈“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
见，不肯实力奉行"，将奕诉、李鸿藻、宝鳌、景廉、翁同献全部逐出军机处（前四人开除一切差事，翁同解因进入军机处时日尚短而保留"毓庆宫行走”之职），改由礼亲王世铎、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次日又下旨，军机处遇有紧急事件，可会同醇亲王奕谭商办、
这意味着军机处与总理衙门全面换血。醇亲王奕谭因光绪生父的身份未进入军机处，但实际上已取代恭亲王奕诉，成了慈禧掌握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的实际代理人。这就是震荡朝野的"甲申易枢”，长期主持晚清改革的恭亲王奕诉，至此被彻底逐出了政坛。
这个结果让盛昱极为震惊。他与奕诉私交甚好，虽不喜其主和立场，却无将之逐出权力核心的想法。而且，在军机处众大臣中,盛昱似更不满李鸿藻，所以其弹劾奏折中有"恭亲王等鉴于李鸿藻而不敢言”3这样的文字。据《国闻备乘》记载，慈禧对军机处大换血，将奕诉彻底逐出政坛的谕旨发布时，盛昱正与友人宴会，"薄暮见谕旨，举坐失色"。因继任者是世铎等一干无能之辈（除阎敬铭外，均有平庸贪渎之名），盛昱再次上奏，“谓不及旧政府远矣"，希望慈禧能收回成命。慈禧则"裂奏抵地大骂"，撕扔了盛的奏折，骂他“利口覆邦，欲使官家不任一人”4。
《国闻备乘》的记载颇为可信。档案材料显示，盛昱确于军机处大换血的第二天，就上奏慈禧表达了反对意见。奏折中说，宝教、景廉与翁同稣是无用之人，逐出军机处不足为惜，但是，恭亲王奕诉是朝堂中最杰出的人才，"才力聪明，举朝无出其右，只以沾染习气，不能自振"；李鸿藻虽然看人的眼光不怎么样，对时事的判断处理也常不到位，"惟其愚忠不无可取"，不应该将二人驱逐。盛昱还说，"若廷臣中尚有胜于该二臣者，奴才断不敢妄行渎奏，惟是以礼亲王世铎与恭亲王较，以张之万与李鸿藻较，则弗如远甚”，所以还请太后再下谕旨，让恭亲王与李鸿藻继续在军机处任职，给他们戴罪立功的机会。5
盛昱的挽救没有任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