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当今重臣莫如李鸿章，朝廷倚任亦莫如李鸿章……或谓其交通洋夷以为奥援，或谓其拥恃淮军以要权力……自李鸿章总督直隶，今日买船，明日置炮，此处筑台，彼处设垒，岁费国家数百万金，而每有震惊，一味议和。夫洋寇果来，折诸外洋，诚非兵船不可；折诸内地，诚非炮台不句8顾李鸿章只知言和，船械军垒，何所用之？且和，尽人所能也。朝廷倚李鸿章为折冲御侮之臣，凡所请求，无不俞允。而李鸿章仅一和为报称，又觊开销之利，众役繁
兴。其言日"外洋铁船以千百计"。无论不实，即使确有此数，岂能尽撤各埔之防来犯中国？李鸿章而为此言，所购之船，何所底止？岂将尽购夷船，而后与夷战耶？……使李鸿章忠于为国，二十余年，整军经武，必当卧薪尝胆，誓灭逆夷。而乃张夷声势，恫吓朝廷，以掩其贪生畏死、牟利营私之计，诚不知是何肺腑！尤可异者，海疆每有夷患，廷议方言用兵，李鸿章必先索百万或数百万，一似北洋向无经费也者，一似淮军向无饷精也者，一似炮台营垒兵船军械诸事从未兴办也者。明知库帑空虚，司农仰屋，乃故为此要挟以固和局。然则谓其以夷人为奥援，纵未必然，谓其不忠，能自解耶？……我国家二百余年……统兵诸将散其部众者，正复不少，独淮军久而不撤，处处屯扎，岁费国家又数百万金，不特耗国已也。今试问勋臣宿将，有能代统淮军者耶？……然则谓李鸿章挟淮军以揽权，纵或不然，谓其不忠，能自解耶？非特此也。李鸿章出其资财，令人贸易，沿江沿海，无处不有。深恐启衅洋夷，则商本亏折，是以断不欲战。夫既不欲战，则断不能战。今日夷事方棘，畿辅所任惟李鸿章，臣能无惴惴乎？”27
上面这段引文里，秦钟简针对李鸿章的弹劾，共计有四大项：
一、朝廷每年给李鸿章那么多钱，让他今天买军舰，明天买大炮，整军经武已有20余年，但李鸿章给朝廷的回报，却是每遇中外冲突就主张言和，而非消灭"逆夷”。这般夸耀洋人、恐吓朝廷，只为掩盖他贪生怕死、谋取私利的隐秘动机，实在该死。
二、每次海防危机，朝廷想对外开战，李鸿章就跑出来索要上百万两乃至几百万两银子的军费，好像朝廷从没给北洋发过军费，从没给淮军发过粮饷一般。明知国库空虚，仍以这种手段来为难朝廷，以满足和局。说李鸿章与洋人同伙或许太过，说他对朝廷不忠可谓板上钉钉。
三、我大清立国200多年，许多统兵将帅解散了自己的部队，只有淮军一直都不解散，还每年耗费国家数百万两军费，且只听李鸿章一人调配指挥。说李鸿章挟淮军以揽权或许太过，但说他对朝廷不忠也可谓板上钉钉。
四、李鸿章手中控制着多家企业（比如轮船招商局），沿江沿海到处都有他的生意。与洋人开战会损害他的买卖，这才是他不肯对洋人开战的根本
原因。正所谓不愿意开战，自然就会找出各种理由，对朝廷大谈特谈不能开战。当下的国际环境如此险恶，京畿重地却交在了李鸿章这种自私不忠之人的手上，实在是危险至极。
最后，秦钟简建议朝廷立刻罢免李鸿章的一切职务，念他往日有过功绩，可以宽恕性命，允许回到家乡隐居了此残生。
慈禧将这样一份长篇大论、言辞激烈的弹劾文字，附在简短的谕旨里，送至李鸿章手中，是想要传达一种怎样的信息可谓一目了然。所以，仅仅6天之后,1883年12月27日，李鸿章就呈递奏折作为回应。李在奏折里主要讲了三点意见：
一、中外交涉是大事，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谋画之始断不可轻于言战，而败挫之后又不宜轻于言和”。当前局势，法军既已进攻我军，我军当然没有罢兵撤退的道理。但朝廷要给前线将领指挥进退的空间，不能从京城“遥制”前线；也要对前线将领有宽容胜负的余地，不能一遇败仗就自乱阵脚“望风震慑"。
二、朝廷要有定见，不要被舆论牵着鼻子走。“夫南宋以后，士大夫不甚知兵，无事则矜愤言战，一败则惬懦言和,浮议喧嚣，终至覆灭”。南宋之后的读书人不懂军事，无事之时就满腔愤慨主战，一遇败仗又无计可施想要言和，折腾来折腾去，终于闹到亡国的地步。朝廷应该"决计坚持"，做到沉稳镇定，“不以一隅之失撤重防，不以一将之疏挠定见，不以一前一却定疆吏之功罪，不以一胜一败卜庙算之是非"，不因为某处阵地失守就仓皇撤掉整条防线，不因为某位将领的异议就轻率改变之前的认知，也不要拿一时进退来判定前线督抚将帅的功罪，不要拿一时胜败来质疑战略决策是不是错了。
三、天津是京城的门户，"臣练军简器十余年于兹，徒以经费太细，不能尽行其志。然临敌因应，尚不至以孤注，贻君父忧。伏祈圣躬颐神加餐，毋以法船到津挟和为虑。臣事君治军，惟矢一诚，输写愚忱，语多越次，无任悚惶之至"。--臣我在天津练兵、造买军械已有十几年，虽因经费短缺无法随心所欲大展拳脚，但应对外敌，还不至于只靠某种单一手段。请太后与皇上安定心神、多多吃饭，不必担忧法国军舰来天津要挟和谈。臣我侍奉皇帝、治理军，队，唯有尽忠与尽责而已。2k
李鸿章的这番回应明显旨在自辩，目的是维护住来自慈禧的信任。前两点，既是就中法战争的现状提出中肯意见，也是针对秦钟简的弹劾文字做含蓄驳斥。“南宋以后，士大夫不甚知兵”云云，即是指秦钟简这类人物。第三点主要是就忠诚问题向慈禧表态。"尚不至以孤注"这类话语，既对应着弹劾者"每有震惊，一味议和”的批评，也是为了让慈禧安心；坚称"经费太细，不能尽行其志"，则不过是在陈述和强调实情：海防经费的多寡，台谏言官们未必清楚，慈禧一定心知肚明。此外，通观整篇回应，李鸿章未再强调“水师尚.未练成，难遽与西国兵船决胜大洋"这类意见，可知慈禧借台谏的弹劾来压逼李鸿章支持对法开战的目的已经达成。
李鸿章的服从，意味着"改革二十年当可一战”这种自信，已成为清廷上层的共识。
局内人忧惧改革的含金量有限
就统计数据而论，清廷在1883年表现出来的自信，并非毫无来由的狂妄。
毕竟，在军备方面，这20年里，京畿与各省仿效欧美已先后创办大小军工厂十余所，自产与购买的新式枪炮也已成为清军的主流装备。马尾船厂自1869—1885年已造出26艘兵船;江南制造局也出厂了7艘兵船；此外还从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购买了约20艘炮船兵舰。无论陆军还是海军，较之1861年均已有长足的进步2:
在财政方面，因引入近代化海关，并开征厘税，政府的收入也有了很大提升。在19世纪60年代，厘金每年可为清廷增收1200万一1500万两白银，关税每年可为清廷增收700万—800万两白银。同治朝末期的年财政收入已达到6000余万两白银，较之道光时代多出了约2000万两。进入19世纪70年代之后，因海关贸易的扩张及鸦片种植的普及，这两笔收入仍在高速增长。1885年前后，清廷的年财政收入已增长至8000万两白银左右3，
这些显而易见的进步，增强了慈禧太后、军机处、总理衙门、•清流台谏与地方督抚将帅们一致的自信。
然而，那些真正身在局中，亲手参与推动了上述改革之人，却很清楚这些
"进步"的含金量其实很有限。
比如，清军装备的近代化枪械虽多，但武器种类与规格高度不统一。据美国人贝福德（charlesberesford）的不完全统计，“中国所用来福枪就有十四个不同的种类，从最新型的起到古老的抬枪为止。常常同一个连队用的武器样式就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之下，各省军队共同作战不但危险，而且也不可能”。及武器弹药的种类与规格如此混乱，不但影响战场合作，也会给训练带来麻烦，还会带来后勤补给上的无序与无力一一不但运至前线的弹药与军队正使用的枪械未必匹配，后方兵工厂也未必能够满足前线提出的生产需求。
再比如，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武器的迭代速度很快。清廷作为毫无创新能力的追赶者和搬运者，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很自然地成了一个严重问题。李鸿章在1881年与黎召民讨论仿造西洋武器时，就提到“各国皆有新式后膛枪”，江南制造局所仿造的林明登已是落后产品，所以造出来之后“各营多不愿领”。李建议说，若江南制造局要仿造洋枪，“必须择一新式”，比如“英之亨利马梯呢、法之格拉、德之毛瑟、美之哈乞开思”，这些更先进的武器皆可仿造"。仿造更先进的新枪械，既意味着需要一大笔新的资金，也意味着清军的装备种类又变多了，从训练、合作到后勤补给，难度都会提升。
李鸿章对中法战争前景不抱乐观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军当时已普遍用上了更先进的后膛枪，而清军还在普遍使用落后的前膛枪。1882年初，李鸿章致信总理衙门，谈了清军与法军开战无胜算的两大"不可恃“。第一项是法国海军强大，而中国既没有得力的兵船，也没有优质的水雷。第二项则是：
法兵人持一后膛枪，操练熟悉，药弹备齐，兼有轻炮队相辅而行，离水近处兵轮大炮又可夹击，此西洋用兵定法也。滇、桂各营后膛快枪既少，或有枪而缺子弹，操练又素未讲求，轻重炮位更少，徒以肉搏梃击取胜。"
事实上，问题还不只清军前线普遍装备着更落后的前膛枪。因清廷的军事改革重练兵而不重练将，前线将领多出自行伍（八旗绿营）与儒生（湘淮军），而非由近代军事学堂培养的专业人才。这些将领普遍缺乏学习能力和学习动力，不但对近代军事思想一无所知，对近代军事器械的迭代也往往手足无
措无法适应。所以，中法战争期间会出现这样的奇景：时任广西巡抚、东线清军北宁前敌指挥的徐延旭，最喜欢使用的武器，既不是落后的前膛枪林明登，也不是先进的后膛枪毛瑟与哈乞开思，而是古老的抬枪。
在与越南官员吕春威笔谈时，徐延旭曾如此吹嘘抬枪：
洋人炮虽快，然一炮只一子，我抬枪一炮可容数十子，是一炮可敌其数十炮矣，故用抬枪得力，其法与放鸟枪同。可同往看看。打洋人是抬枪得力，一炮可装卅余子，并可及七八十步，不用逼码铜帽，不怕用竭。易用过子母炮，子母炮须会放，抬枪则人人能放。sup34/sup
此时的徐延旭，已是一位身体多病的老人--清廷的军事改革不愿过多碰触军事体制，既无将领培养系统，也没有引入将领退役制度，导致大量高龄体弱、知识结构严重落后的“宿将”，构成了清廷军队的核心指挥层。徐延旭对抬枪的迷信发自内心。他在北宁战事爆发前夕，曾上奏朝廷请求大量拨给抬枪来补充军备。他还解释了自己宁愿选择古老的抬枪，也不要洋务兵工厂生产的新式兵器的原因：
闻道光年间东省御夷，系用抬枪更番间发取胜。而抬枪之合用则以湖南打造者为最，前此东征皆于湖南取给。诚以抬枪子多而及远，且子药皆可自造，随时解营，不至如逼码用竭，其枪便为废物。"
由徐的这些话语和文字不难看出，他之所以钟爱古老的抬枪，主要是三大原因：一是徐的认知严重停滞，仍留在40年前"道光年间东省御夷"的经验里，他对抬枪与新式洋枪威力的比较完全是错的。二是徐所辖部队显然并没有完成近代化改革，至少没有学会如何使用新式洋枪，所以更喜欢用"人人能放”的传统抬枪。三是新式洋枪品类繁杂，弹药补给困难，让徐延旭望而却步。总而言之，这场荒唐的抬枪迷信，直接原因是徐延旭本人无知迂腐，深层原因则是清廷军事改革金玉其表、败絮其中，含金量严重不足。
战事的发展，恰如李鸿章所担忧的那般。清军在越南北宁战场上，始终处
于武器数量与质量远不如人的状态。战事爆发后，前线将领黄桂兰、唐景崧等均迅速意识到清军武器装备上的劣势，不断急电朝廷请求援助武器弹药。法国北圻远征军总司令米乐（charles-theodoremilbt）在一份军事报告中说，1884年2月24-25日与清军的一场战斗中，"敌人（清军）约有300多支长枪（系指冷兵器里的长枪）及700把长矛”兆。
徐延旭钟爱的抬枪，在英国战地记者斯各特（scott）的眼里，也形同笑话：
他们……辛勤放射抬枪，但不能伤人。这就是敌军在tnmg-son（中山，一个清军的防守阵地）所有的炮火。敌军只要有几根相当好用的枪，那就是极难攻的阵地；只要用林明顿枪及勇气来防守，其设计得很好的交织炮火，必已使法军付出高昂的代价。事实上法军未曾付出任何代价，便占领了七座"炮台"和二十来个村庄……sup37/sup
遗憾的是，以上这些局内人对“改革含金量”的忧惧，并不能被时代的旁观者们所理解，一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未听闻过前膛枪与后膛枪（中法战争之后，清军吸取教训，才开始致力于配置后膛枪）。1883年，雌伏已久的“天朝上国"，以20年改革为底气，迫切想要依赖已然升格的国力在战场上挫败法军，一雪"庚申之变"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