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引进先进器械与先进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自强改革，自1861年起，拥有过长达二十余年的黄金时光。在这段年岁里，清廷虽仍与欧美列强摩擦不断，但因坚持住了条约外交的大方向，并没有再发生类似英法联军入侵那样的战事，可谓内乱消弭、外事平息。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黄金时光结束了。
地方督抚与清流台谏普遍主战
中法战争的起因是法国入侵越南。
法国对越南的觊觎始于19世纪50年代。1858年，法国远东舰队炮轰了越南土伦港。1860年，法国强迫越南阮氏王朝签订割地、赔款，允许传教通商的《西贡条约》。到1867年，法国已在越南南部六省建立起了"交趾支那”殖民政权，设总督府管辖治理。此后，法国势力仍不断向越南北部渗透，并开始关注澜沧江与红河航道可通往中国的云南地区。1873年11月，法军北进，攻占了河内、海阳等地，阮氏王朝不得不向驻扎在中越边境保胜地区的刘永福黑旗军求助--黑旗军原是天地会反清武装的一支，因不敌清军而退入越南境内，在当地开辟山林聚众耕牧。黑旗军在河内击毙了法军将领安邺(francisgarni-er),但无力挽救整个局面。1874年4月，越南被迫签订《第二次西贡条约》向法国开放红河航道，法国正式成为越南的保护国。
1875年，法国将上述变化通知清廷，要求清廷制止“中国徒党”在越南的活动，并在云南开放一处通商口岸来连接红河航道。总理衙门此时正与英国交涉“马嘉理事件"，弄得焦头烂额，不愿同时与法国交恶，但也不愿放弃越南宗主国的身份，故恭亲王奕祈回复法国说：越南自古就是中国藩属，早已习惯接受中国保护；云南开放通商目前还做不到；至于在越南活动的“中国党徒”黑旗军，他们不受清廷管辖，而是受了越南国王的邀请。1
越南阮氏政权也不甘心内政、外交乃至军事皆受法国干预，一度试图引入西班牙的力量来制衡法国。未果后，阮氏政权又将期望寄托在了清帝国身上。1876年与1880年，越南两次无视《第二次西贡条约》的规定，继续向北京派出了朝贡使臣。清廷则指示驻英法两国公使曾纪泽前往巴黎，以越南宗主国的名义，就越南问题向法国政府提出质询。法国政府不愿与清廷交涉，回复称这是法国与越南的事情，无任何必要对清廷解释。2
在清廷内部，1881年12月至1882年2月，还有过一次围绕越南问题的最高决策层讨论。
先是总理衙门呈递了两份文件。内中说：就常理而言，中国应该援助越南。法国已占据越南南部的膏腴之地，如今又增添军舰筹集军费，打着“捕盗”的名义想要吞并越南全境。越南与中国接壤，且红河航道可通轮船，这意味着“越南海口旬日可至云甭”，所以这是一件"关系中国大局"的事情。可是，越南积弱已久，朝廷如果明确对越南表示不要投靠法国，那么越南就会事事向中国求助，我们的力量有限，迟早难以为继；朝廷也可以秘密嘱咐越南不要再与法国签订新条约，可如果法国军队压境，越南没有力量抵抗，还是会向中国求助，但我们实际上也没有应付法国的办法。3
文件还说，总理衙门已与福建巡抚丁日昌、驻法公使曾纪泽、北洋大臣李鸿章三人商议过越南问题，得到了如下建议：一、以查办土匪为名在中越边境驻军；二、与越南政府联络互通声气；三、采取各种手段破坏通商，包括在中越交界地带多设关卡，堵塞峭壁恶溪间的必经之路，向自越南入境的商品征收重税使其无利可图等；四、调拨部分水师军舰南下，控制住红河航道，使敌人有所顾忌；五、派军舰随招商局的运米船前往越南以壮声威；六、派干员前往越南秘密侦查收集情报，与越南政府联络助其自强。总理衙门说，“臣等再四筹商，目前办法止有如此"，实在想不出别的手段，只有这些治标不治本的办法。4•
由这两份文件不难窥见，总理衙门正处在一种势所当为又力所难及的困境当中。
总理衙门的这些文件，由朝廷下发给南北洋大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广西巡抚、云南巡抚等高级官员。朝廷要他们仔细看过之后，就越南问题各自出具意见供朝廷采纳。
参与讨论的地方督抚大多数持主战立场。
南洋大臣刘坤一回复说，应及早定策扶助越南，否则其覆灭指日可待。越南若亡，中国的云南与广西就失去了屏障，边患无穷。他基本同意总理衙门提出的办法，仅对自越南入境的商品征收重税一事存有异议，理由是法国与清廷缔结有通商条约，清廷没法强迫法国商人按新规定缴税，最终受损的只会是来中国做生意的越南商人，只会将这些越南商人推向法国的怀抱。5广西巡抚庆裕在回复中说，应该加强边防驻军，建议朝廷以明发谕旨与刘永福的黑旗军建立联系，以便有情况时能互相接应3云贵总督刘长佑的意见最为激进，也更匪夷所思。他认为法国人此举志在吞并整个越南，但“此非法人之罪，而东夷日本之罪也"，理由是日本先出兵台湾，又吞并琉球，朝廷没能给予日本应有的惩罚，激发了各国对大潘的轻视之心，最后才有了法国在越南胡作非为“敢于窥我门户”。所以，为今之计是趁着法军尚未大举出动，越南尚未灭亡之机，
"先讨日本以复琉球"，如此外人震恐，可以达成不必与法军开战而保住越南的效果。7
相对而言，地方督抚里意见最为务实者，当属两广总督张树声。张说，朝廷以官军暗助刘永福的黑旗军，并非长久之计。一者，帮助越南本属理直气壮之事，如果海军已然成型，本该调集大军直指顺化，北断海防，南捣西贡。可惜目前力量不许可，只好偷偷摸摸援助黑旗军。二者，法国人已觉察到黑旗军中有大清官军存在，扬言一旦查实将攻击广东，可见掩耳盗铃之法只可暂用，持久下去是要露馅的。张建议朝廷先礼后兵，先将法国侵略越南的种种行径做成宣传资料"遍告诸国"，也就是捅到国际上去。若法国能因此回到谈判桌上，自然是好；否则就只好诉诸战争。
张树声还说，如果走到诉诸战争的那一步，他对朝廷有一项殷切的期望，希望最高决策层一定要放权给前线将领，不要和战不定。既不要因为一点小胜就膨胀，也不要因为一点小败就惊惶。要镇定沉稳，做好战争至少持续一年的心理准备。法国劳师远征，我军以逸待劳，打持久战是有优势的。8
清廷的高层大讨论还在进行当中时，1882年3月，法国以越南政府无力驱逐黑旗军为由，以"代劳"的名义出动军队控制了河内。清廷的应对，除了继续强化中越边境地带的军队部署，继续以越南宗主国的立场命曾纪泽与法国政府交涉外，还让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albertbour6e)展开谈判。该年12月，李鸿章与宝海达成了一份备忘录，核心内容是中国答应撤军(主要指黑旗军)；法国承诺不侵占越南土地不损害越南主权，两国联合保证越南独立；中国许可法国经红河水路前往云南贸易。
但该备忘录没能升级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原因是法国政府与清廷高层均不愿认同该备忘录。在法国，茹费理(julesfranqoiscamillefeny)内阁对扩张殖民地非常热衷，执着于同英国开展殖民竞争，法国议会也在1883年5月通过了一项550万法郎的远征越南的军费案。清廷这方面，军机重臣、地方督抚与清流台谏均以主战派为主流，李鸿章的主和意见很难得到朝野舆论与最高决策层的支持。sup9/sup
当时主战的地方督抚，除前文提到的南洋大臣刘坤一、云贵总督刘长佑、广西巡抚庆裕、两广总督张树声之外，还有左宗棠、彭玉麟、曾国荃、刘铭传、唐景崧等。主战的清流台谏有李鸿藻、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周德润、黄体芳、盛昱等。可谓声势极盛，在朝廷内外占据了绝对上风。
相较之下，反对出兵越南者寥寥无几，仅广东巡抚裕宽、北洋大臣李鸿章、云南布政使唐炯、总理衙门章京周家楣及赋闲在家的原驻英法公使郭嵩煮等数人而已。裕宽主张"听越南自为之"，中国没必要介入*李鸿章觉得与法国开战可能会“扰乱各国通商全局，似为不值，更恐一发难收，竟成兵连祸结之势”"，他觉得清廷海军绝非法国海军的对手，云南、广西的陆军依赖人数优势和对山地环境的熟悉，与法军"交战似足相敌"，但在武器装备上也是不如法军的%唐炯不主张派军出境作战，理由是"耗三省之力而为越南守土”实在是无丝毫之利，反有可能给国家带来不测之危。他建议朝廷可通过暗助刘永福的黑旗军来拖延时日，不可“务一时主战之虚名，贻将来全局之实祸"‘\周家楣则说，若真要与法国开战，也要等到中国向德国购买的先进军舰到货之后再动手，现在还不是时机。m
时间进入1883年，越南的局势急速恶化。5月，黑旗军与控制河内的法军
（500余人）发生战事:法军将领李威利（henrilaurentriviere）被击毙。7月，越南国王阮福时去世，越南政府的高层权力斗争失控。先是31岁的阮恭宗即位，仅3天就被辅政大臣阮文祥、尊室说等人废黜，另立37岁的阮福昇为帝。皇帝与权臣角力，朝政一片混乱。法军趁机由远东舰队司令孤拔（am6d金courbet）统帅北侵，兵临顺化城下。8月25日，越南政府几乎未做任何讨价还价，便与法国签署了《第一次顺化条约》，宣布"越南承认并接受法国保护，法国管理越南政府一切对外国的关系，包括对中国的关系在内”%越南的外交与军事自此完全被法国控制。
越南国内局势恶化之快,大大出乎清廷预料。作为应对，清廷采取了三项措施：一、自广西与云南调集数万军队进入越南北部，与黑旗军协同驻守，并向刘永福拨银10万两。二、请求美国出面调停，因法国拒绝调停，只能作罢。三、命李鸿章、曾纪泽继续与法国驻日公使脱利古（arthurtricou,法国驻华公使宝海被调回法国，新公使履任之前由脱利古暂代驻华公使职务）交涉，但交涉没有结果。sup16/sup
1883年11月29日，越南权臣阮文祥等再次发动政变，废黜阮福昇并将之毒死，另立14岁的阮简宗为帝。12月中旬，法军水陆并进，向驻扎在越南北部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中法战争正式爆发。
"自信"源于洋务改革20年
主战派之所以在1881-1883年的越南问题上长期占据上风，与持续20余年的洋务自强运动带来的"自信”有直接关系。
比如，曾纪泽主战的理由之一是"中国水师渐有起色，如拨数艘移近南服，（可）使敌人有所顾忌，并自据红江以为控制”i7。所谓"中国水师渐有起色”，即是自信洋务自强改革已有20余年，清廷已具备相当实力，可与法国做-1番抗衡。
浙江道监察御史丁振铎也是主战派。他主战的底气同样来自20年的洋务运动。在给朝廷的奏折里，丁说：洋人并不足惧，"彼非必财力远胜于我，而狡诈则有余；我非遽有不如，而因循过甚，但几冀和局，苟且旦夕之安"。丁还
说，这不是自强的正确路径，“国家不吝度支，办理海防，机器岁费千百万，筹备二十年，若竟一用不施，何必多此尾闾哉？"i8清流重臣陈宝琛的观点与丁振铎几乎如出一辙："窃见我中国年年论自强，日日言御侮……二十年来练兵简器……然每逢横逆之来，犹不敢轻言一鼓。”、
丁振铎的"筹备二十年"与陈宝琛的"二十年来练兵简器”云云，均是在高声强调：朝廷改革已有二十年之久，当可与法国一战。用山西巡抚张之洞的话来说就是：时代已经变了，今日中法冲突的局势，与1840年“庚子之变"和1860年"庚申之变"的局势，已是全然不同：“彼无助兵之与国，我多习战之宿将，此与道光庚子异者也；彼有后忧，我无内患，此与咸丰庚申异者也。”2。二十年的自强改革，让张之洞充满了自信，敢于说出"今日法越之局惟有一战”这般铿锵有力的话语。
然而，亲身参与海军建设的李鸿章，却不敢有这样的自信。他在奏折里说：“臣于海防筹办有年，因限于军费，船舰不齐，水师尚未练成，难遽与西国兵船决胜大洋。"21他不认为清廷有限的几条军舰，就足以与法国远东舰队相抗衡。
李鸿章的这种不自信，让与之关系密切的清流干将张佩纶颇为不解。张写信给李，责备李的立场“过示谦和”，实在是太软了些，结果只能是“似欲冀豚鱼之格，而转失整虎之威”22,既无法期望法国人得到教化而觉悟，反倒会失掉我大清的国威。张还说，“公处人臣极地，负天下盛名，舍力持正论、厚集边防，无可言者；若舍和无策，务徇敌求，人人能之耳”sup23/sup——唯一正确的立场就是努力搞好边防；一味以退来满足敌人的要求，那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事情。
张佩纶与李鸿章交情深厚（张后来做了李的女婿），所以这些激烈的言辞，只写在私人书信之中。朝中其他人则不然。比如，掌贵州道监察御史刘恩溥在奏折里猛烈攻击李鸿章，说他“近年暮气渐增"，已无进取之心，说他持主和立场是只想着"保位贪荣”，故凡事都因循苟且。刘还拿"改革已有二十年”来说事，指责李鸿章"办理海防二十年，靡费数千百万，半系调剂私人，开销正款……国家安用此重臣耶？"24•
刘恩溥的奏折给李鸿章带来了很大压力。12天之后，李给总理衙门呈递了一份处理越南事务的建议书。朝廷在接到建议书后的第四天，给李鸿章、左宗
棠等一干督抚重臣下发谕旨，要他们从速整军防备法国的攻击。谕旨特别提及李鸿章："李鸿章筹办海防有年，为朝廷所倚任，天下所责备，尤应勉力图维，不得意存诿卸”25。这些文字里潜藏着慈禧的不满与警告，李鸿章自然是明白的。
曾几何时，洋人的坚船利炮是慈禧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庚申之变”随咸丰仓皇逃亡，给慈禧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刺激，让她在之后的垂帘听政中，对洋人的武力威慑存有一种惊弓之鸟的心态。1870年的天津教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以同治皇帝的名义发给曾国藩的谕旨里，对处理事件的具体方案一字未提，却一再强调朝廷的期望是“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一6。所谓"和局固宜保全"，意思是高调的口号不妨多喊，但与法国开战万万不可；所谓"民心尤不可失"，意思是朝廷不能直接表态说要惩办参与打杀的民众，但这个事得做，且不妨交由曾国藩来做。
1883年的慈禧似乎已经没有了这种惊弓之鸟心态。“筹备二十年”"二十年来练兵简器”"办理海庙二十年”……这些措辞在1882—1883年频繁见于督抚将帅和清流台谏的奏章，是慈禧自信心骤增的主要原因。1882年，清军在朝鲜平定壬午兵变成功，也给了她很大的鼓舞。所以，同样是中法冲突，1870年，慈禧给曾国藩的指示是必须保全和局；1883年，慈禧对待李鸿章，却是不断将其逼向主战派的阵营。
慈禧逼迫李鸿章成为主战派的方式颇为独特。1883年12月21日，慈禧下达了一份上谕给李鸿章，命他加强防务。随上谕一同送来的，还有一份御史秦钟简对李鸿章的弹劾。上谕只有寥寥数语，弹劾的文章却相当之长，且措辞极为严厉。下文系部分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