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在现实冲突中得到强化。1885年发生在怀俄明州的“石泉城屠杀华人事件"。该惨案发生的原因，是煤矿公司因冬季到来取暖需求上升，欲临时增加铁路运输能力，以增加产量提升收入。矿工趁机提出加薪及改善待遇的要求。资方不愿接受，矿工遂发动全面罢工。当地矿工有爱尔兰、苏格兰、挪威、瑞典及其他各国的移民劳工。华工没有加入罢工之中，引起其他劳工群体的不满。罢工发生后，煤矿公司立即到加州招雇了百余名华工来顶替罢工的白人。此举引起白人矿工及当地矿工家属的愤怒。1885年9月2日，惨案发生，28名华工遭到杀害，15名华工受重伤，约600名华人被驱逐。sup11/sup该事件曾被当年的美国知识界一再援引，用来证明华人是低等种族，从来无意"把自己从暴政和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以及建立自由政体"。
华工不愿参与罢工，不愿去争取权益，看似可以证明华人是低人一等，或证明他们无意"把自己从暴政和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但这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逻辑。华工不愿参与罢工，是多重现实因素导致的结果。这些因素至少包括：一是华工在美国社交范围有限，文化水平也有限，导致能寻找的工作种类有限，一般不敢轻易放弃工作；二是华工既未受过人权启蒙，也不可能得到清廷官方提供的人权保障（驻美公使馆仅设立数年，认知水准与工作能力很不成熟），参与罢工对他们而言很可能意味着以后再无被雇佣的机会。无视华工面临的这些特殊困境，简单粗暴地将他们的不愿参加罢工归结为低人一等，除了强化种族歧视、为暴行粉饰并激发更多暴行外，丝毫无助于解决问题。
发生在清帝国内部的事件，也会刺激种族歧视的强化。1891年，“长江教案”震惊世界，美国国会遂于次年立法，把所有《排华法案》延长十年，还新增了许多歧视华人的条款。1900年，义和团事件再度震惊世界，美国国会又于1902年再度立法，将所有《排华法案》再次延长十年；1904年，美国国会甚至
通过议决，称《排华法案》将永远有效。据美国移民局的数据，1882年去美国的华人有39579人，同年《排华法案》颁布实施。1883年赴美的华人跌至8031人，1884年跌至279人，1885年22人，1886年40人，1887年10人，1888年26人，1889年118人，而且到了1892年，全年竟没有一个中国人去美国口。
与《排华法案》形影相随的，是清王朝国际形象的日趋恶化。可是，已改革20余年的清廷仍然处于一种严重自闭的状态，对国际环境变化的感知相当迟钝。对这场正在异域酝酿激荡的，以种族歧视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包装起来的针对中国人的歧视风潮:当时的清廷几乎没有觉察，所以也根本就没有针对《排华法案》向美国提出过有分量的交涉。直到14年后，李鸿章于1896年访美，才有清廷大员针对该法案发出了讥讽之声:
《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sup13/sup
但李鸿章也明白，清廷的国力不足以改变美国的华工政策，所以他避开了华工聚集的美国西部，选择绕道加拿大回国。他告诉记者，自己“不打算接受当地华人代表递交的要求保证他们在西部各州权益的请愿信”m，因为接下请愿信却毫无办法改变现状，就只会让清帝国丢脸q
掉进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陷阱
当排华浪潮汹涌激荡为"黄祸论"后，东方知识界终于感知到了其庞然无匹的存在，也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危险性。
“黄祸"这个概念是德皇威廉二世在1895年公开提出来的。他令宫廷画家制作以"黄祸”为主题的宣传画广为传播，这标志着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针对东方世界的种族歧视，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
可惜的是，东方世界感受到了歧视，也回应了歧视，却也同样陷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陷阱之中。当时的中日两国知识界，都没有对"黄祸论"的理论基
础，也就是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出质疑。相反，许多人在驳斥“黄祸论"时，反而试图去寻求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支持。
比如，日本学者田口卯吉为使日本摆脱"黄祸论”，试图对日本人种实施“脱亚入欧"o他著有《日本人种论》《日本人种的研究》和《破黄祸论》等多种作品，极力否定日本属于亚洲黄种人"。在《日本人种论》中，田口卯吉说：将日本人种当作蒙古人种即黄色人种的一部，说日本人和中国人在人种上相同，“乃是沿用欧洲人轻率地定下来的人种分类法”。他对这一结论是“不能容忍”的，理由是日本人和中国人有两大显著区别：一是"语法完全不同”；二是"容貌"有别："我社会上有势力的种族不仅血统纯洁，并且和其文明一样日进于精美。其最明显处是皮肤白且光滑。中国人中虽非无极白者，但其中肌理细腻如通常所谓绸缎皮肤者定不可见。•由此点不仅可见我人种胜于中国人种，并且胜于雅利安人种。雅利安人自夸白皙，但其皮肤多毛且粗糙，没一个有所谓绸缎皮肤者。且其所谓白乃赤白，日本人种之白则为青白。此点我邦上等人之容貌可以证明。"在《日本人种的研究》中，田口卯吉的观点更激进："今日的欧洲人才是句兰已安人种。他们如今自称为雅利安人种，把我们称为句兰已安，只能说是抢夺我们的祖先，并且贬斥我们的人种。"在《破黄祸论》中，田口卯吉又说：“大和民族和中国人不同种，而和印度、波斯、希腊、拉丁等同种。因此以余所见，黄祸论的根基即错。如将日本人看作跟中国人相同的黄色人种这一点，即已把事实弄错，故黄祸论为完全无根之流言。"“余不怀疑作为日本人种的本体的天孙人种是一种优等人种。此人种到底如何从天上降下来，实在是历史上的疑问。然而如从其语言语法推断的话，是和梵语与波斯等同一人种。是否属于语言学所称的雅利安语族，是毋须絮说之事。"]6
田口卯吉不是个案。比如，小谷部全一郎的研究结论是：日本人的祖先乃以色列十二支族中已消失的"迦德”族，日本的基础民族是“希伯来神族的正系”，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迦德后裔”。再比如，木村鹰太郎的研究结论是：“《倭人传》中之倭女王国，就是吾等日本人在太古占据的欧亚之中心埃及。意大利、希腊、阿拉比亚、波斯、印度、暹罗等均属我国版图。""凡此种种，均属于寻求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支持，来对抗由社会达尔文主义催生出来的
"黄祸论“。
这种畸形回应，也同样盛行于中国知识界。只不过较之日本，中国知识界对"黄祸论"的感知要迟钝一些。1882年的《排华法案》背后，已潜藏着“黄祸论"的阴影，但中国知识界几乎不置一词；1895年甲午战争前夕，日本知识界已懂得利用"黄祸论"抹黑中国，期冀以此换取西方国家的好感，比如竹越与三郎在其著作《支那论》中独辟一节，名曰《中国人种侵略世界》，极力附和西方世界，宣扬"黄祸在中国"。对此，中国知识界仍然麻木。sup18/sup
最早对"黄祸论”.做出反应并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人是梁启超。他试图凭借《时务报》的影响力，竭力消弥"黄祸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带给国人的伤害。在西方知识界的语境里，"黄祸”意味着野蛮和不开化，实质是将中国放置在文明的对立面。梁启超始终坚持中国人与西方人并无二致。不过，现实是西方攻破了中国的大门，所以，梁启超又不得不承认中国确实存在着某些野蛮行为，比如缠足。但他同时又宽慰自己和国人说：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束腰，其实也与缠足一样野蛮。
概括而言，梁试图从两个方面消解"黄祸论"：一是野蛮不等于愚蠢，不代表智力上的劣势，不存在中国人种不如西方白色人种这种事。二是中国之所以野蛮，是因为中国社会尚在进化之中。在未来，中国社会可以进化到与西方国家同等甚至更加文明的地步，关键在于教育与体制。教育的好坏决定了民智的高低，体制的好坏决定了人性的善恶。
但即便已经有了这样的认知，梁启超仍长期深陷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中。他曾苦口婆心地告诫国人：“人各相竞，专谋利己，而不顾他人之害，此即后来达尔文所谓生存竞争，优胜劣败，是动物之公共性，而人类亦所不免也……（此说）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i9显而易见，梁已将达尔文进化论里的"生存竞争与优胜劣汰"，与人类社会的"互相竞争，只求利己不惜损人"直接等同了起来，把动物界的共性，当成人世运作的不二法则。这是一种被社会达尔文主义俘虏后的典型想法。
于是，就有了耐人寻味的一幕：美国的《排华法案》与欧洲"黄祸论"，是一种典型的种族主义，二者均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梁启超作为中国人，在立场上天然反对排华政策与"黄祸论"，但在思想上，他一度成了社
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徒，成了一名种族主义者。梁写于晚清最后十年的名著《新民说》中，便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文明史观。他将人类分为两大类：有历史的人种和无历史的人种。只有"黄、白两族”，才有资格被称作“有历史的人种”。2。
这种“一面反对排华政策，一面信奉种族主义"的奇异思想，不独见于梁启超一人，而是甲午年后，晚清最后十余年里的一股极为浩荡的潮流。包括严复、梁启超、康有为、杨度等几乎一整代知识分子，集体投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怀抱;"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之说”被当成无可置疑的人间公理，正所谓"举人世间所有事，无能逃出其公例之外者"。21这种强烈的传染性，也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最为可怕的地方--它可以凭着一种看似无可辩驳、实则似是而非的类比，把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的运行逻辑等同起来，造成一种“我们生活在一个超乎道德和血腥的世界里，自我保存是其中的唯一道德”sup22/sup的极端认知；而甲午年之后的国势急剧恶化，恰又给了这种极端认知迅速传播的现实土壤。
中国知识界开始意识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荒诞不经以及种族主义的巨大危害，已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伤亡近4000万人的惨痛教训，让孙中山在《建国方略》里写下了这样一段针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刻反思：
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sup23/sup
人类社会的进化，与自然界物种的进化，是截然不同、不可类比的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