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是改革严重受挫的一年。留美幼童们在该年被朝野上下批判，成了“思想犯”，被强行中止学业，集体撤回国内。1881年也是改革继续蠕动的一年，先是清廷自建的首条铁路"唐山—胥各庄”段正式通车，然后又创建了中国第一所现代医学教育机构"北洋医学馆”。
就时代转型而言，后者尤为重要。因为随之而来的是一整套新的思维方式。
同行之间才有赤裸裸的仇恨
西方现代医学传入中国，大约始于嘉庆道光时代。
这种传入，除得力于来华传教士外，也与东印度公司有密切关系。该公司为保障员工健康，在澳门与广州两地聘请了专业医生。两地的中国民众因此得以近距离接触到现代医学。将治疗天花的牛痘法传入中国的英国医生皮尔逊(alexanderpearson),就是受雇于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时为1805年春，也就是琴纳发明牛痘法后的第9个年头。同年9月，西班牙宫廷御医巴尔密斯(franciscojavierdebalmis)率领船队，自美洲执行"海外殖民地牛痘接种行动”返程经过澳门，也曾协同澳门当局为当地民众种痘。sup1/sup
皮尔逊的推广过程并不顺利。在牛痘法出现之前，中国已有预防天花的人痘法，且传入了欧洲。人痘法的操作方式是从天花的脓包中抽取浆苗，待其干燥后吹入人的鼻子，以期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缺点是安全性不够，若选苗不当，很容易导致人感染天花丧命。牛痘法远比人痘法安全。遗憾的‘是，民众很难从自己和周围人群的有限个案中意识到牛痘法的安全性，本土痘师又常常基于"同行是冤家"的心理对牛痘法做污名化攻击，结果便是鲜少有人愿意接受牛痘种植。皮尔逊曾无奈地说道："中国医学界，尤其是医生们对其持完全不接受态度，这成为牛痘传播的一个重要障碍。他们甚至将痘症、麻疹、天疱疮、皮疹症等说成是因先前接种牛痘造成的。"2
皮尔逊的责备并非虚言。
活跃于道光时代的医生熊乙燃，在江西推广牛痘法时，痛心于许多有意接种者被流言所阻，最后死于天花。他愤怒批评中国传统医药从业者，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惜害人性命：“近因种神痘辈极力毁谤，人心疑畏，往往愿种人家，闻风辄阻，而卒罹于流痘之灾者，不计其数。"3所谓，，种神痘辈，，，指的正是那些从事种人痘术的传统痘师。他们发现自己的饭碗受了影响，不是想着与时俱进去学习种牛痘术，而是在社会上散布谣言，对牛痘实施各种诋毁，让无力判断是非对错的普通民众不敢去给孩子接种牛痘，使许多本可得到挽救的生命无辜消亡。活跃年代略晚于熊乙燃、致力于在杭州推广牛痘法的医生赵兰亭，也遭遇了以种人痘为业的那群人的诋毁。原因是牛痘法的出现，让他们“无所施其巧”4,损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
1806年，广东暴发天花，许多人涌入皮尔逊的诊所要求种痘，事情渐有改观。稍后，在十三行商人郑崇谦的协助下，皮尔逊关于如何种牛痘的英文小册子，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定名为《噗唁喇国新出种痘奇书》。该书曾被东印度公司作为联络外交的礼物，多次赠给两广总督与海关官员，但未引起他们的兴趣。郑崇谦还运作招募了一批中国人来向皮尔逊学习如何种牛痘，其中就有著名的中国牛痘术推广先驱邱嬉。1817年，邱嬉出版著作《引痘略》，用中国传统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和经络理论，对皮尔逊的种牛痘法做了一番"本土化包装”。以现代医学的眼光去看，这种包装在医理上可谓牵强附会，比如书中解释说：牛痘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牛在五行中为土畜，人的脾脏在五行中也属±,所以用属土的牛痘，最容易将脾脏中的毒"引“出来。医理虽错，但这种解释模式，契合了国人当时落后的医学观，反而消弭了一部分民众对皮尔逊种痘方式的疑虑，促进了牛痘法的传播。《引痘略》一书先后再版五十余次，曾国藩、阮元等督抚重臣均曾将邱嬉奉为座上宾。s"
不过，邱嬉式的“本土化包装"，终究敌不过"同行间赤裸裸的仇恨”。所以，在之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时光里，牛痘法的传播仍局限在广东、福建
等沿海地区，并没有能够真正深入内陆。1873年，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在《申报》上连续41期刊登了一则广告。广告说，只要响应租界当局号召，去指定地点接种牛痘，不但“分文不取”，还“给钱三百文”作为调养费。广告原文如下：
大法国工部牛痘局，今设在上海新北门外东兴圣街姚辰庭大方脉医室内，每逢礼拜二、礼拜六为期，如来种者，到期两点钟到局种痘无误，分文不取。倘有贫者，给钱三百文，为调养费。此亦西国人成美之道济之德也。6
当时的上海，猪肉每斤约20文钱，这意味着免费种牛痘可以得到约15斤猪肉。租界当局的这则广告，可以说是下了血本。之所以要下这样的血本，是因为租界自1871年开始推广牛痘接种后，民间几乎毫无反应。
1885年，牛痘医师沈善丰出版了《牛痘新编》一书。内中也感慨说：牛痘法进入中国已经超过六十年了，可以说已经给了众人很充足的时间去审视；各省设置种痘局，有不少人接种，可以说效果如何也是有目共睹。种牛痘的办法也很容易学，不是什么艰深之术。然而直到今天，情况仍然是“是者少而非者多，信之一而疑者百”。为什么会这样？为该书作序的许施身说得很直白：
牛痘尽善尽美，最有碍于塞鼻痘医；牛痘不必延医，又不利于幼科；牛痘无余毒遗患，又不利于外科；牛痘无药有喜，于药铺亦不无小损。是故每有射利之徒，视善举为妒业之端，暗中煽惑。以刀刺为惊人之语，以再出为阻人之词。7
意思是：牛痘苗的效果和安全性都比鼻痘苗（人痘）好。种牛痘不会像种人痘那样发病，也没有后遗症。牛痘法的出现，不但砸了传统痘师的饭碗，连带着儿科医生、外科医生与药铺，也都有损失。所以这个行当里，愿意对牛痘持公正态度者不多。许多人是在故意捏造谣言说牛痘法的坏话，以恐吓民众让他们不敢接种牛痘。
皮尔逊于1832年离开中国。有统计称，由广东洋行商人出资，皮尔逊和邱
嬉先后负责主持的“洋行公所痘局”，在约30年的时间里为约100万广东人接种了牛痘，让他们彻底免受天花感染之苦。
李鸿章对现代医学心悦诚服
皮尔逊之外，东印度公司派驻澳门与广州的利文斯顿(johnlivingston)、郭雷枢(thomasrichardsoncoiledge)等人，也是现代医学进入中国的重要推手。
利文斯顿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合作，翻译了一批中国传统医学典籍，并在澳门开办诊所，聘请中国传统医学从业者前往坐馆诊病，以观察其诊断原理和治疗效果。郭雷枢是一位眼科专家。当时的中国人普遍缺乏卫生观念，因手部不卫生而导致的眼病非常普遍。郭雷枢在澳门开办免费眼科诊所，让数千人重获光明。8
皮尔逊、利文斯顿、郭雷枢这些人在中国的医疗活动，让传教士们有了一个发现：凭借医学来拉近与中国民众的距离，是更有效的传教方式。此后，
“医药传教士”纷至沓来进入中国。郭雷枢在眼科方面的成功经验，直接促成许多精通现代眼科医疗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当然，他们不会想到，因为眼科医生在"医药传教士”中所占比例甚高，竟会催生出教堂"剜人眼球炼银”的荒唐谣言。1834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派遣传教士伯驾(peterpacker)来华，就是看中了伯驾是一位精通现代医学(也包括眼科)的专家。
在广州，伯驾得到了十三行商人伍秉鉴的协助，开设了"广州眼科医院”，为人免费治病。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伯驾为清廷派往广东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治疗过疝气。据伯驾为林则徐建的病历卡，林为了避嫌始终没有与伯驾相见，只愿通过间接的方式治疗。林先派十三行的商人给伯驾送去一份《各国律例》，要他将其中一些段落翻译成中文，然后再让“南海知县知事和高级行商”以一种"顺便"的姿态向伯驾寻求治疗疝气的"疝气带"。显而易见，林则徐不愿被人指责“专门去找洋人治病”。可是，疝气带的使用需要由外科医生亲自为病人操作示范，林则徐只好又派了弟弟前去见伯驾，理由是兄弟二人体型基本一致。9除了隔空给林则徐治疝气，伯驾还治愈了困扰两广总督
耆英近20年的皮肤病。
1855年，伯驾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从传教士转型成外交官，不再从事医疗工作。有统计称，接受过伯驾治疗的病人共计5.3万余人。i。伯驾的继承者嘉约翰(johnglasgowkerr)于1866年重建了眼科诊所，将之升级为“博济医院”，可以治眼疾、麻风病、疝气、割除扁桃腺、摘除肿瘤与结石和做乙蹄麻醉。
1861年，英国伦敦会的"医学传教士”雒魏林(williamlockhart)在北京城内创建了"北京施医院"。该院是后来著名的协和医院的前身之一，主要依赖在华外国人士的捐款运营。医院引进先进的病案管理制度，可进行内科、外科、皮肤科与眼科方面的诊疗。1864年，雒魏林离开中国，医院交由另一位英国伦敦会的"医学传教士"德贞(johndudgeon)管理。1867年，德贞成功挽救了总理衙门大臣谭廷襄之子的性命--这个9岁的孩子在玩弄洋铳时不慎射穿了自己的胸部。中国传统医师束手无策，德贞施以手术，将孩子抢救了回来。感激之下，谭廷襄向德贞赠送一块匾额，题辞“西来和缓”(医缓与医和是两位先秦名医)。同年，德贞还治愈了武英殿大学士贾桢的身体右侧瘫痪。sup11/sup
1871年，德贞在京师同文馆内开设现代生理学与医学讲座。1873年，总理衙门大臣董恂向北京施医院捐赠50两银子。1875年同治皇帝去世，官方公布的信息是皇帝死于天花，但德贞不太相信这一说法，理由是他来到北京之后，曾给同治皇帝提供过牛痘疫苗。如果同治皇帝接种了该疫苗，那么他就不可能患上天花。-考虑到清廷最高领导层对现代医学仍将信将疑，同治皇帝没有接种德贞提供的牛痘疫苗也是有可能的。同治去世后，美国驻华公使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同治病若以西医及科学方法诊治，决无不可医之理，决非不治之症”\可知欧美国家的驻华公使曾提议清廷以现代医学为同治皇帝诊治，但遭到了拒绝。
恭亲王奕诉对现代医学犹犹豫豫、半信半疑的态度，是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例子。一方面，据总税务司赫德1882年11月7日给金登干信中的记载，“恭亲王病得很重，结石病，而且不肯进行手术治疗。假如他去世，我本人、海关和同文馆都将失去一位坚定有力的支持者，而中国也将失去一位无人可以替代的官员""，可知赫德或其他人曾建议恭亲王以现代医学手术来治疗他的结石病，
但被拒绝了。另一方面，也有记载称奕诉并不排斥由德贞和德贞的学生来给自己诊病。曾纪泽1888年底前往恭王府探视奕诉，"在园中久坐，德贞后至，同谈”，曾纪泽在恭王府花园里遇到德贞，可知德贞此时正负责给恭亲王诊病。二人之所以会有一番闲谈，是因为曾纪泽此时也是德贞的病人。有统计称，在曾纪泽人生的最后3年多(约42个月)的时间里，"两人(曾与德贞)每月见面超过25天的有27个月，基本等于天天见面"16。与德贞的交往，让曾纪泽成了现代医学的忠实拥冤。
1879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彻底变成了现代医学的拥护者。该年，李的夫人身患重病，延请中国传统医师诊治，前后更换名医17人之多，始终不见效果。万般无奈之下，李鸿章决定向美国驻天津领事馆求助,时任美国驻天津副领事的毕德格(williamn.pethick)紧急自北京请来美国美以美会(themethodistepiscopalchurch)的“医学女传教士"郝维德(leonoraannettahoward,加拿大人)。郝维德与同在天津的英国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马根济(johnkennethmackenzie)合作，共同治愈了李鸿章夫人。"此番经历让李鸿章感触极深。在给同僚兼好友丁日昌的书信中，李如此说道：
夏间内子病危，赖男女三洋医治之立效。至今该医尚月贴数百金在津施诊，前所荐即其人也。今始知中国医术如政术，全是虚伪骗人。西国机器兵法，固高出华人之上，即医术亦相悬甚矣。外科较内科尤为神妙，如足疾沉病，非若辈不起也。sup18/sup
郝维德与马根济的医术让李鸿章心悦诚服，生出了中国传统医术犹如政治术一般“全是虚伪骗人"的感慨。郝维德与马根济每月倒贴“数百金”免费施诊的仁心，也让李鸿章赞叹不已。李不但将马根济等人推荐给身体抱恙的丁日昌，还在信中劝丁一定要亲自来一趟天津，让马根济等人直接诊治一次，“来春二三月，务搭轮舟来津就诊，勿参以华医华药，必能霍然"，诊治之后绝不可再吃中国医生开的药方，那样才能痊愈。：
得到了李鸿章的欣赏与支持，郝维德留在了天津一所教会创办的妇幼医院工作。马根济原本在天津负责“伦敦会施诊所”:在李鸿章的资助下，该诊所
规模也有所扩大，成了天津人眼中有背景的"总督医院”。
1881年，李鸿章给张佩纶的两封信函，也颇能显示他对马根济等人带来的现代医学的信任程度。第一封写于旧历四月十九日，李在信中说，自己很担忧张佩纶兄长的"黄病”，刚刚在衙门里询问了马根济、伊尔文（malleyirwin）两位英国医生的意见，计划次日派人引领马、伊两人前去张佩纶府上为其诊病。李还说，“洋人医药视中土较精，屡试有效，贤昆玉幸为采纳"。第二封信写于旧历四月二十二日，也就是马根济等人前去张府诊病归来之后，李鸿章在信中说，"服西医药少愈，应请令兄勿再参以中医之剂，以竟全功为盼”，请一定要劝住你的兄长，让他不要再吃中国医生开的药方了。2。
对马根济及其医术的信任，加上对“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21的认知，再加上留美幼童被迫中止学业撤回，这三项因素合在一起，共同促成了李鸿章于1881年创办"北洋医学堂"的决定（此事系由毕德格与马根济向李建议）。在马根济的主持下，部分受过近代基础知识教育、被迫半路回国的留美学生，将会在"北洋医学堂”内接受正规的现代医学教育和临床医疗训练。李鸿章期望他们可以成为合格的军队医官。
1881年12月，中国第一所现代医学教育机构在天津正式成立，名为"北洋医学堂"，英文名是viceroy，shospitalmedicalschool（总督医院附属学校），学制三年，由马根济和英美两国驻天津的海军外科医生担任教学任务。?2遗憾的是，马根济在1888年英年早逝，年仅38岁，该校失去了最重要的主持者。李鸿章打造一支以现代医学为基础的"军医团队"的梦想，只得另起炉灶。
王清任很少，张锡纯太多
传统医学属于经验医学，现代医学属于实证医学。经验未获科学方法（如双盲对照实验）证实或证伪，故传统医学往往呈现出各种不同模样；现代医学则反之，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在哪种文化之中，基于实证的现代医学，都必然是同一种模样。'
中国传统医学也曾有过追求实证、向现代医学转型的时刻。嘉庆时代的河北玉田人王清任，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代表。王清任修习传统医学多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