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才能实实在在提升在军中的地位，才能真正光宗耀祖。与之配套，清廷还规定：勇营将领获得绿营高级官职（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后，须遵守绿营的制度离开原部队，只允许带少量部属前去指定省份任职。为了进入“体制内”让功名富贵合法化，许多勇营将领愿意接受这种条件。清廷这一策略，相当于反曾国藩的建军之道而行。勇营高级将领为了个人富贵选择离弁后，勇营上下级间的“恩谊”自然不复存在，对勇营的整编也就容易多了。sup21/sup
当然，用绿营来消化勇营也不是毫无难处。比如，要裁撤勇营，清廷首先得将欠勇营士兵的大量饷银补上，不补饷银而裁军很可能引起兵变。再比如，勇营将领虽然愿意进入绿营的体制内，但绿营兵的待遇远比勇营兵低，其实很难吸引优质的勇营兵流向绿营。所以最后整军的结果是清廷只达成了部分目的。从绿营里提炼出来的"练军”虎头蛇尾，人数最多时有13万之众，但战斗力仍一塌糊涂。勇营也未能被全部裁撤，不得不保留二三十万人改编为“防军”。
总体而言，到1880年前后，洋枪洋炮已大量进入清帝国的陆军。无论是八旗军，还是绿营及其升级版"练军"，抑或由残留的勇营改编而成的"防军”，都或多或少接受过西式训练。但清军的战斗力并未出现质的提升'，洋枪洋炮用来镇压境内百姓固然绰绰有余，但要与欧美各国的军队对垒，却是实力严重不足。这自然是因为，一支军队的战斗力并不仅仅取决于器械，也取决于军队的体制一一曾国藩在勇营里建立的体制，其实已是传统军队体制优势的巅峰。清廷以绿营容纳勇营，则是抛弃传统体制优势的巅峰，让清军重回到更坏更无战斗力的体制当中。
这种倒退式改革，等同于让清军距离近代军队越来越远。近代军队需要种种近代体制来支撑，包括实施国民义务兵制度、推行步骑炮工兵种专业化、建立军官培养拔擢退役制度、建立近代陆海军和士官学校、建立近代军事工业等。遗憾的是，晚清改革的前20年，除引进洋枪洋炮和仿造洋枪洋炮的技术外，几乎没有致力于这些制度建设。
统治术的优先级高于强军术’
1878年，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上奏建议朝廷废除武举，其实只是想
在清廷陈旧的军事体制上打开一个极小的缺口。
沈在奏折里说：本朝文职官员以出自科举者最为尊贵，但武举出身者，其升迁反排在行伍和军功之后。我到两江就任之后，军中的武举们联名前来上诉，说自己到军队差不多十年了，仍然没有得到职衔，还滞留在最底层。我很同情他们。但一番详细考察之后，我又发现，论管理部队，他们比不上那些行伍出身的人；论奋勇耐劳，他们又比不上那些靠军功升上来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军队需要的能力，和他们为参加武举所练习的内容，完全是两码事。22
沈还说，这些在军中的武举算好的，至少有军队约束着他们。那些“无事家居者”，也就是待在家中无所事事的武举，拿着顶戴当护身符“武断乡曲”，才是民间的大祸害。废除武举是废除无用之物，既能给国家省下许多钱，又能"为民间留一分元气”，实在是大好事。
可是，朝廷拒绝承认武举考试是无用之物。
1878年5月5日，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在批复的谕旨中说："沈葆桢奏请饬停武科以节经费等语。’国家设立武科，垂为定制，其中不乏干城御侮之才。沈葆桢辄因搏节经费，请将武闱停止，率改旧章，实属不知大体。着传旨申斥，所请着毋庸议。"^
其实，沈葆桢的建议没有任何过激之处。他在奏折里提到的两个关键信息：清廷军队提拔将领，多不用武举出身者；武举出身者能力太差，普遍无法胜任军官职务，乃是清朝官场众所周知的事实。比如，雍正时代各省绿营军加上八旗军，自提督至守备共计1555人，其中以功绩出身者524人，以侍卫出身者572人，以武进士出身者只有220人，以武举人出身者只有83人。尽管这项统计中存在重复，比如某人既是侍卫出身，也曾因立下军功升迁；比如某些军官的出身资料欠缺，故出身统计与军官总人数不能完全吻合。但从中仍不难看出，有武进士和武举人身份的武官，在清军当中确属绝对少数，只占到了约20%。24
至于武举出身者的能力太差，实是清代武举考试误入歧途所致。
清代武举始于顺治时代。分童试（在县府举行，合格者为武秀才）、乡试（在省城举行，合格者为武举人）、会试（在京城举行，合格者为武进士）、殿试（在皇宫举行）四个层级。殿试的前三甲为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
考试内容分内、外两场。外场考骑射、步射和技勇；内场考策论。骑射的对象是用毡做的球；步射的对象是用布做的假人。技勇有三个项目，开弓、舞刀、掇石。判断是否合格的标准，是看从多远起射、命中多少支箭、拉开多强的弓、舞动多重的刀、提起多重的石头。策论是写几篇文章，主要从《论语》《孟子》《孙子》《吴子》《尉缭子》等先秦著作中出题。比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的殿试题目之一，是要参加者以“洁己恤兵”(品行清廉爱护士兵)为主题写一篇文章。早期的会试录取，户外弓马成绩只用来筛选是否合格，名次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室内的文化考试。但文化考试很快就靠边站了。到了嘉庆年间,考虑到大多数武举考试的参加者文化水平很低，已将文化考试由写文章改为默写《武经七书》的某些段落。到了道光时代，皇帝又下旨重申，武举考试的成绩，必须以户外的弓马比试为主，至于默写《武经》之类的文化考试,“断不能凭此为去取”，绝不能拿来作为淘汰和排名的依据。sup25/sup
这种录取倾向，严重恶化了清代武举合格者的文化水准。
从顺治三年(1646)；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代一共举行了109次武举会试，共产生了109位武状元。王金龙统计了这109位状元的地理分布，并将之与223名文状元的地理分布做了一个比较。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到，武状元的分布，整体上以北方为主，约占到了总数的70%,其中仅直隶和山东两省，就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反观文状元产出最多的江
苏、浙江两省，皆只产生了7名武状元。湖南、安徽、湖北等南方省份，甚至没有出过武状元。这种分布态势，与清代对武举考试的轻视有直接关系。第一次鸦片战争谈判期间，清朝官员伊里布前往英国军舰拜访，见到军舰上有穿军服的随军实习生，即惋惜道："这么年青的孩子，应当在学校里吸收‘绝理智的学问'，这不比到战舰上学习如何打仗更好吗？"言语中满是对武举与军职的鄙视。27
除了状元、榜眼与探花，清代武举还产生了约9600名武进士，和约10万上下的武举人。28
就考试本身而言，要市武举成为一名武进士并不容易。康熙十三年（1674）的标准是：骑射一项，须在三十五步之外纵马三次，射九箭中三箭算合格；步射距离八十步，射九箭中两箭算合格；开弓至少要将八十斤弓开满三次；舞刀至少要拿着八十斤的大刀耍出“闯刀过顶，前后舞花”，也就是俗称的“雪花盖顶"；提石头至少需要将二百斤的大石提到胸腹之间，再将石头左右翻转各一次。考试过程中若前一项不合格，即不允许参加后一项，直接淘汰。
遗憾的是，就选拔培养军事人才这个目的而言，这种高难度只是一种无意义的门槛设计。它选出来的，既非精通格斗的护卫人才（考试全是单独演练，没有互相搏击），也非精通军事知识（比如弓弩的设计、火炮的原理与应用）的技术人才和指挥人才，只是一群会骑马、能射箭、力气大、能默写一点指定书籍（默写内容一般在百余字左右）的壮汉。
在顺治时代，武状元会直接授官为正三品参将，武榜眼是从三品游击，武探花是正四品都司，其他武进士依次类推。康熙时代，改为半数武进士送去军营做军官带兵，半数留在宫中做侍卫，跟着前辈侍卫们学习格斗。但武举既然只能选拔壮汉，无法选拔军事人才，那么，越到需要将领的时代，武举们就越只能靠边站。这也是为什么在雍正时代的清军中，武进士和武举人出身的武官，只能占到约20%的绝对少数。再往后，太平军与捻军兴起，中外军事摩擦增多，武举人和武进士的命运也变得更加边缘。
也就是说，在1878年，武举的存在对提升清廷军队的战斗力而言，已几乎失去了正面价值。陆军方面的军官，或出身湘淮军队有军功或儒学背景，或沿袭八旗和绿营旧例由行伍提拔，没有武举的生存空间。海军方面，此一时期成立的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等，已开始教授外语与数学，以及航海、驾
驶等技术课。尽管在军事指挥层面，仍以《春秋》《左传》《战国策》《孙子兵法》《读史兵略》等古代著作为主要教材，落后同期的日本海军学校甚远。日本当时已全面引进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课程，以《海军兵法要略》《舰队运动指南》《海军战术讲义录》等军事著作为必读书29。海军领域更没有武举的容身之地。
然而，沈葆桢请求废除武举的奏折却被慈禧太后否决了。非但否决，还惹来了"实属不知大体，着传旨申斥"的责备。为什么会这样？上谕中没有任何解释。不过，从事后反推；并不难揣测慈禧太后执意保留武举的用意。
1894年，清廷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给了日本。次年是文科会试，废除武举成了举子们当中的流行舆论。翰林院一位叫作秦绶章的官员，于1895年12月上奏请求朝廷改革武举，将考试内容从弓马石刀变为枪炮，同时加重文化考试的分量。光绪将奏折交给兵部讨论。兵部呈报的讨论结果是：考试枪炮，等于鼓励、允许民间使用火器进行练习，与朝廷的禁枪炮政策是冲突的，要不得；加重文化考试的分量，会刺激应试者请枪手替考，也要不得。兵部建议对秦绶章的奏折采取"毋庸议”的办法，束之高阁，不批复、不反驳、不讨论。然后“帝从之”，光绪采纳了兵部的建议。sup30/sup
戊戌年，深受慈禧信任的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荣禄，再次上奏请求改革武举，以近代军事课程培养新式军人。朝廷将奏折下发给军机大臣和兵部讨论。或许因为荣禄本人既是军机大臣之一，也是兵部尚书，所以讨论出来的结果是：一、武举改考与枪炮有关的内容；二、停止玩默写《武经》的把戏。31遗憾的是，这个讨论结果，先是被朝廷接受，然后很快又被慈禧的懿旨否决了。慈禧在懿旨里说，"科举之设，无非为士子进身之阶”--科举的核心目的，不是选拔人才，而是给士子们提供一个进入体制的路径。武举自然也不例外。至于培养军事人才，那是"营武学堂"的事情。所以，之前的改革作废，各级武举考试“均着照旧制，用马步箭、弓刀石等项分别考试"；武进士们被录取后，再送他们去地方部队和神机营里练习枪炮"。
1895年与1898年的这两次改革，均不以废除武举为诉求，仅试图改变武举的考试内容，将枪炮技术与文化知识纳入考试范围。慈禧太后对这项改革表现出极大的不安。她非常担忧武举考试枪炮，会冲击到朝廷的"私藏火器之
禁”，会给清廷的统治带来不稳定因素。而这恰与朝廷设立武举的初衷“无非为士子进身之阶"背道而驰。所谓"无非为士子进身之阶”，实际上就是给民间游勇提供一种进入体制的途径，以免他们成为朝廷的不安定因素。这是一种古老的统治术，宋神宗就说过，北宋为了达成"无叛民”的目的，不惜“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节以军法”，不惜牺牲军队的战斗力，也要将大批无赖游民招入军队之中。"
对慈禧太后来说，内部维稳才是武举之事的"大体"，至于武举能否与军事体制的近代化改革接禅‘并不重要。这种思维方式也是晚清军事改革在"练兵“与“制器”之外，始终无法再进一步的核心原因。因为再进一步，如实施国民义务兵制度，实施军官培养、拔擢、退役制度等，就会触及体制层面的东西。在慈禧看来，这种触及与废除武举一般无二，会破坏清帝国的内部稳定。在统治术和强军术之间，慈禧坚定地选择前者。
清廷正式废除武举，是在八国联军兵不血刃攻陷北京城之后。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联名上奏抨击武举，慈禧终于不得不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旨，公开承认武举考试是无用之物，其考试内容“皆与兵事无涉，施之今日亦无所用”"，将之彻底废除。"无知”壮汉们至此终于退出晚清的军事舞台。清廷也不得不承认，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旨在洗刷“庚申之变”耻辱的军事改革，最终以较之“庚申之变"更为耻辱的"庚子之变"结束，可谓全面失败。在1901年的"新政上谕"里，慈禧太后不得不将变革军制与编练新式陆军，作为一项重要改革内容再次提出；1903年，清廷正式成立练兵处；1904年，又参照西方国家的军队体制，拟定颁布了《陆军营制饷章》；1907年，陆军部正式提出《全国三十六镇按省分配限年编成方案》。
但一切为时已晚，失去的改革窗口期不会重来。当陆军部试图在练兵过程中用留学日本、德国和法国的陆军留学生（如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来取代袁世凯的北洋嫡系将官时（有统计称，1901—1910年毕业的留日士官生共计620名，大部分被清廷编入北洋新军方），这些留学士官生早已对清廷失望。在1911年的大变局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择了革命，而非保全清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