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日本效仿德国设立参谋本部，开始全面学习德国陆军，其军事近代化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清廷在这一年也有过实施军事体制改革的机会，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上奏，请求废除传统武举。
遗憾的是，沈葆桢的建议被严词驳回了。
湘军其实是一支传统军队
19世纪40年代前后的清帝国军队，可谓腐败黑暗至极。
首先，自军官至士兵，其社会地位普遍低贱。其次，吃空饷是常态，如贵州绿营普遍缺额过半。再次，军饷克扣与贪赃枉法也是常态，如广东绿营开设赌场，福建水师将战船租给商人，广东水师的核心收入是鸦片走私。如此种种，让近代史学者茅海建先生发出感慨："我为了研究结论的公允，曾千百度地寻找光明，但光明始终远我而去。我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鸦片战争时期的清军，本是一个难得见到光明的黑暗世界。"1
这种黑暗，正是英法联军能够轻松攻破北京城的重要缘故，也是晚清军事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这场改革是从"练兵“与“制器"开始的。恭亲王奕诉在1864年的一道奏折里说得很明白："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2“练兵”与“制器”可以说是晚清洋务之臣最重视的两项工作。
与恭亲王一样，李鸿章在1864年也说过：大清要想自强，“莫若学外国利器”，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洋人的器械搞过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最好是把洋人制造器械的工具和办法搞过来，如此就不必再倚仗洋人。李在奏折里颇为沉痛地承认，之所以要向洋人学这些，是因为中国自己没有这样的技术。以制炮之术为例，中国存世的最好最详细的资料，是汤若望的《则克录》和丁拱辰的《演炮图说》，但这两本书"皆不无浮光掠影、附会臆度之谈"，内容既不精深，许多地方还似是而非，结果就是
“求之愈近失之愈远"，怎么都造不出能与洋人媲美的好炮。3
左宗棠也说，大清要想巩固海防，必须整顿水师；要整顿水师，首要之务就是向洋人学习技术"监造轮船”，正所谓"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必傲以无也”，人家既然有巧思先进的技术，大清不妨全拿来使用。4
改革的这种开端模式，与日本的情况颇为相似。只是日本引入西方制器之术和练兵之道的时间要略早于清廷。
19世纪前半期，日本已自西方编译引入《西洋火攻神器说》（平山龙子）、《西洋火器说》（荻生徂彳来）、《西洋火器解》（清水正德）等近代武器专著，也引入了《三宾战术》（铃木春山）、《兵制全书》（高野长英）、《练兵说略》（山鹿素行）等介绍近代的步骑炮兵战术、军制形态、练兵要义的军事理论著作。有统计称，"整个江户时代，西方传入日本以及日本学者受西方影响所著军事著作达289种"。5进入明治时代后，日本又在1874年确定以英国为海军建设的学习对象，海军教材全部翻译自英国，海军的领导体制和组织形式也全面套用英国的海军章程。为加速军事近代化转型，除了多次向海外派出军事考察团外，明治政府还高薪聘请法国、英国的军官数十人，来到日本军事学校任教，并遣送青年军官去英美（海军）、德法（陆军）等国留学。6
而当湘军在19世纪50年代崛起为清廷最为倚重的武装力量时，它所依赖的“练兵之道”仍是来自古代传统军事智慧。曾国藩筹组军队遵循三个基本原则：
一、以深受忠义思想熏染的儒生为将。这与清廷八旗、绿营军队自行伍（如杨芳、陈化成等）和武举（如关天培、葛云飞等）之中选拔军官，旨趣迥异。有统计称，湘军中儒生出身的将领占到了58%,主要将领的，四分之三都有儒学背景1
二、招募"朴拙少心窍"的山区农家子弟当兵。曾国藩自述其选兵标准
是："凡标兵之求归行伍者，一概不收；凡练勇之曾经败溃者，亦不复用。大抵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8大意就是绿营里跑出来的兵不收，练军里有过溃败历史的兵不收，水乡、城市之兵不收，只收山乡之民。原因是山乡之民生存环境既恶劣又封闭，恶劣造就犷悍，封闭造就朴拙。这些人既不会像八旗兵那般因养尊处优而变得骄横懒散，乃至于连骑马都会坠地；也不会像绿营兵那般因世代行伍而变得油滑狡诈，深通各种战场全身之术。曾国藩的这种选兵标准，其实是对戚继光选兵标准的完整继承。戚在《纪效新书》里说过，招兵时“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第一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这其中，似隐约可见商鞅的"贫民""愚民"之道。当然，商鞅是有意制造“贫民”和“愚民"，戚继光与曾国藩仅是有意挑选"贫民”与"愚民"。
三、统帅自选将领，将领自募士兵。曾国藩如此描述这一原则："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1。大意就是：湘军之中，统领亲自选营官，营官亲自选哨弁，哨弁亲自选什长，什长亲自选士兵。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军队的各个层级，变成一种彼此间存在“恩谊"的状态，到了战场之上，自然也就能够做到互相照顾。
曾国藩还说，为了让部队的各级军官可以向下级施展“恩谊”，须做到充分授权，“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统领要招兵买马，要储备粮草军械，要给下面的将官升职降职，要防御还是要进剿，大帅须做到"有求必应，从不掣肘”\军官们必须拥有这种相对独立的决策与赏罚之权，才可能与下级结成牢固的纽带。
这种做法，同样是在吸取绿营体制的历史教训。绿营兵原是清军入关后以归附的原明朝军队改组而成的。出于一种依赖兼防范的心态，清廷对绿营的制度设计，除前文提到的"世代为兵"之外，还包括：一、营兵驻地不动，将领定期由兵部调转，以免其与军队结成一体。二、以文职出身的总督、巡抚为军区最高长官，军区中的提督、总兵等武职官员只有管理指挥部队的权限，不能
调动部队，也不能擅自更改兵政。三、高度分散驻扎，以方便八旗对之进行"以整制散”。四、要做大量的杂务，比如押送犯人、缉捕盗贼、查察走私、
催收税赋等，绿营兵实际上沦为了地方官府的差役。sup12/sup
将曾国藩的这种传统练兵之道，与洋枪洋炮和近代步骑炮兵战术相结合的，是李鸿章的淮军。
1862年，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函中说："洋枪实为利器，和（春）、张（国棵）营中虽有此物，而未操练队伍，故不中用。敝军现择能战之将，其小枪队悉改为洋枪队……程学启三营中并改出洋枪队一营，临阵时一营可抵两营之用。"李鸿章还建议曾国荃与鲍春霆的部队中也多添一些洋枪洋炮。sup13/sup
对李鸿章的这种做法，曾国藩内心是有抵触情绪的。他在给曾国荃的信函中，有一番谆谆告诫，反复强调真正的制胜之道"在人而不在器”，不可专在洋枪洋炮上下功夫，仍要努力固守"反己守拙之道"，也就是要以传统军事智慧里的选将练兵之术为核心。曾还断言，真正善战的将士不必打破头去争抢洋枪洋炮。信函原文如下：’
然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鲍春霆并无洋枪洋药，然亦屡当大敌。前年十月、去年六月，亦曾与忠酋接仗，未闻以无洋人军火为憾。和、张在金陵时，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十年三月之败。弟若专从此等处用心，则风气所趋，恐部下将士，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无反己守拙之道，或流于和、张之门径而不自觉，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sup14/sup
这是曾国藩尚未亲见洋枪洋炮威力时的一种自信。待到后来见识到土枪土炮与洋枪洋炮之间的差距，曾国藩也转而成了引进洋人技术来“制器”的鼓吹者（当然，他也从未放弃所谓的"反己守拙之道"），江南制造总局即是在曾的支持下设立的。
淮军于1862年成立洋枪队之后，李鸿章又引入外籍教官如法国人毕乃尔"等，来传授洋枪洋炮的使用之术。次年，李鸿章“分令各营雇觅洋人教练使用炸炮洋枪之法"\在淮军中引入西式操练。光绪初年，淮军新增的十九营炮
队，其武器配属与营制操练已"全部因袭德国成法"。淮军还雇佣德国军官李励协（lehmayer）来华教习三年。1876年又选派了七名军官赴德国学习近代陆军与海军知识，这是清廷第一次派现役军官出洋留学（此前已派遣福建船政学堂学生，分三批前往英国和法国学习舰船驾驶和制造，不过这些学生不能算现役军官）。遗憾的是，此次军官留学的规模太小，七人之中又有二人提前回国，还有一人在学业结束之际病故。sup17/sup
刻意摧毁曾国藩的建军之道
几乎与淮军同步，在恭亲王奕诉的主持下，京城的八旗部队也启动了改革。
1862年，清廷自八旗军中挑选了一批官兵，趁英法联军已决定撤离但尚未撤离的空当，前往天津接受西式训练。教官是英国军官斯得弗力（charleswil-liamdunbarstaveley）,训修用的器械来自俄国赠送的一批洋枪%斯得弗力曾任第二次鸦片战争侵华英军的旅长，参与了攻占大沽口之役；后又指挥英军在上海捷攻太平军，1863年离华。他对奕诉说，中国最好是将练兵规模扩大至1万人，至少也要有5000人，且希望能同时选派30岁以下将领350名一同参与训练，如此才能保证这些军官在日后可以按先进战术来有效部署部队并指挥战斗。奕诉大体采纳了斯得弗力的建议。sup19/sup
不止八旗军，清廷围绕绿营实施的改革也于1863年前后启动。大体方向是将绿营中的精壮分子挑选出来编组为新的“练军”。清廷当时的考量是：太平军与捻军日渐式微，湘军、淮军与粤军等团练武装（勇营）也有必要结束使命，或遣散，或整编为由朝廷控制的正规军。对八旗部队施以西式训练，是为了保证爱新觉罗氏手中有可以制衡团练武装的军事力量；对绿营实施整顿，也怀有相似的动机2。。众所周知，绿营当时的待遇不如勇营，战斗力也不如勇营，清廷不用勇营来消化绿营，反用绿营去容纳勇营，主要原因就是绿营属于由朝廷直接掌控的"正规军"，勇营则掌握在湘军、淮军出身的地方督抚手里。
为了破坏勇营，清廷还刻意以绿营的武官升迁系统来捆绑勇着将官。具体来说，就是勇营内的官职系统（统领、营官、哨弁）被定性为“体制外”的职务，不能享受朝廷赋予的种种优待。勇营将领只有在获得绿营系统的官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