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策上为本土鸦片彻底松绑的，是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总理衙门。1874年，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向清廷提出"种烟弛禁”的主张（事实上此前已经弛禁，只是没有形成文件），建议用自产鸦片抵制进口鸦片。李说，据他所知，
每年从印度进口的洋药"约七万数千箱，售银三千余万之多”。英国人既不肯禁止鸦片的输入，还欲禁止中国内地自行种植，"用意殊极狡狠"。为今之计，只有“暂行弛禁罂粟”，也就是允许内地民众种植鸦片，如此，"不但夺洋商利权，并可加赠税项"，等以后进口鸦片越来越少，再推行政策严禁鸦片种植。何况如今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山西各省已“多种罂粟”，无视这一既成事实再去禁止种植，不过是"徒为外洋利薮之驱，授胥吏扰索之柄"，等于给洋人牟利，方便胥吏们去民间敲诈勒索。"
就字面逻辑而言，♦李鸿章这一主张可谓"两害相权取其轻"，即：对鸦片征税只是手段，禁烟才是终极目的，也就是所谓的"以征为禁”和"寓禁于征”。但就具体的实施而言，这一做法却成了“两害相权取其重"。原因是地方官僚在其中扮演了极为贪婪的角色，"寓禁于征”成了幌子,鼓励乃至逼迫百姓种鸦片以扩大税源，成了第一目的，甚至是唯一目的。一如郭嵩煮所了解到的那样：
其川、滇、甘、陕各省栽种罂粟，则必以课吏为先。臣闻种罂粟一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工力又复减省。州县因之添设陋规，私收鸦片烟土税，亦数倍于常腻。官民皆有所利，以致四处蔓延，积久而种罂粟者男妇相率吸食，不能如印度所出烟土严禁其民吸食也。因以积成偷惰之性，饮食费用，虚耗日多，遂使田赋常供，亦多不能输纳，卒致官民交困，而夺民食之需，以空仓腹之藏。广种罂粟，流毒无穷，岂复能有自存之理。"
四川、云南、陕西、甘肃等省，都已把推广罂粟的种植，当成官吏考核的优先项目。于是，种鸦片成了一种看起来对官府和民众都有利的事情，不但四处蔓延不可遏制，种罂粟的民众也纷纷成了瘾君子。久而久之，结果就是粮食生产越来越少，民间无粮，国库也无粮。如此这般，国家岂能自存？
此时的郭嵩煮尚在驻英公使任上，忧心忡忡之下自伦敦连上了两道奏折，希望朝廷禁烟，而不是听任乃至鼓励本土鸦片种植。但这种主张，得不到朝中主流舆论的支持。时任两广总督的刘坤一，即在一封私人信函中明言，郭嵩煮的主张万万不可施行：
郭筠仙侍郎禁烟之议，万不能行。即以广东而论，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3巨有既经禁烟仍收税厘之理！此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及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顾据实直陈，必触忌讳，不如暂缓置议，想朝廷不再垂询。sup35/sup
刘坤一说得非常明白：广东绝对不能禁鸦片。禁了鸦片，针对鸦片的“洋药税厘”就会丧失征收的合法性。这一项收入每年有100多万两白银，很多地方都仰仗这笔钱运转。“鸦片财政”没了，那100多万两白银的收入，谁能弥补？要从何处弥补？所以，郭嵩煮的奏折，很自然地被搁置起来，既无反驳也无赞成，而是不做讨论。因为一讨论，就要涉及"鸦片财政”这种收入的不道德。为了保护"鸦片财政”，刘坤一所主张的“暂缓置议"，无疑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刘说“想朝廷不再垂询"，背后的含义是朝廷对"鸦片财政”的重要性也心知肚明，必然会有默契，敷衍了郭嵩煮之后，不会再给各省督抚们下发文件来商讨禁烟之事。
那清廷对“鸦片财政”的依赖有多严重？据周育民对清廷财政收入、海关收入、鸦片税收入的统计比对，1887—1894年这段时期，"经由海关征收的鸦片税收入占到海关税收人的30%—40%；而在整个财政收入中，占到10%。内地土药厘金的收入也为数不少，同治年间不过数万两，而到甲午战前已达到五六十万两。没有鸦片税收入，清朝财政就无法正常运行"。%须注意的是，此处统计中的"五六十万两”土药厘金，所指仅是上缴中央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通过向土药即本土鸦片征税之所得，往往是中央所得的十倍乃至更高。也就是说，在晚清的整个"鸦片财政”（中央+地方）当中，10%这个比例，只是一个最低最保守的统计。
晚清人何启与胡礼垣，在1901年前后，也提供过一项统计，可供参考：
今中国所急者财用，而厘税之入以鸦片为大宗。洋药进口厘税六百万两，土药厘税名虽二百二十余万两，而实则二千余万两。是合洋药土药而计，每年值二千六百余万两。国家之利赖在此，官府之调剂在此，若舍此项，则补救无从，此所以禁烟之举，近年缄默无言也。sup37/sup
朝廷和地方政府都要依赖这笔钱运作，谁愿意主张禁烟？一切全如民国学者于恩德在《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中所说的那样，政策上放开本土鸦片的种植，是因为"朝廷深知鸦片弛禁每年可收巨款”，而所谓的"寓禁于征”，其实际目的"乃在于征（税），而非在于禁（烟）”。而且，这种政策最后成了"禁烟成功之阻碍，因政府恃为利源而不肯舍弃”。于恩德还说，"大多数国民陷于万恶之毒害中"，清廷放开本土鸦片种植须负主要责任。sup38/sup
要让吸食鸦片的人戒掉鸦片，是极为困难的；要让依赖"鸦片财政"的清政府戒掉"鸦片财政"，同样也极为困难。1900年之后，清廷迫于内外压力开始禁烟，地方政府收入锐减，怨言极多。比如，1909年11月，山西巡抚上奏说，自禁烟之后，山西再无本土鸦片的厘金税赋可以征收，省财政迅速入不敷出，新政也因为没钱办不下去了：
本省进款，自开办统税，药厘一项骤短银二三十万，至本年禁种，更无税厘之可收。出款日增而入款转减，计三十三年已亏银七十万，三十四年将亏至百万，本年又加认海军开办经费，每年应允解银十五万，常年经费五万，本省审判庭及谄议局经费约共十万两，截至年终计须亏银一百四十万。狞
这诉苦声里，显然已经忘了在20年前的丁戊奇荒里，漫山遍野皆是罂粟的山西，曾发生过饿死四五百万人的人间惨剧。在政府收入与民众温饱之间，清廷的最高决策层，自慈禧、奕诉而下至李鸿章、刘坤一这些地方督抚，均一致选择了前者。鲜有人像郭嵩煮那般，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当真。
"小孩饿死尚是小事"
回到山西的灾情。
山西巡抚衙门之所以能够容忍李提摩太前来赈灾，与灾情实在过于惨重有直接关系。因为朝廷其实是极不喜欢洋人站出来赈灾的。丁戊奇荒期间，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前往总理衙门，表示日本民众愿意向山西饥民提供赈粮，而且
这些粮食已经运抵天津，总理衙门王大臣们的反馈是"以山西转运艰难力为劝阻”4。,即把粮食运往山西路途太艰难了，所以这些赈粮我们不能要。
李提摩太等人去山西赈灾，也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河南学政瞿鸿概将他们的行踪密报给朝廷，瞿还说，这些人的居心“险不可测"，他们跑来赈灾，是想乘机收买人心，窥探我大清国的虚实。"山西巡抚曾国荃很快就接到了谕旨，要他“婉为开导，设法劝阻"，将这些外国人劝离山西，因为“外国捐助名为善举，实则流弊滋多"42。所以，当李提摩太第一次去巡抚衙门求见曾国荃时，他不但没有受到礼遇，还被当成了不怀好意：
他的一个秘书一一我必须先见他--告诉我说，巡抚因为我的出现非常生气……他认为我的到来只是为了收买人心，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心.
然而，山西的灾情实在太过惨重，曾国荃没有遵旨将李提摩太"请”出山西。在给朝廷的回复中，曾国荃赞扬了李提摩太，说他带着银子来到山西，先在阳曲、徐沟等地赈灾，"诸称平顺"，与地方官府非常合作，并没有闹出任何事端；之后听说山西省南部的灾情尤其严重，又“愿赴平阳散放"，到了那边之后事情也都办得“极妥协”，完全没有学政瞿鸿概"所奏情事"。sup44/sup
李提摩太确实是一个有能力给灾区带来实际援助的人。1876年在山东青州府的赈灾，李提摩太动用的是个人积蓄；当他发现灾情规模远比想象中严重后，即亲自前往烟台向外国侨民进行募捐，又通过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和《万国公报》《申报》等媒体，不断刊载山东的灾情信息，呼吁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士向灾区捐款。最后成立了一个由传教士、外国商人和驻华外交官组成的"山东赈灾委员会”（该委员会后升格为“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与英国伦敦成立的、以前驻华公使阿礼国为首的“中国救济基金伦敦委员会"有着密切合作），募捐事宜由该委员会负责，李提摩太等传教士则负责深入灾区察看灾情，统筹具体的放赈事务。在山西太原、平阳等地，李提摩太共发放赈款12万余两白银，救助灾民15万余人。在山西临汾，官府自光绪三年（1877）十月到光绪五年五月，共发放赈款4.82万两，李提摩太在光绪四年夏到次年三月，在该地共发放赈银5万余两。45
这种切实的赈灾能力，也是曾国荃愿意在奏折中力陈李提摩太绝非不怀好意的缘故。但朝廷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与曾国荃大不相同。相比救济灾民，朝廷更忧虑洋人此举是在“怀柔远人”，而这原本是大清国才有资格来做的事情。尽管传教士们的赈灾活动几乎全部是在得到清廷的许可之后进行的，且有指定区域并由地方官员监督，并不会给他们多少宗教宣传的空间，但传教士们仍会因赈灾活动与底层民众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进而也就会改善他们在底层民众中的形象，一如李提摩太所言："我想饥民分发救济的经历，对群众而言，颇具说服力。这说明，•我的宗教是可靠的。"传教士的形象改善，自然会引来问询者，李提摩太则顺势送给每个前来问询的人“《教义问答》和《赞美诗》"sup46/supo这种事情，让身处庙堂之高的统治阶层如坐针毡，也让身处江湖之远的士绅们如疑在喉。
1877年旧历二月下旬，苏州士绅谢家福在"以资遣灾民”（带着资金去赈济自山东南来的灾民并将之遣送回籍）自泰州归来，途中听到了一个消息：包括李提摩太、慕惟廉:倪惟思及英国驻烟台领事在内的一批西方传教士，正在山东赈济灾民。这让谢家福立刻紧张了起来。他在日记中，如此描述自己获知此事后的焦虑心情：
知耶稣教之洋人慕惟廉、倪惟思、李提摩太及烟台领事哲美生等在东齐赈给灾民，深惧敌国沽恩，异端借肆，不能无动于衷。顾以才微力薄，莫可挽回，耿耿之怀，言难自已。外
谢家福担心洋人借着赈灾向民众布施恩惠，然后扩张他们的主张与思想。觉得自己不能无动于衷，但自己又能力有限无法可想，于是耿耿于怀非常难受。在这种“耿耿于怀"情绪的支配下，谢家福给熟识的江南士绅们写信，尝试着鼓动他们站出来，与洋人的赈灾行动相抗衡。
谢在信里说，洋人们在山东，明里打着赈灾的幌子，暗里却干着收买人心的阴谋。若不采取措施，民心恐将流失，异教恐将横行，必成中国之大患。谢建议筹集巨款，采用“跟踪济赈"的方式，来消除洋人赈灾对中国民心的损害。简单说来就是追踪洋人的救灾路线，洋人前脚发完赈银赈粮，我们后脚跟
上再发赈银赈粮。谢还说，这是有良知的爱国士大夫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并赋诗一首：
大兵之后又凶年，
国计民生孰见怜？安得赈钱三十万，管教压倒慕维连！虫
除了“跟踪济赈"，谢家福还主张以收养难童为先，与传教士展开竞争。
在给好友李金情的信中，谢家福说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难童从洋人的手里抢过来，“东省灾后，子女流离者不可计数，为他族收养者，闻有数百名之多。窃恐人心外属，异说横行，为邹鲁之大患”，正所谓"急则治标"，这个“标"就是儿童，因为儿童智识未开，情窦未通，最容易被异族蛊惑。他在信中激动地写道：眼看着这些儿童被洋人驱入“陷阱”之中，再也不能重新做人，但凡有血气者，“能无锥心肝、竖毛发，亟图补救哉”。皱
这些倡议，在江南的士大夫圈子里获得了普遍认同。苏州士绅袁子鹏给谢家福回信说，西人想要领养饥荒孤儿，那是万万不可。我们多收养一名，就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5°。另一位苏州士绅尤春畦则说：
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却甚好。幼孩如何领来，有亲属者作何安顿？至来苏之后，经费无不竭力。“
有了士绅们的支持，谢家福启动了赈灾行动。友人高龚甫致信谢，鼓励他努力去做，"不可存推诿之心"。谢家福在回信中说：“弟之此行为敌夷，不为赈济。赈济则以仁存心，当念亲亲仁民之意，敌夷则惟知大义，虽捐麋踵顶，有所不辞。”"意思是此行的目的乃是抵抗夷人，而非为了赈灾。赈灾讲究仁心，抗夷讲究大义。为了大义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抗夷”的旗帜赢得江南士绅们的高度赞赏。上海士绅王震保来信说，谢
家福将众多孤儿从黑暗的"禽兽之域"中拯救出来，实在是一种伟大的壮举，这壮举足以证明世事尚有可为。王麋保说，自己很愿意与谢一起并肩战斗，抵抗夷人。53
"抗夷"的旗帜也给谢家福带来巨大的满足感，让他拥有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来克服振灾行动中遇到的种种苦难：“生平灭夷之志，刻不能忘……（如今得此机会）而交臂失之，则身存实死，天下不必有此人，谢家不必有此子也。”x捐款者当中，偶有人提出耶稣教与天主教不同，不必过于仇视。谢家福有这样一段义正辞严的向击：
某之所办者，不第在教门之良莠，尤重在中外之界限。山左灾民受洋人赈恤三月有余，几乎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国矣。诸君好善乐输，下以回已去之人心，上以培国家之元气。即此便是忠臣，便是义士。若不能权自我操，反为教堂筹费，如国计何？且既受教堂之赈，必服外洋之教，无论其为天主、为耶稣，终不当以中国之民，服外教而废五伦，童子何知，坐令陷溺，于心安乎？sup55/sup
大意就是，谢家福并不在乎天主教、耶稣教的分别，只在意"中外之界限"，也就是不能让山东的难童接受洋人的赈济，不能让他们"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国”。
受这样一种"抗夷优先"理念的支配，谢家福将募来的活动经费几乎全部用来与传教士争夺难童。曾有人建议谢拿出资金来开设粥厂，以解青州灾民的燃眉之急，结果被谢拒绝，理由是：儿童与成人不同。成人有觉悟，可以持节慷慨赴死；儿童无知，不懂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春秋夷夏大义。所以，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应该优先救济儿童，以免其失节于洋人。谢在日记中说，自己对这个决定"理得心安"，并无愧疚。气
谢家福所谓的"成人有觉悟，可以持节慷慨赴死"，并非虚言。1877年的山东，就有昌乐县灾民“弗受洋赈”，乐安县灾民"俱情愿饿死，不受洋人之赈”的事情发生57。河南也是如此，某些灾民不肯接受洋人的赈济，社会上还出现了谣言，说传教士借赈灾之机行虐待之实，以致有参与赈灾的洋人无奈给《申报》投书说：
河南地方饥民大不解事，于教士所分给之银不肯领取，意谓西教士意在买服人心，诱人入教，故特给我等银钱，慎勿堕其术中。彼此相戒，竟无一人肯领。且仿铁泪图之式，造作诸般恶状，谓教士诱人入教，如此虐待。亦分贴多张，以冀煽惑人心，该省官宪无可如何。58
不要洋人赈灾的银子，害怕被洋人骗了去剜眼挖心，这是可以理解的事情。此类谣言已在大清国读书人圈子和底层社会流传了上百年（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朝利玛窦来华的时代）。但有人模仿《铁泪图》将传教士画成凶神恶煞，将剜眼挖心之类的场景用宣传品具象化，这显然并非灾民所为之事，他们温饱都成问题，不可能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也就是说，河南也有一批类似谢家福这样的士绅，怀揣着"灭夷之志”在努力保卫“中外之界限”。
这种努力是成功的。在河南，传教士们不被允许逗留，也不被允许以任何方式参与赈灾。地方政府还发布了通知，若洋人不离开河南，官府不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当传教士花百香等人抵达开封时，城内已遍贴告白"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书院也罢课称“要与西人打仗”，且下了战帖约在第二天59。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放弃了赈济河南灾民的计划。
据前往河南赈灾的苏州士绅孙传鸿《游汴见闻实录》里的描述，彼时的河南，正在上演“父子相食"，前一刻卖儿子后一刻反悔来赎“则小孩已在锅中矣"“遥见一人持一（人）腿随食随走"“人肉煮好者每块八文”……的人间惨剧。6。
但是，本文绝非是要将谢家福这样一位中国近代赈灾史上的重要人物，塑造成一种简单的负面形象。事实上，以谢家福为代表的民间士绅，才是支持中国北方艰难熬过丁戊奇荒的核心力量。谢一生从事赈灾活动，“先后通解赈银二百五十二万三千两有奇，活人无算”，这里面还不包括赈济山东灾民（难童）不足一年即筹集到的43万余两白银。这些钱全部用在了救灾之中（至少是送到了灾区地方政府手中）sup61/supo以山西为例。按《清实录》的记载，清廷中央所拨赈灾款，总数不过数百万两，赈米也不超过100万石，而《清吏稿•曾国荃传》里的数据是"先后散发赈银一千三百万两，米二百万石，救活饥民六百万人”。也就是说，山西绝大部分的赈款和赈米都来自民间，包括中国士绅，也
包括外国人士，其中又以中国士绅为最有力者。这也是《清史稿-食货志》仅笼统地说：“光绪初年，山西河南陕西之灾，拨币截漕均巨，合官赈、义赈及捐输等银不下千数百万两”，官史不将官赈数字单独提出的缘故，是"因为其份额远远小于义赈及捐输”62。
时代是多面相的，具体的历史人物也是，转型时代的历史人物尤其如此。朝廷失职，以谢家福为代表的民间士绅成了天愁地惨时代里的中流砥柱。但这些中流砥柱，自身也仍困在陈旧的"夷夏之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