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76年起，至1878年止，中国北方遭遇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罕见旱灾，灾民人数达1.6亿至2亿左右，1死于饥荒和疫病的人数至少在1000万人，从重灾区逃亡外地的灾民达2000万人。1877—1878年是灾情最严重的两年，1877年是丁丑年，1878年是戊寅年。所以这场人间惨剧，史称"丁戊奇荒”。
这场灾荒暴露了晚清改革期间地方治理的种种弊病。
山西已成人间地狱
1876年，“丁戊奇荒"已初露端倪的那个夏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正身处山东青州。
5月的时候，青州的饥民们已开始群起"吃大户”。李提摩太见到，“一群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下一顿。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很不错，便组成五百余人的群体。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劫掠取食”。sup2/sup
作为一种"地方官员不敢得罪"的存在，外国传教士成了饥民们努力想要争取的资源。6月30日，两名约三四十岁的秀才从寿光县和益都县赶来拜访李提摩太，但未能得见。第二天他们又来，一进门就跪下，请李提摩太收他们做弟子。
交谈之后，李提摩太了解到他们的真实目的："他们两人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作他们的首领，举行暴动，因为当局不能提供食物，他们活不下去了。他们已经安排好了房子，并且有数不清的人准备接受我的命令。"3简单说来，就是希望李提摩太出面，带领饥民们去抢粮食。朝廷和地方官害怕外国传教士，已是大清国广为人知的一种常识。
李提摩太拒绝了秀才们的请求，"我告诉那两位民众代表说，我从来没想到要干这种事情，因为那只会加重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暴动一旦开始，没有人知道会如何收场，但毫无疑问会造成大规模流血。我建议他们采取建设性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破坏来改善人们的处境”。4但类似的请求，仍不断来到李提摩太跟前。比如，7月3日晚上，青州东面某个受饥饿之苦的村镇也派了代表前来，希望李提摩太做他们的领袖。
无意带领饥民起事的李提摩太，在山东做了一年多的赈灾工作。1877年秋，他去了灾情更严重的山西。在那里，他见到了更骇人听闻的人间惨相，并将这人间惨相，写入了自己的日记。
1878年1月29日，太原以南140里：“经过了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还有一个人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碰上一个葬礼：一位母亲肩上扛着已经死去的大约十岁的儿子，她是唯一的'抬棺人'‘神甫'和送丧者，把孩子放在了城墙外的雪地里。"sup5/sup
1月30日，距太原270里：‘“路过两个显然刚刚断气的人。一个衣着鲜亮，但死于饥饿。往前走没几里路，发现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人走在我们前面，摇摇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阵风吹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sup6/sup
1月30日，距太原290里：“看到路边躺着四具尸体。其中一个只穿着袜子，看来已没什么分量，一只狗正拖着移动。有两个是女人，人们为她们举行过葬礼，只是把脸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对其中的一个更仁慈一些，没有把她的衣服剥去。第三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随处可见肥胖的野熊、野兔、狐狸和豺狼，但男人和女人找不到食物维持生命。当我缓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时，遇到一位老人，他异常伤心地告诉我说：我们的骡子和驴都吃光了，壮劳力也都饿死了，我们造了什么孽，招致上天这样的惩罚?"7
2月1日，太原以南450里："半天内就看见了六具尸体，其中四具是女尸。一具躺在一个敞开的棚子里，赤身裸体，腰上缠着一条带子；一具躺在小河沟里；一具浸在水里，半身暴露出冰面上；一具半身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躺在路边的一个洞口旁；还有一具已被食肉的鸟兽撕碎；还碰上两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手持拐杖蹒跚而行，看起来就像九十多岁的老翁。另一个年轻人背着他的母亲--她已经没力气走路了，看见我盯着他们，年轻人便向我求助，这是我离开
太原后首次有人向我乞讨。"8
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在下一个城市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旁，人们把男尸扔到一个坑里，把女尸扔到另一个坑里。"9
李提摩太的日记没有夸张。山西的牛庄村（今归运城市盐湖区上王乡管辖）于1883年，也就是灾情大体过去数年之后，立有一块石碑《丁丑大荒记》。该村在饥荒中死去了70%以上的人口。石碑上所刻内容实可谓惨绝人寰：
光绪三年，岁次丁丑，春三月微雨，至年终无雨，麦微登，秋禾尽无，岁大饥。平、蒲、解、绛等处尤甚。先是，麦市斗加六，每石果银三两有余；至是年，每石银渐长至三十二零。白面每斤钱二百文，馍每斤钱一百六十文，豆腐每斤钱四十八文，葱韭亦每斤钱三十余文，余食物相等。人食树皮、草根及山中沙土、石花，将树皮皆剥去，遍地剜成荒墟。猫犬食尽，何论鸡豚；罗雀灌鼠，无所不至。房屋器用，凡属木器，每件卖钱一文，余物虽至贱无售。每地一亩，换面几两，馍几个，家产尽费，室如悬罄，尚莫能保其残生。人死或食其肉，又有货之者，甚至有父子相食，母女相餐，较之易子而食，折骸以爨为尤酷。自九、十月至四年五、六月，强壮者抢夺亡命，体弱者沟壑丧生，到处饥殡相望，往来饿殍盈途。一家十余口，存命仅二三；一处十余家，绝嗣恒八九。少留微息者，莫不目睹心伤，涕泗啼泣而已。此诚我朝二百三十余年未见之惨，倦，未闻之悲痛也。虽我皇上赈贷有加，粮税尽蠲，而村共绝户一百七十二户，死男女一千零八十四口。总计人数死者七分有余。sup10/sup
新任山西巡抚曾国荃，在1877年底给朝廷的报灾奏折里，也提到山西灾情之惨。曾国荃说，自己奉命巡察灾区："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冬气北风怒号，林谷冰冻，一日再食，尚不能以御，彻旦久饥，更复何以度活？甚至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统计一省之内，每日饿毙何止千人！"总体算下来，山西有80多个州县发生了饥荒，"待赈饥民计逾五六百万之众"。sup11/sup
在遍地皆是饿殍与死尸的山西，李提摩太生出了一种困惑："置身于这无所不在的灾难之中，我一直纳闷为什么没有人抢劫富户？"这种困惑，很可能与前文提到的李提摩太在山东的经验有关（不断有人上门乞求李提摩太带他们去抢大户）。在1878年1月30日的日记中，他尝试着给出一种解释："今天，这个疑问有了答案：每一个村中都贴了告示，宣布巡抚有令，任何人胆敢行凶抢劫，各村镇首脑有权对抢劫者就地正法，因而犯罪现象出奇地少。大家都听天由命，我唯一看到人们流眼泪的场面是在母亲们埋葬她们的孩子的时候。”口
地方官府的高压政策，无疑是原因之一，而且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在赋予"村镇首脑"对抢掠者就地正法之权的同时，山西巡抚衙门还出台了政策，强迫民间绅富捐粮保村，可谓一手控制饥民，一手控制绅富。晚清时期，山西的社会控制一直做得比较好。这一点，可由后来义和团在山西的兴衰，完全随山西巡抚衙门的立场而浮沉这一事实得到印证。
但在高压政策之外，也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毕竟，类似的告示，山东的巡抚衙门也曾张贴过，但山东抢富户很常见。而且，也不能说山东的饥民不怕官府，他们恳求李提摩太做起事的领袖，正是为了找把保护伞来对抗官府的围剿。牛庄村的石碑《丁丑大荒记》也提到过，村中“强壮者抢夺亡命'「，求生的本能是可以突破官府高压带来的恐惧的。但李提摩太在山西，确实没有见到大规模的民变。这很可能是因为，李提摩太抵达山西之时，饥荒已进入第三个年头，灾区早已很难找到有粮的在野富户，民间已无粮可抢。有统计称，1877年山西全省人口为1643.3万人，1883年仅为1074.4万人，净减568.9万人。其中，太原灾前人口约100万人，灾后仅剩5万人。sup13/sup
戒鸦片难，戒鸦片财政更难
山西为什么无粮？
1877年初夏，山西前巡抚鲍源深在给朝廷的奏折里有一段解释：
晋省向称财富之区，实则民无恒业，多携资出外贸易营生。自经东南兵燹，生意亏折，富者立贫，元气大伤。其系种地为业，仅十之二三，又兼土非
沃壤，产粮本属无多。.即在丰年，不敷民食，必须仰给于邻省。本年入春后，迄未透雨，刻值青苗长发之际，出土一二寸许就已枯槁，眼见收成难望，人心咸切惊惶。到处黎灾、遍野哀鸿，始则卖儿鬻女以延活，继则挖草根剥树皮以度餐。树皮既尽，亢久野草亦不复生。甚至研石为粉，和土为丸，饥饿至此，何以成活？是以道旁倒毙，无日无亡。惨目伤心，与言欲涕。sup14/sup
鲍源深强调了两点原因：一、山西土地贫瘠，百姓多以商业谋生，只有两三成百姓务农。但太革军与捻军的兴起，让山西商人的生意遭受了重大损失。二、丰收年份，山西的粮食都需要自邻近省份买入，更何况1877年大旱颗粒无收。这两点原因，当然都是真实的，但鲍源深有意没有提另一项同样极为重要的原因：官府在山西推广"本土鸦片种植”。鲍源深出任山西巡抚，是同治十年（1871）九月到光绪二年（1876）八月，提山西的鸦片种植，那是在给自己找麻烦。
但鲍的继任者曾国荃不会忽略这一点。1878年初，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
伏查晋省地亩五十三万余顷，地利本属有限，多种一亩罂粟即少收一亩五谷。小民因获利较重，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磷瘠之区……查罂粟收浆之际，正农功吃紧之时，人力尽驱于罂粟，良苗反荒芜而不治……纵令全行播种嘉谷，已不足给通省卒岁之粮，况复弃田之半以种罂粟，民食安得不匮？sup15/sup
按曾国荃的说法，山西仅有35万顷耕地，本就不足以供养山西1000多万百姓，如今竟是"弃田之半“来种鸦片。据他调查，山西北部“大、朔、代、忻及归化七厅”，原本是山西的主要产粮区，以往每到秋后，就会有粮食从北边络绎不绝运到太原，如今则是"罂粟盛行，北路沃野千里强半皆种此物"；山西南部的"平、蒲、解、绛”等地，以前都是依赖从陕西的渭南平原购买米麦为生，如今"秦川八百里……（渭南）亦遍地罂粟”，渭南平原的粮食产量连本地百姓都已养不活，自然也就没有粮食可以卖给山西。南北情形如此，西面无粮可
买，山西唯一的办法，就是以高于粮价十倍的代价，翻越太行山向东去别省寻找粮食。sup16/sup
曾国荃于1876年秋就任山西巡抚，山西搞成遍地皆是罂粟这样的局面，完全不是他的责任，所以他敢在奏折之中如此细致地陈述自己的调查结果。
山西"本土鸦片种植"的大爆发，可以追溯到1859年。该年，清廷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颁布了《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变相宣布本土鸦片种植合法化。
本土开始大量生产鸦片，约始于19世纪30年代，乃是自印度引入、由云南一路北上东进。但在1830—1857年，清廷对鸦片本土种植仍长期采取严禁政策，种植鸦片者处斩，故种植区域并不甚广。1858年，为筹集军饷，清廷对进口鸦片征税，相当于默认了鸦片进口的合法性。次年，《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出台，本土鸦片的种植禁令名存实亡，产量大增。传教士哈德逊♦泰罗(revdudsontaylor)说："当我1854年第一次到中国时，鸦片上瘾的人相对较少，但近二十年鸦片迅速蔓延，近十年更快，现在吸食鸦片猖狂得惊人。""1854年距离鸦片战争已有14年之又。这鸦片吸食者数量的激增背后，显然与1859年《征收土药税厘条例》的颁布有直接关系。
许多史料直观地记录了这一变化。
光绪年间，云南全省已有约三分之一的耕地种植罂粟，鸦片成了该省最重要的农产品。时人游览昆明，曾如此描述当地的罂粟种植：“出南门，绕过金马碧鸡坊，过迎恩堂，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8此后仍在不断扩大种植规模，据1893年蒙自关和1908年腾越关(税关名)的估计，罂粟种植面积在清末时已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十分之六。19
光绪年间，贵州的中部和东部也已成了罂粟种植的集中区域。1894年，开州知州陈惟彦在给朝廷的汇报中说，自己赴任途中经过的州县，"开垦之地半种洋烟"。2。
四川的情况也大体如此。1883年，刘光第路经涪陵，对当地遍地罂粟的景象“不胜骇然”，他在日记《南旋记》中说：“此地与忠州、丰都皆以种罂粟为要务，葫豌、菜、麦，至市他邑，故通市难觅菜油，日用则桐油：皆罂粟油也。”2[1890年，何嗣焜人蜀，其所见较刘光第当年的描述，更为骇人：“川东无处不种罂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卖鸦片烟者，十室中不啻六七。若荒江
野渚，草屋数间，售杂物以应客舟者，则更比户青灯矣……蜀地凡山林槁瘠之区，不植五谷者，向资罂粟为生计。”"
i860-1870年，罂粟种植已遍及全国。北至蒙古，西至甘陕，南至闽粤，东至江浙山东，各省皆有大量耕地被用来种植罂粟。传教士理雅各(jameslegge,1815-1897)自北京由陆路旅行至镇江，沿途所见，"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土地上都布满了罂粟田”如。
本土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和鸦片制造质量的提升，直接导致进口鸦片与走私鸦片逐年减少。至19世纪80年代，国产鸦片的产量已远远超过进口鸦片。比如在上海，1882-1891年的海关报告显示，硕山鸦片足以供给本地所需的75%,另由四川供应15%,台州、象山供应10%(未加工的土浆)，进口鸦片几无立足之地。sup24/sup-
英国驻上海领事许士(patrickjosephhughes)在1881年的一份贸易报告中不无哀怨地写道：
1881年波斯鸦片的进口量已增加到1364担，但中国产鸦片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提高得这样快，以致不足为奇的是它不久就严重地"干扰"了印度鸦片，并使波斯鸦片的进口完全停止了……在四川、云南、山西、陕西、甘肃和贵州等省，印度鸦片几乎都被赶出市场，现在简直不再运往这些地方，那里的消费全部由中国产的鸦片供应了。牛庄曾经每年进口约3000担的印度鸦片，1881年却只进口了358担……烟台和天津也在缓慢地仿效牛庄。1881年，它们进口印度鸦片的数量已减少了15%。25
次年，许士提交的贸易报告里，中国的本土鸦片已经开始对外输出了：“外国鸦片不仅在华西和西南地区，而且在沿海地区也正在逐渐让位于中国鸦片。就像华西的鸦片正在大批流入缅甸一样，东面的岛屿现在也从大陆获得其部分鸦片供货。"26本土鸦片彻底逼走进口鸦片，已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本土鸦片迅速取得对进口鸦片的压倒性胜利，与清廷的扶持密不可分。
最先提出有必要给本土鸦片种植业以生存空间的，是对林则徐禁烟持有异议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在许看来，鸦片是禁不住的，倒不如让鸦片贸易合法
化。如此，政府既可从中征税获利，又能制定政策规范贸易。27
1847年，已调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也改变了自己的"鸦片观”，与许乃济成了"同道中人"。在给友人文海的回信中，林则徐说道："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此时的林则徐，担忧的是那些吸惯了洋烟的人，不能回心转意支持土货，"第恐此种食烟之人未必回心向内耳！”进而导致白银的流出。如
曾几何时，反对禁烟的许乃济被朝野内外集体唾骂。世易时移，转眼却换作了主张禁烟之人吞吞吐吐。比如，晚清禁烟名士许珏，在给湖南巡抚赵尔巽的一封信中如此说道："珏两年来疏陈请加洋土药税，未敢遽言禁者，因言禁则众皆以为迂图，势将置之不问；言加税则尚有裨财政，或冀采用其说。"29禁烟名士不敢轻易谈禁烟，担忧被视作迂腐遭到耻笑•，可见流风所向，已然大变。
以本土鸦片抵制进口鸦片，这种论调在晚清官场有着极广阔的市场。比如刑部左侍郎袁保恒（袁世凯画叔父），曾在光绪初年对总税务司赫德说："他和其他人将要保护本国的鸦片种植，直到能够制止外国人输入鸦片，那时本国就将停止种植鸦片。"3。再如，洋务知识分子郑观应，也明确提出了"鸦片商战”这一概念，将"鸦片战”视为对列强进行商战的上策。早在1862年，郑就开始提倡"以土抵洋”，建议朝廷"弛令广种烟土"，希望民众多吃本国鸦片，少吃进口鸦片，进而“固国卫民”。sup31/sup
1872年创办的《申报》，也有很多类似的言论。比如，一篇题为《拟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的文章，总结了三条理由，呼吁朝廷放松对土产鸦片的禁控：一、国人既然喜食鸦片，放松对土产鸦片的禁控，政府一可征税，二可使数千万两白银留在国内，免致流失。二、改进鸦片制作方法，仿行印度办法，以适应国内消费者的口味，政府不但有巨额税收，农民也可以增加收入。三、凭借征税而使鸦片售卖价格增高，贫者戒吸而富者渐减，最终自然不禁而禁。sup32/s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