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想到，年纪轻轻生龙活虎的同治帝很快就去世了。
同治帝发病是在1874年11月底，去世是在1875年1月中旬，时间很短，近乎暴毙。官方文档说他死于天花，民间长期传言死于梅毒。就史料对勘的结果而言，同治帝确实死于天花无疑。毕竟，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经医家鉴定，确实是治疗天花的药方26。帝师翁同稣的私人日记里所载病情症状与所录药方，也有与天花相合之处2,但民间流传的梅毒说，也非是毫无根据的揣测。同治帝确实经常偷溜出宫，有感染梅毒的可能。御医李德立是皇帝的主治医生之一，据其曾孙回忆，李德立生前曾告诉家人，同治帝是染有梅毒的：
五十年前我的祖父在世时，我为此疑案当面问过他，他说，“同治确实是死于梅毒"。据祖父面告，曾祖父奉诏入养心殿请脉之初，已经看出是梅毒之症。为了慎重起见，曾约一位有名外科御医张本仁会诊，一致肯定是梅毒大疮。自忖若奏明载淳生母慈禧，她通晓医道，喜怒无常，如若一时火起，指责有辱九五之尊，必遭杀身之祸。倘若知情不报隐瞒病情，又怕责任重大，最终
难免治罪，真是左右为难，经与右院判庄守和商议，认为反正是治不好的病，何况这是自古以来少见的帝王之绝症，难告于天下，不如装糊涂吧。既然宫中都说天子出水痘，就照天花来治。好在皇室近臣对天子微服寻花问柳，都睁一眼闭一眼，讳而不言，自己又何必戳穿，自讨苦吃呢。28
第一种可以有效治疗梅毒的药物碑凡纳明.（salvarsan,一种有机碑化合物），要到1910年才由欧洲医学界发明。对1874—1875年的清廷御医来说，梅毒确实是一种让人束手无策的疾病。翁同稣日记中记载的同治帝的某些症状，如"腰间、臀部肿处两孔皆流脓，而根盘甚大”等，与"杨梅大疮”的症状似也很难做明确的区分。对御医们来说，站在自保立场，与其诊断称皇帝得了梅毒并将之记入药方，确实不如不说也不做记录为妙。对皇室来说，梅毒之症既然无法治愈，为保住皇权的体面，也只能对外宣称皇帝得的是天花。不过，档案里治疗天花的药方毕竟难以否定，梅毒也未必会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即致人死亡（不少人患病后还可卷活多年）。有学者据此认为，"同治皇帝之死，起因天花，终于梅毒”2"他频繁出宫"微行"，有可能同时感染了天花与梅毒，两种疾病合力加速了同治帝的死亡。
大转型时代最需要的是见识
1875年1月12日，太阳方落之际"，同治皇帝载淳去世。当晚8时，慈禧宣布将醇王奕谓次子载涌过继给咸丰以继承皇位，也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载涌时年仅4岁。这项有条不紊的安排，显示慈禧太后早已接受了载淳不治这个事实。
翁同解在日记中，记录下了当天的决策情形：
戌正，太后召诸臣入，谕云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谕日：“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则即宣日某。维时醇郡王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3]
据这段日记可以知道，•立年仅4岁的载涌为帝是慈禧与慈安二人的独断决定，并未与奕诉、奕谭及军机大臣商议妥当。故慈禧询问"此后垂帘如何”时，有“枢臣"站出来主张"择贤而立”，显见该“枢臣”（一般认为即是指奕诉）与慈禧之间尚无共识（可能连碰头会议也没有开）。随后，慈禧即以"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为由，决定立载港为帝。
"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一句，通常被解读为慈禧贪恋权力，不愿垂帘听政过早结束。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不过这句话也还存有另一层意味深长的含义--它直接指向了恭亲王奕诉及其子载徵。载徵时年16岁,正是适合继位的“年长者"。.
如前文所言，同治帝有微服游观、寻花问柳的癖好，其染疾身亡与这种癖好有直接关系。在1874年的"圆明园重修风波”中，同治帝的癖好在朝堂上被揭发，人证之一就是载徵一一载徵自幼在弘德殿给同治帝做伴读，曾因与皇帝共演“亵剧”而被奕诉施以囚禁的处罚。同治皇帝成年后，时常召载激一同出宫游玩。这也是奕诉能自载徵处得知同治皇帝"微服"的原因。3z慈禧此时说出"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在责难奕诉，不点名批评载徵这类“年长者"已与同治皇帝一样彻底学坏无可挽救，只有载涌这种犹如白纸的幼童，才具备被教育成一代圣君的潜力。
慈禧以载激不学好为由，一次性否决了皇室近支里与同治皇帝同辈的所有"年长者”。奕诉虽主张立贤，却无法为自己的儿子载徵辩护，自然也就没有了立场再来挑战慈禧的决定。
有同治皇帝的教训在前，慈禧对光绪皇帝载涌的教育确实格外慎重。她先是将曾与同治一起“微服冶游"的侍讲王庆祺革职永不叙用，又将新皇帝身边的服侍者全部换成"老成质朴”的中老年人，理由是青年人“年少轻佻"会带坏皇帝；同时还整顿太监系统，将一大批服侍过同治的太监或发往黑龙江为奴，或送去宫外恻草。在帝师的选择和学业的监管上，更是严之又严。"遗憾的是，这种严厉管控，并没有让光绪对慈禧产生真正的母子之情，反造成了一种无法逾越的感情裂缝，这裂缝又深刻影响了晚清最后20年的历史走向。此乃后话，这里不再展开。
1875年2月25日，光绪皇帝正式即位。清廷再度回到慈禧垂帘、奕诉辅政的
时代。与1861年不同的是，此时的奕诉已没有议政王的头衔（1865年被慈禧剥夺），他是靠着与慈安太后、文祥及曾、左、李等地方督抚之间的亲密关系，靠着处理洋务的经验与能力，才得以继续执掌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成为清廷改革的掌舵者。他与慈禧之间的关系早已由“双头体制"变成"一线二线"。慈禧是最终决策者，奕诉是信息的处理者和政策的执行者。1872年，曾国藩去世；1876年，文祥去世；1881年，慈安太后去世。奕祈的支持者日渐凋零，他与慈禧之间权力天平的失衡越来越大，晚清改革的舵手，也正由奕诉急速过渡至慈禧太后。
李鸿章在1873年说过，清廷所处的环境是"数千年一大变局""。应对这样的变局，需要权谋，但更需要的是见识。站在1900年的历史关口回看1875年，结论无疑是悲观的。同治皇帝的能力与担当，均不足以应对清廷当时面对的局势。就时代转型而言，他的去世并不值得惋惜。可是，清廷随后急速迈入慈禧时代，也并非幸事--慈禧太后是一位典型的权术有余而见识不足的统治者，
"同治中兴"是她的权术所能企及的极限高度。至于引领时代走出变局，已远非她浅陋的见识所能完成。
慈禧太后的知识结构存在很严重的问题。
一方面，毋庸置疑，垂帘多年，慈禧于高层权力斗争颇具心得。早在听政之初，慈禧即晓谕大臣，将历代帝王政治及垂帘事迹汇纂成一部《治平宝鉴》进呈，由大臣轮班为自己讲解。这部“帝王术"，选录汉、唐以来帝王政治及母后临朝事迹，共计108人，每人1条至23条不等，总计314条35。精深的“帝王术”造诣，是慈禧在晚清历次高层权斗中屹立不倒的重要倚仗。
另一方面，慈禧又严重缺乏近代科学常识、文化常识与政治常识。
科学常识欠缺的典型例子，是她在庚子年深信“神术”可以抵御八国联军。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有一段情节，是义和团大师兄们在慈禧面前表演各种"神术”，慈禧赏过他们之后转身即对左右解释："刚才看到的那些个鬼把戏，全是假的，骗不了我。可那一条条精壮的汉子是真的，若是不能善加利用可不得了，那可就是洪水猛兽啊。”m这段剧情，其实高估了慈禧的认知能力。因地方督抚一再责备朝廷走上了“邪术保国”的歧路，慈禧确曾在1900年6月下达过一份谕旨，说自己之所以要重用义和团里那一条条精壮的汉子，是因为当
时京城的义和团已多达十数万之众，若采取剿灭政策，恐将其激反酿成心腹之祸"，希望地方督抚能谅解这一万不得已的苦衷。这道谕旨，大约正是《走向共和》中那段慈禧台词的史料来源。
其实，该谕旨只是慈禧特殊情势下的一种自我辩解，并不足以证明她不信“邪术”38。反倒是1900年7月16日慈禧下达的另两道谕旨，非常明确地证实她确实干过"邪术保国"之事。
第一道谕旨由军机大臣寄给直隶总督裕禄:"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奉上谕：现在天津事机紧迫，・闻五台山南山极乐寺住持僧普济，戒律精严，深通佛法。该僧现尚在津。着裕禄传旨，谕令该僧联络义和团民，设法堵击，毋令夷逆北窜，是为切要，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39第二道谕旨系"军机大臣面奉”，也就是当面下达给军机大臣，接旨者是五台山的一位和尚：“谕旨五台山南山极乐寺住持僧普济，戒律精严，深通佛法。现在天津事机紧迫，所到夷船甚多，该僧素善修持，心存报国，着即联属义和团民，设法御击剿办，灭此凶夷；毋任肆扰，荼毒生灵，实为厚望。钦此。”4。
慈禧之所以急命“深通佛法"的僧人前往堵击、剿办八国联军，是为了弥补义和团的神术失效。据《庚子传信录》记载，拳民进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受挫后，6月20日，大学士启秀奏请：“使臣不除必有后患，五台僧普济有六甲神兵，请召之会攻。”41普济和尚俗名李向善，乃清末民间秘密宗教"九宫道”的道首。李向善自称弥勒佛转世，怀有“神法"。他与慈禧是否有过直接交往已无法考证。有学者认为，依据"九宫道"遗留下来的材料，1892年，慈禧曾赐五台山极乐寺匾题"真如自在"四字，并敕封李向善为“极乐寺丛林普济师”。也有学者认为，李向善当年的影响力已扩张至京城，世袭承恩公头等侍卫志钧、大学士启秀等，都是李的信徒，但“真如自在”四字恐非慈禧正式的赏赐，可能是“经由志钧之手"间接取得。42
普济最后有没有奉旨前去用"神法”抵御八国联军？尚无足够的材料可以说明。据庚子年任职军机处的高树讲，"尚书启秀函请五台山僧普净来京攻西什库教堂，僧言关圣降神附其身，携青龙刀一柄，《春秋》一部彳骑赤兔马往攻，入阵便中炮亡，惟马逃归"。"其胞弟高相的日记、陈恒庆的《清季野闻》，也有相似记载。也此"普净”与谕旨中的“普济"是何关系？有人推断认
为，普济奉诏后"他自己没有留住京师，只派一道首诡称能关圣附体……”，这个被推出来作炮灰的“道首”就是普净。也有意见称，"普济似未奉旨参与天津战事"，普济"在1900年来过北京之说则纯属子虚乌有的事"osup45/sup.
不管最后的执行情况如何，李向善的"神法"在庚子年受到慈禧的青睐，这一点是有谕旨可证的。慈禧青睐九宫道的"神法”，也相信义和团的"神功”。正如孔祥吉所言：“不能简单地说慈禧只是企图'利用'义和团。清宫档案中有许多资料说明，慈禧对义和团的某些'教义'‘法术'是深信不疑的。”.科学日益昌明:是19世纪世界历史潮流的一个重要部分，很显然慈禧没有注意到这股潮流，更没有接近过这股潮流。身为最高决策者，她对"六丁六甲神兵"的迷信，与当时的普通乡野老太并无区别。
文化常识欠缺的典型例子，是慈禧始终觉得外国传教士会挖人眼球。裕庚之女德龄曾随父在欧洲生活，1903年回国后充任慈禧的贴身女官。据她回忆，慈禧相信李莲英的说法：“李莲英说外国教士有一种药，给中国人吃了，中国人就会自愿信他们的教「于是他们再假意叫中国人仔细想想：说他们是不愿意强迫人家违反自己意思而信教的。教士还要拐走中国的小孩，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做药。”德龄告诉慈禧，这些都是造谣："我曾碰到许多教士，他们心肠都很慈悲，愿意做各种事情来帮助穷苦的中国人，我又告诉她，他们怎样救济孤儿……"慈禧无法反驳德龄的话，但她仍表示不解："不过这些教士，为什么不在自己国里帮着自己的百姓呢？"47
教案与晚清最后的五十年纠葛极深，慈禧对传教士的认知却长期停滞在这种程度，竟让李莲英这样的人物成了她的信息来源，可见她早已深陷在自己一手构筑的“信息茧房”（或谓“信息舒适区”）里，知识结构久已不再更新。
政治常识欠缺的典型例子，是慈禧无法理解种种近代政治常识，比如“立宪”。这当然也正是知识不再更新的必然结果。无论是证之学理，或是验之史实，“立宪”的核心内容必然是“限制君权，扩张民权"。但慈禧在清末新政之中却相信了载泽的谬论，认定"君主立宪"的核心是削夺地方督抚们的权力，进而"巩固君权”。载泽于1906年8月23日进呈密折，慈禧9月1日即宣布"预备立宪”。^待到慈禧发觉"自己所理解的立宪”，与“地方督抚们所理解的立宪”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两码事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冲突已一发不可收
拾。故而，1907年召见自日本留学归来的曹汝霖时，心存疑惑的慈禧特意询问曹，要他说一说"日本立宪"的真实状况是怎样的。曹告诉慈禧，立宪之后"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人民有选举权”“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权柄”……如此种种，与慈禧之前的认知完全不同。据曹回忆：“太后听了，若有所思，半顷不语。""半天不说话，大概是曹的回答给了慈禧很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最后演变成了悔恨。担任晚清宫廷史官十余年之久的作毓鼎，在日记中披露说，1908年11月15日，慈禧于病危弥留之际，"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5。
其实，早在1869年，曾国藩就已隐约觉察到清廷的改革缺乏一个合格的领袖人物。那年，他依据之前在京城的各种近距离接触，给了慈禧一句评价：
“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也给了奕祈一句评价：“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前者说的，大约是慈禧并不了解时代之要务何在，故召见曾国藩问话，却问不出什么有实际价值的问题；后者说的，大约是奕诉的权力基础不稳固，政治地位始终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政策自然也就很难有什么延续性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