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的改革过程中，1875年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年份。首先是同治皇帝在这一年去世。去世之前他已亲政了约两年时间，在这短暂的亲政期内，同治皇帝对晚清改革的掌舵者奕诉和参与改革的官僚集团，均表现出了相当大的敌意。其次是慈禧太后借着立幼主为帝，自后宫走入前朝，再次获得垂帘听政的权力。这位刚刚年满40岁的女强人，此时已谙熟各种传统权术，但她的见识还远不足以适应时代转型的需要。
这是改革前路命运难测的一年。
朕将皇位让给你恭亲王如何？
清帝国在1861年定年号为“同治"的含义，既是指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诉共同辅政，也是指爱新觉罗皇室改弦更张，放弃了咸丰时代以高压整肃官僚集团的路线，要与内外满汉群臣共治天下，要“你好我好大家好”。
然而，随着同治皇帝载淳年岁渐长并于1873年正式亲政，群臣们发现皇帝其实并不喜欢"同治”这个词，也不喜欢与两宫太后、恭亲王和官僚集团共治天下。
1874年的重修圆明园风波，将年轻皇帝的这种心思表露无遗。
“庚申之变"中，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这一直是爱新觉罗皇室最沉重的伤痛。同治年间，太平军、捻军俱被镇压，与欧美各国的关系也因总理衙门奉行条约外交而有所缓和，虽最高决策层仍时常因天津教案等突发事件而忧惧“庚申之变"重现，但在一般官员和普通知识分子眼中，清王朝已是一派“中兴气象”。1863年，太平天国行将溃灭之际，通政使王拯上奏说"此诚我国家运际中兴，千载一时之际会也”；1875年，又有陈强收录朝臣奏章编辑成书，直接定名为《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与"中兴"的舆论大体同步，朝堂上也出现了重修圆明园的主张，比如1868年御史德泰上奏“请修理园庭以复旧制”。虽然该建议被恭亲王奕诉以"军务未平，民生困苦流离”2为由驳回，德泰本人也被革职，但也足见朝野内外已渐渐萌发出了自大心态。
年轻的同治皇帝似乎也觉得中兴之期已至。1873年亲政后，他便将重修圆明园的计划提上了日程。这年10月，同治皇帝以给两宫太后修筑颐养天年之所为由，颁布上谕重修圆明园。帝师李鸿藻一再谏阻，说这是“以有用之财，置无用之地”\于是同治皇帝在11月17日再发上谕，说自己只是“择要重修"，并不是要全盘恢复圆明园的旧观，目的只是向两宫太后尽孝，且希望"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所谓“择要重修"只是好听之词，实际涉及建筑多达3000余间。
皇帝的一意孤行，引来陕西道监察御史沈淮的反对。沈上奏说，国库空虚，水旱灾害频发，军务也尚有许多待办之事，此时绝非修圆明园的时机。同治帝读到奏折后“震怒，立召见，谕以大孝养志之义”'为示圆明园必修的决心，同治帝于沈淮上奏的次日又下了一道谕旨，说现在国库确实空虚，水旱灾害确实频发，军务确实还有许多该办之事，自己也是个"躬行节俭"之人，绝不肯大兴土木增加天下负担，但两宫太后"亲裁大政十有余年"，现在要退下去，如果没有一个颐养天年的所在，"朕心实为悚仄"，心中是有恐惧与愧疚的。所以圆明园还是得修，但"不得过于华靡"%
这道谕旨，在五天之后引来了福建道监察御史游百川的反对。同治帝大怒，又将游百川召来诘责。与沈淮不擅言辞不同，游百川面对皇帝的斥责仍能侃侃而谈，“廷i争谭谭数百言，声震殿瓦"7。怒意难消的同治帝再次拟旨，痛斥游百川不能体察自己对两宫太后的孝心，实在是可恨至极。1874年3月，在载淳的一意孤行下，圆明园重修工程正式启动。内务府行文湖广四川等南方省份，要他们采办大型木材3000件运往京城使用。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圆明园重修已成定局的时候，却发生了荒唐的“李光昭案”。•
李光昭是一名广东商人，据说曾买了个候补知府的官衔，但始终没拿到部照。同治帝命各省采办木料的谕旨发下去之后，引起李光昭的注意。他试图做
一回两头通吃的中间商，先是联络内务府说自己可以弄到一大批巨木，"价值数十万金"，愿砍伐后运往京城报效皇上。内务府向同治帝报告此事，同治帝遂下旨给了李光昭一堆特权，如沿途关卡免税放行、可与督抚会商事务等。李遂摇身一变，成了自称"奉旨采办”的钦差。搞定了皇帝，下一步自然是去搞定木材。李光昭没有经营木材的经验，他跑到湖北一番考察后，发现去深山砍伐巨木耗时费钱，没多少差价可赚。于是改变主意去了香港，以"圆明园监督代大清皇帝"的名义，与一名法国商人订立合同，向其购买5万余两白银的木材，商量好木材运到天津后再付款。另一头，李光昭却向内务府报告说这批木料价值30万两白银。结果，洋商履约将木料运到了天津，李光昭却没有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付款，被洋人告到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处。李细察合同后大惊，发现立约者竟是同治皇帝。李光昭与内务府勾结，一头骗朝廷一头骗洋人空手套白狼的把戏，随之曝光。sup8/sup
1874年8月18日，李鸿章上奏报告"李光昭案"的调查情况。针对圆明园的不满舆论趁机再起。8月27日：恭亲王奕诉、醇亲王奕谭、惇亲王奕磔、军机大臣文祥、大学士李鸿藻等十位王公重臣联名上奏，请求停止修建圆明园，这是同治帝亲政以来未曾见过的阵势。
拖延了两天后，经众人再三请求，同治帝终于召见奕诉等人。
召见极不愉快。皇帝质问奕诉等人："我停工如何？尔等尚有哓舌？”奕诉回复说："臣等所奏尚多，不止停工一事，容臣宣诵。"随即开始念众人共同起草的奏折内容。同治帝大怒，喝问奕诉："此位让尔如何？“言语激烈至此，以致本就有病在身的文祥"伏地一恸，喘息几绝”，不得不被人搀扶先行离开。奕诉被怒斥后，换醇亲王奕谓出面“泣陈”，当奕谭说到皇帝不该频繁出宫“微行"时，载淳再次发飙，“坚问何从听闻”，坚持要奕谭说出消息来源拿出人证，否则就不能与他罢休。无可奈何，奕谭只好说出具体的时间与地点，同治帝“怫然语塞”没了话说。9
出宫"微行"之事被群臣指责，让同治帝极为恼火。数天后，他再次召见奕谭，欲逼问出究竟是谁泄露了他的“天机"。适逢当天奕谭外‘出至南苑验炮，只好转召奕诉盘问。皇帝威胁称，若说不出消息源，就等于捏造言辞诽谤君王，奕诉只好如实回复信息来自“臣子载徵"。载徵比载淳小两岁，二人曾
多次结伴"微行"。sup10/sup,
9月9日，同治帝迫于压力发布上谕，停止圆明园工程，改为修缮三海。该上谕发布之前，皇帝另拟了一道朱谕给军机大臣文祥等人，其中列举了恭亲王的种种罪状，包括“目无君上，欺朕之幼，诸多跋扈，并种种奸弊不可尽言"，皇帝宣布革去奕诉的亲王世袭罔替及所兼军机大臣等一切差使，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同时免去其子载激的一切爵秩，交宗人府严议。显然，这是对奕诉反对圆明园修复工程、载徵泄露皇帝"微行”天机的严厉报复；"欺朕之幼，诸多跋扈”一句，还显示年轻的皇帝对这位辅政亲王早已心生怨恨。文祥等人接到朱谕后大惊失色，回奏说“目无君上"等罪名，或许存在盛怒之下措辞过重的问题，希望皇帝冷静一天，"容臣等明日召见后请旨”，或由文祥等现在另拟一道谕旨“进呈御览"。同治帝对文祥的建议毫不考虑，写下了“文祥等所奏着不准行”的朱批。"
次日，朱谕下发。里面说："朕自去岁正月二十六日亲政以来，每逢召对恭亲王时，语言之间，曲多失仪，着加恩改为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载澈革去贝勒郡王衔，以示惩儆。"i2较之文祥前一天看到的版本，过于激烈的言辞如“目无君上，欺朕之幼，诸多跋扈"等已经删去，改为只有当事人心知肚明的“语言之间，诸多失仪"。可知文祥的建议虽未被采纳，但多少仍对同治帝起到了一些影响。
再次日，同治帝又以“朋比谋为不轨"的罪名，将包括惇亲王、醇亲王、文祥、李鸿藻在内的十名力主停修的王公重臣尽行革职。
皇帝跋扈至如此程度，两宫太后终于不得不出面阻止，强迫同治帝停止对王公大臣的惩罚，下发新谕旨赏还奕诉父子的爵位与职务。"至此，"圆明园重修风波”终于算是消停了下来。
据统计，此番风波之中，公开站出来反对重修圆明园者，"王公重臣有十人：惇王、恭王、醇王、伯王、景寿、奕勤、文祥、宝签、沈桂芬、李鸿藻。翰詹科道学政十二人：御史沈淮、游百川、陈彝、孙凤翔、邓承修、李宏谟、张景清，詹事袁保恒、王家璧，内阁学士谢维藩，侍讲宝廷，学政李文田。直接或间接起作用的地方总督巡抚有吴棠、李宗羲、李瀚章、李鸿章四人”。m
也就是说，在圆明园重修风波中，年轻皇帝载淳几乎站到了整个官僚集团中坚力量的对立面。
挨过揍的人要更靠谱一些
除了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清帝国已步入复兴之期外，同治皇帝执着于重修颐和园，还有另一重目的，那就是摆脱慈禧太后的约束。
自6岁即位以来，载淳长期处于慈禧的严密保护与管教之下，很少能随心所欲。甚至于在同治帝1872年大婚之后，慈禧仍“阴使内监时时监视之”，对他很不放心。这种严格管教，也见于慈禧给帝师李鸿藻等人的懿旨，要他们在同治帝亲政之后“照常入直，尽心讲贯”"，继续按以前的办法给皇帝上课。慈禧的本意自然是将儿子培养成一位贤明的君王。故此，她常告诫同治帝"毋辄至宫中，致妨政务”，希望年轻皇帝不要将精力过多放在后宫之中。载淳血气方刚，又不能违忤母亲，只好搞消极抵抗，"于是终岁独宿乾清宫”。sup16/sup
“终岁独宿乾清宫"其实也给了同治帝放纵自我的机会，让他可以瞒着慈禧太后出宫“微行”。据说，同治帝曾游历至湖南会馆，翻检涂抹了某举人的案头文章。又曾拿着金瓜子（是碎金的一种称谓，为帝王的御用赏赐之物），到琉璃厂购物。还曾在某酒肆之中遇到过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把后者吓了一大跳，赶紧让步军统领衙门派来卫士十余人贴身保护。i7这些说法的具体情节未可视为真事，金瓜子云云更显出了演义成分。但载淳喜欢“微行"，甚至有眠花宿柳之举，在朝臣中实是不公开的秘密。除了奕诉在重修圆明园风波中揭破过此事外，帝师翁同稣日记中也有记载。
比如1874年10月31日（也就是重修圆明园风波发生约两个月后），翁在日记里说，昨天有马车惊逸入神武门，一直飞驰到景运门，“然同坐车者中官小李（旁注：上乘轿），照旧当差莫问也"九中官就是太监。翁这段日记是在含蓄地说皇帝又悄悄出宫了，回宫时太监所乘之车因马受惊出了意外，万幸皇帝坐在轿子里，才安然无恙。翁日记里还说，之前的十天里，皇帝也都没有进入书房读书，之后也是频繁的“无书房"（皇帝传旨今天不上课），翁整整有一个月没有去弘德殿给皇帝授读讲课\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不言自明："为什么
皇帝懒于读书？说白了就是经常夜间外出，弄得筋疲力尽，第二天哪有精神读书。学生放老师的假，老师无可奈何，只能干着急。"2。
“微行"是偷偷摸摸之举，终究不如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来得舒坦。所以，在1873-1874年，同治帝强烈希望耗费巨资重修圆明园，以之作为两宫太后的养老之所。当年，乾隆皇帝曾以尽孝的名义，将母亲安置在紫禁城外的绮春园。如今，同治皇帝也想要效仿先例，将慈禧太后安置在重修后的圆明园内。其目的既是"希望慈禧太后能一直热衷圆明园的重建，减少对国家事务的关注。通过将太后移至园林，从而掌控皇权”t,也是为了彻底挣脱慈禧以母爱之名构筑起来的牢笼。
对这种隐秘动机，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祈自然是洞若观火。慈禧爱子心切，在1873-1874年，似怀有一种乐见同治帝顺利实现亲政、展示乾纲独断的心态，故长期未就圆明园重修之事发表意见。奕诉审时度势，也曾一度响应皇帝发出的"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的号召，在1874年初带头捐献了第一笔白银共计2万而（后来又补捐了5000两）。随后，醇亲王等8名皇室成员也在1874年5月份捐献了5.6万两白银。再之后，帝师群体也捐助了银两，虽然数额颇小，也相当于表达了赞同的立场。22直到李鸿章借着"李光昭案"将“圆明园重修"再次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言官们冲锋在前，众王公大臣才又再次坚定立场，联名向同治帝施压。
同治帝在风波中的种种表现，可谓集轻狂与躁进于一身，冲动而不顾后果，决策被情绪严重左右。这足以提供一种理解：1874年的奕诉与文祥等人并不希望慈禧太后全然退出政治舞台。之前的十余年里，慈禧太后已充分展示出了她在"维持大局"一事上的隐忍与得体，而年轻的同治帝显然还无法做到这一点。在1870年的"天津教案”里，他发出过"若得僧格林沁三数人把截海口，不难尽歼此辈（法国人）"的妄言23；在1873年的"公使觐见"中，他又对洋人立身不跪一事始终耿耿于怀，以致在“圆明园重修风波"中仍拿当日之事来质问反对者："当洋人求觐之时，汝何不奏请止其觐见乎？”m略言之，对慈禧与奕祈而言，"庚申之变"是刻骨铭心的沉痛往事，他们见识过英法联军摧枯拉朽的力量；但年轻的同治帝很难感同身受（他当时年仅4岁），他念兹在兹的是要将洋人尽数歼灭。
在帝师李鸿藻看来，同治帝种种政治上的不成熟，与他只热衷"游观”而不愿为清帝国的命运担起责任有直接关系。所以在1874年的一份奏折里，李鸿藻劝谏说：前几年皇帝来弘德殿"读书看折"，是一种"孜孜讨究”的态度，如今却是"每月书房不过数次”，且来去匆匆，可谓有读书之名而无读书之实。他希望年轻皇帝将精力放到学问中来：
夫学问与政事相为表里，于学问多一分讲求，即于政事增一分识见，二者不可偏废也。伏愿我皇上慎遵皇太后懿旨，每日办事之后，仍到书房认真讨论。乃
李鸿藻这份奏折，显示他将约束同治帝的期望仍放在慈禧太后身上。辅政的恭亲王与诸位帝师都拿年轻皇帝的任性胡为毫无办法，只有慈禧太后才能管住皇帝的轻狂躁进。这一点，也在"圆明园重修风波"即将失控之际得到了事实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