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衙门：只有跪拜之礼，对大清国体最要紧不能退让，其他都好商量。
奕诉细致描述这些场景的目的，是努力想要给同治皇帝留下一种“总理衙门在谈判中很强硬”的印象。之后的"譬晓百端，反复辩诘，几于舌敝唇焦”，更是直接自述苦劳。再之后，则是介绍总理衙门的强硬立场带来的成果：五国使臣被逼到没有办法，只好说出“不是我们非要固执，实在是本国没有跪拜之礼，如果跪拜了，以后我们就没法在自己的国家做人”这种话。这大约也是实话，因为若同意跪拜，即意味着外交上的绝大失败，使臣的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耐人寻味的是奕诉的表述方式，比如各国公使"其词颇为迫切"云云，大有一种总理衙门将各国公使逼到了墙角的感觉。
第四部分：
臣等原知彼国从未娴习之礼，未易强以必行。而借笔舌之力，如能就我范围，固于体制较免窒碍，亦借以折其虚侨桀惊之气。且使彼之所谓外国制度，君臣并立相见，及各国使臣代其国主行事，如其国主亲来，各等非理之说，无可乘闲置喙。今历次辩诘后，彼等于前项非礼之说，不复引援。复于彼国觐见常礼，免冠三鞠躬者，愿为免冠五鞠躬。所谓鞠躬，即彼国俯首立地而叩之礼，兹拟倍加恭敬以将其诚。并声明于觐见时，由在前一员奏词称颂，复将所奏之词先期知照臣衙门，以见并无妄渎。其意若以该使臣等如此尽礼，傥再不准举行，是中国不能以礼待人，势将执为口实。臣等窃思咸丰八年所定条约，业经奉旨允准约内觐见一节，庚申之事，各国皆以之借口，今各使臣复竭诚吁请，臣等仍不能不与往返辩论。,
这是奕祈再次试图含蓄引导同治皇帝接受一种介于中西礼仪之间的折中方
案，也就是所谓的"免冠五鞠躬"之礼。这番引导层层递进，颇有技术含量：先强调各国公使绝不会接受三跪九叩之礼，总理衙门也清楚无法强迫他们接受。再强调总理衙门已通过强硬谈判，成功迫使各国公使收回他们的许多谬论，比如君臣并立相见不分上下，公使代表等同于国主亲自前来等。然后说各国公使被逼无奈，只好同意将他们的"免冠三鞠躬"之礼，升格为“免冠五鞠躬”之礼。为了让同治皇帝更愿意接受，奕诉还补充说所谓鞠躬就是他们那边的俯首叩头之礼；还说洋人们为了表示恭顺的诚意，愿意将觐见时的讲话稿提前交给总理衙门审核。最后，奕诉说出了自己的两点看法：第一，各国使臣已是"如此尽礼”，若再不允许他们觐见，我大清不能以礼待人将会成为他们的.口实；第二，回顾往事，觐见问题曾在"庚申之变”中被各国拿来作为借口。
最后这些话，实际上是在含蓄提醒（或谓威胁）同治皇帝，不要为了一些没必要的体面，重蹈庚申之乱的覆辙。
别等他国用武力逼迫才改
同治皇帝看完奕诉谈判汇报之后，没有按奕诉的期望做出决策。
享受不到各国公使的跪拜，十八岁的年轻皇帝心中十分不甘。正如知名学者茅海建所言，"自亲政后，同治帝对西礼觐见并未多发议论，但奕诉等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心里都十分清楚，其意存不甘，更何况谏台对此攻击甚猛，同治帝每次都将此类折片发给总理衙门"，可谓"帝意明朗"。18
于是，奕诉呈递汇报奏折的第二天，就有翰林院编修吴大徵上奏，反对接受跪拜礼以外的任何觐见之礼。他的理由是："朝廷之礼，乃列祖列宗所遗之制，非皇上一人所得而私也：若殿陛之下，俨然有不跪之臣，不独国家无此政体，即在廷议礼诸臣，问心何以自安：不独廷臣以为骇异，即普天臣民之心，亦必愤懑而不平。"i9
吴大徵说自己写这道奏折是因为听了"道路传言"。耐人寻味的是，他奏折里的某些内容，显而易见是在有的放矢，隐隐透露出他其实已经知晓奕诉的汇报内容。比如他劝皇帝不必担忧洋人的武力，认定洋人“断不肯以小节而‘开大衅”；又说恭亲王等人一向公忠体国，"必不遽遂其请”，肯定不会同意
洋人不跪拜的要求；还说假如总理衙门“挽回无术”，不得已跑来请求皇帝下旨，“伏愿皇上独奋乾断，坚持不允”，请皇上一定要站稳立场坚决不答应，这样才不会让天下臣民失望。
吴大激开了第一炮，随之而来的便是朝野舆论的狂轰滥炸。皇帝不做任何表态，只派人不断将反对跪拜的折子送往总理衙门，奕诉和下属们只好与五国公使继续做焦头烂额的谈判。据说在谈判中，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一度将杯子摔到了地上，可见争执的激烈程度。2。
4月24日，朝廷将吴大徵等人的奏折送至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处，要他拿出一个具体意见。李鸿章在回奏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决断力，其意见总结起来大致包括如下几点：
一、欧美各国与大清乃是"敌体平行之国”，不适用藩属国的跪拜之礼。
二、欧美各国无跪拜君王之礼，"中国亦无权力能变更其各国之例"。
三、不允许各国公使觐见，“于情未洽”，会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虽然目前不至于立即引发战争，值中外交涉事件繁多，“彼求之十数年，迄今仍不准一见”，愤怒怨恨日积月累，以后稍有冲突，就会被各国拿来做开战的借口。
四、今天或许可以成功拒绝觐见，"仍不能拒之于日后"，但不可能永远成功拒绝觐见。"甚至议战议和，力争而许之，则所失更多，悔之亦晚矣"，等到发生了战争再来议和，再来允许觐见，就更不划算了。
五、有人担忧此事一旦开启，洋人就会得寸进尺，以后但凡碰到点什么事，就要跑来觐见皇帝，不获允许就要发生外交决裂的风险。这是“不谙夷情之语"，是无知者的胡乱猜想。洋人要求觐见是表示友好，不是有事要来具体商量。况且我们也可以制定规章，不允许随时觐见。
六、现在是“数千年一大变局"。我大清以前只有对待藩属国的礼，没有对待"与国”的礼。不但我大清没有，历朝历代的圣贤们也没有留下这方面的礼经。不过，制定新礼的权力属于皇上，非我等臣子可以“妄拟”。皇上以大度的胸怀制定出新礼，“天下后世当亦无敢议其非者”，后世没人敢说这有什么不对。sup21/sup
与那些"天朝上国"的迷恋者与怀念者不同，李鸿章清晰地知晓自己所处
的时代，是一个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大变局需要大转型，觐见之礼的变化，不过是这转型中的微末之事。他早已无意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结。所以，在回奏的末尾，他告诉皇帝，早在同治六年（1867）,自己就已明白"此事终在必行，而礼节不能强遵”，这次回奏也仍持同样的意见。
李鸿章的这道回奏对奕圻是极大的支持，对同治皇帝则形如浇了一盆凉水。
1873年6月14日，在辩论往返了三个月之久后，总理衙门终于下定决心为谈判做个了结。奕诉一干人等努力为同治皇帝争得了如下权利：
一、皇帝在接见时"或坐或立自便，或赐茶酒，或别有荣典，均为君恩，自非（使臣）必、应讨请"。也就是皇帝接见使臣的时候怎么舒服怎么来，各国使臣不能用规章制度来约束皇帝。
二、使臣觐见的时候，"不敢首先论及事务。国主若肯首先问及，应听主张”，也就是在觐见的时候不许提任何实质性的要求，如果皇帝先提起来，听着就好了。如果使臣"逮然奏称，国主亦可以礼却谢"，皇帝可以直接拒绝讨论各国使臣在觐见时提出的任何实质性要求。
三、大清在觐见礼仪上如果可以“通融改易"，那么外国也必须对本国之礼“酌议变更"，这样才算公平。而且"中外礼节不同，碍于国体之处，不得勉强"，如果大清不愿意，外国不可以武力相逼。各国公使须附加一项声明，说跪拜是不可能的，但愿将三鞠躬的礼节增为五鞠躬。总理衙门也同时声明：不跪拜不符合大清礼节，具体怎么办，"应候大皇帝谕旨"，意思是这个核心问题总理衙门不能也不愿做主，最后得留给同治皇帝圣裁。
四、只有带着国书且初次来华的外国使臣，才可以要求觐见皇帝。觐见之前要就礼节言词做一番演习。在哪里觐见，在什么时候觐见，得听皇帝的安排。以后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使节来华，都得按这回的觐见礼节办，不能再有变化。
五、觐见之事不能经常搞，“迟早恭候谕旨遵行，不能一人随时请觐"，什么时候安排觐见得听皇帝的，各国使臣不可随时请求觐见。•大清将来如果派使臣带着国书去各国，你们的君主接见或者不接见，“仍听各国之便”，全由’你们说了算，我们不做强求；同样，我们的使臣也有请求接见或者不请求接见
的自主权，你们不能干涉。对这部分规定，各国公使都不满意，但总理衙门坚持不肯让步。sup22/sup
在给同治皇帝汇报时，奕祈等人将谈判形成的各种文件，比如记录谈判情形的《照会》和《节略》等，一并呈递了上去，其中也包括李鸿章那道极具决断力的回奏。
奕诉告诉同治皇帝，各国公使此次态度言辞都还算恭顺，没有露出什么要挟之意，但他们这次究竟会不会因要求觐见失败而像咸丰十年那样诉诸武力，自己“究亦未敢谓有把握「，所以，“允其请于要挟之时而力不能杜,与允其请于恭顺之际而体尚无伤，此中得失之机，不待智者而决”，与其等他们启动武力威胁然后我们再同意觐见，不如现在趁他们言辞恭顺就同意算了。同时，奕诉还请求将总理衙门呈递的文件与李鸿章的奏折，全部发给群臣阅看商议。23
奕诉这样做，既是在给同治皇帝施压并剖析利害，也是在为自己和总理衙门谋求全身而退。慈禧与同治皇帝明白此中玄机，所以未将此问题下放到朝堂公开讨论，当天即颁布谕旨，允许各国使臣觐见。
洋人被皇帝的天威“吓坏了”
1873年6月29日，清晨6点钟，俄国公使倭良嘎哩、美国公使镂斐迪、英国公使威妥玛、法国公使热福里、荷兰公使费果弥，由德国驻华使馆的璧斯玛充当翻译（德国公使李福斯回国，璧斯玛兼任德国代表），依次进入紫光阁24（以抵达北京的时间为顺序），以平等国家代表的身份，觐见了同治皇帝。
此时，距离马戛尔尼使华，已过去了整整8.0年。
觐见的整个过程是这样的：皇帝坐于紫光阁的“大内坛之座”。各国公使从左门人殿，抵达宝座前方，向同治皇帝鞠躬一次；前进数步，再鞠躬一次；进至宝座之足下，第三次鞠躬。然后各据其位，由俄国公使“读一演说辞”，站在他身后的翻译负责将之译为中文。演说完毕，各国公使前进一步，将国书放在宝座下的黄桌之上，再鞠躬一次。同治皇帝微微欠身向前，以示接受国书。恭亲王跪在内坛的地上，与同治皇帝细声说话。同治皇帝命他转告各国公使，说国书已经
收下。于是恭亲王起身走下台阶，来到各国公使面前，复述了皇帝的话。然后再次上坛跪下，耳听皇帝的细语。听毕起身下坛，向各国公使转述皇帝对各国君王总统的问候，以及对彼此间外交和睦顺利的期望。至此，觐见仪式结束，各国公使再鞠躬，然后退出（因崇厚上一年赴法国就天津教案之事呈递国书，法国公使再次上前呈递了法方的回文）。25
1873年的这次觐见，是一次双方均不满意的妥协。
欧美舆论认为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伦敦新闻画报》1873年9月13日的一篇报道说，"到目前为止……西方世界主要列强的代表在觐见中国皇帝时已经不必磕头。然而在仔细审视觐见礼仪的细节时,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些令人不快的东西，它们反映出中国人不想承认'洋鬼子'的地位要高于'朝贡者'
（这是对所有到北京宫廷来的外国使节们的称呼）”osup26/sup
清廷方面，同治皇帝也对洋人站立在自己面前一事很不高兴，所以各国公使以五鞠躬之礼觐见这一史实，从未被载入《穆宗实录》和同治皇帝的《起居注》。这两份文档，本该详细记录朝廷的政务大事和皇帝每天的所有活动。关于觐见情形，《清穆宗实录》里只有“于紫光阁前瞻觐”27七个字，《起居注》中也只有"……等九人入觐见，上温语慰问”28这样一句含糊话。
不过，当事人的不满意，并不妨碍不明真相的围观者们依据个人喜好，以一种"我愿意相信”的方式进行各种想象和臆测。比如当年的《京报》29对觐见情形有这样一段荒谬绝伦的记载：
英公使先诵国书约二三语，即五体战栗。帝日：“尔大皇帝健康。"英使不能答。皇帝又日："汝等屡欲谒朕，其意安在？其速直陈。"仍不能答。各使皆次第捧呈国书。有国书失手落地者，有皇帝问而不能答者，遂与恭亲王同被命出。然恐惧之余，双足不能动。及至休息所，汗流泱背，以致总署赐宴，皆不能赴。其后恭亲王语各公使曰：“吾曾语尔等谒见皇帝，非可以儿童戏视，尔等不信，今果如何？吾中国人，岂如尔外国人之轻若鸡羽者耶？”3°
《京报》这些不知从何处“脑补"出来的荒唐情节--洋人被同治皇帝天威震慑到张不开口、拿不住国书，也迈不开腿，搞到最后是汗流泱背、狼狈不
堪--似乎也传播到了当时著名的经史学者李慈铭的耳中。在《越绶堂国事日记》“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五日"条下，李慈铭写下了这样一段离奇的文字：
六月初五日。是日巳刻，上御紫光阁见西洋各国使臣。文武班列。仪卫甚盛。闻夷首皆震栗失次，不能致辞，跟叩而出。谓自此不敢复觐天颜。盖此辈犬羊，君臣脱略，虽跳梁日久，目未睹汉官威仪，……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后，盖神灵震叠，有以致之也。第
大意就是洋人不过"犬羊"，见了我同治皇帝的"汉官威仪”，全都被吓坏了。
因臆测程度有差异，这种"六国公使被天朝皇帝吓坏了"的情节，在1873年存在着多个版本。平步青是同治元年的进士，在翰林院里做过编修和侍读，于各国公使觐见同治皇帝的前一年辞官归隐。他在笔记里说，癸酉年（1873）秋天，从京城的“谦益长号”传出来一张“时事纸"（大约就是指《京报》之类的东西），里面说：同治皇帝亲政之后，风调雨顺，天下太平。各国使臣要求觐见，提出了"欲乘肩舆进太和门，带刀上殿，要皇上下宝座，亲受国书”的非分要求，惹怒了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摔茗碗粉碎，厉色以争"，把茶碗摔得粉碎，才粉碎了洋人的非分要求。到了觐见的那一天：
神机全营屯西苑门，皆明装露刃。法、米、英、俄、布、日本六国，共十二人，皆准其带刀，总理司员引进苑门。每进一门，即将其门上锁。至阁阶之下，总理大臣引上阁阶。皇上登宝座，使臣行六鞠躬礼，不跪。阶旁设黄案，使以次立读国书。居首者读至数句，即浑身发战，不能卒读。皇上问国王好，亦不能答。皇上又问，屡次求见，有何话说，亦不能答。其次者则奉书屡次坠地，而不能开声。经恭亲王当众嘲笑"草鸡毛”，令人掖之下阶；不能动步，坐地汗喘。十二人摇头私语，不知所云。延之就宴，亦不能赴，仓皇散出。恭王云："说是大皇帝不可轻见，你们不信，今日如何？我中‘国叫此为草鸡毛！"举国以为笑谈。当时离宝座不过数步，据其自云，并未瞻仰天颜。人人皆言渠眼中必另有神物景象，故如此战栗也。m
洋人们带刀上殿，神机营露刃列阵，前脚进门后脚锁门，恭亲王当堂群嘲"草鸡毛”……较之《京报》和《越缨堂国事日记》，平步青读到的故事，多出了许多江湖气息，给人一种大清朝堂犹如水浒聚义厅，大清君臣犹如剪径强人的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