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毕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幼童首先是朝廷的幼童，然后才是他们父母的幼童，最后才属于幼童自己。这是清帝国常年灌输给读书人的价值观，是"大清自有体制"的一部分，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没人觉得清廷应该在合同里写明对幼童应负的责任和义务。
推动幼童出国留学的曾国藩与李鸿章，大概也是这样认为的。曾国藩在奏折里说，自己的精力日衰，身体越来越糟糕，以后恐怕很难再对朝廷有什么贡献。唯一的期望就是用余生在"海防制器"这类事情上，为朝廷打下一点基础，不如派遣幼童出去留学，将这些基础留给未来的将帅之才，让他们有所凭借去与洋人一争雌雄。4］李鸿章则说，等这些留学生十五年之后回国，"不过三十岁上下，年力方强，正可及时报效”媪，恰可用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来为朝廷做贡献。总理衙门也说，幼童们此行的任务是“取彼之所长，以补我之所短，，心，这些十来岁的孩子身上寄托着清帝国的光明未来，他们首先得是朝廷的强国工具，然后才能属于他们自己。
但容闵不这样认为「他有一个隐秘的愿望，希望将这些幼童培养成近代中国的第一批自由人，不止人身自由，还有精神自由。
是体制有病，非人品问题
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自上海出发，正式前往美国。此后又连续派出3年，共计有留美幼童120名。年龄最小的10岁，最大的16岁，平均年龄12岁。广东84人，江苏20人，浙江9人，福建4人，安徽2人，山东1人。打
容阂非常积极地安排一切。早在幼童出发的半年前，他就已开始筹划安排幼童在美国的衣食住行。他还写信给时任耶鲁大学校长诺亚•波特(noahports),向他报告幼童留美计划已正式实施，请求诺亚-波特将该计划转告耶鲁大学的前校长西奥多。吴尔玺(theodoredwightwoolsey)、詹姆斯。哈德利教授(jameshadley)和托马斯•塔彻教授(thomasanthonythacher)等人，向他们咨询何种教育方法最适合幼童。诺亚•波特接到来信后，与康涅狄格州的教育委员长诺斯罗普(orthrop)取得了联系，寻求后者的帮助。
稍后，容阂又先于幼童一个月出发，以便从容安排各项事务。他抵达美国
后，先去耶鲁大学拜访詹姆斯-哈德利教授，因为他是一位语言学者，容闵想听取他对幼童英语学习方面的意见。哈德利教授将康州教育委员长诺斯罗普介绍给了容阂。诺斯罗普提议将第一批30名幼童，每两三人为一组寄居在美国家庭中，以便迅速学好英文，熟悉美国的风土人情，同时也能获得家庭关怀，不至于产生心理上的不适。耶鲁大学校长诺亚•波特也持相似的看法。
容阂接受了这项极为关键的建议。诺斯罗普随即着手招募愿意接待幼童的家庭。康州河谷两岸的医生、教师与牧师家庭给出了热烈的回应。在同年10月1日出具的报告书中，诺斯罗普说他已接到了122个家庭的主动报名，可以立即接纳244名中国留学生。第一批幼童只有30人，这踊跃的热情给了容阂很大的选择空间。诺斯罗普又给幼童寄居的家庭与家庭办的私人学校写了一封信，指示他们必须先教导幼童流利地使用英文，再教他们地理与算术的基本知识，同时也要让幼童继续学习中文，注意培养他们坚忍、节俭、忠孝的中国美德，还要引导幼童养成经常洗澡的个人卫生习惯。诺斯罗普希望幼童所在的美国寄宿家庭是严格而温暖的。"
在寄宿家庭居住半年之后，英语听、读、写合格的幼童会被送至正规中学继续接受教育（不合格者会送返寄宿家庭），然后再升至大学。至1880年，已有50多名幼童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其中22名入读容阂的母校耶鲁大学。幼童温秉忠后来回忆说：
中国幼童们与食宿一同的美国家庭及中学、大学同学们建立深厚之友谊。……最重要的是，美国老师及监护人，那种“家长式的爱护”（parentaltreatment）,使幼童们久久铭感不忘。‘6
这种“家长式的爱护”，与清廷出洋肄业局（专为留学生设的机构）对幼童们实施的"地狱式管理”，形成一种非常鲜明的对比。容阂后来回忆说，出洋肄业局正监督陈兰彬经常在一些小问题小细节上与留学生们过不去。学生在学期中间与假期里有费用方面的需求，陈兰彬要干涉阻挠；学生析随寄宿家庭去参加教堂的礼拜，陈兰彬要干涉阻挠；学生们玩美式游戏，参加美式运动，改穿西装，陈兰彬都要干涉阻挠。副监督容阂夹在中间做调停，帮学生辩护两
句，就会被陈兰彬疑忌为偏袒学生。47
陈兰彬与容阂之间的冲突早已注定，无法避免。
曾国藩与李鸿章之所以看中陈兰彬，要用他做正监督，只让实际负责办事的容阂做副监督，是因为陈兰彬既随曾国藩办过洋务，又是翰林出身。曾、李二人希望他的洋务经历有助于幼童在美国学到真技术，更希望他的翰林身份可以为幼童留美抵挡一些舆论阻力。参与推动幼童留美的江苏巡抚丁日昌，曾特意向容阂解释过这一点:
君所主张，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力，或竟事败而垂成。故欲利用陈兰彬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邹
陈兰彬当然也清楚这一点。但他不甘心自己的翰林身份只是摆设，更不愿意拿翰林身份去做抵挡舆论压力的牺牲品。所以，他在美国以自己的学识为幼童们设计了一套中文课程。除白天在美国学校上课外，幼童们剩下的时间，自下午五点至晚上九点，包括周末在内，都得拿来学这套由经史、会典与律例组成的中文课程。曾国藩知晓后很不满意，于1871年4月20日写信给陈兰彬，希望他取消中文课程，好让幼童们能专心于西学：
第以西法精奥，必须专心致志，始克有成。汉文之通否，重在挑选之际先行面试一二，以决去留，此后只宜专学洋学。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未可因兼课汉文而转荒洋业也。49
接到曾国藩的来信，陈兰彬想必很不开心。他很清楚清帝国内部此时的舆论氛围。比如，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就很担忧幼童们的价值观会被洋人带坏，曾劝说父亲不要派幼童去美国留学："美国君臣上下不分等差。幼童未读中国圣贤书，遽令远赴异域，专事西学，上之不过为美邦增添士民：下之为各埠洋行增添通事、买办之属耳，于国家无大益也。"5。
再比如，陈兰彬的好友薛福成也很担忧幼童们会被洋人污染。他告诫过陈
兰彬：“童子志识未定，去中国礼仪之乡，远适海外饕利朋淫腥膻之地，岁月渐渍，将与俱化。归而挟其所有，以夸耀中国，则弊博而用鲜。”5］大意是，幼童们还没有固定的价值观，到了美国那种追名逐利的腥膻之地，恐怕很容易被洋人同化；他们被同化后再学成归来，对国家的危害要大于帮助。
曾纪泽与薛福成都是洋务派官员，薛福成还比容闵更早向曾国藩提议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他们这样的人，尚且对留美幼童如此忧心忡忡，其余清流人士和政治官僚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陈兰彬既被曾国藩指定为留美幼童的正监督，又很在意自己翰林的高贵身份，自然是绝不希望幼童"荒废中学"被洋人同化，绝不希望自己卷进舆论旋涡，落一个被朝野士大夫集体唾骂的结局。所以他才要给幼童们拟定一套以经史为主要内容的中文课程，强迫他们花大量时间去学习。所以他才会干涉学生做礼拜，干涉学生踢足球，干涉学生穿西服。
曾国藩当然知道陈兰彬所面临的舆论环境，之所以立场鲜明地否定陈兰彬的做法，是因为他要"两害相权取其轻"，较之幼童们的"中学"修养出现缺失，清帝国在近代技术（元其是近代军事技术）上的全面落后，才是更要命、更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位理学名臣当然不会反对自己所服膺的经史子集，只是他远比陈兰彬更了解现实，更有忧患意识。他要陈兰彬放弃中文课程，好让幼童们"专学洋学"，其实是希望陈兰彬更有担当一点q
如此，便相当于给陈兰彬出了一道难题。为了仕途，他不愿得罪曾国藩与李鸿章，不能推掉留美幼童正监督的差事；同样为了仕途，他也不愿因幼童“荒废中学"而成为朝野舆论集中批判的对象。可是曾国藩又不希望他开设"中学课程"占掉幼童学习西学的时间。无可奈何之下，他只能一面出台严苛的《留学局谕告》，试图通过定期将学生召来出洋肄业局、带领他们诵读《圣谕广训》、举行远程跪拜大清皇帝的仪式，简单粗暴地灌输忠君爱国思想；另一面则竭力干涉学生去教堂参加礼拜，干涉学生改穿西装，不许他们剪掉辫子……这类事情频繁发生，以致幼童们给出洋肄业局起了个绰号，叫作“地狱之屋"。
容阂后来在自传里责备陈兰彬，说他"生平胆小如鼠，既极细微之事，亦不敢担任何责任”sup52/sup,又说他“平素对于留学事务，感情极恶。既彼身所曾任之监督职务，亦久存厌恶之心”53,都是非常耐人寻味的细节观察。陈兰彬见识过
朝野舆论积毁销骨的威力，连奕诉、曾国藩这样的人物都抵挡不住。他不想在幼童留美这件事情中栽大跟头，他要的是全身而退，自然不会有什么担当。幼童留学正监督这个职务，对他来说已成为烫手山芋，当然会被他厌恶。陈兰彬后来终于得到机会推掉出洋肄业局的职务，成为清廷驻美国的外交官员，便几乎不再过问留美幼童的事务。容渴还说，陈兰彬虽然厌恶自己,但"未至形诸词色”5: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李鸿章说得明白，陈兰彬带幼童去美国，若没有容阂的帮助，“必致迷于所往，寸步难行”"。现实需要陈兰彬压抑住对容阂的不满。
容阂在美国长大，对清廷朝野的舆论生态缺乏了解，也很少能站在清廷官场游戏的角度思考问题。所以，他观察到了陈兰彬那些意味深长的行为举措，却不能准确理解它们背后的利害关系，只好在自传里单纯责备陈兰彬的个人品行。殊不知，问题不在陈兰彬的品行有问题，而是清廷的体制有毛病--出洋肄业局前后四任正监督，陈兰彬、区停良、容增祥与吴嘉善，都与容阂发生过矛盾，都曾指责容阂一味偏重西学，指责他袒护幼童将他们引上了所谓圣贤之道的对立面。此外，容阂在幼童事务上也有许多隐忍。比如多名幼童因偏离所谓的圣贤之道被出洋肄业局终止学业遣返，容阂反对无效后选择了接受；比如容渴的侄子因信仰了耶稣教而被剥夺留学资格，容阂也选择自己出钱助其留在美国完成学业。以上种种，既不是容阂与幼童们的运气差到了极点，所以遇到的每一任正监督人品都不好；也不是容阂的隐忍还不够，所以每一任正监督都受不了他。而是有病的体制，驱使着这些正监督们必须如此这般去责备容阂。
举目四顾，这些正监督为了应对积毁销骨的舆论压力，除了通过责备无权无势的容阂来卸责，以此证明自己仍与主流舆论站在一起，他们还能责备谁？
恭亲王不再支持汉人留学
1880年底，有御史上奏弹劾出洋肄业局。朝廷接到弹劾后下达上谕，表达了对留美幼童与监管官员的极大不满：：
有人奏……出洋学生近来多入耶稣教，帮办翻译黄姓暗诱学生进教，总办
区姓十数日不到局，学生等毫无管束，抛荒本业等语。朝廷不惜重帑，设立船政局，并派员管带幼童出洋，原期制造轮船精坚合式，成就人材，以裨实用。若如所奏种种弊端，尚复成何事体！56
慈禧下令调查这些事情的真伪。如果对官员的指控属实，那就将官员撤职；如果确有学生入了耶稣教，就将其遣返回国。
1881年初，已是清廷驻美国兼西班牙、秘鲁公使的陈兰彬回奏说，姓区的总办经常十多天不来出洋肄业局办公这种事，或许是有的，因为他带了两名侍妾住在别处。姓黄的帮办洋.人习气太重，早已被调离出洋肄业局。末了，陈兰彬援引了一段现任出洋肄业局总办吴嘉善的意见，称吴早在去年底就已向自己提出“亟应将局裁撤"，主张中止幼童们的学业，将他们全部撤回国内。理由是幼童们"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儒书读得太少，太容易被洋人同化，太容易染上他们的恶习，无论怎么纠正防范都没有用。不过，吴嘉善也担忧有人不愿回国，可能会中途逃脱，另生枝节。
陈兰彬还说，吴嘉善主持出洋肄业局的日常工作，他既然有这样的建议，可见将来多半是“利少弊多”。若依照吴嘉善的建议，将学生全部撤回国内，一个个严加甄别挑选，其中略好一点的可以分派到各衙门充当翻译，差一些的可以派往天津、上海的机器局、水雷局学门技艺，也算多少还有些用处。毕竟这些学生的洋文不错，对制造之事也有一些了解。末了，陈兰彬又说：出洋肄业局一直是向南、北洋大臣汇报。此次究竟要不要撤回全部学生，按规矩也应由出洋肄业局写文件给南、北洋大臣请求定夺。我只是把留美学生的状况如实汇报，“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幻
此时的北洋大臣是李鸿章。当年力主促成幼童赴美留学的主要人物里，曾国藩已于首批幼童出国的那年去世，丁日昌已回籍养病，只有李鸿章仍在官场。慈禧将陈兰彬的奏折交给总理衙门讨论，总理衙门转而又去征求李鸿章的意见。‘
陈兰彬成功地将李鸿章架到了火炉上炙烤。自升任为清廷驻美国兼西班牙、秘鲁公使后，他早已不愿继续维系留美幼童这项事业。1879年夏，李鸿章
致电陈兰彬，希望他协调好人事关系，务必让幼童留美一事善始善终时陈兰彬便无动于衷。后来，第四任正监督吴嘉善与容阂关系破裂，与幼童们水火难容。为报复也为脱身，吴嘉善正式向李鸿章提议撤回留美幼童。李鸿章又两次致电陈兰彬，要他与吴嘉善妥善处理。结果陈兰彬却与吴嘉善互相推诿，大搞内江。吴嘉善说自己主张裁掉出洋肄业局，留美幼童可以直接由清廷驻美公使馆管理；陈兰彬则对总理衙门说自己决不答应这样办，驻美公使馆绝不接留美幼童这个烫手山芋。59这一次，陈兰彬更是抓住机会，向慈禧提出了将幼童全部撤回国内的建议--慈禧原本没有这种想法，她只是下令遣返那些入了教的学生。
事情捅到慈禧与同治皇帝面前，也就脱出了李鸿章的控制。为不致前功尽弃，李鸿章回复总理衙门，建议采取"半撤半留"的办法来善后。即裁撤出洋肄业局，撤回学生；已进入大学和毕业在即的学生，可由驻美使馆暂时代为管理，等毕业后再令回国。为说服朝廷同意"半留"，李在回复里搬出了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和几位美国大学校长，说他们"皆谓（留美）学生颇有长进，半途中辍殊属可惜，且于美国颜面有损”6。。挟洋自重提醒朝廷注意外交影响。
李鸿章的回复无法扭转局面。总理衙门听取了四位出洋肄业局正监督的意见。陈兰彬、区谓良、容增祥与吴嘉善一致声称幼童荒废了“中学"。于是乎，曾被视为强国工具的留美幼童在总理衙门眼里成了"外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的无用之物。此时正闹得沸沸扬扬的美国排华运动，也让李鸿章挟洋自重的策略失去了效果。最后由恭亲王奕诉拍板，做出了撤回所有留美幼童的决策。他上奏朝廷说：
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
恭亲王如此决断，与留美幼童皆是汉人有很直接的关系。自1861年启动改革以来，他一直怀着浓厚的满人本位意识，觉得八旗子弟才是最可信赖的统治基础。所以，他不愿意让汉人进入同文馆学外语，也不愿意选派绿营将士去欧洲学习军事技术，还一度希望留美幼童全部自满人占绝对多数的同文馆里选拔。他担忧汉人学好了外语，学得了军事技术与制造技术之后，便会与洋人联
手，反过来挑战满人的统治秩序。可想而知，当恭亲王得知留美幼童“荒废中学”，穿西装、进教会的消息后，会是怎样的感受。
长期以来，一直是李鸿章孤军奋战支持幼童留美这项事业。1870年，曾国藩将留美幼童计划包裹在其他事务中向朝廷提及后，是李鸿章再次致信曾国藩，敦促他须为此事专门上奏，“断不可事由中废”。1874年，派出第三批留美幼童时，朝堂上充斥着开销过大的质疑，许多人主张不再派遣，也是李鸿章顶住了压力。1877年，美国物价大涨，留美幼童请求添拨经费，也是李鸿章上奏坚定表态："此举为造就人才，渐图自强至计，关系甚大……断无惜费中止之理。”62如今，他的孤军奋战失败了。
1881年6月28日，总理衙门下令全体留美幼童及相关官员尽速回国。随后，幼童分三批启程，被集体遣返。
去国十载，归来已是"叛徒"
留美幼童的成长会突破清廷的预计，是必然之事。
因为在清廷的设计里，他们只是强国的工具；但在现实中，他们却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为了让这些强国工具服帖，清廷派去监督他们的官员陈兰彬与吴嘉善等，一再对幼童强调朝廷派他们出洋的本意"是令尔等学外国功夫，不是令尔等忘本国规矩"63一"外国功夫"是工具，是学怎么造船造枪造炮；"本国规矩”是价值观，是四书五经、《国朝律例》和《圣谕广训|》，是在指定时间遥向大清皇帝磕头。然而，幼童们进入的是美国的新式学校，不是中国的传统私塾，他们"终日饱吸自由空气……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他们打棒球、踢足球，穿西装、剪发辫，入社团、进教堂，在在皆是自由的空气，皆与《圣谕广训》之类的东西背道而驰。
这自由的空气，对陈兰彬与吴嘉善等人来说，却犹如梦魇。
1879年，吴嘉善将幼童们招到清廷驻华盛顿的公使馆接受训话。学生们谒见吴时不行拜跪之礼。吴的僚属金某大怒，斥责“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65（如此这般忘本，学成了也不可
能为我大清所用）。随后，吴嘉善向李鸿章打小报告，指责幼童背叛了中国传
统文化。吴还说，这些幼童即便成材，对国家也毫无益处，他们不可能承担起朝廷寄托的“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礼之道”66的重任。
终止学业半途回国的幼童们深感痛苦。离国十年，很多人已从儿童长成了青年，但在祖国等待他们的不是荣耀，而是羞辱和排斥。幼童黄开甲说，他希望自己学成归来时有热烈的人群和温暖的双臂，"当我们溯江而上遥望上海时，曾幻想着热烈的欢迎在等着我们，那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温暖的手臂拥抱我们……想象中的欢迎，使我们越发激动"。但现实无比凄凉：
船头划开扬子江平静而黄色的水波，当靠码头时，那船舷碰岸的巨响，才惊醒我们"乌托邦式"的幻梦。人潮围绕，但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为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求知书院已关闭十年了，迷信的人们相信此处常有幽魂出现，惊恐的中国同胞言之凿凿，大门十年未开启，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均已潮湿腐烂。当你跨进门槛，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入夜，我们可以清楚看见那潮气由地上砖缝中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一种昏沉袭罩着我们，这种侮辱刺痛着每个人的心。而令人最可怖的是那些在留学监督头脑中荒诞不经的思想，使我们学未成而强迫返华。如同狗之吠月，我们无能为力。望着布满蛛网的墙壁，使人昏昏欲睡。而手臂接触到的潮湿，正是我们的被褥。我们的床就是两条板凳上摆一块木板，这种简陋的安排，美其名曰是对我们的招待。67
重新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幼童们就背负起了“叛徒"的罪名。他们背叛了清帝国的传统文化，背叛了清帝国的意识形态，他们是“思想犯"，是"假洋鬼子"，是有害于社会的人，是无益于国家的人6j他们是危险的种子，必须受苦，必须接受监管，必须接受再教育，必须"改邪归正”。
朝廷在经济上歧视他们。大多数回国幼童月薪只有四两银子。当时一位上海道台的年薪可达一万至一万五千两银子。黄开甲说：“这种待遇使我们仅免于冻饿。我们的饥寒与否，政府是漠不关心的，至少我们感到如此。对于我们家人是否冻饿，政府更不予理会了。”砂朝廷也在政治上歧视他们。幼童们毫
无政治地位可言，出洋前承诺的官职自然无望，还须接受严厉的监管。曾有两名幼童苦于薪资不足以糊口，自天津逃至上海谋生，甫脱离朝廷监管即遭到通缉，刚在上海下船就被抓了起来。当年的《申报》详细报道了此事，然后感慨道：
观此二生（之遭遇），而凡学生之月领三金以候缺者，皆惴惴为不敢逃亡矣噫。昔以远大期之，而今以卑贱处之。其给俸也不如西商之侍者，其监管也宛如歼狸之羁囚。如此用人，安得有良材大器出而为国家办洋务哉！"
容阂的恩师鲍留云之子罗伯特当时身在上海，也留下了一段对幼童境况的观察，与《申报》的描述一般无二：
第二批返华幼童刚刚到上海，立刻被送往城内，并且与外界严密隔绝，使我无法与他们联络。我曾在大街上匆匆见到（黄）开甲一面，因为他负有公差，才特准外出也。不知何故，他们被中国官方视同罪犯（criminals）,对这种侮辱，使他们全体愤慨不已。在留美期间，他们对"文明社会"已深切体会。也许，中国政府召他们返国正拟将开明的种苗拔除，则此实为自取败亡之举。"
除了官府的重重管控，还有社会的处处歧视。有人写文章骂归国幼童“言笑动作皆与外国人无异”，“直为外国增丁口之数”j也有人骂他们全是“贫贱小户子弟……鄙薄中国较洋人为尤甚”，留学归来后比洋人还瞧不起大清，派他们出洋纯粹是“徒糜国帑，未得人才”刀。幼童们唯有哀叹：“我们是易于摧毁的，我们没有忍耐的天赋，我们似新生的树苗，由肥沃的土壤、温和的气候移植到无知迷信的荒漠，我们不会成长，只会渐渐枯萎。""
试图通过引入近代教育来造一个"少年新中国"，进而使得“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的容阂，也因毕生志愿横遭摧毁而"顿觉心灰，无复生趣”a他后来在天津见到李鸿章，严厉指责这位洋务老臣没能尽力保全这项事业。其实，李鸿章内心的痛苦丝毫不亚于容阂。这位资深"裱糊匠"原本期望造就一批懂近代技术的青年“裱糊匠"。但幼童们接受的新式教育是一个有机
整体，注定无法与旧体制接棒。越来越多的信息传回国内，那些被当作"强国工具”送出去的幼童，已成了清流士大夫们眼中不可饶恕的"叛徒”。事情已经失控，连恭亲王奕诉都不再支持此事，老裱糊匠实已无能为力。
但容闵还是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幼童被迫回国那年，他预言道："学生既被召回国，以中国官场之待遇，代在美时学校生活，脑中骤感变迁，不堪回首可知。以故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认为不能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容阂的乐观是对的，种子只要播下去，迟早会有发芽的机会。1911年，便有一颗他播下的种子发了芽--留美幼童出身的唐绍仪，在该年被任命为清廷袁世凯内阁的全权代表，赴上海与南方民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唐在谈判中极言：
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sup77/s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