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完工开放，澳大利亚与世界其他地方建立起了电报连接，日本建成了他们的第一条铁路。
对清廷来说，本年最重要的改革事件，是数十名幼童被正式派往欧美留学。
容阂心中藏着一个梦想
幼童赴欧美留学，与广东人容阂(1828—1912)有直接关系。
容阂出生于广州香山县南屏村'，父母以务农捕鱼为业。1834年，英国传教士郭士立夫人(misgutzlaff)来到澳门设立女校，兼为筹备中的马礼逊学校(morrisonschool)招收男生。1841年，容阂正式进入马礼逊学校就读。1847年，主持马礼逊学校工作的鲍留云(rev.s.robbinsbrown)返回美国，顺道自校内带了3名自愿赴美的学生同行，其中便有不到19岁的容闵。1850年，容阂成为首位在美国耶鲁大学就读的中国人。sup1/sup
在耶鲁的4年里，容闵深为数学成绩太差而苦恼，但他的英语成绩非常好。他加入了耶鲁兄弟会(brotherinunity),做过该会的图书管理员；还参加了该校的赛艇队和足球队。此外，他一直是基督教公理会的成员。1852年10月30日，容阂登记成为美国公民。2
若干年后，久历欧风美雨的容阂，在自传中如此描述自己甫受启蒙之后的痛苦：
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c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
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之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此痛苦与压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转毫无感觉，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故予尝谓知识益高者，痛苦亦多，而快乐益少。反之，愈无知识，则痛苦愈少，而快乐乃愈多。快乐与知识，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乎。3
这种痛苦，比容阂小了53岁的鲁迅也经历过："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人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4
痛苦是一致的，选择也相差无几。鲁迅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5。容阂也希望在未来：“在予个人而论，尤不应存此悲观……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拿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6
所谓让后来者"享此同等之利益"，即希望将自己受过的近代文明教育传人清帝国。容阂说，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始于大学第四学年尚未结束之际〈这大约不是虚言。容闵1854年自耶鲁大学毕业时引起了美国舆论的关注。特韦契耳牧师(josephh.twichell)特意前来与容阂交流。牧师后来在1878年的一次演讲中披露说，容阂当时已“断定自己当传教士并非上策，他隐约猜想有些别的事情等着他去做”。sup8/sup
毕业后成为一名传教士，是容阂的学业资助者们(比如他就读的中学孟松学校(monsonacademy)的校董)对他的殷切期望。拒绝成为传教士，意味着将失去那些慈善基金，也意味着他很难得到中国教会组织的帮助。但容阂深感宗教“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终于还是放弃了做传教士。毕竟中国素无宗教传统，基督教教义也未与中国文化融合，无法成为整合中国世俗社会的思想资源。：
1854年11月，容阂自美国启程返华，次年4月抵达香港。他在这里花费了四个月的时间试图成为一名律师，但没能成功。其间发生了两广总督叶名琛“檄
各府州县，凡通（会）匪者格杀勿论，前后杀十数万人"1。的野蛮暴行。容阂听闻到的数据是"所杀者凡七万五千余人"，其中大部分是冤死者。他还跑了一趟刑场，见到"流血成渠，无首之尸纵横遍地……地上之土，吸血既饱，皆作赭色。余血盈科而进，汇为污池”。这地狱景象给了他极深的刺激，觉得如此这般的残暴不但当代世界“无事可与比拟”，即便是古代的暴君尼禄王与惨烈的法国大革命，"杀人亦无如是之多"。自刑场归来后，容阂“神志懊丧，胸中烦闷万状"，一度产生了投奔太平天国推翻清廷的念头。suph/sup
同年8月，容阂离开香港前往上海，在海关找了一份翻译工作。那时的中国海关已开始雇佣洋人实施"外籍税务监督制度"。容闵拥有美国国籍和耶鲁学位，却因肤色仍被当成中国人受到歧视，所以只干了三个月就辞掉了这份工作。之后是频繁的就业和失业9。
生计奔波之余，那个"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念头仍时常冒出来。1860年11月，宏闵终于得到一个契机可以前往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在天京城，他见到了干王洪仁牙，向他提出了七点改革建议，其中一项是为政府聘请有专业能力的顾问。但洪仁轩有职无权，天国的未来也不乐观。在天京停留了约一个月后，容闵拒绝了洪仁轩送来的“义爵”官印，悄然离开。
"义爵"是太平天国"王"以下的最高爵位，但据被俘的昭王黄文英供称，“天京事变”后的四五年间，洪秀全一共封了2700多个王\洪仁舟给容闵的“义爵”恐怕也没有多少含金量。
离开天京之后，容阂将目光转向太平军的大敌曾国藩。1861年，他一边做着为洋行奔走茶叶买卖的生计，一边通过友人左孟星给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写了推荐信。次年五月，他来到安庆投石问路，首次拜访了曾国藩。m容阂后来回忆说，这第一次相见，曾国藩用一种特殊的气势弄得他心里发毛、坐立不安：“寒暄数语后，总督命予坐其前。含笑不语者约数分钟。予察其笑容，知其心甚忻慰。总督又以锐利之眼光，将予自顶及踵，仔细估量，似欲察予外貌有异常人否。最后乃双眸炯炯，直射予面，若特别注意于予之二目者。予自信此时虽不至忸怩，然亦颇觉坐立不安。””..
容闵并不知道，这是曾国藩独特的相人之术。《清史稿》里说，曾国藩“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i6—会客
时，曾国藩会一言不发地盯着别人看，直到将人看出紧张情绪。客人走后，曾会依据客人的反应，记下他的优缺点。
曾国藩对容阂的第一印象其实不错。他在给郭嵩煮的信中说，"其人（容阂）久处泰西，深得要领""。在另一封给桂超万的信函中，曾国藩还提到，此次会见后他赋予容渴一项任务：“顷有洋商容光照来皖，言及硼炮之利，亦令赴沪试办，渐次习其作法，或可有成。"i8两人在谈话中提到一种叫作“硼炮"的武器，曾国藩希望容阂回上海后，可以把这种武器搞出来。但研制武器非容闵所长；曾国藩以"洋商"称呼容阂，也意味着他未被纳入曾的幕府。这大约是容阂1862年回到上海之后，仍继续在洋行从事茶叶生意的主要缘故。
转机出现在次年旧历五六月份的某日，容阂突然收到一位叫作张斯桂的友人自安庆寄来的信函。张在信中说，自己如今正为曾国藩做事，此信是奉了曾的指示邀请容阂前往安庆，曾国藩亟欲与他一见。
张斯桂是浙江宁波人，比容闵大了11岁，五口通商之后即留心洋务，曾为丁魅良翻译的《万国公法》作序，后来曾任职清廷的驻日副使。但容阂与张斯桂交往不深，不敢太过信任他。鉴于自己拜访过天京，且常年在太平军控制区域内从事商业活动，之前去安庆投石问路又无结果，容阂一度担忧自己受怀疑被当成太平军的奸细，此信是想i匡骗自己投入罗网。故此，他在回信中说，非常感谢总督的邀请，但此刻正值新茶上市抽身不开，“他日总当晋谒”2。。日后有机会定去拜见云云，其实是委婉拒绝。
两个月后，容阂收到张斯桂的第二封邀请信。信中还附有数学家李善兰的私函。李在信中说，曾国藩有意对容闵委以重任，劝他速速前往安庆，还举了华萌芳、徐寿两名学者已被曾国藩延揽的例子。至此，容闵方知邀请是真，并非陷阱，遂答复称"数月后准来安庆”2;但曾国藩有些等不及了。他创办的安庆军械所已经试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机（1862年底），也造出了中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黄鹄号"（1863年1月底）。接下来要做的，是生产出更多的坚船利炮。而要达成这个目标，首要之务是寻到一个熟悉海外情形的人帮助他购入一批先进的机器。他迫切需要容阂来承担这个角色。所以，1863年7月，容闵又收到张斯桂的第三封邀请信和李善兰的第二封私函。两封信里明确说，曾国藩希望他放弃商业转入政界，在他的幕府里做事。容阂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回信说
最晚八月一定启程。
1863年9月，容阂抵达安庆，由此正式进入以曾国藩、李鸿章为核心的湘淮军关系网中。为了巩固在幕府里的地位，当曾国藩询问眼下的改革该从何处着手时，容阂没有提自己最熟悉也最想启动的留学教育，而是迎合曾国藩的想法，回答应优先设立机器厂，而且应该是那种可以造出更多种类机器的机器厂。于是，一个月后，容闵带着曾国藩和李鸿章筹集来的6.8万两白银返回美国。两年后，他给曾带回100余种近代机器设备。正是这些机器，奠定了江南制造局的雏形。
回国后，容阂得曾国藩支持，在江南制造局设立了一所兵工学校，聊充"以教育使中国走向文明富强"这一梦想的安慰。1868年前后，容阂前往苏州拜访时任江苏巡抚的好友丁日昌，对他讲述了向欧美派遣留学生的想法。丁日昌对此很感兴趣，建议容阂写成文字，由他代递给总理衙门。丁日昌似乎寄望于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会同意这一建议。于是容闵写了一份包含四项内容的改革建议：一是组建一家纯由华人股份构成的轮船公司；二是选派出众的青年出洋留学，先选取12—14岁的幼童120人来做尝试，分作4批，每年派出30人，留学期限为15年；三是政府应兴办采矿业；四是禁止教会干涉词讼。容在自传里解释说，第一、三、四条其实都是“陪衬”，自己真正想要推动的是第二件事，但清朝官员处理文件喜欢搞中庸之道，有批准也有驳回，与其只写一件事不如多写两件做陪衬，既方便官员们有准有驳，也增加了留学计划通过的概率。遗憾的是，建议递上去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回应。容阂只得频繁骚扰丁日昌，要他时常记得再向总理衙门和曾国藩推销自己的留学计划。22
时间来到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清廷命曾国藩、丁日昌北上善后。丁以电报召来容阂，请他充当翻译参与其事。丁日昌趁机将容阂的"派遣幼童出国留学计划”向曾国藩提出，并建议由陈兰彬和容阂来主持此事。23曾国藩被天津教案弄得焦头烂额，既痛感左右人才匮乏，也深觉自己陷入“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困境，主因在于国力（尤其是武力）不强，遂答应与李鸿章联名上奏建议此事。兴奋的丁日昌在半夜将容阂从睡梦中叫醒，告诉他事将有成。容阂闻言，“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sup24/supo'
其实，曾国藩并不清楚容阂的梦想是什么。这位饱受理学浸淫的清帝国中
流砥柱最殷切的希望，是留学生们能够学到欧美国家第一手的强国技术，进而复兴儒家文明，让清帝国实现富强。但容闵要的不是什么儒家道统的复兴，而是"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将老朽的清帝国改造为一个"少年新中国”。清廷的有无与儒家文化的存废，从来不在他的考虑之内。当他在1855年的那个夏天；亲眼见证儒学出身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如何疯狂屠杀广东民众，以致"刑场四围二千码以内，空气恶劣如毒雾"后，就已不再相信传统文化可以孕育出近代文明。
再后来，他访问了太年天国。虽然失望而归，但这些失望，并不足以让他像曾国藩那般，因为痛恨太平天国的“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就转身变成清廷的坚定支持者。容阂的理解是：之所以会有太平天国，“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官吏既人人欲饱其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为能事。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25
容阂毫无兴趣复兴清廷应个巨大的欺诈机关，他梦想着有那么一天：
中国教育普及，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尔时无论何人，有敢侵害其权利者，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26
在1872年幼童正式出国之前，容阂将这个梦想深埋在心底，不对任何人说。
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
其实，容阂并不是第一个向清廷提议外派留学生的人。
早在1863年，广东南海人桂文灿就向总理衙门递过条陈，说日本已派幼童前往欧洲学习制造船炮火药之法，以十年为期。清廷也有必要效仿。纵使不派人去到外国，"亦可在内地学习讲求”。恭亲王的答复是：日本对外派遣留学生的事，总理衙门早已知道，还了解到他们之前派了官员出去专门考察这个事。直接派人出去留学确实比购买外国船炮，再由外国派人来教要好，但“此
项人员，急切实难其选"，总理衙门目前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做这件事。
奕诉的话不是托辞，他没必要对桂文灿这样一个小小“拣选知县”用这种心机。1863年的总理衙门确实找不到合适的可办留学事务的人才。还得再过三年，奕诉才能找着机会，趁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回英国结婚的便利，派出清廷的第一个海外考察团。而且，当时的舆论环境也不允许总理衙门对外派出留学生。1865年，奕祈就派八旗兵出洋学习机器制造技术一事与李鸿章密商，李回信说派人出洋留学是"将来必有之举"，同时又说“鸿章盖尝默存此见，未敢倡为是论"如。李鸿章选择将想法存在心中，不愿公开提出来，当然也是因为舆论环境太恶劣了。不要说留学,1867年奕诉仅在同文馆里奏请设置天文、算学二馆，仍遭到朝中政治官僚的集体抨击。此外还有一件难办的事情：外派留学生是外交事务，须与留学地所在国家订立相关条约，没有条约就办不了这件事。当时的总理衙门还只是迫于形势勉强接纳条约外交，对条约外交的实质和运作并不明白，所以也确实无力顾及留学事务。
容阂也不是第一个向曾国藩提议外派留学生的人。
早在1865年，薛福成就已劝说过曾国藩，请他效仿俄国招收一批聪明伶俐的学生，派往欧美各国“习其语言文字，考其学问机器"。29曾的反应是“阅毕，嘉赏无已”3。，但激赏之后并没有进一步的举措。没有举措的原因，自然也是苦于没有人才——薛提建议的时间是闰五月，容阂要到这年十月份才能带着机器自美国返回。
此外，曾也同样担忧朝野舆论环境不会允许外派留学生。所以他在1870年10月10日上奏时，将外派留学生的建议用心良苦地包裹在“奏请朝廷允许调陈兰彬随自己前往两江”这样一个诉求之中。曾先在奏折里大力褒奖陈兰彬如何“智深勇沉”，然后以丁日昌对自己提过派学生出国留学的主张，且力荐陈兰彬和容阂来主持为例，以“证明”陈兰彬确实是个人才。围绕这个例子，曾“顺势"说了这样一番话：“外国技术之精”远远超出大清，外国学校开设的种种课程都与造船练兵有关，俄罗斯的巨炮大船之所以与英法各国一样厉害，是因为他们的"国主”和"世子"曾亲自前往西方留学。虽然说了这么一大通外派留学生的好处，可奏折的末尾，曾并不请求朝廷准许外派留学生，只请求，朝廷允许自己将陈兰彬（陈此时的官职是刑部主事）带往江南。可他同时又留
了个尾巴，说陈兰彬这个人"素有远志，每与议及此事（外派留学生），辄复雄心激发，乐与有成"，说陈兰彬是个很有志向之人，很乐意负责主持外派留学生一事。如果朝廷允许陈兰彬前往江南负责操练轮船接触洋务，“将来肄业西洋各事，必能实力讲求，悉心规画”，将来真要外派留学生时，陈兰彬一定有能力尽心尽力参与筹划。'
这道奏折百转千回、欲言又止，实是曾国藩对朝廷的一种试探。类似的试探，在1871年初还有过一次九当两次试探均未引发朝野的反对舆论后，曾国藩才与李鸿章联名，于1872年8月正式上奏建议朝廷外派留学生，并就具体如何操作、资金从何而来等给出了详细方案。
这期间还出现了一个重大利好消息，那就是中美之间于1868年7月签订了《蒲安臣条约》，其中第七条规定：中国人欲前往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可以享受最惠国待遇；美国人欲前往中国"大小官学”学习，也可以享受最惠国待遇。这意味着清廷向美国派遣留学生获得了外交许可和国际法依据。正是这个消息，直接促使容阂拟定了那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改革建议，且鼓动好友丁日昌将之呈递给总理衙门o
只是事情不如容阂预想中顺利。总理衙门接到《蒲安臣条约》的文本后，虽然对内容没有异议，但决定延缓批准，理由是"蒲安臣初至美国，即与议约，将来至他国时，或不免再有此举""，希望以此来约束蒲安臣，使其不至于代表清廷与其他欧美国家签订更多的条约。结果，《蒲安臣条约》一直拖到1869年11月份才正式批准生效。在这段时间里，容阂提交的留学计划当然也不可能得到批准（不过也没有驳回）。容阂不了解这一背景，于是在自传里将计划受挫错误地归因为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恰好离职守丧。
曾国藩与李鸿章也注意到了《蒲安臣条约》里的留学条款。
李鸿章在奏折里说：1871年春，美国公使（可能是指镂斐迪）来天津时，自己曾与他面商是否可以按《蒲安臣条约》向美国派遣留学生。该公使回答说，只要收到朝廷递交的相关文件，“即转致本国，妥为照力、”。稍后，英国公使威妥玛也来到天津，询问我是否有计划向美国派遣留学生，•我实话相告后，威妥玛相当赞同，“亦谓先赴美国学习，英国大书院极多，将来亦可随便派往”，他还说英国的好学校很多，很欢迎中国也派学生去英国留学。紧接
着，李鸿章笔锋一转，将此事提升了一个高度：
此固外国人所深愿，似与和好大局有益无损。"
将外派留学生与"和好大局"挂钩，显示了这位年近五十的北洋大臣心思缜密，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清廷中枢欲竭力想要避免"庚申之变”重演的心态。此时，崇厚率领的赴法道歉使团正因种种刁难，尚未得到机会向法国政府正式呈递国书，"天津教案"引发的震荡还没有完全平息。
略言之，幼童留美计划能在1871年获得清廷的批准，是多重时代背景交织下的产物，绝非偶然。首先，天津教案带来了“庚申之变”可能重演的巨大恐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治目标，全盘压倒了朝中清流与政治官僚的反对之声。其次，《蒲安臣条约》生效，为清廷执行此事扫清了外交上的障碍。再次，容阂这几年的作为，尤其是耗时两年前往美国采办机器，让他得到曾国藩与李鸿章的信任，被视务落实此事的可靠人选。以容阂为副，来处理幼童在美国的具体事务；以陈兰彬（上海广方言馆总办）为正，负责管控幼童群体的中文学习，使其成长不逾越清廷的规矩，在曾国藩与李鸿章看来，是一种很好的搭配。方
总理衙门基本采纳了曾国藩与李鸿章设计的留学章程。如每年派出幼童30名，4年共计派出120名；幼童到美国后进入军政、船政学校学习，留学时间十五年等。唯一遭到修改的地方是幼童来源。曾、李二人主张是派人去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挑选年龄在13岁至20岁内的聪慧幼童，标准是“曾经读中国书数年，其亲属情愿送往西国肄业”％。总理衙门不同意这种办法，将之改为自各处同文馆里挑选，学生们只要愿意去，"不分满汉弟子，择其质地端谨、文理优长者一律送往"。"奕圻如此修改的用心，仍是希望优先扶植满人子弟成才，以巩固爱新觉罗氏的江山。因为当时的京师同文馆、广州同文馆等处，均是典型的旗人学堂，优先招收旗人，馆内学生以八旗子弟为绝大多数；只有上海广方言馆在招生时不分满汉。会只从同文馆，里挑学生出国留学，“不分满汉弟子"的口号喊得再响亮，挑人的结果也只会是满人子弟占大多数。
然而，奕诉的这番隐秘用意很快就落空了。1871年的中国仍是一个以读“夷书"为耻辱的时代。所以，即便全部出洋费用由朝廷包办，同文馆内也几乎无人愿意报名前往大洋彼岸留学。无奈之下，招生范围只得扩展到曾、李最初拟定的东南沿海。而且即便如此，招生工作也不太顺利。一位幼童后来回忆说：
当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官员来到村里，拜访各住户，看哪一家父母愿意把他们的儿子送到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负责一切费用。有的人申请了，可是后来当地人散布流言，说西方野蛮人会把他们的儿子活活地剥皮，再把狗皮接种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因此报名的人又撤销。sup39/sup
无奈之下，容闵只得前往家乡南屏村，以自身经历现身说法；又去香港的英国学校招揽。经多方努力之后，终于凑足了第一批30名幼童。这批孩子里没有八旗子弟，没有高官后代。按计划，他们此去将在美国待足长达15年的漫长时光，近乎生死莫测。故清廷与幼童家庭一律签署了"生死合同”o幼童詹天佑的父亲詹兴洪所签合同内容如下4。:
具结人詹兴洪今愿具甘结事
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技艺，回国之日，听从中国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结是实。
童男詹天佑，年十二岁，身中面圆白，徽州府婺源县人氏。
曾祖文贤，祖世鸾，父兴洪。
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詹兴洪笔（押）
在这张合同里，只有幼童对朝廷的责任，"学习技艺，回国之日，听从中国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无一字言及朝廷对幼童的义务。•“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一句，更是将清廷应尽的保育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从清廷的角度，让幼童家庭签署这样一份生死合同，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