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是欧洲多事之秋。先是爆发了普法战争，后又诞生了"巴黎公社”。在美洲，洛克菲勒创办了美孚石油公司，非裔美国公民也首次正式获得了投票权。
这一年的清帝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有人想要尽戮在京夷酋
1870年夏，天津疫病流彳亍。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养的婴儿也未能幸免，夭折了三四十人之多。天主堂神父与修女“迷拐孩子挖眼剖心制药”的谣言大范围流传开来。
据时任天津知府张广藻说，流言是这样冒出来的：
有人于黑早见仁慈堂洋人抬小棺埋葬东关义冢地内殆非一次，偶为群犬刨出，见有一棺数尸者，于是津民哗然，谓此必洋人杀害小儿取其心眼，为端午节合药之用，否则奚为一棺而有数尸也。1
当时的天津时常有拐卖儿童之事发生。建于1869年的天主教仁慈堂为收养孤儿，常向孤儿的掌控者支付一定费用。但当时鲜少有父母或掌控人愿意主动免费将孩子送给慈善机构抚养，遑论是洋人成立的机构，故仁慈堂不得不以支付费用来收养孤儿。有时候，仁慈堂还会收养垂死的儿童，旨在为其做宗教洗礼以拯救灵魂。这种做法既刺激了不法之徒去迷拐儿童，也给流言的产生提供了捕风捉影的依据。
不久后，有两名人贩子被捕，官府在告示里暗示他们的行为可能是“受人
嘱托"。民间组织"水火会"受到鼓舞与煽动，开始四处抓捕有嫌疑之人。群众公审之下，一名叫作武兰珍的迷拐犯不得不迎合"民意”，供称他作案所用的迷药正是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提供2--曾国藩后来在奏折里说，武兰珍"指勘所历地方房屋与该犯原供不符”二现实中找不到武兰珍口供里的案发地，可见他是迫于“民意”不得不胡乱编造作案情节。
在武兰珍招供的当下，“铁证”如山，民情沸腾。乡绅们集会于孔庙，书院也停课声讨。号称有万余人之多的愤怒民众群聚在教堂之外，或与教民口角相争，或向教堂抛掷砖石。仁慈堂的修女本想请民众选派代表，进入堂内调查，以廓清真相，但被法国领事丰大业所阻。丰大业不愿与愤怒的民众直接交涉，6月21日，他前往三口通商衙门与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官崇厚、张光藻调兵弹压民众。遭拒后，丰大业在狮子林浮桥上遇到静海知县刘杰，争论过程中，丰开枪恫吓，射死了刘杰的家人刘七。民愤遂被彻底点燃。百姓们先是打死丰大业及其随从，然后又冲入法国教堂，扯碎法国国旗，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共计20人（包括13名法国人、3名俄国人、2名比利时人、1名意大利人、1名英国人）、中国雇员数十人，纵火焚烧了望海楼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多座英美教堂。
此即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1862年，江西巡抚沈葆桢呈递给总理衙门的一份情报，颇有助于理解底层民众为何对天主教堂怀有如此深重的疑虑和敌意。当时，江西境内一再发生民众与教堂之间的纠纷。沈想知道这些反教百姓究竟是怎么想的，遂命人乔装成平民去基层，与反教百姓面对面聊天探听消息。
下文是探子与反教民众部分对话的原文照录：
问：你们纷纷议论，都说要与法国传教士拼命何故？
答：他要夺我们本地公建的育婴堂，又要我们赔他许多银子，且叫从教的来占我们铺面、田地，又说有兵船来挟制我们。我们让他一步，他总是进一步，以后总不能安生。如何不与他拼命？'•.
问：我等从上海来，被处天主堂甚多，都说是劝人为善。譬如育婴一节，，
岂不是好事？
答：我本地育婴，都是把人家才养出孩子抱来乳哺。他堂内都买的是十几岁男女。你们想是育婴耶？还是借此采生折割耶？而且长毛都是奉天主教的。他们必定要在城内，及近城地方传教。譬如勾引长毛进来，我们身家性命不都休了？
问：你们地方官同绅士主意如何？
答：官府绅士总是依他。做官的止图一日无事，骗一日俸薪，到了紧急时候，他就走了，几时顾百姓的身家性命。绅士也与官差不多，他有家当的也会搬去。受罪的都是百姓：与他何干？我们如今都不要他管。我们只做我们的事。、
问：譬如真有兵船来，难道你们真与他打仗么？
答：目下受从教的欺凌也是死，将来他从教的党羽多了，夺了城池也是死，勾引长毛来也是死，横竖总是死。他不过是炮火厉害，我们都拼着死，看他一炮能打死几个人。只要打不完的，十个人杀他一个人，也都够了。
问：你们各位贵姓？
答：我们看你是老实人，与你闲谈。连日官府都在各处访查，你是外省的口音，我们姓名，不能对你说的。4
就这段对话所透露出的讯息来看，19世纪60年代的江西民众反教，主要受到如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天主教育婴堂与本土育婴堂之间存在冲突，即所谓的“要夺我们本地公建的育婴堂，又要我们赔他许多银子"。二是教民与非教民之间存在冲突，因"官府绅士总是依他"，非教民在冲突（官司）中居于不利地位。三是教堂的行为模式与中国传统慈善组织大不相同，民众无法理解时，会倾向于将其与“采生折割"这种恐怖的民间传说联系到一起。四是太平军（“长毛”）在江西的所作所为，让当地百姓心有余悸。天主教拜上帝，太平军也号称“拜上帝教"，民众分辨不了二者的区别，于是产生了一种笼统的认知，“长毛都是奉天主教的"，认定传教士会“勾引长毛进来”。
显然，底层民众的反教行为是一种集合了经济冲突、文化冲突与制度冲突的复杂产物，不宜以"愚昧"二字简单指斥。就沈葆桢提供的情报而言：经济冲突指的是争育婴堂与赔银子；文化冲突指的是民众不能理解教堂的慈善模
式，也不能理解传教士与太平军的区别；制度冲突指的是传教士的治外法权，会对地方官府造成压力，使其出于保乌纱帽的利益考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治理上出现偏袒教民的倾向。当然，愚昧与不开化这个问题也一直存在，比如民众仍然相信"采生折割"。
回到天津教案。
事发后，法、英、美、德、俄、比、西七国，联合向清廷发出照会抗议。法国军舰更开往大沽口鸣炮27响示威。如何处理此案，成了摆在清廷高层面前的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14岁的同治皇帝年轻气盛，没见识过真正的近代军队。他对老师李鸿藻说：越将就洋人，就会越出乱子，"若得僧格林沁三数人把截海口，不难尽歼此辈”。这种雄心勃勃与"词气甚壮"，让他的另一位老师，同样没见识过近代军队的翁同解深感欣慰，将之载入自己的日记之中。5显然，小皇帝并不了解，在十年前的八里桥之战中，僧格林沁的“雄兵”完全不是英法联军的对手，连给英法联军造成有影响的创伤都做不到。
同样激情澎湃的还有内阁中书李如松。他告诉小皇帝，此次事件错全在洋人，始于“教匪迷拐幼孩"，激化于“丰大业向官长开枪"。他还说，国家的安危全看民心的向背，此次事件把民众的爱官爱朝廷之心全部激发了出来，“不期而集者万余人”，这些百姓"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罪戾”-—只知道为朝廷效忠，丝毫不顾及自身安危。这充分说明，我们对洋人硬起来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纵不能乘此机会，尽焚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亦必将激变之法国，先与绝和，略示薄惩。sup6/sup
李如松觉得，即便不能杀光京城里的洋人，不能烧尽他们的房屋，也要对法国实施正式断交来作为惩罚。
监察御史长润完全赞同李如松的意见。他上奏说：这次天津出事，“实乃天夺其魄，神降之灾"，实是苍天要惩罚这些邪恶的洋人。我们"正可假民之愤”，借助民众的愤怒将允许洋人入华传教这一规定彻底废除。对传教士“迷
拐幼孩""以眼炼银"之说，长润深信不疑。他自小道消息听说天津百姓曾从教堂内搜出“人眼人心等物”且交给了通商大臣崇厚，而崇厚的奏报中没有这些内容。于是长润怀疑有人（虽未点名但自然是指崇厚）消灭了罪证，要求朝廷下旨让曾国藩“认真详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崇厚是恭亲王奕诉的心腹，攻击崇厚消灭洋人的罪证，其实是将矛头暗暗指向奕诉与总理衙门，要给他们扣一顶袒护洋人的大帽子。7
慷慨激昂者当中，影响力最大的要数醇郡王奕谡。他在给小皇帝的奏折里说，这一次"该酋被戮，教堂被焚”，理全在我们这边，“虽不能以之喻彼犬羊，正好假以励我百姓”，虽然没法和外国狗羊们讲道理，但正好可以借此激励我大清百姓，“民为邦本，津民宜加拊循，勿加诛戮……民知捍卫官长，岂非国家之福”，对参与打杀洋人的天津百姓，切不可问罪诛杀，百姓懂得保卫自己的父母官，那是朝廷之福。3
左宗棠也主张强硬。他在给总理衙门的密函里说，不要害怕事态扩大，要知道洋人最喜欢“挟持大吏以铃束华民"，最爱玩威胁地方官，再由地方官来钳制民众这种把戏。相比之下，他们反倒不太敢直接做那些“拂舆情，犯众怒”的事情。左宗棠还说，此次事件是由"迷拐"而起，虽然用迷药拐卖小孩之事没有证据，但"幼孩百许、童贞女尸从何而来”？总不会是毫无来由吧？"不得谓无其人无其事"。如果洋人“志在索赔了结”，那还不妨答应他们，如果他们要求惩办参与打杀的民众，则万万不可，因为这些人是"义忿所形，非乱民可比"，拿他们给洋人抵命，会失了天下人心。保护这些百姓，才是大清走向振兴的关键。左宗棠鼓励总理衙门：
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9
两条改革路线激烈交锋
这些慷慨陈词，让在"庚申之变"中见识过近代化军队厉害的恭亲王奕诉深感忧虑。
在奏折里，奕祈一再提醒小皇帝和年轻的太后，眼下的首要之务是安法国
之心，“以力遏兵船为第一要义"，要将消弭战争爆发的危险放在第一位。
奕诉说：总理衙门连日来与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julienderochechouart)磋商。罗的回复是此案事关重大，须向国内请示。此人素来"暴躁异常"，此次反而"不甚着急"，也许是因为他早有定谋，这定谋有可能给大清带来不测之祸。罗淑亚的翻译官说，此案有四件重大情节，一是毁坏了法国的国旗；二是打死了法国官员；三是杀伤了许多法国民众；四是焚毁了法国教堂。所以罗淑亚做不了主。总理衙门又去与其他国家的驻华使臣接触，以法国对大清用兵必然有损各国贸易利益为由，希望他们能从中斡旋。各国使臣回复说他们也知道中法开战会损害各国贸易，但如果我方拿不出处理案件的妥善办法，他们想要斡旋也无从着手。他们建议由大清皇帝派人前往法国就此事道歉，并重申两国友谊。总理衙门调查分析后认为，"杀毙领事*对西方国家来说确实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法国可能对华用兵的说法"似非虚声恫吓"o而且，还有一件事情需要特别考量，那就是各国之间平日里的联络，远较他们与大清的交往密切。如果这桩案子处理不当，"各国受损，将来势必协以谋我”，日后他们很可能会联合起来对付大清，那情况就更严重了。总理衙门"再四商酌”，没想到更好的处理办法，只能奏请朝廷派遣一名大臣，带上国书前往法国"相机办理”。总之，一切以消弭战事为最紧要。i。
当时已发生了七国照会抗议、法国军舰在大沽口鸣炮示威之事。这些情况让奕诉对是否能够避免战争缺乏信心，他在奏折的末尾说，"是否弥衅尚无十分把握"，但事总得一点点先做起来，也许派大臣去法国，就是"豫遏兵船之一端也”。
与奕诉最关心如何消弭战争不同，朝中的“慷慨激昂派”更在意如何维系和激发民心。内阁学士宋晋说，“百姓一动义愤，每每一发难收……若因有碍和局，抑制太甚，更恐各省民心因此激变，其患有更甚于法国者"suph/sup。掌云南道监察御史贾瑚，似乎是嫌事情闹到七国问罪的程度还不够大，居然又奏称说京城也有“迷拐孩子挖眼剖心制药”口的匪徒，要求步军统领衙门全员出动搜捕。贾瑚的主张得到了李鸿藻和同治皇帝的支持。「
总理衙门与"慷慨激昂派"之间的分歧，代表了清廷内部处理天津教案的两种不同意见。一者以恭亲王奕诉和总理衙门为核心，主张与洋人和平相处；
一者以奕谓和朝中理学清流之臣为核心，主张将洋人尽数驱逐出境。
曾国藩将这两派分别称作“论势者"与“论理者"，如此描述他们的分歧：
论理者以为当趁此驱逐彼教，大张挞伐，以雪先皇之耻面作义民之气。论势者以为兵端一开，不特法国构难，各国亦皆约从仇。能御之于一口，不能御之于七省各海口；能持之于一二年，不能持之于数十百年。而彼族则累世寻仇，不胜不休。庚午避狄乏役，岂可再见？"
大意是：“论理者”主张据理而行，要抓住机会将洋人们赶出大清，以雪先皇（也就是咸丰皇帝）被英法两军从京城赶跑逃亡热河的耻辱。"论势者”主张顺势而为，现在与法国开战，等同与各国同时为敌。清廷军队的战斗力可以抵御洋人于一地，不能抵御洋人于七省；可以与洋人相持一两年，不能与洋人相持几十年上百年。结果‘一定是洋人不断武力寻仇，很可能再现咸丰皇帝逃亡热河的耻辱。
再往深处审视，“论势者”与"论理者"之争，实乃晚清两条改革路线之争的一个缩影。尽管以奕诉、文祥等为核心的总理衙门及下属洋务官员，和以奕谓、倭仁等为核心的理学清流之臣，都同意清廷需要通过改革来谋求自强，但他们在改革内容和改革目标上存在巨大分歧。
改革内容方面的冲突，见于奕诉与倭仁在"开设天文算术馆”一事上的正面对垒"。改革目的方面的冲突，见于1868年中英修约谈判期间，醇郡王奕谭所呈递的《谨陈管见折》及《驱逐洋人之法六条》。在这份奏折里，奕谓通过攻击奕诉的心腹崇厚，公开在对外政策上与总理衙门唱起了反调。崇厚草拟的修约意见里，提到天主教与佛教、道教并无区别，大清包容万象，也不妨包容洋教。奕谭以一种尖锐的态度将这种主张定性为“袒护洋人”，说崇厚是想通过讨好洋人来稳固自己的地位，从而牟取自己的利益。奕爆还批判总理衙门，说"洋务”一事从最开始就走错了路一“溯查洋务之兴，首误于苟且依违，继误于剿抚无定"，责备朝廷对洋人该剿灭还是该安抚，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造成了“秉政者既无定见，疆吏将帅亦无所适从”的恶果。sup15/s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