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发挥了演讲特长，对外界说：自己此番出使，意味着清帝国已经走上了进步的道路，这个伟大民族向近代文明伸出双手的时机已经降临，这样的日子已经来到。在纽约，他继续鼓舞欧美世界与清帝国接触，说清廷已经睁开了她的眼睛：
她……站出来，向你伸出手。她告诉你，她乐意在她悠久的文明上嫁接你的文明……她告诉你，她乐意与你做生意，买你的东西，向你出售商品……她邀请你们的商人，她邀请你们的传教士。sup16/sup
有论者认为，蒲的这些言论"并不是完全符合事实和负责任的"0。确实，蒲口中的那个张开双臂拥抱世界的清廷，在当时并不存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也认为，"奢谈什么古老的东方帝国张开双臂欢迎最年轻的西方国家，她的臣民焦急期待进步的新时代和西方的启蒙等等”，都是荒谬绝伦的事情，"事实上，帝国官员与臣民都害怕任何的变革，不在中国居住的人不可能认识到中国大众（无论穷富）对政治所持的漠视态度"。sup18/sup
这些夸张的言辞，确实有些不负责任。如果有人受到蒲安臣的鼓动前往19世纪60年代的清朝寻梦，他大概率会感到失望。蒲安臣当然也知道，清廷内部仍是教案频发，并不存在"她邀请你们的传教士"这种事情。但他的这些话也并不全然是信口胡言。作为一名驻华公使，他长期与奕诉主持的总理衙门往来，对奕祈主持下的这场改革是怀有很大期望的，他愿意接受总理衙门的邀请出任清廷使团的团长，与这种期望也是有关系的。他的言辞里那个张开双臂拥抱世界的国家，与其说是庞大的清廷，不如说是那个小小的、他最熟悉的总理衙门。那张开双臂拥抱世界的清廷不在当下，而是蒲安臣对未来的一种期盼。
当然，蒲安臣也没有忘记清廷交付的使命。在公开场合，他不止一次说过类似意思的话："我希望中国的自治能够得到保持，我期望她的独立能够得到保证，我期望她能够得到平等的待遇，从而使她能够得到与所有国家同等的权利。"」9•
使团在美国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蒲安臣条约》。条约中，美国保证不干涉清廷内政，另有涉及保护华侨、自由移民、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款。尤为重
要的是，美国政府在条约签订之后，即知会其他国家，表示美国将不承认任何干涉清廷内政的行为，且要求美国驻欧洲各国公使协助蒲安臣使团顺利完成此次出访。故梁启超称赞该条约“实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2。，萧一山也认为这是
"中外订约以来最合理之事"sup21/supo清廷日后用来抗议美国排华的法律依据，也是该条约。有些美国人则批评蒲安臣，说他为了讨好加州一小撮人道主义者和政客，"拱手把美国让给成群的亚洲人”22。
值得注意的是，《蒲安臣条约》的签订存在擅作主张的成分，因清廷并未授权蒲安臣与美国具体磋商，然后达成这样一份条约(蒲安臣与美国政府签订条约是在1868年7月，总理衙门批准承认该条约是在1869年11月)。当然，也不能说蒲安臣完全是在恣意妄为，毕竟，清廷给他的训令里，也有遇到"彼此有益无损事宜”可由蒲与志刚等人协商，再报送总理衙门批准办理的规定。在这种模糊的规定里究竟要走出多远，既取决于蒲安臣的操守，也取决于他的野心。23
1868年9月，使团抵达伦敦。
因《蒲安臣条约》中“不干涉内政”一条有直接针对英国的意图，英国朝野对待使团十分冷淡，部分媒体甚至抱有敌意。直到10月份，使团才得到机会礼节性拜会了外相斯坦利(edwardhenrystanley)；到11月份，才在一种冷清的气氛中获得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
恰在此时，国内发生了“扬州教案”。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walterhen-rymedhurst)调军舰开往南京威胁两江总督曾国藩。清廷交涉数月无果，遂令蒲安臣使团借访英之机，直接与英国政府交涉。依赖蒲对欧美外交规则的熟悉，交涉成功，武力冲突被化解。中英两国还订下协定：此后再发生同类事件，即按此次的办法处理，“不得擅调兵船向地方官争执"sup2/sup\英国外交部也发表官方声明，承认擅自调兵威胁中国地方官员的行为欠妥，重申尊重中国的主权和司法权，但保留使用武力"以便保护(英国民众)生命财产受到迫切的危害”的权利。25该官方声明发表后不久，又发生英国驻中国台湾淡水领事吉必勋(johngibson)擅调兵船，向台湾地方官勒索白银的事件。清廷依据蒲安臣达成的协定照会英国政府。英国政府遂令吉必勋缴回所索银两，向淡水中方官员赔礼道歉，且将吉必勋革职，"以告诫领事人员不要采取肆无忌惮的暴力行动”26。这
种处理结果，对清廷来说，无疑是一种非常新奇的政治体验。
在英国的成功让蒲安臣兴奋不已。在给友人卫三畏的信中，他写道："我在这里获胜，报界、政府和公众都同意《蒲安臣条约》的观点。"27将该条约中的国家关系准则推广到全欧洲，似乎正是这位前美国驻华公使的政治野心。
1869年1月，蒲安臣前往法国。可惜的是，他与拿破仑三世政府的商谈没有什么实质成果。九个月后，他放弃了在法国推行《蒲安臣条约》理念的努力，率团前往瑞典、丹麦和荷兰，然后在同年的11月抵达柏林。使团在普鲁士受到了非常正式的高规格接待。首相俾斯麦与蒲安臣的会谈结果是普鲁士出具了一份照会，承认"中国本宜存自主之权"，愿意与清廷和平相处、互相通商，以“助中国自主之权"2-蒲安臣很兴奋，在给卫三畏的信中说，“美国、英国和普鲁士这三个中国的贸易大国一致”29,都认同《蒲安臣条约》的精神与准则。
1870年2月，使团抵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
中俄关系的独特之处是双方存在边界纠纷。俄国此时与清廷在西北和黑龙江流域的关系十分紧张。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会见中故意与蒲安臣大谈无关痛痒的美俄关系，对中俄关系避而不谈，这令蒲安臣感觉交流十分艰难。2月18日，蒲安臣突然病倒，多方诊治均不见好转。随行的中国官员志刚，记载了蒲病重后仍不放弃工作的情形：
病势日加，犹日阅新闻纸，以俄国之事为忧。盖蒲使长于海面商政，而至俄国，则与中国毗连陆地将万数千里，而又各处情形办法非一，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未当，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势有加无已。3。
1870年2月23日，美国人蒲安臣病逝于中国钦差使节任上。
出使欧美之前，蒲安臣特意为中国制作了一面黄色的国旗：“蓝镶边，中绘龙一尺三长，宽二尺，与使者命驾之时以为前驱。”"自此，龙旗成为晚清中国的一个象征。中国也首次以主权国家的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中。
蒲安臣以他的演说才能，将中国打扮成一个温和、开放的形象。每到一处，他都极力欢呼中国正准备冲破传统的藩篱，投入世界的怀抱，投入到近代文明中来。可惜的是，这一形象营销虽然在欧美取得了成功（当然也有很多批
评），却未能反哺中国。他演说中的那个正在走向开明的清廷，仍对近代文明抱持着极大的敌意。同治皇帝的师父倭仁，即断言欧美国家毫无文明可言：
彼等之风俗习惯，不过淫乱与机诈；而彼等之所尚，不过魔道与恶毒。32
一个被传统困住的改革派
最后再谈谈志刚。他是总理衙门里的中级官员（总办章京），随蒲安臣使团出访欧美时已经50岁了。
出访期间，志刚遍览美国、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荷兰、德国、俄国的风土人情，见识到工业革命后喷薄而出的种种近代文明。这些见闻被他写入日记，后来整理出版为《初使泰西记》一书（出使官员写日记是总理衙门的要求，回国后，日记须作为工作资料上交，由总理衙门刊刻出版，供部分官员阅读参考）。
与之前随赫德前往欧洲的斌椿、张德彝等人不同，志刚在总理衙门任职，是一位典型的洋务派官员。所以他有一种自觉的使命感，知道自己的欧美之行不是为了走马观花，也不是为了域外述奇，而须着眼于寻找那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东西，将它们的存在与运作模式记录下来，以便回国后让清廷效仿。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言：“若使人能者而我亦能之，何忧乎不富，何虑乎不强？，，33—如果人家有的好东西，我们也能够有，何愁国家不富有，何愁国家不强大？
基于这种心态，出洋之前，志刚已阅读过一些西学书籍，对欧美政教与近代科技都有一些浅显的认知。这些认知赢得了恭亲王的好感，评价他是一个“结实可靠、文理优长，并能洞悉大局”"之人。也是基于这种心态，志刚的《初使泰西记》里很少记录饮宴游玩，也很少记录奇观异景，他将主要笔力留给了那些他认为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事物。
这些事物当中，又以近代科技为最多。比如，他记载了美国轮船"china"号的结构与动力系统；详细记载了旧金山的造船厂、铸币厂、炼汞厂如何运作；记载了巴黎的煤气灯、比利时的“藕心”大炮、伦敦的泰晤士河隧道、美
国造"司班司尔”步枪、德国的甜菜制糖工艺、俄国的橡胶工厂；还记载了显微镜、印刷机、农业机械、自来水管道、吊车、钢材轧制、织布机、空中索道……这些记载的详细程度，已经到了将整个铸币流程自铁砂入槽到钱币出炉，一步步全写下来的地步。35当然，详细与否也是有选择性的。选择的标准就是在志刚看来，这些技术对大清的国计民生究竟有没有好处，究竟值不值得引进。他在日记里说得很明白，“奇技淫巧而无裨于国计民生者，概不赘述”*对那些他认为无益于提升大清国计民生的东西，一概不做过多描写。
可以说，在19世纪60年代的清廷内部，志刚是一位难得的有见识、有理想、愿意做事的中级官员。他试图通过自己的日记，将那些他认为好的、对大清有帮助的近代技术文明，统统搬进来。
但也不是没有遗憾。一个人能否获得对事物的正确认知，既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获取充分的信息，也取决于他是否拥有处理这些信息的正确思维工具。
《初使泰西记》这本日记，让我们见到一个努力开眼看世界的晚清官员如何孜孜以求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也让我们看到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因未能掌握正确的思维方式，在面对新事物时的"独立思考"是如何苍白无力。
这种苍白无力见于他在伦敦参观“万兽园"时所发出的感慨。"万兽园”即著名的伦敦动物园，始建于19世纪20年代，1847年之后对公众开放，是当时世界上最宏大的动物园，用志刚的话说，是“珍禽奇兽不可胜计"。他用了好几页纸来记录自己的所见，结论却是：
虽然，博则博矣。至于四灵中麟凤，必待圣人而出。世无圣人，虽罗尽世间之鸟兽而不可得。龟之或大或小，尚多有之。龙为变化莫测之物，虽古有豢龙氏，然昔人谓龙可豢非真龙，倘天龙下窥，虽好如叶公亦必投笔而走。然则所可得而见者，皆凡物也。37
结论大意是：万兽园里的动物种类确实是多。但其中没有“四灵"里的麒麟、凤凰、神龟和真龙。那麒麟与凤凰，得有圣人才会出现。这里没圣人，所以找遍所有鸟兽也不会得到麒麟与凤凰。乌龟倒是或大或小有不少。龙不能豢养，他们肯定也是没有的。总之，这万兽园里养的仍全是些凡物。
志刚承认万兽园的宏大，对里面不可胜数的珍禽异兽也很感兴趣（否则便不至于用好几页日记来记录所见），偏偏又要在日记的末尾发这样一段议论，说什么"伦敦动物园再好，毕竟也没找到中国四灵传说里的麒麟、凤凰和龙”，实在是一种极值得深思的文化心态。当这种文化心态与陈旧的传统思维方式结合到一起，又不免生出一些匪夷所思的“独立思考”。比如他在去美国的轮船上，对蒸汽机做了一番仔细观察，然后利用自己的传统知识结构，就蒸汽机的运作原理写下了这样一段神奇论述：
如人之生也，心火降，肾水升，则水含火性，热则气机动而生气，气生则后升前降，循环任督，以布于四肢百骸，苟有阻滞违逆为病，至于闭塞则死，此天地生人之大机关也。识者体之，其用不穷。此机事之所祖也。现
将蒸汽机与中国传统医学里虚幻的"心火、肾水、任督二脉”捆绑在一起，然后得出一种共通于天地人的原始规律（大机关）。这种思维方式，是后世武侠小说里主角顿悟神功时常用到的桥段，竟也见于务实的洋务官员志刚的日记之中。
在波士顿，志刚参观了一家纺织工厂。该厂有2000多名工人，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印染机器。志刚详细记录了这些机器的具体结构、如何运转、人力多少、产量几何。他完全不排斥将这些机器引入中国，且在日记里说，洋人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跑来大清要求通商，就是因为他们使用了这些先进的机器，所以货物一天比一天多，必须去寻找销路；“若使西法通行于中国，则西人困矣”"一一如果我大清也引进这些机器，那这些洋人就没钱可赚了。可是，表达完欣赏之情，志刚那纠结的文化心态又浮了出来：“是由利心而生机心，由机心而作机器，由机器而作奇技淫巧之货，以炫好奇志淫之人。”4。-—这些机器好是好，也应该引进到大清。但终究是出于牟利之心（利心），才会想着要发明这样的机器（机心），再用这些机器来制造出许许多多充满“奇技淫巧"的货物，来引诱那些有"好奇志淫"贪欲的人p
后来，在法国的里昂，志刚又一次参观了当地先进的纺织机器。在细致描述了机器的运作之后，他写道：很遗憾没有更多时间去了解各国纺织机器制造
方法上的不同，日记里也没能将它们的区别写明白，希望"识者谅之"，还请读日记之人多多谅解。表达完遗憾之情，纠结的文化心态再度袭来。他想起了耳闻的自动织布机发明者“雅卡尔”的故事。故事里说，雅卡尔倾尽家财来发明织布机，心力交瘁后取得成功，"法存而命亡”，刚把织布机发明出来自己就去世了。志刚一面很欣赏雅卡尔的织布机，一面依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对雅卡尔做了一番批判：
古人谓：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虽道家言，固不诬也。盖机心为道家所最忌，而造机器者恶乎知之？虽知而不已，谓机器成而享其利也。若无命，而家资之罄且不能偿，而利于何有？悲夫！sup41/sup
大意是：中国的道家典故说过，给混沌开窍，开到第七窍，混沌就死掉了。这话是没错的。道家最忌讳"机心"这种东西，造机器的人不可能不了解。了解这一点还不收手，以为机器造好之后自己可以享受它带来的利润。却不想一想，如果把机心全部打开，命就会没了。命没了，耗尽的家财也得不到补偿，好处在哪里呢？真是可悲！
日记中，志刚还写下了自己在巴黎观看西洋舞蹈的感受。同样是先做一番赞叹，然后来一番批评，说西洋舞蹈虽好，但不符合清廷国情，因为"中国之循理胜于情，泰西之适情重于理”皿，这些舞蹈只能在西方跳，不可引入国内。访欧期间，志刚还了解到海滨浴场有群聚"洗海澡”的盛况，男性只穿泳裤，女性加穿背心。他“遥闻其事而艳之”，而艳羡之外又是一番纠结的思辨：洗海澡很好，但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欧洲之人大率血燥，故心急、皮白、发赤而性多疑。虽不赴海澡，亦必每日冷水沐浴而后快”，中国人体质与他们不同，"中国重理而轻情，泰西重情而轻理"，所以中国人不可群聚洗海澡。43
通观整本《初使泰西记》，可以发现志刚的认知始终处于一种撕裂的状态。出洋给了他充分获取信息的机会，但陈旧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结构，又让他无法处理这些新获取的信息，无法对这些信息做出正确的解读。他在纽约长岛参观了当地的精神病院，却仍以中国传统医学的"迷于痰”来解释人为什么会患上精神疾病；他在巴黎用天文望远镜亲自观察了月球，却仍坚持将月球解释
为"水精所凝也"。总之，他一面对获取到的新信息表达赞赏，一面又困在旧的知识体系中，不断对这些信息做出错误的解读。m
如此剖析《初使泰西记》，并不是要苛责志刚。
事实上，这位50岁的洋务官员，对待近代文明的心态，已远远超出绝大多数的同时代人。他不但不排斥近代文明，还努力试图用自己有限的知识结构，对近代文明做祛魅化的处理。"照相机"这个在今天的中文世界被广泛使用的词语，就来自他的发明。在他之前，中国人对照相机的称呼是“神镜”，对其工作原理的描述是"炼药能借日光以照花鸟人物”心。志刚摒弃了“神镜”这个玄幻的名称，代之以朴实的"照相机”三字；也摒弃了“炼药能借日光”这种修仙式的解释，代之以一种颇为准确的描述："照相之法，乃以化学之药为体，光学之法为用。"46就“开眼看世界"一事而言，在1868年的欧美之行中，志刚用自己的日记，做到了他力所能及的全部。
他留下的遗憾，也就是日记中那些纠结的"独立思考”，只是他陈旧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造成的必然结果。爱因斯坦在1953年给友人的书信中，总结过现代科学诞生的两大要件，它们是：
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47
这两个要件，志刚不了解也不具备。他被困在了"天人合一"〃义利之辩”之类缺乏逻辑的传统知识框架之中。他得到了充分获取信息的机会，却没有掌握处理这些信息的正确思维工具，于是，他的种种独立思考，虽始于赞赏，终不免归于荒诞——跳舞与洗澡，尚且有国情不同、体质不同之说，蒲安臣努力塑造出来的那个开明中国，当然也只能是昙花一现。真正有生命力的，反是奕谭、奕^这类人所鼓吹的"臣民义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