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是日本启动明治维新的年份。明治天皇颁布诏书说，日本决定走"万机决于公论”之路:要打开国门"广求知识于世界”。
对清帝国而言，1868年同样也是一个"广求知识于世界"的大好机会。在美国人蒲安臣的推动和率领下，清廷组建了第一支正规的外交使团，启程前往欧美。
奕诉不敢独断，追求集体决策
向欧美派遣外交使团，与即将到来的“修约"有关。
所谓“修约”，即国与国之间建立以条约为基础的近代外交关系。自然，这要求清廷必须抛弃传统华夷观念下的羁縻之道。1868年是清廷与英、法、俄、美四国定好的《天津条约》修订之期（修订范围包括通商、征税、居住、传教等诸多方面）。为应付这次修约，清廷组织封疆大吏，做了两次外交政策大讨论。］
第一次是在1864年。因为距离修约日期还有一段较长的时间，地方大员们意见空泛，谈来谈去无非是朝廷若能自强，则洋人必不敢生事，没有多少可以落实的具体建议。与清廷关系密切的赫德与威妥玛，则针对此前种种不守条约的情况，向总理衙门呈递了《局外旁观论》与《新议略论》，希望清廷遵守条约，进行外交改革，以适应国际环境。经过讨论，总理衙门部分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也承认了正视与遵守条约的重要性。
第二次是在1867年。修约之期就在次年，总理衙门再次给各省将军督抚下发文件征求意见。奕诉在文件里说：自道光二十年（1840）以来，传统羁縻之道在应付“夷务”方面越来越乏力。这次修约，如果洋人的要求实在太过分，
“万不可行”，朝廷自然不会迁就，就算与洋人决裂也在所不惜，总理衙门也不会有别的意见。但决裂要有预备，目前的预备并不充分，所以只要还有可能，便“无妨暂事羁縻”，不如还是暂时与之订立条约，"以待异日之自强”，继续韬光隐晦等待国力变强。简而言之就是，条约要修，但具体如何去修，总理衙门不想独断，希望有一个集体决定。毕竟，独断也就意味着要独自担责。2
反馈回来的意见，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以奕谓、奕磔等皇族为代表。他们承认眼下打不过洋人，也理解“现在必应羁縻"这种策略，但既然朝廷与洋人"将来必应决裂"，也不妨利用"臣民义愤"将洋人曲线驱逐出境。奕谡提供了一种具体办法。他说，大清百姓之中必有"感慨悲歌之士”愿意为朝廷分忧，朝廷应该指示地方督抚，想方设法鼓动这些"以灭夷为志”的百姓，让他们去焚烧洋人的教堂，抢劫洋人的货物，诛杀来华的洋商，凿沉洋人的舰船。如果“夷酋"来总理衙门控告，我们就用“查办之词以缓之”，拿“一定严厉查办”来应付他们q然后再一天一天拖下去，“日久则以大吏不便尽治一省之民为词以绝之”，以地方督抚没办法管控住辖下每一个百姓为由，将所谓的处理拖到天荒地老。奕谭说，如果各省都这样干，会比用军队击败洋人更有效。3
另一类以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地方督抚为代表。这些人的主张是，目前形势所迫，只能与洋人修约以维持和平关系，万全之策“则自强而已"，只有改革自强这一条路。李鸿章还对激进派的驱洋策略大泼冷水，说"民心"是靠不住的，与洋人作战“未有不恃兵而专恃民者”，只能依赖切实的军队实力，不能依赖虚幻的民心。他还说：自己统帅军队围剿捻军尚且感觉吃力，“奚敢侈言远略”--哪里敢奢谈什么驱逐洋人的长远计划；即便要战，“目前兵力财力固有未逮”，也是不可能赢的。4这些都是李鸿章的真心话。十年之后，他在给友人的私函中仍坚持相同的看法："施之与洋战……不但淮军文武无此可靠之才，九州内亦少中意者")
总理衙门综合所有回奏得出的结论是：与洋人讲和，对洋人役防，二者不可偏废。现在还不是与洋人决裂的时候，得继续用条约对他们实施“羁縻"。为了利用好条约外交这一武器，知己之外还须知彼。于是，派遣一个正规的外
交使团出使欧美，就被总理衙门提上了日程。此事也在1867年由总理衙门下发文件，向各省督抚将军征求意见。
总理衙门在文件中说，西洋各国都已按照条约互相派驻了使节，只有我大清还没有。各国驻华使臣多次要求大清在外国派驻使节，本衙门的回复一直是：各国在华有传教通商之类的事情要办，所以需要派驻使节；大清在外国并无应办之事，所以无须派驻使节。但这样做的后果是，这十多年来，“彼于我之虚实无不洞悉，我于彼之情伪一概茫然"，这不符合兵家的知己知彼之道。而且，外国使臣在我大清任性胡为，我们在外国却没有使臣，就没办法向外国政府直接提出诘责，这也是个大问题。但派遣驻外使节也有两大难处。第一是远涉重洋，很少有人愿意去，去了之后要吃要喝要办公，费用也不小，而且分驻各国，花销更大，筹款也更加不容易。第二是语言文字不通，万事都要仰赖翻译，也没有办理外交事务的专业人才。勉强派一些人出去，搞不好会变成中行说那种"汉奸"（中行说，西汉文帝时人，因不满汉朝，出使匈奴后转而利用自己对汉朝的了解帮助匈奴侵略汉朝）。去年本衙门派了斌椿带着几个同文馆学生去欧洲游历，体察他们的风土人情。但这种事情"未可再为仿照"，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搞。对外派遣使节这件事又非常紧要，“未可视为缓图”，不能一直拖着不解决。所以，“究应如何亦希公商酌定"，请众人一起来讨论，看看这个事情究竟该怎么办。6
细细体察总理衙门文件里的遣词造句，可以发现其基本立场是主张对外派驻使节。但“夷夏之防“深深地镌刻在大清朝野知识分子的脑壳之中，也深深影响着朝堂政务的实际运作。为免成为众矢之的，奕祈们只能小心翼翼避开“独断”，欲向各省督抚将军们寻求一个集体决策。
除了对外派驻使节，总理衙门还在这份文件中列举了如下问题，请各省督抚将军一同商议：
一、外国驻华公使以何种礼仪觐见皇帝？
二、是否应该兴办"铜线铁路"？,、
三、内地是否可以允许设立通商行栈，内河是否可以允许航行通商轮船？
四、是否可以允许洋人在华“贩盐挖煤"？
五、如何应对洋人在华“开拓传教"？
这大体可以理解为：总理衙门希望将中枢之臣与地方督抚将军都拉到讨论中来，以集体决策的方式，来拟订一份全面的改革方案。
不过，总理衙门最终未能等待所有督抚将军提交反馈，便于1867年底做出决定：由美国人蒲安臣为领队，率一个正规使团前往欧美。这可能是因为蒲安臣已卸任美国驻华大使，返回美国的日期将近，已不容总理衙门继续拖延等待地方督抚们的回复。同时清廷内部又找不出合适的领队之人，必须仰仗蒲安臣的帮助。这也导致两江总督曾国藩、湖广总督李鸿章与直隶总督官文等人的反馈奏折，变成了"事后表态”。曾国藩的意见是，派使团出洋是好事，此后对外使节应该源源不断，即便有很多人不合格，其中也肯定会有苏武、班超这样的人才。7李鸿章也说，由蒲安臣帮助大清率使团出使欧美甚好，总理衙门制定的办法“至为周密”。8官文的立场略微模糊，他赞同总理衙门所说的无驻外使节有种种弊病，也赞同总理衙门派使团"赴泰西诸国游历"，但觉得这种事"偶一为之"就好，不必弄成制度性的东西。9
皇帝的面子也是国体的一部分
1868年2月，清帝国的第一支正规外交使团自上海出发。6月抵达华盛顿；9月抵达伦敦。1869年1月抵达巴黎；9月前往瑞典、丹麦和荷兰；10月抵达柏林。1870年2月抵达圣彼得堡，23日，劳累过度的蒲安臣骤然离世；10月，使团返回中国。
使团的人员构成是这样的：美国人蒲安臣被清廷任命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是使团的领导者；英国人柏卓安与法国人德善被任命为左右“协理”，充当蒲安臣的副手；中国官员志刚、孙家毅随行，另有秘书随员20余人。
由欧美人士率领一支清廷外交使团出使欧美，可谓鲜见的外交奇景。组建这个奇特使团的决定是在1867年底公布的，当时北京外交界为之哗然。蒲安臣本人也有些意外，在清廷的正式任命发布之前，他并没有接收到很明确的
暗示。
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认为，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是促成此事的重要推手：
这一决定……乍听之下……当时使我们不能相信……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发表得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是经过长期和缜密考虑的。我们的记者说，、“此事是同赫德商议之后才提出的"。我们相信，这个计划是发自赫德的头脑。sup10/sup
查《赫德日记》可知，他不是此事的直接提议者，但可以算间接的推动者。因为他长期敦促总理衙门向欧美各国派遣使节，总理衙门也曾就蒲安臣使团一事征求过他的意见：
向海外派遣代表的问感，竟成为我在每次前往总理衙门时一定要谈论到的事情……几天以后，在总理衙门的宴会中，柏卓安告诉我，总理衙门已经在考虑派蒲安臣为前往各条约国家的代表，并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当即说这种想法应当予以支持，第二天，我前往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sup11/sup
赫德赞成此事，是因为他一贯主张清廷应尽快从离群索居中脱离出来，多在国际上主动发出声音；清廷必须在欧美各国的首都设置使节，以便及时准确地将意见转达给欧美各国政府，而不是扭扭捏捏地由驻北京的欧美国家使节代为转达。这些意见，与主持总理衙门的奕诉产生了共鸣。
但赫德与总理衙门的这种共识，并不足以将美国人蒲安臣推上清廷使团领导者的地位。造成这一奇特任命的根源，是清廷基于"华夷秩序"的另外一层考量。1858年的《天津条约》规定了清廷与欧美各国可以互派使节。但多年来只有欧美国家单方面对华遣使，清廷没有任何动静。这种毫无动静，正是为了维护"华夷秩序"而采取的鸵鸟政策。华夷外交在礼仪上强调、“天朝上国"的荣耀（跪拜），近代外交在礼仪上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平等（握手鞠躬）。不向欧美各国派遣使节，就回避了礼仪冲突。回避了礼仪冲突，也就回避了近代外
交对传统华夷秩序的挑战。清廷以各种软性手段来抵制欧美各国驻华使节“觐见皇帝与两宫太后"，也是基于相同的原因。
一方面，为了应付修约，必须对外派遣使团；另一方面，又不愿放弃华夷秩序下的天朝荣耀。于是，让外国人来作清廷使团的领导者，就成了二者兼顾的最好办法。正如总理衙门在奏折中所言：
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12
为什么用外国人就不为难？原因很简单：一、让清廷子民做团长出访欧美，自然不能跪拜欧美各国君主与政府首脑，否则就是丢了天朝上国的脸面；但清廷子民在欧美不跪拜，清廷这边也就不好再要求欧美驻华使节以跪拜之礼觐见清朝皇帝。二、让欧美人士做团长出访欧美，行跪拜之礼，无损天朝上国的荣耀；他不行跪拜之礼，洋人们也没法拿来说事，因为清廷也可以说该行为不代表天朝上国的意志。总之，无论发生什么，清廷都有话可以说，都有理可以占，都能保住面子--清廷不认为这只是面子问题，总理衙门在奏折里用了"国体"一词，当然也可以这样理解：对清帝国而言，皇帝的面子也是国体的一部分。
为避免纠纷，清廷还给使团拟定了诸多训令。在"礼仪问题”上有如下具体指示：
一、可免行礼者尽可能免，待将来谈判落定再说。
二、须按照欧美各国礼仪无法推托者，须提前严正申明这是西方之礼，与清廷制度不符，"中国无论何时，国体总不应改”。
三、蒲安臣因欧美人身份受到各国礼仪上的"优待"时，希望蒲能“将中国体制先为声明"，以免将来各国跑来责备大清"无报施之礼”，要避免各国使节借机拿"我们都没让蒲安臣跪拜"来说事。
四、"无论何项大小事件”，蒲安臣都必须告知志刚和孙家毂二人。清廷还给蒲安臣、志刚与孙家毂各发了一枚木质关防，赋予他们分别向清廷汇报情况的权力，以互相牵制。总理衙门还告诫志刚和孙家毅：到了海外后，要尽量
避免觐见各国君主，不小心偶然遇到也尽量不要行礼。总之，不能给那些驻华外国使节抓到把柄。i3
蒲安臣对这些训令颇不以为然。总理衙门建议使团不要将国书直接递给欧美国家的政府首脑，以回避跪拜与鞠躬之争。蒲安臣在美国却接受了约翰逊总统的接见并向其亲递国书，递交国书时行的也是鞠躬握手之礼。之后在英、法、瑞、丹、荷、普、俄等国，皆是如此。因为蒲安臣是外国人，随行历练的中国官员志刚和孙家毂；倒也不觉得握手鞠躬太过丢脸。志刚在日记里宽慰自己：“礼从宜，使从俗，亦礼也。”m
事后来看，以洋人为钦差大使这一奇策，在维护天朝上国的面子这件事情上，确实收到了奇效。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于1869年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以蒲安臣使团在欧洲行握手鞠躬之礼为由，要求清廷准许各国驻华使臣也以握手鞠躬之礼觐见同治皇帝。总理衙门的回复是：一是蒲安臣是洋人，他的行为没有可比性，现实仍是中外国情不同，礼节亦不同；二是皇帝年幼，太后摄政，不方便接见。sup15/sup
这番气定神闲的回复，颇能给人一种“山人早已料定"的感觉。
美国人病逝于中国钦差使节任上
让外国人担任使团首脑，无疑是一桩极为危险的事情。
清廷在这方面有过惨痛的教训。那是5年之前，清廷试图通过英国人李泰国，自英国购回一支现代化舰队。李泰国拿了清廷的钱，却致力于组建一支名义上属于清廷，实际上只听命于自己的私人舰队，结果酿成了让清廷损失惨重的"阿思本舰队事件"。蒲安臣能得到清廷的信任，恰是因为他在"阿思本舰队事件"中给了清廷许多提点，且以美国驻华公使的身份参与斡旋。这些提点与斡旋，是清廷得以控制事态、及时止损的关键。但即便如此，让一个外国人做钦差大臣仍有风险。所以清廷必须感到庆幸，庆幸蒲安臣不是李泰国。
使团的第一站是美国。
蒲安臣本就是美国人，在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人脉资源。在旧金山，他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