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功效茫如捕风，而文人学士动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中国人心，真有万不可解者矣。sup17/sup
由"师夷长技”出发，李鸿章的认知能达到这样的水准，其实是一种水到渠成--近代文明是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李鸿章办洋务虽仅从引入军事技术与先进武器入手，但军事技术与先进武器势必关联机器制造业等领域，这些领域又势必关联铁路与开矿等事，上述种种又势必需要革新教育制度来提供人才支持；而欲革新教育制度，又关系到科举兴废等根本性的制度改革。李鸿章搞了三十多年洋务，慢慢获得上述认知，不是什么奇事。
可惜的是，李鸿章等人无力让实践与认知同步。19世纪60年代，京师同文馆欲引入近代天文与数学课程，朝野内外便责难之声四起，纷纷鼓吹大清的立国之道是礼义而非权谋，说什么真正的强国之术在于人心而非技艺。李鸿章与曾国藩于19世纪70年代合作推动的幼童留美，后来也被迫于1881年中止。那些归国的幼童成了朝廷眼中的"思想犯”，一度被施以严格的人身监控。引入近代学问难，单纯引入近代技术成果也难。铁路建设便是一个典型案例。李鸿章等人自19世纪60年代即筹划引入铁路，结果屡被朝廷以打压舟车运输、夺小民生计、便利敌军深入国境等理由驳回，言官们扣下来许多帽子，如"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廷谋也"，“无非为肥己进身之地，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也”i8之类。
这自然是因为，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帝国朝野的多数知识分子仍深陷在传统的"治国平天下之术"中难以自拔。他们普遍怀有一种文化优越感与制度优越感，视洋务为不足道的奇技淫巧。1876年，郭嵩煮赴英担任公使，经学家王闿运闻知后写信谆谆告诫郭，要他到英国后承担起时代的责任，用“圣道"规劝英国人改邪归正：
海岛荒远，自禹墨至后，更无一经术文儒照耀其地。其国俗学者，专己我慢，沾沾自喜，有精果之心，而并力于富强之事。诚得通人开其蔽误，告以圣道，然后教之以入世之大法，与之论切己之先务，因其技巧，以课农桑，则炮无所施，船无所往，崇本抑末，商贾不行，老死不相往来，而天下太平。此诚不虚此一行，比之苏武牧羊，介子刺主，可谓狂狷无所裁者矣。sup19/sup
王闿运这番话的大意是：英国这地方乃是荒远的海岛，从来不曾接受过“经术文儒"的教育和熏陶。所以这个国家的风俗不太行，民众都在追求一些错误的东西。如果有“通人”能够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传授他们“圣道”，传授他们“入世之大法"，让他们抛弃商船回归农桑，走上"崇本抑末，商贾不行，老死不相往来"的太平盛世之道，那么，你郭嵩煮就可以说是真的不虚此行，就可以与苏武、傅介子这样的古人相提并论。
王闿运还在信中鼓励郭嵩煮，说"奉使称职，一时之利；因而传教，万世之福”2。，你去英国做公使，做好了只有一时的好处；如果你把中国的“圣道”传给英国人，那才是万世的福音。王迫切地希望郭到了英国之后，将主要精力放在启蒙英国人这件事情上，努力引导英国成为欧洲版的清帝国，努力将英国人的思想境界提升至与清帝国士大夫相同的境界：
诚为之告以佳兵之不祥，务货之无益，火器能恐人而不能服人，马（码）头利纷争而不利混一，铁路日行万里何如闭户之安，舟车日获万金不过满腹而饱。21
此信大意是：你要努力让英国人明白，厉害的兵器是不祥之物，孜孜于物质追求也没有好处，火器能恐吓人但不能让人信服，码头会带来纷争不利于人心统一，铁路日行万里不如关上门安安稳稳待在家中，轮船火车每日获利万金也比不上将肚子吃饱。
王闿运的这些话，今人读来只会当成笑话。但在当时，它不，是笑话，而是一种延续已久的自信，是多数知识分子的共识。这种自信与共识，对晚清的自强运动而言，是一种持久绵长的阻力。恭亲王一面印刷《万国公法》，一面声
称"中国自有体制，未便参阅外国之书"的缘故，大约也在这里。
用魔法是打败不了魔法的
王闿运的这种自信，不是突如其来的。
早在明末清初，利玛窦、南怀仁等传教士携西学来华，知识分子们便喜欢以"老子化胡”式的想象来理解西学，以保持对中学的自信。比如黄宗羲曾说"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22,他发现传教士输入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与中国的勾三股四弦五之术相通，遂认定是西方人"窃”了中国的勾股之术。黄无视了"各自独立发现”的可能，也忽略了理论提炼与现象觉察之间的差别。
类似的论调，也见于与黄宗羲同时代的王夫之、方以智、王锡阐等人。王夫之在谈论西洋历法时，曾说"西夷之可取者，唯远近测法一术，其他皆剽袭中国之绪余，而无通理可守也”?3；方以智说，西方历法虽然精准，"其皆圣人之所已言也”，其实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只是后人不争气失传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才被夷人捡了去发扬光大2\王锡阐则称，西方历法的创新优异之处“悉具旧法之中"，老祖宗的旧法里其实都有，“西人窃取其意，岂能越其范围？”"
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这些人，都是无权无势的在野学者，影响力终究有限。真正让"西学起源于中学"这个说法成为不容置疑的定论、成为举国知识分子必须信奉的常识的人，是康熙皇帝。
众所周知，康熙皇帝曾向来华传教士学习过数学、地理与天文历法等知识。但康熙的“好学"并非对知识本身存有兴趣，而是缘于强烈的政治目的，扼要说来，就是为了折辱汉人知识分子，以消灭他们在"学问”方面拥有的对满人的心理优势。故此，康熙自传教士处学得一些天文历法知识后，转头就会将李光地等人召来，要当着这些汉人知识分子的面，证明《尧典》之类的古籍是错的；康熙自传教士处学了如何以数学方法计算河水流量的知识后j也会转头召集群臣当场示范，使群臣们"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从而达到折辱汉人知识分子的目的。姚念慈在《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一书中，如此总结康熙这种做法造
成的最终局面：
至康熙后期……学术领域中的领袖，也只有玄牌一人。他自恃周知万物，又无书不览，学术已凌驾汉人之上，意得志满之态往往难以掩饰。……玄沸虽不承认自己生而至圣，但学而至圣，他是当仁不让的。sup26/sup
借传教士的学问来打击汉人知识分子的同时，康熙又以"西学起源于中学”来打击传教士。他亲‘自参与写了一篇《三角形推算法论》，明确宣称西方历法起源于中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西人学到之后，代代增补修缮，所以才会比中国本土所传要精密一些。其论文原话是：
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求也。sup27/sup
上有康熙负责给出"正确结论”，下面自然会有御用学者负责“摇尾论证”。于是，"西学起源于中学”之说，便成了康熙时代不容挑战的常识。号称康熙朝“历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便是"摇尾论证”者之一。梅得到李光地的开示28,先是热烈歌颂康熙的见解，说皇帝的研究独步古今，此前历代学者"皆所未及"2。然后又全力帮助皇帝"论证"西方天文学即中国古代的"周髀盖天之学”，还脑补出了一条“合理"的文明西传之路3。。梅一再向人表态，说自己对皇帝提出的"西学源于中学”之说拜服得五体投地：
伏读御制《三角形论》，谓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大语煌煌，可息诸家聚讼。31
伏读圣制《三角形论》，谓众角犊心以算弧度，必古算所有，而流传西主。此反失传，彼则能守之不失且踵事加详。至哉圣人之言，可以为治历之金科玉律矣。以-
同样必须佩服至五体投地者，还有宫中的传教士。据梅文鼎之孙梅毂成
说：“我朝定鼎以来，远人慕化，至者渐多。汤若望、南怀仁、安多、闵明我相继治理历法，间明算学，而度数之理渐加详备。然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流传。”"—无远弗届、不容置疑的皇权高高在上，面对"你们的历法学问来自哪里？"这样的问题，传教士们除了重复康熙的御定结论，很难有胆量给出别的回答。
内有"学术界”拥护，外有传教士认同，“西学起源于中学”之说很自然地成了康雍乾嘉时代的主流论调。该论调囊括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不再仅仅局限于历法。比如活跃于嘉庆道光时代、兼具学者与官员身份的阮元，便宣称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哥白尼地动日心说有可能源自张衡的地动仪："张子平（张衡）有地动仪，其器不传。旧说以为能知地震，非也。元窃以为此地动天不动之仪也。然则蒋友仁之谓地动，或本于此，或为暗合，未可知也。"34按阮元的理解，张衡的地动仪并不是用来测试地震的，应该是一种"地动天不动之仪”，与传教士蒋友仁带来的"地动说"是一回事，后者或许源自前者，或许是各自独立发现。活跃于嘉庆道光时代的邹伯奇，则"论证"得出了“西学源出墨子"的结论：“西方天学……尽其伎俩，犹不出《墨子》范围。……《墨子》俱西洋数学也。……故谓西学源出《墨子》可也。"35
邹伯奇的这项“发现”俘获了众多晚清知识分子。光绪年间出使西方各国的薛福成，即认定“泰西耶稣之教，其源皆出于墨子"，不但西方的光学、力学与机器船械之学来自《墨子》，连"举旗灯以达言语之法”与“千里镜、显微镜"，都不出《墨子》的范围%。薛福成还说，西方的星算之学，也源自中国的《尧典》与《周髀》；西方的火轮船，则是中国的"木牛流马遗法"37。大略同期，冯桂芬、郑观应、王韬、陈炽等人，也均宣扬过"外人晚于中国，必定拾我之牙慧”38"西法固中国之古法”39"西法之本出乎中”4。等论调。当然了，较之康熙、阮元和邹伯奇这些人，这批晚清知识分子高喊"西学源于中学”，多了另一个目的，那就是以此来论证向洋人学习，也就是"师夷长技"是具备合法性的——既然西学源于中学，那么向洋人学习也就不存在什么"以夏变夷”了，不过是"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这有什么可反对的呢？
也正因为部分晚清知识分子刻意将"西学源于中学”之说与改革的合法性关联了起来，所以道咸同光时代的"西学源于中学”之说，较之康雍乾嘉时代
的“西学源于中学"之说，又有了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后者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层面，前者却已扩张至思想文化与制度建设层面。比如出使日本的黄遵宪，虽认定西方文明“源流皆出于墨子"，但他论述的重点已扩展至“天赋人权"这种理念。在他看来，西方文明的源流全在墨子，讲人权源自墨子的“尚同”；讲“爱邻居如爱自己"源自墨子的"兼爱"；讲上帝和灵魂则源自
墨子的"尊天明鬼"。黄的原文如下：
余考泰西之学，其源流皆出于墨子。其谓人有自主权利，则墨子之尚同也。其谓爱汝邻如己，则墨子之兼爱也。其谓独尊上帝，保汝灵魂，则墨子之尊天明鬼也。奴
再如出使欧洲的薛福成，他对西方近代政治架构有颇为直接的了解，遂在日记中宣称，中国在尧舜时代就是民主制度，“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为君”的古代传说即"今之民主规模也”心；西方的学校、医院、监狱、街道，均存有中国的“三代以前遗风”必；上下议院制度也可以在中国古代找到源头。总之，西方政教凡“合于我先王故籍之意者""，国家都很强盛，反之则乱象频生。
从康熙式的自大到王闿运式的狂妄，清帝国的知识分子在长达百余年的时间里，与整个外部世界是脱节的。冯桂芬、郑观应与薛福成们反向利用“西学源头是中学"之说，来为改革拓宽空间，也不过是一种饮鸩止渴之术--正因为大多数晚清知识分子仍坚信"西学源头是中学”乃不容置疑的真理，冯桂芬、郑观应与薛福成才不得不出此下策，试图"以魔法打败魔法”。
及至甲午年洋务改革破产，严复痛定思痛，终于撰文《救亡决论》，正面痛批“西学源头是中学"这种谬论。他说，某些人自居名流，对西学并非真的了解，只凭着转述耳闻，再从中国古书之中搜猎相似言辞，就敢放言说什么
"西学皆中土所已有"。这种人实在是“其语近诬，诬时讨厌"，不但可笑，还说明中国的民智状况实在是糟糕透顶。严复在文章里仰天长叹:，
有此种令人呕啰议论，足见中国民智之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