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发生了许多影响晚清历史走向的事件。比如恭亲王奕诉在这一年被慈禧太后摘掉了议政王头衔，两宫太后与奕诉联合执政的双头体制开始崩塌。比如僧格林沁在这一年被擒军击毙于高楼寨，僧王的去世意味着慈禧必须更加倚仗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汉人军事将领。
但就时代的转型而言，这一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当属地方督抚们创办了晚清第一家洋务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局"。这意味着以引进西方先进器械和先进技术为核心内容的洋务自强改革正式启动。
地方干了中枢没法干的事
将西方的先进器械，尤其是军事器械引进进来的尝试，始于1862年。
该年，奕诉试图通过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的人脉网络，自英国直接购回一支近代化舰队。但李泰国另有盘算，他拿了清廷的钱，致力于组建的却是一支完全由英国人掌控、只听命于李泰国本人的私人舰队。1863年1月，李泰国与他选定的舰队司令阿思本（sheraidosborn,原英国海军将领）在伦敦签署了合同，内中第二款规定："凡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地船雇外国人管理者，或中国调用官民所置各轮船，议定嗣后均归阿思本一律管辖调度"，意即阿思本不仅仅是该舰队的司令官，也将是清廷所有官船（无论中央与地方）的司令官。
除此之外，合同中还有规定，“凡朝廷一切谕阿思本文件，均由李泰国转行谕知，阿思本无不遵办；若由别人转谕，则未能遵行"，“如有阿思本不能照办之事，则李泰国未便转谕"。这意味着，舰队虽然是清廷出钱购买，名义上也属于清廷，但舰队司令阿思本只听李泰国的指挥；李泰国名义上接受清廷
领导，但只要他不认可,就能以"这是阿思本不能照办之事"为由，拒绝向阿思本传达清廷的旨意，拒绝让舰队为清廷服务。sup3/sup
当时的东亚国家皆无近代化军舰。如果李泰国的盘算得逞，他将会拥有一支无敌舰队。这支舰队可以将他送上"全东亚太上皇”的宝座。
奕近察觉到情况不对时，钱已经超支花了出去。总理衙门无法从李泰国那里拿到有具体账目的详细报告，无法核查他将钱花在了哪里。而李泰国已将合同签署完毕，招募的600多名英国官兵也已经到位。1863年9月，阿思本率舰队抵达天津，与李泰国联手威胁清廷:要么接受既成事实，要么承受全部投入血本无归的代价，听任舰队解散。这就是中英外交史上著名的"阿思本舰队事件"。
在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burlingame)的提点与斡旋下，事件最终以军舰送回英国由英方变价出售、李泰国海关总税务司职务被解除告终。有统计称，在这场闹剧中，清廷支出白银172万两，收回102.1万两，不算中间种种人事成本，已白白亏损了白银69.9万余两。sup2/sup
“阿思本舰队事件"这个沉痛的教训，让奕诉急切地感受到清帝国有必要建设自己的军工企业。所以，当丁日昌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向朝廷提建议，希望引进外国船坚炮利的先进技术来建立自己的"夹板火轮船厂"时，总理衙门的回复是极力称赞丁日昌，说他的建议"洞见症结，实能宣本衙门未宣之隐"二说出了总理衙门不方便说出来的心里话。不久后，总理衙门便支持李鸿章与曾国藩，于1865年在上海成立了江南机器制造局。
这是晚清第一家以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为主旨的军工企业。
李鸿章与曾国藩是在与太平军作战期间，见识到西方坚船利炮之威力的。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目睹洋人枪炮的精良后，给曾国藩写信说洋人的落地开花弹"真神技也”*在另一封信里，他还告诉曾国藩，说自己怀着"虚心忍唇，学得西人一二秘法"5的心思，已开始创设制造局。大略同期，曾国藩也在尝试利用留美归来的容阂的能量，请他前往美国购买一批“制器之器"。到了1865年，李鸿章设立的三所制造局，与曾国藩派容闵自美国购回的机器，全部并入新成立的江南机器制造局。
江南机器制造局诞生于地方督抚之手，而非由改革中枢总理衙门直接创
设，是有原因的。
第一个原因：改革在地方遭遇的阻力，要远小于中央。
本书前文提到，为了培养合格的技术人才，奕诉于1866年上奏，请求在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理由是"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6。为了堵住反对者的嘴，他还在奏折里宣称西学的源头是中学，只不过洋人心思缜密善于运思，所以现在水准高于中国。奕诉希望翰林院里的那些编修、检讨与庶吉士们，能够放下成见加入天文算学馆，将自己培养成合格的技术人才。可惜的是，成见关乎利益，并不容易放下。朝廷要培养重用技术官僚，政治官僚不可能高兴。于是，大学士兼帝师倭仁亲自披挂上阵，大呼立国之道“在人心不在技艺”，痛骂奕诉的做法是“以夷变夏"，将会招致亡国灭种的危机。倭仁的身后，还有李鸿藻、翁同稣、徐桐等政治官僚结成攻守同盟，其声势远非奕诉一人所能抵御。
相对而言，由曾国藩与李鸿章这些地方督抚选派人员去学习西方技术、建设近代兵工厂，阻力就要小多了。总理衙门称赞地方官丁日昌，说他建议搞夹板火轮船厂“实能宣本衙门未宣之隐“，缘故便在这里。
第二个原因：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地方督抚的兵权、财权与人事权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张。
兵权扩张，意味着地方督抚有动力去引进坚船利炮和制造坚船利炮的技术。人事权扩张，意味着地方督抚有办法将优秀的人才聚集到自己的幕府之中。财权扩张，意味着地方督抚在落实改革项目时有经费支持——1865年开办的江南制造局，共耗费15万两白银，但未动用中央财政分毫。其中，收购虹口美国铁厂耗费的6万两白银里，有4万两来自海关通事唐国华等三人的赎罪银，有2万两由上海道台筹措。李鸿章之前设立三所制造局的资金，以及曾国藩委派容阂赴美购买机器的资金，也都来自地方，没有向朝廷伸手要钱。7
地方自己有钱，就省去许多与中央的交涉，自然也就避免了争论，减轻了阻力。而且，待地方督抚拿钱把摊子支起来，中央财政再给予支持，就容易多了。•
江南机器制造局的情况便是如此。该局在19世纪80年代的运作经费常年维持在70万两白银以上，最多时能达到100万两白银。这些经费小部分由地方督抚
筹措，大部分须由中央支持，尤其依赖海关收入的按比例拨付，早期是拨付一成，后增至二成。如果没有来自总理衙门和决策中枢的支持，这种经费保障是做不到的。有学者如此总结道："可以认为清政府内部无论是地方大员还是中枢王公大臣，对于江南制造局这个最重要的军工企业还是非常重视的，在核心的拨款问题上一直予以支持，即使在经费最为困难的情况下也没有大规模削减其经费--至少截至1904年是如此。”8
除了引进西方的器械和技术，清廷在1865年还尝试引入国际法--该年初，300部由总理衙门大臣作序的《万国公法》被分发给各省督抚，供他们在处理外交问题时参考。这一举动,意味着清廷虽仍固守"华夷秩序”，但也已开始意识到条约与国际法在外交中的重要性。
以奕诉为首的总理衙门高层，之所以会对《万国公法》感兴趣，既与传教士丁魅良的大力推荐有关，也是因为1864年发生了"李福斯事件”。
该年春，普鲁士首任驻华公使李福斯（guidovonrehfues）乘军舰由天津人北京，计划赴总理衙门面见奕近呈递国书。当时，普鲁士与丹麦正处在战争状态。李福斯在大沽口见到了三艘丹麦商船，遂直接将其扣押。刚刚接触到《万国公法》的奕诉，以书中所载国际法为依据谴责李福斯，说他在中国洋面扣留他国船只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扬言此事若不能得到合理解决，总理衙门将拒绝接待李福斯一行。李福斯无奈，只好派人到总理衙门道歉，承认此事“咎在我国”。9
“李福斯事件"让奕诉见识到国际法确实有助于外交。于是，在1864年8月，他正式奏请朝廷批准印刷《万国公法》。奏折中特意举了“李福斯事件"为例：
臣等查该外国律例一书，衡以中国制度原不尽合，但其中亦间有可采之处。即如本年布国（普鲁士）在天津海口扣留丹国（丹麦）船只一事，臣等暗采该律例之言与之辩论，布国公使即行认错，俯首无词，似亦一证。sup10/sup
遗憾的是，或许是为了减轻朝野舆论阻力，奕诉在奏折中仅将《万国公法》定性为一种与洋人对抗的工具，其价值仅在于内中"颇有制伏领事官之
法”，有助于“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换言之，清廷只有在与外部世界发生纠纷时才会参考《万国公法》中的条款，以便用洋人的盾来抵御洋人的矛；至于平常时日，仍是“中国自有体制，未便参阅外国之书"。"
劝化英夷让他们改邪归正
身在中枢的奕诉小心翼翼力求站稳“中国自有体制"的立场，身在地方的李鸿章却正越走越远。
1864年，李鸿章致信总理衙门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此时，李鸿章的立场与奕圻的"中国自有体制”之说尚无分别。但在之后不断的"买买买”中一一在长约30年的漫长时间里，李鸿章一直是近代军事器械和军事技术的忠实采购商--他对近代器械与技术的认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比如他渐渐明白，仅靠购入先进武器是不够的，还需要培养与之相适应的具备近代军事技术与军事理念的人才："西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土所及。”i3北洋海军留洋管带群体、天津水师学堂等，都是这种认知进化后的产物。
军事之外，李鸿章也在思考一些政治与经济问题。比如欧洲列强普遍疆土狭小，却"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清帝国疆域辽阔，却是“积弱患贫”，财政收入捉襟见肘。李鸿章对此深感困惑，希望找出原因。他早年认为答案在于列强有"煤铁二端"，后来他的看法有了变化，认为"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也就是意识到了以工商业立国的重要性。基于这种认知，李鸿章开始扶植绅商，支持他们购置机器创办织布局之类的民用企业。在给朝廷的奏折里，他成了"民富方能国强”理念的支持者：
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sup15/sup
至晚到19世纪70年代末，李鸿章已经抛弃了"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的旧观念。当郭嵩煮于1877年致函李，向他详细介绍欧洲的议政体制时，李鸿章已可颇为自信地回复称自己对这些东西也有一些了解："西洋政教
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其详。”16同时还在信中感叹自己提倡的种种改革措施，包括开煤矿、修铁路、设电线、添洋学等，均难得到朝野的支持，故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