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是同治元年，也是清廷正式启动内政与外交改革的年份。
自这一年开始，清帝国正式进入由恭亲王奕诉与两宫太后共同执政的双头体制时代。奕祈与两宫太后皆是“庚申之变”的亲历者，皆见识过洋枪洋炮的威力，皆曾因京城的沦陷与圆明园的烈火而心胆俱裂。这种切身体会，让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引进西学的改革中，较之内外群臣和朝野知识分子，心态更为迫切，立场也更为坚定一些。
满人本位意识下的改革
内政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皇权与官僚集团达成新的和解。这也是"同治"这个年号最核心的含义。
咸丰皇帝在世之日，内政上非常倚重肃顺。肃顺是满人，颇有政治理想，很愿意结交和重用汉人。《奴才小史》里说，肃顺当政之时，对待满员"恣睢暴戾，如奴才若”，对待汉官却“颇为谦恭"，理由是“咱们旗人浑蛋多"\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这些人在咸丰时代得到重用，都与肃顺有直接关系。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是肃顺的建议；左宗棠遭人弹劾，也是肃顺维护褒奖；郭嵩煮等汉人知识分子，也是肃顺着意结交的对象。2
在整顿官场腐败一事上，肃顺表现得相当积极。咸丰八年(1858),他查办“戊午科场收贿案"，杀了包括大学士柏浚在内的五位中央官员，数十名高官与新中举人被革职或者流放。咸丰十一年(1861),户部为逃避肃顺对“宇字五号案"的追查，纵火焚烧户部档案，大火持续了十二个小时，相关文档字据全部付之一炬。户部被逼到这种程度，可见肃顺反贪是在玩真的。大火之后，该案仍有数十名高官被革职抄家。3此外，肃顺在倒台前夕，还曾“奏减八
旗俸饷”，理由是“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要钱耳"、他认为满人不足以充当清廷的统治基础，反要消耗清廷许多财政收入。
凡此种种，都是对官僚集团的侵害。所以，处决肃顺的消息传出后，京城的官僚们欢欣鼓舞，囚车经过之处，“其怨家皆驾车载酒”前往围观，还有人指使儿童朝囚车扔泥土瓦块，痛骂"肃顺亦有今日乎！"5
肃顺既死，最高权力对官僚集团的高压也随之消失，奕诉、慈安与慈禧组成了新的执政中枢。慈禧太后不再关心科举考试的公正性，也不关心官员们是否贪污腐败。她关心的是如何重塑官僚集团的向心力。所以她的施政风格是“博宽大之名"。派人担任科场搜检工作时，慈禧的指示是“勤慎当差、莫要多事，，6—好好干，别像肃顺那样整出一堆事来。见到御史弹劾自己的亲信，慈禧的第一反应是“此无他，不过我所用之人总不好”，要弄死这个对自己没有向心力的御史，而当获悉该御史做此类弹劾，不过是因循官场陋习，想要敲打别人多收几份炭敬时，她的反应就成了"大笑"\
平衡满汉关系也是"和解”的重要内容。
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与李鸿章这些汉人，自然该用还是得用。不用，就解决不了太平军这个现实问题，还会生出新问题。正如印鸾章在《清鉴》中所言的那般：
（慈禧）听政之初，军事方亟。两宫仍师用肃顺等专任汉人策。内则以文祥、倭仁、沈桂芬等为相，外则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将。自军政吏治，黜陟赏罚，无不咨询，故卒能削平大乱，开一代中兴之局。sup8/sup
但肃顺时代那种压制满人的做法，也必须扭转过来。毕竟，满人才是清廷最核心的统治基础。努力扩张满人的权力与影响力，是新执政团队的基本方针之一。慈禧后来与奕诉正面冲突，有一句责备之言正是"这天下，咱们不要t,送给汉人吧”9,可见她有着强烈的“满人本位意识"。
被慈禧责备的奕诉，“满人本位意识”同样强烈。同治元年（1862）有一项改革举措，是选派一些军人出洋接受新式军事训练。奕诉挑选了450名八旗，兵，10名绿营兵，满汉比例悬殊到了45比1的程度。而此时清廷的八旗兵约为25
万，绿营兵约为64万。sup10/sup
设立京师同文馆是同治元年最引人瞩目的改革。在这件事情上，奕诉同样“满人本位意识"强烈。
所谓同文馆，顾名思义是一个培养翻译人才的地方。这是微小的改革，几乎不会冲击现行官僚系统；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改革，是清帝国首次被逼至万不得已的程度，终于承认洋人的语言也有学习的必要。
自1840年以来，清廷在对外交涉中屡因翻译问题陷入被动。因翻译造成的外交纠纷太多，1858年清廷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天津条约》时，写入了一项规定，大致内容是：一，英方文件，此后"俱用英文书写”；二，照顾清廷缺乏英文人才这一现实，"暂时仍以汉文配送"，继续附带一份中文版本；三，待清廷培养出英语人才后，英方即不再提供中文版；四，《天津条约》签订之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一一双方以后再因翻译的原因对文件内容产生理解上的分歧，一律以英文版本为准。"
i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迫使清廷签订《北京条约》，条约中再次重申交涉皆使用英文，若词义有分歧须以英文为准。此外还新增了一项条款，就暂时附汉文条约一事定下3年期限，要求清廷在3年内选派学生去学习英文，待首批学生的学业完结，英方即停止向清廷提供外交文件的中文版。
内有需求，外有压力。1862年，由恭亲王奕诉、李鸿章、曾国藩等人牵头，清廷终于决定在总理衙门内设立同文馆，来培养自己的翻译人才。奕圻那强烈的“满人本位意识”也同时迸发。他一方面担忧汉人学好了英语，会去帮助洋人欺骗愚弄清廷；一方面也希望八旗子弟能够成才，以掌管清廷的各处要津。所以他颁布了一项规定，"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俾资学习”\意思是同文馆学生须优先从满洲八旗中选取。
于是，京师同文馆成了典型的旗人学堂。稍后成立的广州同文馆也是如此。1872年，两广总督瑞麟上奏汇报说广州同文馆里“旗籍诸生，咸皆踊跃”，建议以后该馆“专用旗人，毋庸再招汉民""（本来招收的汉人学生比例已极小），奕诉批示同意。只有李鸿章创立的“上海广方言馆「没有实施旗人优先原则。
奕诉想要尽可能重用满人，来扩张满人的权力版图。但他也知道，将无知
识、不合格者推上要职是很危险的。所以，他也希望满人们能够走在改革的前列，积极报名去同文馆学习。只有满人多多成才，清廷才能永远是满人的清廷。
但他的期望落空了。
真诚勇敢的无知顽固者
1862年6月，同文馆正式成立。最初只设英文馆，有八旗学生10名，英文教习年薪300两白银（次年增至1000两），汉文教习年薪则长期不足100两。次年，同文馆添设法文馆与俄文馆，各招收八旗学生10名。至1865年，馆内只有英、法、俄三馆，教授三门外语。
在不断地试探性接触西学之后，奕诉等人渐渐察觉到一个基本事实，“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m-洋人制造洋枪洋炮洋船，使用洋枪洋炮洋船，全得用到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这些近代科学。意识到这一点后，奕诉决定让同文馆步子迈得更大一点，不再局限于培养翻译人才。1866年12月，他奏请在馆内增设天文、算学二馆，招收满汉科举正途出身之人入馆学习。
此议一出，便引爆了朝野舆论。
导火索是监察御史张盛藻的一封奏折。他在奏折里指责说：让科举出身的"正途人”去学洋人的奇技淫巧，还用金钱与官职来诱惑他们入学，这是重名利、轻气节，是要把天下的读书人引入歧途。"在奕祈的运作下，张的奏折被驳回，没有进入朝堂讨论。谕旨驳斥说：天文与算学不是奇技淫巧，是儒家读书人应当学的知识。sup16/sup
张盛藻遇挫后，在读书人中有着崇高声望的士林领袖、八旗出身的大学士倭仁亲自登场。他上奏朝廷，明确反对科举出身的读书人向“夷人”拜师，理由是这样做会“变夏为夷”，动摇国本。u倭仁是有影响力的理学家，他的奏折不能直接驳回了事。于是，在奏折呈递的当天，两宫太后就召见倭仁谈话。可惜谈话不愉快，没能达成共识，问题又抛回给了恭亲王和他领导的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出具了一封相当长的奏折，来回复倭仁。
这封奏折大谈国家的危机之深，与开设数学天文课程的重要性。为给倭仁制造压力，还附上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意见。末尾，奕诉还将了倭仁一军："既然该大学士认为此举不可行，会招致亡国，想来定是别有强国良策。若该大学士确有良策可以制服洋人，使国家不受欺侮，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竭力效劳。若没有其他良策，仅大谈忠义与礼仪，说这些就可以制服洋人，臣等不敢相信。"i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