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主题，是晚清的改革与转型。具体而言，是咸丰十一年（1861）到宣统三年（1911）的改革历程。
之所以不从道光二十年（1840）谈起，是因为该年的英军叩关虽一向被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这场战争并未将清帝国从旧梦中唤醒。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沿海地区的士绅大多仅将英军视为明代的倭寇之流，甚至觉得他们连倭寇还不如。"广东义民”们张贴的宣传资料痛斥英军“不过能言之禽兽而已”，说他们只是一群不懂忠孝节义与礼义廉耻的未开化的畜生，说他们穿的"大呢羽毛”缺了清帝国的湖丝就无法织造，说他们用的"花边鬼银"缺了清帝国的纹银白铅就无法铸成，说他们离不了天朝的茶叶、大黄与各类药材，这些"皆尔狗邦养命之物，我天朝若不发给，尔等性命何在？”1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沿海地区最了解“夷情"的知识分子，也鲜有人觉得清帝国需要参照外部环境实施改革。梁廷相是广东顺德人，一向留心“夷务”，做过林则徐的幕僚，是1840年英军叩关的亲历者。可即便是梁廷相这样
的人物，在战后总结教训时，仍坚持认为道光时代乃“天朝全盛之日”，断无向洋人学习之理，否则太失体统。梁深信洋人的火炮源自明朝时中国的"地雷
飞炮"之术；洋人的舰船"亦郑和所图而予之者"，来自郑和下西洋赠给他们的图纸；连洋人的数学造诣“亦得诸中国”。只要实事求是将祖宗们留下来的技术与学问参透，“夷将如我何？"sup2/sup--洋人是奈何不了我们的。沿海地区的士绅和知识分子尚且如此，其他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真正的惊雷出现在咸丰十年，也就是公元i860年。
这年的旧历八月二十九日，清帝国的大小京官们痛苦地目睹了北京城落入英法联军之手。一位自号"赘漫野叟"的京官说，洋兵是从安定门入城的，他们登上城墙后便将清军尽数驱离，升起五颜六色的旗帜，还将清军配置在城头的大炮全部掀翻扔进沟里？安上他们自己带来的炮。炮口一致向南，破天荒地对着紫禁城。3时任礼部精膳司郎中的刘毓楠，也记载下了相同的一幕。他在日记中说，洋兵进城是在二十九日的中午时分，大概有五六百人，进城时“我兵跪迎，观者如市"--或许是觉得保留这段史实不妥，他写下这八个字后又将之划掉了。洋兵在安定门城头五虎杆4下安置了一尊大炮，在东边城墙上安置了四尊小炮，在城楼下方居中之处安置了两尊大炮，炮口全部朝南指向紫禁城。5
数天后，九月五日，留在京城负责与洋人交涉的恭亲王奕祈惊见“西北一带烟焰忽炽”，探听后得知是洋兵正在焚烧圆明园与三山等处宫殿。他后来告诉已远遁至承德的咸丰皇帝，说自己登高瞭望之时火光犹未熄灭，"痛心惨目所不忍言"，“目睹情形，痛哭无以自容"。6同一天，三十岁的江西士子、会试落榜者陈宝箴也见到了圆明园的冲天火焰，他“登酒楼望之，抚膺大痛”j
咸丰十年（i860）,按干支纪年是庚申年。故以上种种，皇帝出逃、京城沦陷、圆明园宫殿被焚，在清代人的历史记忆里被称作“庚申之变"--不但士大夫们在私人著述里这样说，《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收录的官方档案也普遍使用“庚申之变”这个词。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无人将道光二十年（1840）的英军叩关称作“庚子之变”。比如魏源有一本记载英军叩关始末的著作，初名《夷艘寇海记》，后更名为《道光洋艘征抚记》。“征抚"二字是清帝国传统华夷秩序下的常见词语，意味着事情仍在清帝国的控制范围之内，至少清廷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庚申之变”则不然。京城沦陷，宫殿被焚，是清军人关实行统治200余年来前所未有之事，不独咸丰皇帝心胆俱裂仓皇逃亡，朝野士大夫也普遍心痛欲碎。
朝野普遍使用“庚申之变”这个词，意味着庙堂与江湖皆不得不承认维持传统秩序的努力已经失败，不得不容忍一种不受欢迎而又无力抗拒的新秩序出现在清帝国。
晚清的近代化改革，便是在这种心胆俱裂与心痛欲碎中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