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比战难。严复说这是宋代以来中国人的一个最大教训。中日冲突还是发生了，然而如同两次鸦片战争一样，甲午战争并没有演化为全面战争，清帝国在不太失面子的前提下“止损”，与日本签署了”讲和条约"。‘
这场战争带给中国巨大的伤害，精神上的伤害长期一直都没有完全消解。
至于属国、土地、赔款更是让中国人痛心疾首，革命由此发生，主要就因为不
能接受这样的失败。
战争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战争也让中国人开始惊醒，开始反思已经走过的路，中国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所谓“历史三峡”，都只能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精英很少有人认为中国需要根本改变，他们中的大部分认为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但这些学习只限于坚船利炮、声光电化，至于体制、社会、伦理，中国不仅不必学，而且必须谨防这些东西影响中国。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当时中国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的普遍意识。
甲午战争后，中国人的观感很不一样了，孙中山、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这一大批激进主义者不必说了，即便统治阶层内部，也逐渐承认西方文化知识‘的有用性。本书第三十五章描写的朝野各界对甲午战争的反思很值得细读，光绪帝、恭亲王、李鸿章似乎都有幡然醒悟的感觉，这也为中国翻开新的历史篇章提供了契机。
我认为，《马关条约》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影响，并不是割地、赔款，而是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自由办厂。这个规定一举打破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管制，中国经济通过各个通商口岸与世界经济连为一体。既然外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办厂，那么中国的先富阶级自然可以褪掉红顶商人、买办商人的掩饰，直截了当变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所谓"历史之巨变"，其实就是社会重构、阶级重组，一个全新的阶级出现，“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被打破了，中国终于进入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轨道。此后十几年，政治上的变革、倒退，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发生初期资产阶级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博弈，分权运动、权利运动，中国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逻辑向前推进，新政、预备立宪、咨议局1、资政院、责任内阁制等，都应该在这个历史脉络中进行理解。
彳艮多年来，研究者基于时人的批评，大致都强调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变革如儿戏。我个人不认同这样的分析。国家体制变革是根本性变革，清帝国在之前漫长的时间里确实耽搁了、延误了，但我们不能据此以为1906年开始的预备立宪不可信，是拿国家前途开玩笑。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必须承认1904年的日俄战争，当时的外交困境迫使清政府安排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如果没有吴槌临门一脚，也不会让慈禧太后、满洲贵族看到宪政的力量。只是历史的吊
诡在这关键时刻，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辞世，中国步入"后威权体制"，摄政王、隆裕太后、宣统帝"三人组”应该是清帝国200多年历史上最弱的班底。而中国资产阶级正在迅速成长，体制化的诺议局、资政院，以及那些非体制化的国会请愿同志会、各省造议局联合会等，其活动力、影响力，远胜于清帝国的既成架构，清廷统治集团的决策逐渐变为被动反应，无法引领政治进程。终于，武昌首义，掀翻了清帝国270年的统治。
清帝国因改革而隐入历史，对于满洲贵族来说，固然有亡国之痛。但是正如顾炎武早就揭示的那样，有亡国有亡天下，一家一姓之消失固然可惜，但对大中国而言，清帝国没有了，中国还在。何况，晚清50年改革也为中国积攒了一些家底，留下了一些制度性思考。
至于民国是不是不如大清，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是为序。
马勇
2023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