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时分，街灯亮起了白光，我正照看着女儿，看到一架飞机闪烁着划过天空。我想要进入那架飞机，进入昏暗机舱的白色寂静中，把白色的耳塞塞进我的耳朵，让纽约的天际线从视野里消失，直到它变成一小撮亮光。
在我第一次成为母亲的时候，我为自己被困在周遭的环境里而感到怨恨。不能再独自旅行。不能再说走就走。困在陆地上的我尽可能偷偷地溜到雷德胡克的公共泳池，自己游上几圈，因为在水下是自由的。我尝试写一篇关于这个泳池的文章，从雷德胡克公共泳池是一个真正的公共场所开始，它像足球场一样大，为各类孩子提供空间，免费开放，令人赞不绝口，从自动售货机里可以拿到免费的防晒霜。
然而历史上，公共泳池是废除种族隔离之争最为激烈的空间之一。在东海岸，城市规划师罗伯特·摩西（robertmoses）把公共事业振兴署的泳池主要建在了纽约的白人一侧，防止黑人进入。南部城镇用混凝土灌满泳池，因为他们宁愿毁掉泳池，也不愿意和黑人共享。我看过一张混凝土填充的泳池照片，现在那里是公交停车场的一部分。照片上有一个废弃的4½英尺的深度标记，划定了游泳者曾经在水里拍打的范围，这是它曾是个泳池的唯一证据，现在它看起来则像个墓穴。在匹兹堡，当黑人游泳者进到一个新建的泳池时，一群白人游泳者朝他们扔石头并试图淹死他们。当废除种族隔离已在所难免时，美国白人则逃到城郊建造自己的私人泳池。
公共泳池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说明这个国家竭尽全力把黑人和白人的身体分开，这让我变得不确定是否要重述我的历史。我对泳池的兴趣是儿时的一次机缘巧合所激发的，但把我的经历和历史联系起来，紧挨着已刻入美国根基的黑白种族隔离，我的经历感觉就像是逸事，这让我感到不安。那时我13岁。在水池深处，我像一个海底捕食者一样游泳，直到无法再屏住呼吸。当我浮出水面时，我听到一个成年人怒吼“滚出去！”，我踩着水，眯着眼睛看向声音的来源，那个背光的男人严厉地说，泳池仅供居民使用。那是我姑姑在橙郡的公寓大楼泳池。我告诉那个男人我姑姑和我的小表妹住在这里，她们和我妹妹在浅水区，而我是在这儿照看孩子的。他不由我说完就命令我们离开。当我打开身后的大门时，我听到他说：“他们现在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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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无处不在。我们已经接管了橘子郡。我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是橘子郡富有的家庭主妇。小说和电影《摘金奇缘》那令众人愉悦的开场要义如下：如果你歧视我们，我们会比你赚更多的钱，买下
你不让我们进的豪华酒店。把资本主义作为对种族主义的报复。可这不正是白人招纳我们的方式吗？无论是通过报复还是负债，当我们在一个摧毁我们的体系里变得比他们更好时，我们又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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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写这本书是对自己的挑战。我仍然坚持着一种偏见，即书写关于自己种族身份的文章是次要且不急迫的。而我不得不撬开这层防御，看一看是什么在它背后跳动。这比我想象的要难，像是把我的大脑分成两半平放到解剖台上，用镊子拔出抑制我的神经。而且，我不得不应对我们。我希望我有信心同我们一起，像一千个喇叭对抗他们一样来抨击大众，但我担心自身经历的分量——作为东亚人、顺性别女性、无神论者、唱反调的，还有我的职业阶层——会影响到一个仍然不那么具体的种族群体。这么一个不明确的群体，我都怀疑我们之间是否有任何的共同语言。于是，就像受到触动的蜗牛触角一样，我收回了第一人称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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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写完父亲关于战争的故事。译员认出我叔叔是学校的老朋友之后，他转向美国士兵，用他们陌生的语言和他们交谈。就像魔术一样，大兵们松开了枪。父亲对英语的力量感到震惊。这些巨人先是试图在祖父家中射杀他，然后从背包里挖出一个装着魔力酸糖球的蓝色圆罐，把它给了父亲。父亲往嘴里塞了颗裹着糖衣的小球，樱桃、柠檬、酸橙，味道像烟火一样炸开，父亲惊呆了。
地球上的可怜人知道这种糖果。好时巧克力在交火后发放，玛氏巧克力豆在突袭前分发。美国人从一架战斗直升机上撒下达姆达姆棒棒糖，阿富汗的孩子举起双臂追赶直升机。有时候糖果可以骗人。在越南，无聊的警卫把糖果埋在带刺的铁丝网下，这样他们就可以看到街边的孩子们在试图抓起糖果时割伤自己。最近，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在向四名伊拉克儿童分发糖果时，全部遭遇自杀式炸弹袭击身亡。2003年入侵伊拉克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扔掉了他们野战口粮中附带的魔力糖，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是诅咒：柠檬魔力糖意味着车辆故障，覆盆子魔力糖意味着死亡。丢弃的魔力糖包散落在伊拉克南部的道路上。没有人会触碰它们。
但是它们赢得了韩国人的心。
用糖果在坑坑洼洼的土地上播种，糖纸上将升起资本主义和基督教。诗人埃米莉·贞敏·尹（emilyjungminyoon）在关于家乡的诗中写道，“我们今天的城市就像墓地一样闪耀着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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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一生中，我都感受到负债的沉重。我生来就是亏空，因为我是女儿，而不是儿子，不能代替父母那个死去的儿子。我所做的每一个人生决定都没有遵从父母的期望，从而让我继续贬值。负债就要谨慎、克制，绝不乱说话。它意味着过一种被永远不属于你自己的选择所束缚的生活。在晚宴上自在地引起众人注意的男女会说长句，并伴有特别戏剧性的停顿，确保没人在他们思考的时候插嘴，而我，非常感激受到邀请，在密集急促的爆发中飞快地说话，这样我就可以在被打断前说完一句。
如果说负债累累的亚裔移民认为他们的生活多亏了美国，孩子们则认为，他们的生计多亏了父母所受的苦难。因此，负债的亚裔美国人是理想的新自由主义的主体。我承认历史的重担只在我的肩上；我有责任为父母遭受的损失赚回我的补偿，为此，我必须毫无怨言地在工作中证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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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不等于感恩。罗斯·盖伊（rossgay）在诗歌中感谢生命中的细微时光：品尝无花果“天鹅绒般的心脏”，喝着生锈的红色水泵摇出的冷水，他甚至感谢他丑陋的双脚，尽管光脚的时候，它们让他非常难为情，以至于“他的脚趾像二十只小鸵鸟一样扎进沙子里”。真正的心存感激是在当下的光芒中舒展开来。我认为，这就是幸福。
负债就是紧盯未来。当好运像一袋小巧而兴奋的哈巴狗一样落在我的腿上，我感到紧张。这些是谁的？肯定不是我的！好运不是礼物，而是一笔贷款，我必须通过每周的坏运气来分期偿还。我敢打赌，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成长的方式不对——被吓到不得不表现出感激。谢谢你为我付出生命！作为回报，我会为你献出生命！
我已经反叛了这一切。到头来我发展出了人类最糟糕的特质：忘恩负义。这本书也是忘恩负义的。不过我认为，一个有负债之感的作家经常会写一些讨人喜欢的故事。负债，也就是有负于这个国家，而同时，我对这个国家永远不会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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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看到著名的河内山百合（yurikochiyama）的照片是几年前的事了。这张黑白照片是在马尔科姆·x于1965年2月21日在曼哈顿奥杜邦舞厅被枪杀后立刻照下的。他瘫倒在地，周围人试图帮他恢复意识。她是唯一在照料他而没有被裁掉脸的人。她穿着黑色外套跪在地上，把马尔科姆·x的头支在腿上。仔细看，我注意到她用两只手撑着他的头，而另一个女人正解开他的领带，以便更好地看清子弹造成的伤口。她看起来40多岁，猫眼眼镜衬托出她瘦削而棱角分明的五官。这个亚洲女人是谁？在这张照片里看到一个亚洲女性为什么会让我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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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河内山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圣佩德罗一个中产阶级的日裔美国人家庭。她是个快乐而虔诚的基督徒少女，在城镇的白人区长大，她的生活平淡无奇——直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轰炸珍珠港。之后不久，她虚弱的父亲受到从事间谍活动的错误指控并被关进监狱，在那里被拘留、审问了五个星期。他刚出狱就死在了医院，死前的幻觉里，他以为河内山那在战争中入伍的兄弟是他的审讯者，穿着美军制服出现在他的床边。生病的父亲把目光投向河内山，惊恐地问道：“谁打了你？”但是没人碰过她。
其余的家人撤离到了杰罗姆集中营，这个集中营在阿肯色州的沼泽地里关了8500名日本被拘留者。日本家庭被迫放弃了所有的财产和生活积蓄，现在估计总计有60亿美元。他们挤在漏风的、建得就像战俘营生活区的营房里。每个人都只分到一张草垫和一条军毯。严冬里没有暖气，也没有室内管道，如果有人不得不在夜晚上厕所，他必须在泥泞中费尽力气来到茅坑，而守卫塔的探照灯会一路照着他。然而，即便在拘留期间，河内山几乎也是妄想一般地乐观，她组织活动给应征入伍的日本二代移民士兵写信，证明他们是美国的爱国者，直到信中开始涌现出“去世”这个词。根据她的传记作者黛安娜·藤野（dianefujino）的说法，日裔美国士兵帮助释放了达豪集中营的三万幸存者，考虑到他们自己的家人仍然困在美国的铁丝网后面，这真是相当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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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释后，河内山返回圣佩德罗。在任何地方，她连服务员这样的工作都找不到，因为没有人想雇用日本人。直到她和丈夫搬到哈莱姆区，她才开始明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在那之前，没有什么能阻止她的爱国主义，联邦调查局无缘无故把她父亲突然送进监狱不能，她父亲的死不能，甚至她家人被拘禁也不能。她仍然坚信在白人教堂和学校里学到的神话：美国是一片自由的土地。在她信仰体系断层线之上的只有恐惧。河内山在纽约找到了一份服务员工作，她的黑人同事是第一个向她介绍美国种族主义历史的人。终于，河内山有了一套词汇，一个历史背景。发生在她身上的不是噩梦般的失常，而是常态。
河内山的乐观也让她成了一位了不起的活动家。她自小就有一种把群众聚在一起的超自然天赋。和她的黑人邻居、同事成为朋友之后，她成了一名热心的民权活动家。她后来在一次抗议建筑公司歧视性招聘的示威活动中遇到了马尔科姆·x。他被粉丝团团包围，但当他看到这个孤独的亚裔女人站在后面时，他伸出手臂同她握手。令他惊讶的是，河内山向他发起挑战，问他为什么不主张取消种族隔离。x被她的勇气打动，邀请她到非裔美国人联合组织参加每周一次的会议，在那里她变得更加激进，不仅成了反种族主义者，而且成了反资本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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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内山乐于助人，也坚持避免让自己成为关注的焦点，这点令人钦佩，同时也让我停下来仔细思考；让我怀疑她的无私是否具有亚洲和女性的某种内在特质，这也许暴露了我自己内在的沙文主义，以及我对忧郁的诗人或救世主般的英雄意料之中的偏好，而不是像河内山这样不知疲倦地在幕后工作的组织者。事实上，在身份可以被隔离的年代，提升对河内山一生的认识至关重要，她对“我们”的认知是包容且宽广的，她的使命是放大他人的声音，同时也放大自己的声音。她不知疲倦地为监狱权利改革而奋斗，她的家被黑人民权活动家称为“大中央车站”，她是1977年通过占领自由女神像来支持波多黎各独立的七名活动家之一。1988年，她协助领导了日裔美国活动家参与的运动，这项运动要求对拘留营人员进行正式道歉和赔偿，最终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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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发明了“亚裔美国人”这个词，开创了一种新的政治身份。学生受到黑人权利运动和反殖民运动的鼓舞而变得激进，发明这个词是为了表明，他们拒绝为自己的身份道歉。难以想象“亚裔美国人”起源于这么一个激进的地方，因为这个名字现在已经变得扁平，没有任何激烈的政治意涵。但在这之前什么都没有。亚洲人要么被以他们的祖籍国来识别身份，要么被称为东方人。活动家克里斯·饭岛（chrisiijima）说：“它不是一个人是什么的标志，而是一个人信仰的标志。”一些活动家深受黑豹党的激励，纽约市的“义和拳”和旧金山的“红卫兵”等团体完全复制了黑豹党的标志性风格——他们的臂章和贝雷帽——同时发起了自己的十点计划，给当地贫穷的华裔美国儿童提供免费早餐。
他们来自菲律宾、日本和中国，工人阶级背景，从移民农民到餐厅服务员，不仅为国内反种族主义而奋斗，也在海外反对美帝国主义。许多人对主流的白人反战运动不再抱有幻想，因为他们不仅关心“把军队带回家”，也关心每天在海外被杀害的数以万计的东南亚人。历史学家卡伦·石冢（karenishizuka）写道，那段时期出现“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邪恶联盟，史无前例、绝无仅有——不论我们的族群是什么，这场奋战把美国的亚洲人团结起来，我们看起来更像是美国的敌人，而非美国人”。根据学者达里尔·j.前田（darylj.maeda）的说法，亚裔美国退伍军人报告说，他们的大兵同胞羞辱他们，不把他们当人看，称他们是“越南鬼子”，而他们原本的敌人越南人则经常把他们视为自己人。在梅尔文·埃斯库塔（melvynescueta）1977年的戏剧《粪桶》（ihoneybucket/i）中，一个越南老妇摸着一个名叫安迪（andy）的美国士兵的黑发，问道：“你也是越南人？”
“菲律宾人。呃，菲律宾。”安迪说。
“一样一样，越南人。”这个农民自信地反复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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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期间，比起激进主义，我对艺术更感兴趣，所以我很晚才发现我们激进的历史。我在学校里唯一接触的机会是扫视图书馆里那排关于亚裔美国人社会运动的褪色书籍，我们的社会运动已经死亡，埋在这些从未被借阅过的枯燥乏味的教科书里。但我也记得六七十年代的反种族主义运动是如何被认为是失败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为奇卡诺人、亚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争取权利的斗争是失败的，过分的细分让左派无法思考阶级的核心问题，而主流中心认为它过度激进，不仅白人，连少数族裔自己也同样这么认为。
在1996年《纽约时报》的采访中，河内山百合宣称：“人民有权使用暴力、反抗、反击。考虑到美国和西方大国对第三世界的所作所为……这些国家应该反击。”紧接着，采访者大西哲光（norimitsuonishi）贬低了她的话，说河内山“坚持如今被置于政治边缘的观点”。
我没有做功课就接受了所有这些不成熟的评论。不论他们的政治立场是什么，我想，它们现在都过时了。当我听到了足够多的“专家”对身份政治无价值的、不负责任的评论之后，我这么快就贬低了我的激进主义前辈的辛勤工作，这点让我感到担忧，河内山在国际和种族政治事务上的作为绝非没有价值。这也让我担心未来，担心这个国家与生俱来的遗忘能力，担心那些赢得胜利而接管叙事的权力。“醒来”在当下已然是被嘲笑的标签，因为清醒不再是一种单一的启示，而是需要不断重新评估的长期投入。行文至本书的末尾，在众多警告末日的拥挤的专家阵营里，我在想我可以提供什么样的预测。我能说的是，回看那遗失的历史利刃，像河内山这样的活动家提供了互助和联盟的另一种范例。他们提供了我们的另一种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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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思想实验：如果每次白人对着非白人嚷嚷让他们返回（某个国家或大陆），他们的愿望会立刻得到满足，那会怎么样？混乱会比比皆是。厄瓜多尔人会发现自己在墨西哥，或者我发现自己在中国。但如果他们弄对了，我发现自己突然被带到了首尔又怎么办？
自从2008年去探望祖母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她100岁了，在一家糟透了的疗养院里慢慢等着死去。说起疗养院，我依然无法不对我的家人感到不满。那个疗养院的日常护理简直就像来自地狱，粉色的墙壁，每时每刻都在播放孩子们吟唱令人毛骨悚然的教堂曲目的录音。老年人，十个打包进一个房间，呜咽着让他们的孩子来看他们。我妹妹在那里待了一年，照顾我们的祖母，因为其他亲戚都太老了，没有办法应付她严重的痴呆症。“我想在家人抛弃我之前死去。”祖母经常说。
我不能住在首尔。这里对女性来说不是个好地方。许多女性通过整容手术把她们天生宽阔的方脸缩小成白皙的、宛如倒置泪珠形状的瓜子脸。教育系统是无情的。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拿出580亿美元贷款帮助韩国应对严重的金融危机，条件是韩国同意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市场，进行放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让雇用和解雇工人更加容易，并降低碳排放标准，从而让美国汽车得以进入韩国市场。现在，实际的工资停滞不前，失业状况非常严峻。大学毕业生以实施阶级压迫制度的封建王朝“地狱李朝”来称呼他们的国家。首尔上空笼罩着一层浑浊的雾霾，看不见尘埃，但可以在喉咙后部感受到，它们会导致长期的健康问题，比如癌症。在某些月份，如果韩国人不得不外出，他们会戴上外科口罩，但即使这样也不足以保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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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你要感激你住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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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莎·车学敬写道：“阻止宣称要采用民主却导致民主不停地改变方向的机器。”西方最具破坏性的传统是它拥有决定谁是我们敌人的权力，不仅让我们敌视我们自己的人民，比如朝鲜和韩国人，而且让我敌视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