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晚些时候车没有和她的朋友苏珊·沃尔夫与桑迪·弗利特曼-刘易斯碰面，于是她们改去圣马可书店对面一家名叫“道场”的廉价素食餐厅一起共进晚餐。吃饭的时候弗利特曼-刘易斯和沃尔夫看到《口授者》在书店拱形窗户上的聚光灯下展出，非常兴奋，想要告诉车她的书正在这家传奇书店陈列，她们为车的成功而干杯。
我在切尔西和桑迪·弗利特曼-刘易斯一起喝过茶。她是一位60多岁、小巧活泼的犹太女性，现在是罗格斯大学女权主义电影研究的教授。她在伯克利读研究生的时候就认识车，一直很欣赏她的作品，把她的作品同电影制片人尚塔尔·阿克曼（chantalakerman）的作品相比较，因为它们超越了类别。她急切地谈论发生了什么，“人们只说她英年早逝，”她说，“他们从不指出其中的恐怖之处。”
弗利特曼-刘易斯参加了最后一次审判。她记得施兰格展示了一张包含22条间接证据的图表，来向陪审团明确表示所有证据都指向桑扎。在所有证据中，最令她不安的是那些抓痕。注意到车的戒指在桑扎身上的朋友也说，桑扎的前臂和脸上都有很深的抓痕。多年后，弗利特曼-刘易斯参加了一场诗学会议，一名研究生在会上发表了一些令人困惑、自命不凡的说法，声称车作为强奸受害者的被动是一种表演艺术。弗利特曼-刘易斯在问答环节站了起来，告诉她那些抓痕。
“特雷莎不是被动的，”她坚持说，“她反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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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弗利特曼-刘易斯告诉我在圣马可书店看到《口授者》时，那一天在我面前展开。在我和她交谈之前，我只能把车的纽约想象成一座鲜为人知的抽象城市，一个由没有照明的钢铁大楼和被风吹过的空旷大道组成的哥谭市。但弗利特曼-刘易斯的细节给这座城市注入了生命力，为我熟知的城市注入了活力。我曾经在附近的《乡村之声》工作，圣马可书店后来搬到了阿斯托广场，它是我辗转于不同活动间的联结点，用来打发喝酒、阅读、聚会和与朋友共进晚餐之间奇怪的十分钟。它是市中心的世界主义的灯塔。当他们陈列我的第二本诗集《舞蹈革命》（idancedancerevolution/i）时，我欣喜若狂。那时我30岁，比1982年他们陈列《口授者》时的车小1岁。把自己和一位年轻作家去世时的年龄比较一下，就会清晰地明白她的生命多早就被切断，因为你可能在想，但是我才刚刚开始！我还什么都不知道！
写作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是家族行业；如果你的祖先已经开起了店，你就更有资格从事这个职业。通过让我认识车，我的金教授在车、她自己和我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的，即便是微小的文学联系。她们不仅和我有着共同的历史，还为我提供了一种我可以从中得到成长的美学。然而，有段时间，我认为我已经超越了车。我会引用詹姆斯·乔伊斯和华莱士·史蒂文斯这样的现代主义重量级人物作为影响我的作家而不是她。我把她视作理所应当的存在。现在，在写到她的去世时，我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试图表达适当的敬意。但是有一次，当我在公众场合朗读了这篇文章的段落时，有人问，车是否会像我正在写的这样，以直截了当的叙述方式写她的强奸杀人案。“根本不会，”我说道，“但我只是想写下发生了什么事。我发现形式上的试验阻碍了事实的记录。”
年轻时的我会对这种观点感到震惊，并且认为传记叙事和其他任何形式一样，都是人为构建的。年轻时的我也会很恼火，因为我现在把一种传记解读强加于《口授者》，好像她的生活是对一本拒绝答案的书的解答。不仅如此，我还把自己强加到她身上，用我自己填满她，就好像我是一种棉质褥套。如果她的肖像有褪色的危险，那我可以插话，但是至少，我在这里是为了做出补偿！
韩国是一个如此小的国家，它的战争和暴乱颠覆了所有来自那里的人的生活。当车作为难民生活在釜山时，我8岁的父亲也是釜山的难民，试图从美军食堂里寻觅吃剩一半的午餐肉罐头。当车的哥哥约翰和他母亲一起参与反对独裁者李承晚的抗议活动时，我青年时期的舅舅也在同一个示威活动里。外公极度担心，前往首尔寻找他，但因为民兵封锁了城市而被拒之门外。舅舅还好，但是第二天，外公死于心脏病。“跑。努力跑。”车写她自己，她跑去找老师，这样老师就可以阻止她的哥哥参与抗议活动。这让我想起母亲的记忆，她看到外公倒下后跑去找药剂师。如果她跑得足够拼命，或许可以救他。但当母亲带着药剂师赶到时，白布已经盖在外公的身上了。
也许我只是厌倦了车的幽灵。如果她为人所知，那人们也会认为她就是这个悲剧性的、不可知的从属对象。为什么没有人早点联系车的亲戚？为什么没有人查看法院记录？这些并不是很难做到。事实上，这些在网上很容易找到。但是为什么我不早点费些功夫去查明她的凶案？当我写评论时提到车，我不也是输入，然后删除了谋杀前面的强奸这个词吗？强奸在文章中烧了一个洞，推翻了所有论点。没有办法继续你的分析，在这之后什么都没办法说得通。你只能看着它或者移开视线——而我以前就移开了视线。但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死亡如此令人忧愁。当受害者是亚洲人时，我有时会避免阅读新闻报道，因为我不想关注没有其他人关心的事实。我不想在乎没有人在乎，因为我不想被困在我的愤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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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用谷歌搜索车，第一张出现的照片是她妹妹贝尔纳黛特在视频《排列》中的影视剧照。贝尔纳黛特的剧照常被误认为是车本人。我能理解有人是如何想要认为这张照片是车的。贝尔纳黛特有着隐忍而对称的美，看起来有一种难以捉摸的忧郁气质，观众可以把任何他们想要的悲惨故事投射到她身上。
只有一张车的真实照片在网上流传。车留着长发，穿着黑色高领毛衣和紧身牛仔裤。她侧着身子，有意摆出这个姿势，凝视着她伯克利公寓的窗外。她的手肘靠在窗台上，而另一只手则插在胯部的牛仔裤口袋里。
她的表情，和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在意识到自己被拍时一样小心谨慎。虽然这张照片被用作她的官方照，但大多数读者认为自己在想象车的时候还是会想象贝尔纳黛特。甚至我也以为贝尔纳黛特的照片是车的，直到一个朋友纠正了我。我很气恼。亚洲人总是被误认为是其他亚洲人，但是为了纪念死者，我们至少能做的是确保他们不再被误认为是其他任何人。
至少车在活着的时候对于被误认为是其他亚洲女性抱有一份幽默感。她写了一首名为《多余的小说》的诗，后来也把它表演了出来。
他们叫我
他们追着我喊
嘿小野
嘿小野·洋子
小野·洋子
小野洋子
我不是你的
我不是不我不是
你的小野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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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段时间，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每个长发东亚女性都被戏称或打发为小野洋子。在我14岁上吉他课的时候，我老师有一个婴儿潮一代的朋友，说我拿着吉他看起来很像小野洋子。我很困惑（小野洋子不会弹吉他，她是吉他手的妻子），同时也感觉受到了侮辱（小野洋子很老）。那是在90年代，当时小野洋子已经褪去了拆散“披头士”乐队的凶悍女人的恶名。
从不被看见的少女时代开始，亚裔美国女性就成长为恋物癖的对象。当她终于被看见——终于被渴望时——她很懊恼地意识到，这份对她的渴望被视为一种变态。这在色情片中最为明显，我们幽暗的欲望被冷冷地分门别类，白色是默认的类别，其他种族都是性变态。但亚洲女性每天都会收到提醒，她的吸引力是一种变态，从恶心的令人起鸡皮疙瘩的聊天信息（“我想试一试我的第一个亚洲女性”）到来自白人朋友的不易察觉的种族歧视。我记得一个白人朋友向我指出，犹太男人只和亚洲女人约会，因为他们想找到和他们咄咄逼人的母亲相反的女人。这种不辨是非的抱怨隐含着她的预设，即亚洲女性是温顺和服从的。好心的朋友总是警告我，如果一个白人男性被我吸引，那很可能是因为他有恋亚癖。结果是：我不信任自己的欲望。我的性欲是一种病态。如果有任何非亚洲人喜欢我，那他一定有问题。
在巴努·卡皮尔的《陌生人的垂直审讯》（itheverticalinterrogationofstrangers/i）一书中，她问了随机遇到的南亚女性一系列问题。除了诸如“谁对你母亲的痛苦负责？”这样尖锐的问题以外，还有“你的体态怎么样？”。我自己无法既回答这个问题，又不暴露我年轻时留下的砒霜般的畸形痕迹。在一个胜利的女性主义叙事中，一个女人重新夺回了她的身体，但我仍然和我的身体保持一定的距离，小心翼翼地看待我的身体：头大，身体极小，也许曾经有一种男孩子气的、雌雄同体的气质而很有吸引力；现在，我的身体因为疏忽而松弛；我趴在沙发上滚动着，胸前放着笔记本电脑架。
车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她在天主教环境以及在韩国长大，所以压抑是双倍的。在她表演的视频中，她总是穿着白色，这种颜色在韩国文化中意味着死亡，但在萨满文化中意味着和平。她母亲怀上车八个月时，和家人一起逃到了釜山。那天下雪了，大片的毛茸茸的白色雪花，像安哥拉兔一样，她的母亲体验了难得的平静时刻。车对于身体的感性存在不是那么感兴趣，而对它的抹除更有兴致。她对那些将自己献身的女性很着迷。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她对那些投身于革命的女性很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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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弗利特曼-刘易斯，为什么当时没有媒体报道车被强奸和谋杀的案件，她毫不犹豫地说：“她只是另一个亚洲女性。如果她是来自上西区的年轻白人艺术家，那新闻报道肯定到处都是。”
当我搜索新闻档案，除了《乡村之声》的简短讣告一无所获时，我自己立刻得出了结论。但我不愿大声检验这个猜想，因为我知道，我作为一个亚洲女性说出这话，会被认为是阴谋论而不被重视。人们很容易辩驳说，由于20世纪80年代纽约的高犯罪率，数百起谋杀案没有被报道。然而，缺乏关于车死亡的新闻报道非同寻常，以至于检察官杰夫·施兰格在和我们交流时提及了这件事。我问这是否和高犯罪率有关。
“这个案子理应臭名昭著，因为它发生在地标性建筑帕克大厦。”施兰格说，“即使在那些日子里，那里也没有发生过强奸杀人案。”
“那你认为为什么没有报道？”
施兰格停下来想了想。
“这是个好问题，”他说，“我真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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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约翰告诉我他们是如何找到犯罪现场的。车去世后不久，她的母亲一直梦到她，在一个梦里，车是一个小女孩，把她带到一个数字那里，710。她一直指着这个数字，但她的母亲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葬礼那天，她的妹妹贝尔纳黛特也看到了三个7。车的母亲经常做奇怪的梦，其中一些在《口授者》里也有重述。在《卡利奥佩》一章中，她18岁的母亲重病高烧，梦见自己下到冥界，在那里，她像珀耳塞福涅一样被幽灵提供的食物所诱惑，然后她拒绝了。在《口授者》的最后一段中，车写了一幅疗愈的场景，那是她母亲把她抱在窗前：
妈妈把我举到窗户上在她视线上方看出去太高了……把我举到窗户上看到图像松开绑在重物上的绳子首先是绳子然后是它刮擦木头打破寂静随着钟声隆隆随着绑着重物的绳子刮擦木头打破寂静的声音隆隆钟声坠向天空。
警方花了数百小时在帕克大厦搜寻车失踪的钱包、靴子、贝雷帽和婚戒，但什么也没找到。12月，她被谋杀的一个月后，约翰、詹姆斯和理查德受够了警察的缓慢行动，决定自己进行搜查。警方报告说，警犬在泵房附近像“疯子”一样吠叫，所以他们从那里开始。地下室是一个黑暗的迷宫般的巨大洞窟，全是挤满了旧机器和生锈下水管道的房间。他们打着手电，用脚扫着泥土，仿佛能像找到一块零散的鹅卵石一样发现那枚丢失的戒指。他们来到一段通往三根标有数字710、711和713的白色砖头柱子的楼梯前，约翰停下了脚步。他回想起母亲和贝尔纳黛特的梦，说他们应该在那里四处找找。直到他们来到了一扇旧的双扇门前，推开门，他们打开了密闭的房间。约翰首先看到的是她的手套。
“它们看起来还活着。”约翰告诉我。
当我让约翰说得更清楚一些时，约翰说手套看起来鼓着，好像里面有一双无形的手，撑着地面。还有她的帽子，沾满了血，还有她的另一只靴子。他十分震惊。警方到达时，那里打满了光，手套泄了气，变回原来的扁平样子。之后的许多年，那副手套的记忆一直困扰着他，驱使他写下回忆录。“它们是她最后一件艺术品。”约翰说。
当他向我叙述时，我被迷住了。但后来，我纠结是否要把约翰的故事放进来，因为它把车又藏到了寿衣后面。当然，他的故事是说得通的。悲伤可以欺骗眼睛，改变我们的感知，让我们确信失去的亲人就在身边。当然，他们的大脑会坚持认为她依然在场，把他们带到了那个房间，她双手的能量仍然在手套里，在他们的梦中，在《口授者》中，从冥界发出呼唤。当然，他们必须确信她仍在创作艺术，她的精神必须在她骇人的死亡之后继续存在。就在他们找到手套的同一天，“艺术家空间”开展了，车关于手的照片在死后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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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张只有五个孩子的全家福，是他们住在首尔时拍摄的。约翰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照片里我12岁，伊丽莎白9岁，你7岁，詹姆斯4岁，我腿上的贝尔纳黛特刚过百日。你剪了头发，是每个韩国女孩都剪过的发型，只是个简单的理发，没有造型的痕迹，头发末端笔直垂下，方方正正。你微微皱眉。
成年后很久，我们有几次一起看照片，我有次问过你为什么那天有点暴躁。你笑着说：“天呐，那头发，顶着那样的发型难道你不会暴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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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排列》中，九分钟的贝尔纳黛特大头照后——她的脸朝前，她的脸朝后，她的眼睛闭上，她的眼睛睁开，有几帧里她的头发拨到后面，露出一只戴着简单圆形耳钉的耳朵——主体发生了变化。车塞进了一张自己的大头照。姐姐的单帧画面在屏幕上闪烁了一秒钟，然后又切换回了妹妹。一眨眼，你就会错过艺术家的肖像。我倒回去并暂停了画面。同样的长发，但是下巴更方，皮肤不完美，鼻子略宽。她的眼睛处在当下，机警，毫无忧郁之气。
纸带游行，一种欢庆形式，人们从街边两侧高楼向外抛撒纸屑，以此向游行队伍中取得成就的人表达敬意。
puck是美国第一本成功的幽默杂志，以漫画和政治讽刺为特色。杂志名称来源于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的小精灵帕克。帕克大厦门口的雕像也使用了这个形象。
hallmark，美国最大的贺卡制造商。
白嗓(voixblanche)原为歌唱术语，指原生态的歌唱方式，这里指贝克特突破规矩限制的写作风格。
希腊神话中宙斯和农业之神德墨忒耳的女儿，她被冥界之神哈迪斯劫走，被骗吃了四颗石榴籽，因此每年有四个月必须重返冥界，其间大地上万物枯竭，陷入寒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