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别再吃我的饼干了！”
“海伦，我没有……”
“只有你会吃一半，然后把它放回盒子里！”
杰克与一个全是白人酷小孩的团体有些肤浅的联系，学校里的人都称他们为波莫男孩（pomoboys）。实际上，海伦和他们中的一个约会过，那是一个容易受人影响的有抱负的作家，后来在35岁的时候卷入了一场巨大的抄袭丑闻。他把海伦甩了，换了一个拉斐尔前派笔下的那种柔弱而独立的女孩，这让海伦陷入了羞耻的旋涡，认为自己不够白，不够瘦。无论是因为他，还是因为她多年来逐渐增加的对男人的不信任，或者仅仅是因为他们活该，海伦对这些男孩深恶痛绝。他们会坐在校园餐厅里，抽着威豪香烟，谈论托马斯·品钦（thomaspynchon）或克里斯·马克（chrismarker），海伦在扭伤了腿之后拄着木拐杖一瘸一拐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对他们大喊“自以为是的混蛋”。那根拐杖给了她一种邪恶而庄严的气质。当他们看到她蹒跚着走向他们时，他们像鸽子一样四散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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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海伦来到我们家。我们好多天没见到她了，因为她和她的朋友希瑟去了个狂欢节。海伦跌坐在扶手椅上。她焦躁不安，脸上粘着头发。傍晚时分，在灰蒙蒙的夜色中，埃琳和我坐在花朵印花的棕色沙发上，拎着塑料把手喝便宜的龙舌兰酒。当时是2月，外面阴风呼号。看到海伦如此沮丧地坐在椅子上，我怀念起在伦敦的日子，那时我和室友用剃须膏给彼此按摩脚。当室友索尼娅发现我从没有用过振动器，她在我面前晃动着她的豪华兔子，要求我冲回自己的房间去试一试：“然后把它给卡拉，但记得先洗一下。”她们如此温暖和无忧无虑。她们是如此爱自己的身体。
“让我们把上衣脱了吧。”我说。
“为什么？”埃琳怀疑地问道。
“为什么不呢？”我强颜欢笑地说。我喝下一大口龙舌兰酒，甩掉了我的上衣。埃琳不情愿地解开了上衣的扣子，而令我吃惊的是，海伦沉默地脱掉了她的高领衫。在我脱下上衣的那一刻，我感到局促不安。我的皮肤皱出了鸡皮疙瘩，我可以感觉到每一个鸡皮疙瘩挨着沙发的织布。我们坐在2月的幽暗中，缩在文胸里，沉默不语。海伦是如此紧张，她都没有注意到在脱黑色高领衫的时候脸上的眼镜被挤歪了。
“腹肌不错啊，凯茜，”埃琳终于开口，“你在锻炼吗？”
海伦动了动。她换了换坐在椅子上的姿势，调整了眼镜。当她告诉我们她感到害怕时，我开始心跳加速。她幻听。她身处一个永不停止的噩梦。那些声音告诉她，她令人厌恶，不应该活着。然后，她看了看自己，就好像她第一次意识到她没穿上衣。她说：“我很胖。”
“海伦，”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你很瘦。”
“我很胖。”她不停地重复。然后瞪了我一眼。我很熟悉这个眼神。
“你骗我。”
“什么意思？”
“你让我脱光，好嘲笑我肥胖的身体。你骗我。”
“凯茜喝醉了，”埃琳平静地说道，“她不知道她在做什么。”
“我没醉！”我醉醺醺地说，“你很美！你怎么意识不到这一点！我想要你知道这点！你的身体很美！你的身体很性感！我只希望你能爱你自己！”
海伦冲向我，开始打我，我用胳膊挡住脸。她大喊着说我是个怪物。当埃琳把她从我身上拉开的时候，海伦开始用尽力气对埃琳又打又踢。我记得客厅里很黑，海伦和埃琳就是两团扭打在一起的阴影。最后，埃琳在海伦身下扭打时抱住了她。海伦在她暴力发作时力大无比，但埃琳更强壮。埃琳抱了她很久，一遍又一遍叫她的名字。她们喘着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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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那年，我开始认真对待诗歌，对艺术失去了兴趣。在上了雅典娜的课之后，我对自己的艺术才华产生了怀疑。埃琳和海伦比我优秀太多了，这一点毋庸置疑。
最近喝酒的时候，也许是为了看埃琳的反应，我告诉她，我停止艺术创作是因为她和海伦。
“让我承认这点依然很难，”我说，“但事实上我很嫉妒。你太棒了，而我不够好。我总是在和你们比较。而现在，我很感谢我的嫉妒，否则我不可能发现诗歌。”
埃琳怀疑地看着我：“你也很好啊？”
“虽然我觉得明美也更喜欢你的诗。”我想了一会儿说，那是我们之前的诗歌教授。
“那不是真的，”埃琳说，“我俩的诗她都喜欢。你的诗歌感情多丰富啊。”
我不知道该如何理解来自埃琳的赞扬。
每当她察觉到一件作品里任何的软弱情绪，她都会兴致勃勃地攻击。
“不管怎样，我要让海伦看起来更立体，”我说着拿出笔记本和笔，“你记得她大学里说过什么有趣的事情吗？我只记得疯狂的部分了。”
“那是因为她确实很疯。”埃琳说。
“嗯，确实，”我说，“但你只要醒着就和她在一起。你肯定有你俩单独在一起的回忆。或者你们有过关于艺术的深刻对话？如果有就太棒了。”
“你知道我的记忆力很差，”埃琳说，“我们在那个海德格尔独立学习小组。记得吗？”
“那太糟糕了。”我抱怨着。
“我不这么认为。我们认真地想要提升智识，那很美。”
我想起海伦、埃琳和我坐在校园餐厅里，挣扎着阅读《存在和时间》。那时候我感觉焦虑和窒息。在海伦和埃琳大谈特谈“此在”的时候，我想，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些都是什么意思。
“你还记得其他什么吗？”我问
“我不知道，”埃琳说，“你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和我一样多。”
“不，我没有。我一直是多余的人。”
“我不相信。海伦被你吓到了。”
“拜托。”
“我们知道我们想成为什么，”埃琳说，“而她不知道她是谁。”
“真的，她确实经常搬家。”
“她没有文化，”埃琳说，“所以她从其他人的文化里挪用。”
“你知道，我认为她从没在她的白人朋友那里失控过。”
“是的，嗯，”埃琳苦笑着说，“我们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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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太神经质了，搞不了艺术。我为自己无法把脑海中的画面转化成艺术品而气馁。写诗的时候，我只需要把这画面转化成纸页上的想法，不需要把它弄成别的什么。实际上，我开始写诗是把它作为我所有不可复制的艺术的书面描述。如果我有无限的资源，不仅仅是建造一件艺术品，而是创造一个世界，抒情诗就是我的艺术可能成为什么样子的纯粹可能性。
埃琳和我曾经参加过金明美（myungmikim）的诗歌坊。她是30多岁的访问教授，打扮极简，头发剪得很短，穿一条黑色长裙。第一天，她做了一个关于沉默的演讲，对我来说，这次演讲把文学史的页面撕成了两半。她讲到为诗歌形式注入动力不在于你说了什么，而在于你保持缄默之处。诗歌是一张网，捕捉到那些结巴、迟疑的话，而不是完美的词句。对沉默的关注本身就是一种拷问。关于保罗·策兰，一位在大屠杀期间失去家人的德国犹太裔诗人，金说道：“他在言说的不可能性和寻找言说的方式之间游走。”
金明美是第一个这样对我说的诗人，她说我不需要听起来像一个白人诗人，也不需要为了便于白人观众理解而去“翻译”我的经验。此后，没有其他的老师像她一样强调这一点。晦涩难读是一种政治行为。过去，我被鼓励去写我的亚洲经验，但依然需要用白人诗人会用的方式去写，因此，我不是直接照抄白人诗人，而是在照抄一个白人诗人对亚裔诗人的理解。当金第一次读我的诗时，她说：“你为什么在模仿另一个人的语言模式呢？”我说：“我不知道。”她说：“你对语言最早的记忆是什么？根据那段记忆写首诗。”
我的一位朋友、诗人尤金·奥斯塔舍夫斯基（eugeneostashevsky）说：“如果你敲够了英语，它就会成为通向另一种语言的大门。”这就是金明美首先教给我的：敲击英语，用我认为的不熟练的语言——我的双语，我童年时与英语的斗争——把它融合到我自己最靠近矛盾意识的语义集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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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学教育的受益者，当时多元文化主义正在上演衰亡前的绝唱。我最杰出的朋友和教授都是有色人种。一门课应该有一个多样化的阅读清单，这在我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当然，我在工作室艺术课上了解了布鲁斯·瑙曼（brucenauman）以及像阿德里安·派珀（adrianpiper）这样的黑人概念艺术家。当然，在诗歌课上，我读到了特雷莎·车学敬（theresahakkyungcha）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carloswilliams）的作品。我研究吉耶尔莫·戈麦斯-培尼亚的表演，不是因为我需要像维生素补充剂一样的“奇卡诺经验”样本。我研究这些作家和艺术家是因为他们是最有趣的思想家。
埃琳、海伦和我交换意见，然后把它们应用到我们正在做的任何媒介上。无论我们在工作室、图书馆、笔记本、舞台，还是街道上——无论何处——做的任何东西，都是艺术。我们不认为学科必须是孤立的。受金明美课程的启发，埃琳制作了自己的书，她重新利用旧的工程课本的封面，并将她的极简主义诗歌填入其中。受到埃琳和海伦作品的启发，我决定以“特定场地”的方式进行诗歌表演。我在一栋宿舍楼下找到一个曾经在雨后被淹没的闲置的旧篮球场。那里散发着霉味，半英尺的绿色雨水映着篮网。我认为我是在作弊，因为我什么都不用做；这个空间本身是如此神秘，充满了缺席。我计划好了我的表演，包括人们将穿上塑料袋涉入雨水，然后，在表演的前一天，有一个巨大的抽水机抽出了所有的水，让我惊恐不已。在我吓坏了的时候，海伦说：“我们把水再灌回去。”那天晚上，她用水管帮我把那片凹地重新灌满了。
我们是艺术史学家罗莎琳德·克劳斯（rosalindkrauss）所说的“扩大领域”中的制造者。这包括我们谈论艺术和诗歌的方式。只谈论技术是无聊的。我们将艺术和诗歌与种族、性别和阶级联系起来讨论。我们的身份影响我们的审美，但我们的审美并不完全是关于身份的。我们很幸运能上艺术家约翰尼·科尔曼（johnnycoleman）和南妮特·扬努兹·马恰斯（nanetteyannuzzimacias）的课，他们告诉我们不要过度简化自己，要细心阅读种族；如果我们要做关于种族的艺术，作品应该是艰难的，因为种族是一个艰难的主题。
20世纪90年代是文化战争的时代，因为安德烈斯·塞拉诺的《尿浸基督》这样的艺术作品，布什砍掉了全国教育协会的视觉艺术资助。目睹这么多朋友在艾滋病危机中因为政府的疏忽渎职而死亡后，艺术家们变得激进起来。1993年的惠特尼双年展是最有争议性的展览之一，因为它毫不掩饰的政治性。由艺术家丹尼尔·j.马丁内斯（danielj.martinez）设计的入场徽章上写着：“我无法想象曾经想要成为白人。”艺术家佩波·奥索里奥（pepónosorio）的装置重建了一个南布朗克斯区波多黎各人家庭的犯罪现场。科科·富斯科（cocofusco）和吉耶尔莫·戈麦斯-培尼亚穿着部落服装，出现在一个镀金笼子里。雅尼娜·安东尼（janineantoni）啃噬着一个巧克力和猪油组成的六百磅的立方体，作为对唐纳德·贾德（donaldjudd）和约瑟夫·博伊于斯（josephbeuys）作品的女权主义诠释。
大部分评论家攻击了这次双年展。比如，彼得·普拉根斯（peterplagens）认为该展览有着“文化赔偿的气味”。霍兰·科特（hollandcotter）是少数同情展览的评论家之一，他写道：“在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衰退、艺术市场崩溃时，发生了一些严重的撞门事件。长期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艺术家，其中很多是非裔、亚裔和拉丁裔美国人，获得了入场券并改变了全景。”
在我写作的时候，这种充沛的政治能量又回到艺术领域。我希望这一次的“撞门”有持久的影响。在我大学毕业时，白人男性批评家、出版商和专家已经敲响多元文化主义的丧钟，宣告了它的失败，并为后种族时代的美国剪彩。我甚至可以说，在埃琳、海伦和我上大学时，文化上的剧变已经结束。但因为我们被隔离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校园里，我们得益于它滞后的影响。海伦、埃琳和我不仅自信，还很自负。这是我们的时代，我们曾以为它将永远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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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段时间没有把我的诗给海伦看。我非常注重隐私，想把这些诗放在自我评价的私人殿堂里。我知道我从自信骤降到自我怀疑，我的诗从一个振动的光盘褪色成喷在纸上的屎的速度有多快。
“我想读你的诗。”海伦说。
“它们不怎么样。”
“它们很棒，”埃琳说，“别听她的。”
“你认为我不够聪明，不能理解它们。”海伦威胁说道。
“胡说！”
“那为什么我不能读你的诗？”
我不确定我为什么不给她看。当然，我害怕她的评判。如果她不喜欢我的诗，我会死的！海伦在我的生活里是如此重要的存在，我希望我的诗不要有她的印记。诗歌是我的领土，我的东西。但我没这么说，我告诉她我没有安全感。然后她强迫我坐在厨房餐桌旁，就我的不安全感和我聊了几个小时。第二天，当我最终把我的小册子给她的时候，我用纸巾包着它，好像它是一只罕见的南美蝴蝶标本，海伦开心地笑了，说她会立刻读。
然后，我有一周没见到她。
她又消失了，我冷漠地想。
她怎么能这么对我？
在一个无处可藏的小文理学院校园里，一周是很长的时间，更何况，那一年大四，埃琳、海伦和我住在一起。但海伦就是会那样——当她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妄想埃琳和我要害她的时候，就会消失好几天，挤在希瑟那里或者和让她感到“安全”的朋友帕姆、杰茜卡在一起。我整个人都很焦虑。那一周我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件事。
“你看见海伦了吗？”我问埃琳。
“嗯……”埃琳说，“在工作室。”
“关于我的诗，她有没有说什么？”
“没有。”
婊子！她读了我的诗，她决定不喜欢它们。她现在憎恨我，或者不，更糟糕的是，她对我没了尊重。但她为什么不能诚实地告诉我呢？她不知道不
告诉我会让我更痛苦吗？她为什么不能诚实地告诉我，因为她厌恶我的诗，所以她恨我，不尊重我？然后我就能知道真相了！但是她不知道我多么敏感吗？我们不是有一次聊了三个小时，关于我对我的诗有多么脆弱吗？我是多么充满防备，多么注重隐私，我们不是聊到了我们的母亲，以及我们如何因为她们而不知道如何信任他人吗？我们不是聊到了我们体内如何缺少一个重要的器官，那个叫作自我的重要器官？我们的自我就像巨大的空池子，永远填不满，海伦！你在哪里？你这个疯女人，跟我说说我的诗！
我冲到她的工作室。她不在那里。我问杰茜卡，海伦是不是挤在她们的公寓里。是的，她在她们的公寓里露营，那里永远有一股刚出炉的布朗尼的味道。关于我的诗，她说过什么吗？“我觉得，没有？”杰茜卡说。我搜寻了图书馆，检查了咖啡店，探寻了俱乐部，她也许会在那儿打台球，查看了木工房，又回到她的工作室。终于有一天，我在威尔德碗草坪对面看到了海伦，穿着她的蓝色皮夹克，抽着万宝路薄荷醇，和一个叫阿什莉的红头发女孩说说笑笑。我快步走到海伦面前，说：“嗨。”
“嗨，是你，”她热情地说，“我正在找你。”
“你知道我们住哪儿。”我赌气说。
她说：“我们去找个地方坐坐。”那是一个异常温暖的日子，所以我们坐在威尔德碗草坪上，就在欧柏林那混凝土飞船形状的图书馆前面。她眼里闪着泪光谈论起我的诗，用了所有我认为在课堂上太过智性的词汇，但当她说出来的时候，它们听起来很可信，很深刻。她以前从没这样感动过。我在我的诗里抓住了一些非常精髓的东西。我抓住了那个灵魂。在我的诗里，我在跳舞。这激发她去创作艺术。她一晚上就读完了我的诗，然后不得不又读一遍，品味每一个词。
我感到高兴。我觉得如释重负。我想，这就是写作最重要的东西，像这样去感动谁。去感动海伦。我又变得真实了。我们是真实的。我在这里和海伦坐在草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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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海伦举行毕业展的两个月前，她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消失了。“消失”的意思是被扔了。一个文书错误。行政部门以为她已经提前毕业了，于是下令清理她的工作室。她为展览准备的绘画、拼贴画和油画，装置作品的文件，所有的艺术用品——所有艺术创作的痕迹都没了。就好像她从没在大学里创作过一样。就好像她从来不存在。工作室被清扫干净，重新刷成白色。
作为回应，海伦剃光了头发。
当我听说海伦喝下一瓶威士忌并剃光了头发，我想，这就是了。她要自杀了。但当然，我低估了海伦。比她的死亡意志更强烈的是她的忍耐意志，尤其是当她觉得在接受考验的时候。这是她身上最具有韩国特色的一点，对死亡和生存的强烈渴望这两种冲动并不互相抵消，而是汇合在一起，这让她难以相处，她朝埃琳和我发泄，说这是上帝的设计，意在告诉她不应该做一名艺术家。但是，她要证明所有人都错了，“包括你。”在我无辜地来到她的工作室并提供帮助的时候，她大喊着用手指戳我。从某种程度上讲，海伦是对的。因为我不仅低估了她，也许我想要她失败。也许当我听说她所有艺术品都消失了的时候，我只想到了自己，想到她将如何在我身上发泄，以及这将给她的朋友带来多操蛋的负担。海伦总是指控我这么想，虽然我否认了，但她是对的：我确实有那些想法。我感觉我被我们的友谊埋葬了，也许，只是也许，如果她真的自杀了，就不会这么糟糕。我会感觉重见天日。我会感觉自由。
她证明我错了。她做了她最擅长的事情。她拼命地工作。她不睡觉，对自己的疲惫进行戏剧化的展现，到处踉踉跄跄，每天晚上喝半打啤酒，在木工房度过凌晨，架起画布框架，直到她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她在一个月内完成了一年的画作。她把这作为一个考验，彻底重塑她的风格。海伦当时着迷于艺术家伊娃·黑塞（evahesse），在黑塞的激励下，她制作了抽象的雕塑画，用油、树脂和石膏将包框的画布重构为柔韧的身体表面。她的一幅画上有网球大小的皮肤状突起；另一幅画是用厚涂的石膏做成细流，一根金属钢筋从中凸起；还有一幅画，编织成一股股的珍珠和画布垂在袒露的担架上。海伦将画廊的地板涂成了明亮的橙色，这让空间和所有的画协调起来。看到这个展览时，我所有的疑虑都消失了。学生和老师们都被这个展览所震撼了。当时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再认识像海伦这样的天才。
但是，在一个月内筹办一场精彩的画展，对海伦来说还不够。此外，她还在自己的工作室里组装了一个装置作品，在接下来的周末首次亮相。埃琳告诉我，海伦实际上还为这个装置写了首诗。我很感兴趣，决定在展览之前去看看。我走上楼梯来到她的工作室，向她和杰茜卡打招呼，杰茜卡正在帮她布置灯光。墙上贴满了一排排整齐的白纸。当我走近时，我注意到海伦在每一页上都打了两三行诗。在角落里，一个小电扇发出嗡嗡声，吹得纸页沙沙作响，听起来像枯叶。读每一行，我都听到了我借给她的诗集中的诗人对她产生的影响：艾米莉·狄金森、希尔达·杜利特尔（hildadoolittle）、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osipmandelstam）、保罗·策兰。许多句子都影射死亡。我惊慌地想着：这是不是某种精心设计的遗书？我开始读我熟知的句子，那些属于我自己的句子。那是一整排直接从我的小册子里偷来的诗句。
我想把她推下工作室的阳台。
我感到恶心。我想撕下所有的纸张。接着我感到无法动弹，因为如果我和她对峙，谁知道她能做出什么来？于是，在海伦和杰茜卡说说笑笑打扫工作室的时候，我等待着，直到我用紧绷的声音问她，为什么她的装置作品里有我的诗。海伦停下手里的事。她并不显得惊慌或愧疚，而是瞪了我一眼。她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仿佛她甚至没有意识到她拿走了我的诗。她吸收了那些诗，就像她吸收所有其他东西一样。“你保证过不会把我的诗给任何人看！”我哀怨地大喊，“你要告诉所有人你写了它们吗？”
海伦打断我，说我在诋毁她。“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她大喊着，“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我喊了回去。但这没用。她声音比我还大，指控我自私。我怎么能在她的展览开始前的一小时里给她压力呢？难道我没有意识到她是多么脆弱，她是如何在勉强支撑？她一直都知道我想要她失败，她在生闷气。在整个过程中，杰茜卡都在看着，随着海伦的愤怒不断升级，她变得惊恐不安。我害怕海伦会变得暴力。
我让步了。我说：“我们以后再说这件事，当我们都平静些的时候。”我离开了她的工作室，走下楼梯，离开艺术楼。我过了马路。我走出校园。那时我有个男朋友。也许我去了他那儿。我没有去开幕式。我听埃琳说她把那些诗拿下来了。我没再和她对峙。我甚至继续和她做朋友。除了和她做朋友外，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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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只打算写写埃琳，因为我们之间体现了女性艺术家间更有力量、更清爽的友谊模式。我们一起搬到了纽约，一起去酒吧、聚会和展览；我无数次去她的工作室，而她总是我的第一批读者之一。我们为了争论而争论，互相写很长的邮件。我们分开后，我在艾奥瓦城漂泊，而她去了加州艺术学院，埃琳是我的木筏。在艾奥瓦大学图书馆的荧光下，我缩在糖果色的苹果电脑旁，旁边是一些兄弟会男孩，他们对着鹰眼牌毛衣的袖子打喷嚏。我在给她写信，就好像我是一个流亡的罗马尼亚诗人，在苏黎世的公寓里写信。“诗人有什么用呢？一小窝低吼的猫，但我们必须创造，就像革命是可能的！”
大学毕业后，海伦和我分道扬镳。她离开了这个国家。她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坦率地说，我很高兴她离开了。我一点也不想念她。事实上，我还做过一些梦，梦见她回来了，对我很生气，当我醒来的时候，她已经不在身边，我松了口气。但在写这篇文章时，我仿佛在召唤她回到我的生活中来，召唤她对我感到愤怒，因为虽然她拿了我的诗，背叛了我，但我从她的生活中夺走了更多东西而背叛了她。
如果我没有遇到海伦，我的大学四年会过得更快乐。但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成为作家。海伦验证了我们，巩固了我们，让我们感觉到未来的必然性。我们将定义美国文化。我将为她们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个展写文章。当我没有被不安全感折磨的时候，我是狂妄自大的。我们三个人都是。我们有白人男子的自信，但这种自信在我们毕业分开后迅速削弱，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因为我们在职业生涯的每个阶段都被低估了。但我不会以任何其他的方式生活。那样的挣扎使我忠实于我们的友谊所培养的创造性想象力，这种想象力由活力和深度凿成，反映了我们不满意识的完整性。没有人关心。没有人认真对待我们。我们是唯一要求自己首先成为艺术家的人。
lancurtis(1956-1980)，英国摇滚乐队“欢乐分队”的主唱，患有癫痫病，后自杀身亡
maxernst(1891-1976)，德国画家、雕塑家，达达运动和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
mauricesendak(1928-2012)，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插画家。
robertplant(1948-)，英国摇滚歌手，曾是摇滚乐队“齐柏林飞艇”的主唱
michaelkelley(1954-2012),jimshaw(1952-)及paulmccarthy(1945-)均为美国当代艺术家。
willemdekooning(1904-1997)和jacksonpollock(1912-1956)均为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
大地艺术亦称地景艺术，是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源于美国的艺术运动，创作材料多直接取材于自然环境，如泥土、岩石等。
gayatichakravortyspivak(1942-)，印裔美国学者，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后殖民学者之-。outsideintheteachingmachine是其1993年出版的文集。
guillermogómez-peña(1955-)，墨西哥裔美籍表演艺术家。奇卡诺(chicano)指墨西哥裔美国人。
andresserrano(1950-)，美国艺术家，《尿浸基督》是将一张红色的耶稣受难照片浸入盛有尿液的玻璃容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