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埃琳是在缅因州的一个高中艺术营。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离开洛杉矶的家，我以为可以摆脱自己古怪的形象，成为我一直想成为的坏女孩。在我的武器库里，有我的军靴、“弗格齐”乐队、路面胶带，还有一包万宝路淡香烟。但一到那里，我立刻就知道我比不了，因为纽约的孩子们有种虚无的时尚感，就像20世纪90年代拉里·克拉克（larryclark）的电影《半熟少年》（ikids/i）里的那样。埃琳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高挑的台湾哥特风女孩，留着不对称的波波头，穿着一件炭灰色的长款古着睡衣，一双和雪地靴一样宽大的及膝军靴。我被她吓到了，于是躲着她。
但在绘画课上，我们产生了一种迟疑的友情，因为她喜欢我的艺术。我们把画板支在一起。我们夸奖彼此的作品。她会借我的画笔，我会借她的遮蔽胶带。但是一下课，她就会和她更酷的朋友一起走，而我则回到我那阴暗的地下宿舍，和南方白人室友一起玩，室友在房间里挂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来对抗她周围所有来自东海岸的装腔作势。
有一次，一个周六晚上，埃琳问我想不想去画画。她解释道，助教说她可以用这个空房间，她希望我能陪她。我立刻答应了，尽管我从没和谁在课堂外一起画画。艺术创作是一件完全私人的事情。周末晚上我独自在家画画，以此来逃避我的生活。在一个空房间里，只有夹灯发出点点光亮，和一个朋友在墙上并排钉起卷着的画布，磁带录音机里播放着“新秩序”乐队，这感觉太亲密了，尤其是因为我们并不是画什么实物，而是靠想象力作画。私下里很自然的事情，比如打草稿和退后凝视我的画，现在都感觉像是我专门为埃琳表演出来的充满自我意识的行为。我干脆再戴个贝雷帽，穿件罩衫得了。但是，正因为我如此强烈地意识到我正在扮演艺术家的角色，我作为艺术家的身份第一次变得真实了。
我们说着话，埃琳那令人畏惧的光环就消失了。她不是来自纽约市，而是来自长岛郊区，她上了当地的公立学校。她父母是计算机程序员。我很惊讶地得知她父母和我父母一样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移民，因为埃琳看上去就像从伊恩·柯蒂斯的额头跳出来的仙女。并不是说埃琳不食人间烟火。她一度还放了个屁。当看到我震惊的表情时，她笑了：“为什么我们要夹紧屁股走路呢？憋着屁可不健康。”大多数时候我们安静地工作。埃琳受到马克斯·恩斯特的影响，画了个人形鸟状物，吓到了我。我照着她的作品，开始画我自己的人形图案。几个小时过去了，我疯狂地画着，没了平时的小心翼翼。随着宿舍楼的每个人都睡去，背景里低沉的聊天声和笑声逐渐消失。当磁带放完后，我们只能听到蟋蟀的叫声和着牛蛙的低鸣，牛蛙的歌声越来越响亮，直到我们的房间仿佛脱离了宿舍楼，漂浮起来——就像玩具屋里没有第四面墙的房间一样——漂进一片枝繁叶茂的森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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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埃琳和我参加了艺术家吉姆·肖（jimshaw）在切尔西的开展仪式，他是洛杉矶的一位概念艺术家，从二手店收集了数百幅业余画作，把它们放在一流画廊里，以沙龙的形式展出。他把这些画按主题整理：小丑，猫，飞碟以及其他在业余画家笔下很流行的俗气题材。和其他观众一样，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些画像，它们像小报一样淫秽。这个展览获得了热烈的评论。一位评论家写道，肖“通过肯定后现代社会去中心化的主体性和碎片化的日常，打乱了传记或签名风格的概念”。
然后我们看到一幅眼熟的带着超现实风格的作品，上面是用丙烯厚涂的鸟形图案。那正是数年前埃琳在我们参加的艺术营里未完成的那幅画。在这个充满媚俗的野生动物园里，埃琳的画看着天真而不刻意，透出的怪异是未被教化的心灵产生的意外，而不是为了特意的效果而发展出的风格。肖一定是在长岛的二手店发现了这幅画，埃琳的母亲把她高中的作品集扔去了那里。如今，被他发现后，这幅被抛弃的画成了有价值的收藏品。
埃琳为自己的画感到难为情。她说，这幅画很不成熟，完全不重要，就是垃圾。我想到所有著名艺术家，他们最差劲的早期画作现在都价值连城。每一幅涂鸦都被供奉起来存档，因为它解锁了艺术家早期阶段的风格。我催促埃琳告诉吉姆·肖这是她的画，但她反对这个想法。2013年的那个时候，埃琳已经在欧洲办过展览，但还没有在纽约露面。当我喋喋不休的时候，埃琳让我闭嘴。她说：“我可不打算以这种方式在切尔西首次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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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20多岁时，我认识一个叫乔的人。他是个艺术家，也在一个叫“芝士汉堡”的乐队里唱歌。他矮墩墩的，像莫里斯·森达克画笔下的人物，但是在台上，他像罗伯特·普兰特一样抽搐和号叫，牛仔裤松松垮垮，露出巴掌长的臀沟。他适合聚光灯。2008年，我在“加拿大”看了他的个人展览，那是一个位于纽约下东城的画廊，就在以前中国城大巴以15美元一位的价格开往波士顿的地方。当我走进冷飕飕的展厅时，我以为展览还没有布置好。墙上基本是空的，只有几幅脏兮兮的、没上油的画布。一张画布上淡淡地涂鸦了一张快乐的脸。另一张画布上有个代表超人的幼稚的“s”标志。即使是他的乐队成员也对这个展览感到恼火。“乔完全是在最后一刻搞出来的。”
他的个展大获成功。乔后来被称为这一代的“坏男孩先锋艺术家，有着额外的男子气概，反抗着审美传统、社会规范，或两者都有”。他的画被称为“原始主义”，但不知道为什么，依然抓住了“我们这个数字时代的超时空性”。评论家惊叹于他做了这么少，却“逃脱了”那么多。最近，我问埃琳的伴侣，一个画家和布展人，那天他做了什么，他说：“我搬了一幅乔·布拉德利（joebradley）。”“你什么时候起把乔称作一件物品了？”我问。他答道：“自从我搬了一幅乔·布拉德利到伊万卡·特朗普（ivankatrump）的顶层公寓。”
我们可以通过坏男孩白人艺术家“逃脱”的故事来追溯先锋派艺术的谱系，从杜尚在一个小便池上签名并称之为艺术开始。它关乎蔑视标准和开创先例，最终把艺术从自身中解放出来。艺术家把艺术作品从掌握的规则中解放出来，接着从内容中解放出来，然后从海德格尔所说的它自身的物性中解放出来，直到它被包裹在生活本身之中。在艺术作品被剥夺之后，我们就只剩下艺术家的活动。问题在于，历史必须承认艺术家的越界是“艺术”，而这又取决于艺术家对权力的获取。一个女性艺术家很少能“逃脱”。一个黑人艺术家很少能“逃脱”。就像有钱的寄宿学校的孩子肇事逃逸一样，逃脱并不意味着你不受法律控制，而是意味着你凌驾于法律之上。坏男孩艺术家可以为所欲为是因为他的身份。越界的坏男孩艺术实际上是最规避风险的，是为银行家、收藏家这种观众循环表演的陈腐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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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运动一直建立在白人坏男孩的兄弟情谊之上。他们的英勇行为被详尽地记录下来：“热衷于合作”的男孩，“十年间不停狂欢”的男孩，那些酒吧现在都已经变成神圣的地标。从年轻时起，这些男孩就在他们的遗产上搞投机，评论家在他们成熟前就急切地购买他们的股票。但女性的重要性很晚才能得到认可。女性艺术家只能得到回顾性的“验尸”。考古学家必须打开墓穴，宣布他们发现了另一个未获认可的天才。
当我读到凯利、肖和麦卡锡之间的友谊，或德库宁和波洛克，或魏尔伦和兰波，或布勒东和艾吕雅，我渴望读到女性间——并且更紧急的是，有色人种女性间——作为艺术家和作家成长过程中的友谊。在过去几十年里，女权主义作家和艺术家的队伍不断壮大，但基于她们美学标准的女性友谊依然比较少能读到。我在文学史和艺术史年鉴里挖得越深，就越感到孤独。但在生活中，我并不孤独。我意识到，通过我和埃琳、和海伦的友谊，我已经体验到了这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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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地，埃琳和我一起进了欧柏林学院，但我们直到第二年才亲近起来，因为在开学典礼上，埃琳和她那个从长岛来的文身师男朋友在一起，这让我很失望。当我在校园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的巴洛克哥特风更浓了，下巴和鼻子有了新的穿刺，手臂上多了一大片带刺的文身。她男朋友也有同样的穿刺和文身。他也一样白，编着白色的辫子。
她这个男朋友成天待在他们只有衣柜大小的宿舍里。我觉得，因为他，埃琳变得反社会了，她不和我们其他人一起在食堂吃饭，而是和他在狭小的宿舍厨房里用微波炉热素咖喱。当她不进行艺术创作或学习的时候，她就一直睡觉，盖着她那条看起来和防尘罩一样舒服的黑丝绒毯子。回想起来，我很难把那个昏昏欲睡、轻声细语的埃琳和现在我认识的这个大嗓门、有主见的埃琳想到一起。
我以为她的被动和她男朋友有关，我怀疑她男朋友控制欲很强，可能有精神疾病。也许我对她有点占有欲。埃琳会在她的朋友们那里，尤其是后来在海伦那里，引起这种忌妒、这种所有权意识。然而，虽然她男朋友可以说是个混蛋，但她如此嗜睡和被动并不是因为他。实际上，在她悲伤的时候，她男朋友是唯一陪在她身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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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说，她第一次注意到我是在大二，在一门叫作“化学与犯罪”的简单课程上，教授没完没了地讲着辛普森案件。她观察到，“你是那个每天早上偷跑出去嗑药的女生”。我在课上感到无聊时就会去厕所隔间坐上五分钟，这真是对我这个习惯的奇怪解读。虽然我知道她在那堂课上，但我对她说我不知道。她留着一头染黄的长头发，戴着一条米色的巴宝莉围巾，那是所有韩国留学生证明身份的必备饰品。她看上去很困惑。一个装作很有艺术气息的音乐学院预科学生。
我想不起来海伦是如何进入我和埃琳的生活的了，只记得我们一遇到她，就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了一辈子。我们相处以来，她开始变得像埃琳，有了黑色的衣柜、厚底鞋和带有侵略性的黑色边框眼镜，直到大三，海伦找到了自己迷人的男性风形象。因为她父亲出于职业要求一直在海外工作，在来到欧柏林音乐学院接受古典小提琴训练前，她在六个不同的国家生活过。后来，因为演出的压力筋疲力尽，她转到欧柏林学院来学宗教学和美术。她满怀热情地投入每一门学科，然后再彻底抛弃它。她对朋友和恋人也是这样，对生活过的国家也是如此。海伦会说五种语言，对口音也很敏感。在伦敦生活后，她们家搬到了巴尔的摩，而海伦在一周内就换成了美国口音。
什么都不能在她那里停留，只有上帝和艺术可以。还有她的身体，她试图把它饿到什么都不剩。她停止服用锂盐，因为它会让体重增加。复活节的一周，在一个寒冷、明亮、闪闪发光的日子里，她开着她父亲的粉蓝色林肯车在校园里转悠，把粉色的棉花糖兔子砸向她喜欢的朋友，把锂盐药丸砸在她讨厌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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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给予我的最大礼物就是让我有可能选择自己的教育和职业，我在韩国城认识的孩子们可不一定有这样的可能，他们觉得必须帮父母摆脱债务和一周七天都工作的艰辛日子。较为富裕的韩国父母没有这样的借口，他们无情地操控孩子的事业和婚姻，结果是毁了孩子的生活，这一切只是因为他们想要炫耀权力。我很幸运，因为我的父亲也想成为一名诗人，他从未跟我说过，直到我开始在欧柏林上诗歌课。
父亲的生意做得非常好，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就住在一片白人郊区里带游泳池的房子里。我过去常常透过窗户看麻雀俯冲下来，嘬一口氯水，再飞上去。我家的不快乐并没有因为搬家而消失，反而因为我们的隔绝于世变得更加突出。要探究我青春期不快乐的根源，就要写写我的母亲，而我一直在这本书中挣扎：在不谈论母亲的情况下，我能对自己进行多深刻的挖掘？一个亚裔美国人的故事是不是总
要回到母亲身上？当我遇到越南裔诗人阮华（hoanguyen）时，她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跟我讲讲你的母亲。”
“好吧，”我说，“那真是个活跃气氛的好问题。”
“你有一位亚裔母亲，”她说，“她肯定很有意思。”
我必须推迟谈论我的母亲，至少现在先不谈。我宁愿先写写我和亚裔女性的友谊。我的母亲会占据主导，冲破这些文章的围墙，直到所有文章里都只有她。我有些账要先算算——和这个国家，和我们被书写的方式。我只能说，母亲当时已经崩溃了，尽管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崩溃的。当疾病没有名字的时候，它就会被归咎到孩子身上，就像我曾经觉得自己有错一样，就因为当时我坐在副驾驶座位上，而母亲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让车冲上了另一条车道，差点儿撞上另一辆车，同时她威胁说要杀了我们俩。
那时候，我的脑子里是个拨号音。我躲着母亲，也躲着高中里那些可怕的富家子弟。我躲在艺术里，如果我不在学校的艺术工作室，就希望自己能在校车上隐身，那个密闭空间里有一个残酷的霸凌者，他每天提醒我和我的朋友们，说我们像狗一样丑陋。无论我们的收入有多少，我的家人都无法咳出胸口的那根刺。那种暴力的印痕如影随行。我以为搬到俄亥俄州就能逃离它，但它也跟着我到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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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琳、海伦和我常常去j.r.valentine’s，这是一家独立餐厅，总在周二做炸鲈鱼的特价广告。这家餐厅有个森林绿的屋顶，停车场里棕色的雪堆比汽车还多。我们总是那里仅有的大学生，因为它离校园有几英里。我们在那里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不停地给难喝的咖啡续杯，或者从菜单上点奇怪的菜。我希望能有个速记员跟着我，这样我就能记录下这些日常的时刻，作为一个整体，这些时刻比失去童贞或心碎更能改变我的生活。弗洛伊德在和约瑟夫·布罗伊尔（josefbreuer）的通信中说：“创造力在激烈的男性谈话中得到最强有力的释放。”我们友谊的基础就是激烈的谈话，它被吸收到我们的艺术和诗歌中。当我独自进行艺术创作时，艺术是一种幻想，而与埃琳和海伦分享时，艺术成了一种使命。
海伦让你觉得，没有你的艺术，世界就会毁灭。但她在赞美你的时候不仅仅是在恭维，她也在向你学习，直到超过你。海伦对诗歌很好奇，所以我借给了她我那电话簿一般大的20世纪诗歌选集，以为她会很无聊地翻一翻，然后我很气恼地在她屋里发现，这本书每隔一页就折了角，画了线。另一次，我带她去健身房，教她怎么用跑步机。在我慢跑了两英里时，海伦都快把跑步机踩塌了，逃命似的冲刺着。“悠着点！你身上会酸的。”我跑完的时候说她，但是，大汗淋漓的海伦呼哧呼哧地又跑了十英里。
她从不睡觉。别人都在睡觉的时候，她整晚干什么呢？她没法在自己床上睡觉，于是定期去朋友家挤。有天晚上，一个朋友在半夜醒来，发现海伦在她的房间，坐在椅子上，在黑暗中抽着她的薄荷烟，她吓坏了。
海伦开心的时候既像个小孩子又像个妈妈。早上，她会和我一起跳到床上，用小孩子一样的声音说：“我们去吃早饭吧。”有时她会闻闻我的毯子，猛地把它掀起，卷起来扔进洗衣机。依然昏昏沉沉的我总会屈服，和她一起去吃早饭。后来，我注意到她更常和埃琳这样做。叫醒她。和她一起出去，感受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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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大二，埃琳已经是艺术系的明星了。她的雕塑和装置作品总是最有想象力、最有创意的。海伦是个艺术新手，开始的时候她模仿埃琳的一切。埃琳在装置作品中用土壤，她就用土壤；埃琳制作了艺术家书籍，她就跟着制作——但埃琳从来不介意，她觉得这是对她的恭维。
最终，她俩都成了艺术系里的中坚力量。在艺术评论期间，她们打闪电战一般，以令人生畏的敏锐性拆除了同学们的丑陋雕塑。著名的客座艺术家也未能幸免。一位客座摄影师展示了他怀孕妻子裸体的温馨照片，埃琳和海伦对他严厉批评，因为他把女性主体物化为由生理决定的对象。教授都喜欢她们。同学害怕她们，也憎恨她们。他们每个人都展开被动攻击，把埃琳认作海伦，或把海伦认作埃琳，而不在乎这种做法在种族问题上的敏感性。她俩有了个绰号：双胞胎。
我曾经教过一个诗歌工作坊，班上有三个波斯裔女学生。当我第一天考勤叫出其中一个的名字时，这个学生用一种既尴尬又挑衅的声音说道：“没错，嗨，我是另一个波斯人。”班上有一半学生是白人，但没有白人孩子意识到那里有太多和他们一样的人。但我懂得那个波斯学生的感受。当一个地方有太多像我一样的人时，我总是知道的，因为那意味着餐厅不再酷了，学校不再全面了。当亚洲人太多时，一个空间就被占满了，而只有三个也可能意味着“太多”。与埃琳和海伦在一起时，我可以感觉到我的自我和她们连在一起，但埃琳和海伦并不在乎。她们的打扮就是为了咄咄逼人地存在。她们穿掷地有声的鞋子。她们想要让人感到畏惧。
埃琳和海伦是艺术系的入侵者，这个系以前是由白人男孩主导的，他们玩讽刺性死亡金属乐队，为校外聚会做丝网印刷海报，并为了接近音乐圈搬到芝加哥。艺术是一种姿态，是学业不佳者的生活方式。而埃琳和海伦则毫不避讳她们的野心。艺术必须得有利害关系。
埃琳受到罗伯特·史密森（robertsmithson）等大地艺术家的影响，但她的风格是自己忧郁的极简主义。她做了地景作品，做了完美的微型泥土立方体，用解剖针在每个立方体上做标记，并在画廊的地板上把它们排列成图案。还有一次，埃琳把一把旧椅子拖进植物园，坐在椅子上，用她的鞋在土里挖了一晚上。当时，我取笑她那件作品（就这？一个洞？），但现在回想起来，我可以想象它的美丽，在沿着沼泽地散步的早晨，从白雾中看到金色的榆树围绕着一把被遗弃的孤独椅子和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凹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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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艺术营遇见埃琳的夏天和我在欧柏林再次看到她之间的这一年里，她经历了一场家庭悲剧，至今她依然不太愿意提及。写这本书时最初我提到了那件事，直到最后一次修订时，我们在下东区吃饭，埃琳提出了异议。我告诉她，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海伦再次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很高兴看到海伦，直到我突然意识到，我必须告诉她我一直在写她。
“顺便问一句，你没写我家的事，对吧？”埃琳问道。
“我提到了发生的事情，”我说，“就一句话。”
“不行。我们讨论过的。”
“你说过我可以提，但不能讲细节！”
“那是种乐观的解读。”
“它是你大学艺术作品的核心部分。我不知道怎么能完全不提它，因为我会写到你的艺术作品。”
“听我说。今年夏天我在上海的时候，那里有很多规则。每次我要求用某个场地或设备，负责人都会拒绝。他们甚至不知道规定是什么，但他们不想找麻烦，所以对所有事情说‘不’更简单。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成事的，直到一位艺术家告诉我，中国文化是原谅的文化，而不是允许的文化。你打破规则，之后再寻求谅解。”
“你是说我可以写，之后再求得原谅？”
“不是，我是说，我们不在中国。你不能求得原谅。我不会原谅你。这关乎我们的友谊。”
“好，我会删掉这部分。”
“谢谢。”
“只是——”
“什么？”
“我会删掉——我发誓我不是在为了留下这部分内容而找理由——但我认为，亚洲人对自己的创伤讳莫如深是有问题的，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从来没人认为我们遭受过任何不公。他们认为我们只是些——机器人。”
“我对隐私的需求不是亚洲人的事——而是艺术家的事。”
“这关艺术家什么事呢？”
“所有艺术家都对自己的生活保密。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职业生涯。”
“这是一个宽泛的概括。”
“那你对亚洲人的评论不是吗？我说的是真的，尤其是如果你是一位有色女性艺术家。不论你透露了什么东西，他们都会让你的艺术和你的生活一起坍塌——我不希望我的自传劫持我的艺术。也许那件事发生时，我失去的是我内心深处的一部分，但我真的非常努力把我的工作和我的身份与那个失去的部分区分开，我不会被击倒。”
“你知道我没有用你的真名。”
“这不重要。”埃琳说。
“我想不再和海伦做朋友是件好事。”
“这是要考虑的事情。如果是你呢？她会怎么想？文章哪里体现了关心？为什么从他人生活中获取素材是必要的？”
“埃琳，你还没有读过这些文章。里面有很多的关心和体谅。作为一名作家，不从别人生活中汲取灵感对我来说是不现实的。我不是某个没有朋友的孤儿。我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重叠在一起，所以我别无选择，只能从别人那里获取，这就是为什么作家都非常关心他人，但——如果它们是完全真实的——也有点残忍。”
“正如我说过的，我们的友谊岌岌可危。”
“我现在就去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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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的时候，我认为入门绘画课程对我来说太基础了，所以我通过展示高中作品集的幻灯片，说服小巧的、长得像猫头鹰、儒雅严肃的希腊教授雅典娜·塔哈（athenatacha），让我进入了中级绘画课。我为我在高中的大学预修艺术课上的作品集感到自豪。她把我的幻灯片放在灯光下。当我告诉她我得了5分时，她把片子放了回去。
“从技术上讲，你是高级的。但在审美上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雅典娜用高亢的希腊口音说。然后她撕下一张课程注册号贴纸，让我去交给注册员，但她没有把它递给我，而是紧紧地贴在了我那张颜色柔和、高更风格的自画像幻灯片上。
在相互点评时，我的同学都是粗鲁的大三大四学生，他们用牛皮胶带把自己糟糕的人物绘画贴起来，因为没人费心使用固定剂，纸上沾满了指纹。一个大四的学生把她的斗牛犬带到课上，总是画它。虽然我很害羞并且在批评时从不说话，但我很挑剔。我认为他们的画作是懒惰且不熟练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画总是不被理会。我尝试了，但没办法掌握这种有损技艺的丑陋美学，并继续毫不在意地创作女性化的作品。有一次，雅典娜让我们画一个内脏。我画了一个柔软的卵巢，然后意识到它太漂亮了，我剪下复印好的卵子并粘在画上。在相互点评时，所有人都沉默了。雅典娜看着我的画说道：“颜色很漂亮。但是为什么它被这些卵子挡住了？这很愚蠢，不是吗？”一个之前是金发而现在是旧硬币发色的大三学生哼了一声。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艺术创作的主观波折。我后来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拼字比赛》（ispellbound/i）是一部2002年制作的关于全美拼字比赛的纪录片，其中许多参赛者是移民或工薪阶层的孩子，他们凭借勇气和努力成为入围决赛的选手。那多么酸楚、多么充满希望！当一个南亚男孩被“大吉岭”这个词难住时，我眼里噙着泪水笑了。这一切多么讽刺！如果有一部纪录片宣扬美国在实行精英制度，那一定就是这部电影。我相信才华和老派的汗水付出与艺术作品的成功成正比，并不知道不论我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做出好的作品。他人必须认定它的好坏，而他们认定的依据和艺术品本身并没有关系，而是综合了展出、时机、运气和我作为艺术家如何表现自我这些因素。最终，我学会了显得冷漠和无聊。我的发绳越来越脏，我不再洗头。出于冷漠而非真正的技术，我放飞了我的线条，让它在廉价的新闻纸张上行进，而雅典娜终于肯定了我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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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崇拜丑陋的校园里，海伦认为美是最高的赞美。她坚定地站在了康德和济慈的阵营。美不加掩饰，也不是某些更高的哲学真相的侍女。美不言而喻，是价值的最高标准，因为它能够暂停思考、冻结时间，这是她所渴望的，让时间在她的存在中暂停。
海伦的灵感来源于安·汉密尔顿（annhamilton），一位在20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的艺术家。汉密尔顿把数千个铜质标签钉在地板上，或者把屠宰场捐赠的细流般的马毛编织成8000平方英尺的地毯，让画廊的地板看起来像是一片狂野的大海。“暗指了童话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学者兼诗人苏珊·斯图尔特（susanstewart）谈到汉密尔顿奢华到近乎骇人听闻的装置艺术时说。当然，汉密尔顿有一大群帮手，而海伦只有她自己。
在大二雕塑课的期终项目中，海伦焊接了铜管，在铜管中间编织了一码又一码的顶级白色丝线。她织了几天几夜，根本没有睡觉。
她的雕塑总是白色、明亮而纯净的，你对美的感知取决于你站在哪里、离作品有多近，她的作品玩弄着这一点。在互相点评时，每个人都喜欢她最后的装置艺术。这些雕塑看起来像一排排白色的轮床，但近看，白色丝线的细节错综复杂，仿佛小蜘蛛们穿起了每一根细丝。完成以后，她筋疲力尽。现在快去睡吧，我们催促她。海伦说她会的。她回到宿舍，吞下了一整瓶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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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从医院回来后，我们变得更加亲近了，我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让她活着的契约，但这个责任尤其沉重地落在了埃琳身上。她成了海伦的知己、合作者和姐姐。但埃琳对海伦的态度也是最听天由命的。在第一次事件之后，海伦多次威胁要自杀，以至于埃琳和我表现得就像她身患了绝症。有一次，当我告诉埃琳，海伦必须回到医院时，埃琳沉默了，然后说道：“反正她总会死的。”
这种威胁在海伦和我之间插入了一个楔子。我怕惹她生气，说错话。我的个性弱化，直到我像《谋杀绿脚趾》（ithebiglebowski/i）中眼睛水汪汪的史蒂夫·布西密（stevebuscemi）一样，成了一个软弱的随从。另一方面，海伦的喜怒无常也被放大了。她勃然大怒，而这愤怒不该存在于大学里。医生们不断改变他们的诊断：躁郁症、边缘性人格障碍。不论是什么，我都对学校让她回来感到非常生气，因为现在是我和埃琳来照看她。我怯懦而自私。当海伦变得偏执，像她经常做的那样，指责我想要抛弃我们的友谊时，我想大喊：你是对的！你他妈是个疯子，我要你从我生活中消失。但相反，我低声说我是多么爱她，她的友谊对我来说是怎样一种幸事。
我确实爱她。我们第一次深夜谈话中，有一段是关于我们的母亲。在海伦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海伦的母亲一直进出精神病院，海伦不仅在国家之间来回穿梭，也在亲戚之间来回。海伦很可能是躁郁症，但是这个词并不能完全体现她的痛苦。她的性格对我来说很明显是有家族共性的。如果我能张开我的皮肤并释放我所有的愤怒，她可能就是我。如果说埃琳激发了我的才智（和我耐心的小嫉妒），海伦则激发了我的原始本性。但我不相信我对她的记忆。因为我记不起当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所以很容易把她变成反派或浪漫化。我很容易把她变成一个想法。她有一张自己5岁时的照片，坐在四个实物大小、跳着舞的机械动画粉红豹中间的长凳上。她失去了平衡，好像豹子是在她坐上长凳之后才开始猛然晃动的。她看上去既害怕又愤怒。这张照片捕捉到了她。我在这儿做什么？这种生活是什么？现在让我下来。
在海伦试图自杀后，她的室友和她疏远了，这是个糟糕的做法，因为如果海伦感觉到你在疏远她，那你就是她的死敌。一天晚上，当埃琳和我在楼下等她，我们听到她们在争论。她室友离开房间时嘟囔着说：“去你妈的，海伦。”然后我们听到海伦在楼上怒吼：“不，去你妈的！”分贝震动了整座房子。海伦猛地冲出房间，把她室友推下了剩下的最后三级台阶。我的心脏在喉咙里跳动。我明白那种愤怒。我是如何在俄亥俄州发现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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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吞下那些药片后的夏天，我在首尔一个地铁站外见到了她。海伦比她周围的韩国女星高出五英寸，这意味着她鹤立鸡群，看起来就像她在欧柏林学院的样子。她理了个男孩的发型，戴着黑色眼镜，背心露出文胸肩带。尽管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法规规定，女性不得在公共场所吸烟，她仍抽着烟。我拥抱了她，然后试图把她的肩带塞到背心下面。我对自己感到羞耻，因为我对她的样子感到羞耻。在亲戚们的威吓下，我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女性化。“看看你，韩国小姐。”海伦吹着口哨说道。
我们转入一条小巷，里面有卡拉ok酒吧、锁匠摊和卖炸鱿鱼的路边小推车，然后退回到一个地下咖啡馆里。我们点了茶和蛋糕，虽然只有我吃了松软无味的蛋糕。海伦什么都没吃。她摘下眼镜，我看到她眼底熟悉的黑眼圈。海伦大二后的夏天回到了首尔，在她父母家中休养。我碰巧因为探亲也在那儿。
她告诉我，她的父母在首尔给她找了位心理学家，和她父亲年纪相当。她说，父母选中他是因为他是西式的分析师。她每周去三次。就像讽刺画中的弗洛伊德派分析师一样，他一句话都没说。她说话的时候，他没有应答，也没有提问，只是用笔在他的写字夹板上画几下。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周，直到海伦要求他说些什么。令她惊讶的是，分析师答应了。他给她足足讲了40分钟，仿佛他打开了话匣子，道出了前几次诊疗后的想法。根据分析师的说法，海伦是一个不思悔改的自恋者。这主要是她父母的错，因为她是独生女，他们又生活在许多不同的国家，因此忽略了给她定下纪律的边界。结果就是海伦被宠坏了、变得自私，她尝试自杀是她试图博取关注的可悲噱头，这份关注给她的母亲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我的天呐，”我说，“难怪这里每个人都想自杀。”
海伦耸耸肩。她看起来很脆弱，让我想起了一头受伤的母狮。在海伦脆弱的时候，我最喜欢她，因为她如此闷闷不乐，让我有机会为她变得坚强。之后，我们走到她父母的公寓，那是个干净而现代的两居室，有一面书墙。她的母亲在家，听着无线电里的布道。遇见她之前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我惊讶地发现，她看起来很年轻，有着修长的脖子以及衬托着她白皙优雅脸庞的鬈发。她最明显的特征是浓密的黑色眉毛，文成一条永恒的充满忧戚的线条。海伦在她房里时，她母亲把我拉到一边，向我表达感谢。
“感谢什么？”
“做海伦的朋友。”她妈妈说。
“噢，”我淡淡地说，“我很幸运能成为她的朋友。”
“我知道这很难，”她说，“怪我自己。她甚至在学会骑车前就在照顾我了。”
海伦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本她想给我看的书。我不记得那是什么了。当我觉得时间合适的时候，我找了个借口说我必须走了，即使我无处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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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的时候，埃琳和我花150美元月租，住在一个凹陷的木瓦屋顶的房子里，墙板是铝制的。塌陷的地板上铺着乱糟糟的地毯。厨房的油毡地板也在塌陷。我的床架也塌陷了，所以每天早上我都在凹成玉米饼的床垫里醒来。我们和保罗住在一起，他是个有才华的、轻声细语的非裔艺术生，不喝酒也不抽烟，唯一的缺点是他必须不停地做东西。当他坐下聊他的一天时，他必须同时用细绳和废弃板搭个杂志架，或是用黄麻织个网。客厅成了他的工作室：木头、纸板、波纹钢，到处都是锯末。埃琳的房间在楼上，我房间的对面。她会把舒适的护墙板拆下来，把房间弄得像1990年左右东柏林被擅自占用的废弃屋子。那是个修道院式的房间，有一个光秃秃的灯泡，地上有个铺着黑色床单的床垫，暖气片旁边有成堆的书。我们遭受过一场巨型蚂蚁的入侵，埃琳用她那本加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的《外在教学机上》砸死从她房间楼板里爬出来的蚂蚁。砰！砰！砰！我一天里定期会听到这种声音。
此前一个学期，我在伦敦参加了欧柏林的一个海外学习项目。那个学期是我渴望的大学经历，因为它很有趣，没什么戏剧性事件。我们有一个轻松的时间表。我们看了皇家莎士比亚公司的戏剧，并在课上讨论。除此之外，我自由地在伦敦闲逛，享受英国人平庸的习俗，比如在酒吧里喝苦酒，或在泰晤士河畔逛露天书市，在那里我买了一本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抑或漫步在到处是飞燕草、郁金香和菊花的哥伦比亚路花卉市场。每件物品都充满文化气息，甚至我午餐吃的罐头扁豆都是如此。
我在大学里第一次有了男朋友。他是个来自尤蒂卡的爵士钢琴家，书呆子气而且不幽默，但他是项目里仅有的两个直男之一，实际上我为能够得到他而感到自豪。我住在马里波恩地铁站附近的一个地下室公寓里，离杜莎夫人蜡像馆只有一个街区，有三个白人室友，她们狂野、有趣、公开做爱。她们非常大胆，想到什么都会放纵去做。室友索尼娅是我们中最崇尚享乐主义的，但也是最守规矩的。索尼娅发誓不在伦敦做爱，就好像性是她吃了太多的浓郁的巧克力一样，但这仍然不能阻止她把在地铁上遇到的陌生人带回来，除了做爱什么都做。每当我们喝酒时，室友们都会脱掉上衣，漫不经心地和对方亲热，就像她们在演出。我是最拘谨的一个。“凯茜像平时一样穿着上衣，”她们说，“来嘛，让我们看看你的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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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回到欧柏林时，我缩在图书馆顶层的一间自习室里写论文或写诗。有时候，我在校外肮脏的房子里喝得烂醉。在有个房子里，我的朋友懒得买厕纸，于是在厕所旁放了件毛衣和一把剪刀。
回来让我很沮丧。
大三那年，海伦的状态糟透了。她开始吸食海洛因，除了彩虹糖之外，什么也不吃。她尤其嫉妒埃琳，因为埃琳又有了一个新男友。埃琳有陷入依赖关系的习惯，这就是为什么她和海伦如此亲密又紧张，但埃琳的生活中依旧要有男人。她的新男友杰克特别苍白，散发着异味，除了收集唱片，什么都不会做。海伦一有机会就提醒他，他配不上埃琳。她是对的。
在讽刺剧《龙飞天堂之歌》（isongsofthedragonsflyingtoheaven/i）中，剧作家扬·琼·李（youngjeanlee）说：“很多白人男性和亚洲女性约会是因为，相比白人女性，他们能得到更好看的亚洲女性，因为我们自尊心较低，更容易约到。就好像你买一个差点儿的牌子，这样你就能拥有更多的豪华功能。而且，亚洲女性会和那种没有白人女性会碰的白人男性约会。”
埃琳迷人、有才、聪明，但她和一个完全没救了的男人约会，这个男人连火鸡三明治都需要埃琳帮他做。表面上看，埃琳在这段关系中占了上风，但假装无助的男人——欧柏林盛产这种男人——可以和大男子主义者一样有控制欲，因为他们利用自己的无能摆脱琐碎的事情，然后这些事情就只能落到女人肩上。一天到晚，杰克把自己埋在埃琳的被子里，埃琳像照顾结核病人一样照顾他。她耐心地听他讲了好几个小时，关于他感受不到足够多的情感。“写下这些感受。”埃琳劝慰道。有一天，海伦闯进埃琳的房间，把一盒饼干扔到杰克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