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过去常常定期观看老旧的约会节目《爱情连线》。她根本不懂英语，但看着两人在沙发上互相交谈，她依然觉得极其有趣。她跟着电视里的笑声一起笑，还会转向我，看我是否也在笑，然后转向电视再笑一会儿。那些预先录制好的声效是一个空洞的声音洞穴，附和着外婆的笑声，加剧了我们家平淡无奇的紧张氛围。当她看电视时，我保持警惕地坐着，竖起耳朵，对于笑声音效烦扰地要求我一起加入而愈发感到焦躁。我的家是一个临时空间，当下总是浪费在对未来恐惧的期盼中。我总是知道母亲什么时候心情不好，虽然我从来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突然爆发，所以我等啊等，直到我听到她用最大声尖叫出我的名字，这是暗示我跳起来关上所有窗户，这样家里的声音就不会泄露到外面。
作为诗人，我一直把英语当作权力斗争的武器，用它来对付比我更强大的那些人。但是当我用英语表达爱时，我犹豫了。我一直非常保护家人，确保家里内部的声音不会泄露到外面，但我不知道如何让外面的进来。我在一种与痛苦密不可分的爱中长大，我害怕一旦我宣扬那种爱，它就会氧化成背叛，就好像我用英语来反对我的家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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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被称为冒犯者之前，我能走多远去采集糟糕的英语？虽然我以前借用夏威夷英语和西班牙英语，但现在在使用这些语言前我会再思考一番。当电影《摘金奇缘》（icrazyrichasians/i）首映时，推特圈称演员奥卡菲娜（awkwafina）的口音为“涂黑脸”，这种口音和我在洛杉矶长大时听到的韩国城口音相差不远。我从未想过那些韩国城女孩是在“涂黑脸”。我以为她们只是像周围其他青少年那样说话。
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这个国家无论左右翼的所有政治派别都在固化种族身份。白人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许多非白人通过愤怒和自豪感来捍卫自己的身份，以及要求针对几个世纪来白人从非西方文化中的掠夺行为采取补救行动。但这种正当愤怒的副作用是出现了“留在你的车道上”的政治，在这种政治中，艺术家和作家被要求仅依靠他们个人的种族经历来发声。这样的政治不仅假设种族身份是纯净的，忽略了种族群体互相重叠的混乱现实，而且把种族身份归为一种知识产权。
当我们受到一首诗或一篇小说的启发时，我们作为人类的冲动是去分享它，正如刘易斯·海德（lewishyde）所写的那样，它会“在其后留下一串相互联系的痕迹”。但在市场经济中，艺术是一种从流通中移出并保存下来的商品。如果艺术品在流通，它流通就是为了利润，而白人作者已经从中大肆获利。说起这个话题，阿米里·巴拉卡提供了一句无价名言：“所有文化都互相学习。问题是，如果‘披头士’乐队告诉我，他们从盲人威利那里学到了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我想知道为什么盲人威利还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开电梯。”
我们必须纠正这种不平等的分配，但我们必须在这样做的同时不忘海德所说的礼物经济中文化交流不可估量的价值。在应对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内化了市场逻辑，文化被囤积储藏起来，好像文化是一旦和他人分享就会贬值的产品；我们不是在去殖民化英语，而是把英语分割成敌对的民族国家。创新的灵魂源于跨文化的灵感。如果我们被限制在自己的车道上，文化就会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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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制作人郑明河（trinht.minh-ha）建议我们“在附近谈论”，而不是“谈论关于”一个你经验之外的文化。在接受《艺术论坛》采访时，郑说：
当你决定在附近谈论，而不是谈论关于什么时，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承认你和电影中的人之间可能存在的差距，换句话说，保持所要展现的空间的开放，这样，尽管你非常接近你的主题，你也承诺不代表他们、代替他们或者在他们之上发言。你只能在附近谈论，在邻近区域（无论对方是否在场），这需要你故意不表明意义，防止它只是把空间关上，从而在言论形成的过程中留下空隙。这允许其他人进入并按照他们的意愿填充这个空间。这种方法给双方提供了自由，这可能是电影制作人接受它并认可其中强烈的道德立场的原因。通过不试图占有有关他人的权威地位，你实际上把自己从这种无所不知的主张和知识等级所产生的无止境的标准中解脱了出来。
我转向片段化散文，因为我只能“在附近谈论”亚裔美国人的状况，这种情况过于错综复杂，让我无法跨过它。我越是想把它钉住，它就越逃脱我的掌控。我试图把它写成一首抒情诗，但抒情诗是一个舞台、一个基座，我从那里发声来指出我不是什么（对于任何非白人的诅咒是：你太忙于争论你不是什么，而永远达不到你是什么）。我承认，有时我依然觉得亚裔美国人这个主题如此可耻地不温不火，让我渴望改变它——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择了这种片段化的形式，它的出口通道允许我偏离原路。但我总是会从不同的角度回归，这是我自己接近它的方式。
然而，如果我要在附近写下我的亚裔美国人经验，我觉得有必要写下附近其他种族的经历。学生问我：“我如何在不总是对白人做出反应的情况下书写种族身份？”机械的回答是“讲述你的故事”。但这也可以是给白人的回答，因为白人出版商想要“穆斯林体验”或者“黑人体验”。他们希望种族被孤立，因为这样更易理解、更易品牌化。自从我开始写作以来，我不仅对讲述我的故事感兴趣，而且也有兴趣去找到一种形式——一种言语的方式——来对白人进行去中心化。我选择糟糕的英语，就像艺术家格雷格·波多韦茨（greggbordowitz）在论及激进艺术时所说的那样，它绕过社交媒体的算法和消费者人口统计数据，把通常不在同一个房间里的群体聚在一起。
你不能用糟糕的英语发推特。如果我在推特上发一行我的诗歌，那会是一场灾难。糟糕的英语最好是线下分享，在书中或现场表演。这是一个互动式的用语，必须大声朗读出来才能被理解，但不管文化来源如何，即使我不十分理解，那些难嚼的音节对我来说也像是家常便饭，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将白人以外的种族群体聚在一起。但糟糕的英语是一门正在消亡的艺术，因为网络要求我们写出清晰、简洁的诗歌，让我们在翻页的过程中停下。如果你想要真正理解某人有口音的英语，你必须放慢速度，用身体倾听。你必须训练你的耳朵并让它们全神贯注。网络不会给出这样的时间。
所以只要它还尚存，我想写下附近的罗德里戈·托斯卡诺（rodrigotoscano），他把他的西班牙英语的语音音节像太妃糖一样拉开（“tha'vahnahnahgo-eentokeeljoo”）或者拉塔莎·n.内华达·迪格斯（latashavadadiggs），她重组了黑人俚语、日语、西语、查莫罗语和他加禄语，改编制作了一首非洲未来主义歌曲（“……泡泡糖打结／部落首领的闯入者。/自1979年来的激进分子。/魔法师。汤米冲锋枪。狼人。”）。我不能代表拉丁裔的经历，但我可以在托斯卡诺糟糕的英语附近写下我糟糕的英语，同时在段落之间留出空隙，让读者在我们之间缝合出一条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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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吴（wutsang）是一位有一半华裔血统的跨性别艺术家，长着一张女性化的长脸和棕色的、温暖的、善解人意的眼睛。她像现代舞者一样把头发盘成一个顶髻，穿着宽松超大号背心，露出结实有力的肩膀。她看起来既超凡脱俗又很接地气，就像她既可以是林地中的精灵，也可以是真诚地谈论安全空间重要性的研究员。
2012年，吴拍摄了一部纪录片《野性》（iwildness/i），影片开头是一组追踪洛杉矶黄昏时分这最为神奇的时刻的镜头。阴影被解放出来，增加了这座城市的深度，不然城市会被压迫性的太阳变得单调无味。在天空粉色磷光的光辉下，街灯醒来，一开始很柔和，但随着夜幕降临，它们白色的光束变得异常明亮，空荡荡的街道看起来像是飞碟着陆的简易机场。商业街逐渐消失于黑夜，从赫尔维提卡体到酒店顶层装饰艺术风格的象形文字，霓虹灯信号苏醒过来。我看到就在韩国城外，标志性的布洛克威尔希尔百货公司楼顶铜绿色阶梯状的皇冠被点亮。我母亲有个朋友在里面的珠宝柜台工作，所以她经常光顾，有时还拉着我去。我记得母亲在一个开放式的更衣室试穿裤子时，我被零零落落褪下衣衫的白人女性包围着。之后在1992年，抢劫者闯入大楼，在石灰华地板上留下了一地五彩的碎玻璃，百货公司永久关闭。
吴最近搬到洛杉矶，就读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艺术学校。她几乎立刻在一家名为“银盘”的酒吧里找到了一个团体，这个酒吧在西湖村第七街街角闪烁着冰蓝色的霓虹灯。几十年来，当地的拉丁裔跨性别团体聚在银盘酒吧，举办才艺表演，和戴着牛仔帽的墨西哥顺性别男子共舞，喝4美元的香槟。酒吧本身非常普通，有着磨损的格子地板和塑料椅子。但到了晚上，当女士们穿着最好的塔夫绸唱歌时，酒吧就发生了变化。她们中的一些人面孔上显露出悲伤的童年，却用睫毛膏和枝形吊灯耳环掩盖着神情。接受采访的埃丽卡说，她在墨西哥的父亲因为她过于女性化而用靴子殴打她，但真正的伤害，她说，是在公共场合被殴打的耻辱。最终，她逃跑了，坐在一辆绰号为“野兽”的货运火车顶上往北逃去，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无数偷渡者曾经从这辆火车上掉下来，要么伤残，要么死亡。然后她越过边境，到了洛杉矶和银盘酒吧，在这里她找到了避难所，远离暴力家庭、边境警察和仇恨。
吴和埃丽卡尤其亲密，虽然埃丽卡不会说英语而吴也不说西语。吴声称，她们仍然相互理解。“我爸爸没有教我怎么说中文，但那种缺失是我和人亲近的方式。”吴说。她的意思是她从小就知道爱无需语言，而是可以通过触摸、食物或共享的夜生活来表达，就像《天鹅湖》里的奥杰塔一样，她和埃丽卡可以向彼此真正地展示自己。
银盘酒吧太特别了，让吴想要与人分享。她问酒吧老板，是否可以在每周二晚上举办派对。她们同意并欢迎吴的其他朋友，其中大多数是黑人和棕色人种，尽管对当地跨性别女性来说，她们受过教育、被同化，也因此是“各种肤色的外国佬”。周二的派对被称为“野性”，吸引了来自洛杉矶各处的酷儿和艺术家。吴和她的朋友阿什兰主持着荒诞的现场变装秀，就像一位女高音一边唱着咏叹调，一边从别人的屁股里拨出肛珠一样。当地女性起初觉得格格不入，这些酷酷的酷儿的想法是前卫的，而非老派的魅力，她们觉得难以承受，可后来她们爱上了“野性”。正如吴所希望的那样，新的家庭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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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6年选举以来，我已经忘了玩耍也可以成为一种抵抗的形式。我必须揭露跨性别生活的不稳定性，但也必须曝光它颠覆性的狂欢。在《巡航游览乌托邦：酷儿未来的此时和彼时》（icruisingutopia:thethenandthereofqueerfuturity/i）一书中，若泽·埃斯特班·穆尼奥斯（joséestebanmuñoz）写道：“我们必须实践新的、更棒的乐事，在这个世界上通过其他的方式生存。酷儿是一种推动我们前进的渴望，超越了当前的消极和辛劳的浪漫关系。”艺术就是去梦想，不论多么短暂，去梦想尚未存在的梦。但是我们现在对艺术和诗歌的分享正处于科技公司算法之眼的监控之下，当社交媒体几乎瞬间把这些秘密的乌托邦连根拔起，抛到外面时，我们该如何去创造这些隐藏的世界呢？
“野性”变得过于拥挤，被愚蠢的时髦人士入侵。《洛杉矶周报》对酒吧进行了充满跨性别恐惧和居高临下的报道。吴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让酒吧变得贵族化而感到内疚，这一情感凌驾于电影的基调之上，也污染了她所有的善意。最终，吴为了保护酒吧脆弱的生态系统，停止了聚会。最后一个镜头是当地的跨性别女性和吴在野餐，来证明她们的友谊仍在继续，尽管吴的派对几乎摧毁了酒吧这个避难所。但我一旦嗅到艺术家的内疚，就会变得非常挑剔。我承认我的过分挑剔源于一个自私的点，因为艺术家的内疚是一种我想要用力击打的传染病，这样它就不会感染我。埃丽卡和吴的友谊在拍摄这部电影后是否还在继续？吴是否给拉丁裔跨性别团体建立了一个免费的法律诊所，真正带来改变或消除自己的内疚？由于电影《野性》的成功，吴的事业一飞冲天，并获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她应该和这些女性分享这笔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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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黑人和棕色人种的孩子偶尔会是种族主义者。韩国孩子偶尔会是种族主义者。当一个非白人孩子称我是斜眼时，并不会令我太受伤，因为我有种族外号可以回击他们。我想不出我们中间有一个无可指摘的受害者。但是如果我说我们都是平等的，那就错了，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在你糟糕的英语旁书写我糟糕的英语。当我努力在附近谈论时，我也不得不面对我们之间的距离，这具有挑战性，因为一旦我把自己牵扯进去，我就要永远牵扯下去。我们之间的距离是阶层。在韩国城，韩国人在前端工作，墨西哥人在后端工作。我交了一个朋友，而我母亲说我不能和她玩，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她是墨西哥人。骇人的是我把这个告诉了我朋友。我说：“我不能和你玩，因为你是墨西哥人。”而她说：“但我是波多黎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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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杰斯·罗（jessrow）在他的《白人迁徙》（iwhiteflights/i）一书中说道：“美国最大的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失败，是它无法想象共同生活意味着什么。”罗通过反思战后白人小说家，把这一洞见在语境中呈现出来，这些白人小说家消除了“令人不快的不同面孔”的设定，让他们的白人角色可以轻易地实现自己“想象的自我”。在思考自己的亚洲身份时，我不认为我可以封锁我想象的世界，确保只有和我相似的人，因为这样会延续而不是打破这种种族隔离的想象。
话虽如此，在没有太多先例的情况下，我怎样才能写下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故事呢？我能否在不诉诸多元文化的统一性这一未经深思熟虑的愿景的情况下，或者不使用会释放美德信号的无菌语言去书写呢？我能诚实地书写吗？不仅关于我受到了多少伤害，而且关于我如何伤害了别人？我能在不自己陷入内疚的情况下做到这些吗？因为内疚需要宽恕，所以内疚也是自私的吗？换句话说，我能否表示道歉而不要求你的原谅？我该从哪里开始？
sanrio，一家日本公司，设计及生产凯蒂猫等卡通形象。
sylviaplath(1932-1963)，美国诗人、小说家，她长期患抑郁症，后自杀身亡，代表作有《钟形罩》等。
juicycouture，美国加州的时尚品牌。
原文为chola，一般指墨西哥黑帮分子的女友或姐妹，，她们穿露脐装、宽松牛仔裤或卡其裤，化粗眼线，戴金链子，是典型的“不良少女"扮相。
原文为lesbo，有蔑视的含义。
对阴道的粗俗称呼。
对应的英语单词是“liposuction”(抽脂)
seamless,一家外卖平台，成立于1999年，总部位于纽约，业务覆盖全美600多个城市。
特指白人为了让自己看上去像黑人，而将自己涂黑的化妆术。
wiliejohnson(1897-1945)，美国布鲁斯歌手、吉他手和传教士。他影响了几代音乐家，但一生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
“魔法师”原文为西语。
一种无衬线字体，广泛使用于拉丁字母。由瑞士设计师马克斯·米丁格(maxmiedinger)和爱德华·霍夫曼(eduardhoffmann)于1957年设计。
westlakeviage，洛杉矶下属的一座城市。
“外国佬"原文为gringo，拉丁美洲国家的人对只会说英语的人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