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的时候，我和我的文具有着一种特别的，几乎是色情的关系。我收集文具用品的方式就像其他孩子收集娃娃或手办一样。“真的，我必须买一支铅笔。”弗吉尼亚·伍尔夫毫无征兆地说道，然后冲出门，在寒冷的伦敦街道上开始她的游历。我应该能体会她的迫切感。我对铅笔也同样充满热情，只要它是一支纤细的淡紫色自动铅笔，末端用一条精致的银链扣着凯蒂猫的小挂件。还有橡皮擦，散发着覆盆子或者香草的气味，做成浅色胖乎乎的斜眼三丽鸥小动物。我非常喜欢我的橡皮擦，以至于我不得不克制自己咬掉它们的头的冲动。一开始我很小心，用它们圆圆的脚在我的笔记本上轻轻地擦。但一旦橡皮擦被石墨弄脏，我就无情地擦掉我的错误，直到只剩下一小块灰蒙蒙的脸挂着一个悲伤眼睛的符号。
不知怎的，我在教会营成了被针对的目标，同龄的韩国女孩把我赶出她们的房间，占了所有床位，即使空着也说有人，所以我被迫和更年幼的女孩一起睡在隔壁房间。一天清晨，我被心爱的文具出卖了。我打开没有锁上的凯蒂猫日记本，看到有人在第一页用整齐的连笔——一定是活动铅笔——写下了：凯茜，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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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韩国女孩喜怒无常，相比之下，西尔维娅·普拉斯看起来也像公共事务电视频道一样无聊。一些人来自洛杉矶的韩国城，穿着冒牌的橘滋，像墨西哥坏女孩一样化妆，说着新移民、黑帮和山区女孩的地方性克里奥尔口音。“贱人，看什么看？你是拉拉吗？”一个叫格雷丝的女孩发现我盯着她用黑色唇笔勾勒出的白色幽灵般的双唇时问道。后来，我试着在字典里查“拉拉”而没有找到，于是松了口气。
我是在英语不好的环境里长大的，所以我的英语很差。我出生于洛杉矶，但是一直到令人尴尬的6岁甚至可能是7岁，我的英语才变得流利。在学校上学就像搬到了另一个国家。在那之前我的周围都是韩国人。教堂里、韩国城的朋友和家人间听到的英语总是短促、带刺、支离破碎：主语和宾语名词在奇怪的结合中连在一起，动词永远和主语不一致，定冠词无处可寻。青少年通过插入韩语和永恒的“操”来发泄：“操他！欧巴是混蛋。”
移民第一次学习在英语环境中生存是通过脏话。当我的表兄弟们来到美国时，我立刻把一大堆咒骂的话教给他们，为上学做准备。我舅舅说他以前每句话开头和结尾都是“操他妈的”，因为他的英语是在纽约做服装批发生意时从黑人顾客那里学来的。我的舅舅，一个粗俗而吵闹的人，后来回到首尔，通过和我对话来保持英语水平。
舅舅：什么词来着？当你那下面有虱子时的那个词。
外甥女：阴虱？
舅舅：啊对！阴虱。我学会了一个新英语单词——阴虱！这我以前得过一次。
外甥女：……
舅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不是从妓女那里得的。
外甥女：那你是怎么得的？
舅舅：服兵役。得阴虱太容易了。没有浴室，地上只有一个洞。我们必须剃毛，所以我们那里没有毛发。那时候很可怕。有次我们把一个人绑在树上，然后就把他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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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总是借来的，从嘻哈到西班牙式英语再到《辛普森一家》（ithesimpsons/i）。很早以前，父亲就知道，在美国想要成功，就必须把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所以他养成了对女儿、对员工、对空乘人员不加区别地说“我爱你”的习惯。他一定是看到过一个销售亲热地拍着另一个销售的后背说道：“爱你，伙计，很高兴见到你！”但因为他没有兄弟般的伙计，也没有拍背，他的用法有种无礼的亲密感，尤其是当他把表示爱意的词作为一种炙热的告白悄悄吐露出来的时候：“谢谢你把这些订单送来。”他在挂断电话前会说，“噢，还有，柯比，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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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际上并没有怎么使用我的自动铅笔，而是把它们排成一排来欣赏。我的自动铅笔，开心果色、李子色、棉花糖粉色，是具有崇高女性气质的魔杖，必须留到以后使用。我保存它们的时间越长，就越难以忍受去使用它们的需要。但我还是没去满足自己，因为美妙的愉悦感是对它们越来越强烈的渴望，而不是对那种渴望的满足。倪茜安写道，人们对于吃可爱的东西有着极为强烈的欲望，因此，可爱是大众商品的理想选择，因为它具有消费性。可爱的东西是女性化的、没有防备的、小巧的，激发我们母性的渴望，就像我对于没有嘴的三丽鸥橡皮擦那样，攥在手里，用鼻子爱抚它们。但它们也可以释放我们掌控和侵犯它们的施虐狂的欲望，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推迟使用我的文具，从而来抵御我更黑暗的本能。
最终，我屈服了。我咔嗒一声折断了活动铅笔的尖端，一小段笔芯露了出来。年轻的时候我对于写作没有兴趣，所以我画画。我画和我截然不同的女孩。起初我画得不好，勾勒出脸的u形，用倾斜的露珠形状填补眼睛，之后用像床架弹簧一样粗糙的卷发盖住脸。但这些年来我的技术愈加精进，我可以把我喜欢的动漫女孩画得有模有样了。
我喜欢画眼睛，因为我和其他人一样迷恋动漫人物的眼睛，那些迷人的球体覆满了雪花蓝宝石般的虹膜，上面覆盖着最为浓密的睫毛。那些动漫人物的眼睛多么巨大且单纯，而我自己的眯眯眼多么细小。但是鼻子难倒了我。不论我怎样练习画它，我都没法把那个塌鼻梁画得挺直。我不幸继承了我父亲的大鼻子，侧脸看起来像个6。当我抱怨它的时候，我母亲抗议说这是王室的鼻子，但是教堂里的孩子们用他们基本的英语道出了真相。
“你鼻子怎么这么大？”
“大鼻子。”
我在一张又一张纸上画了一次又一次，浪费大量的纸，想捕捉到那个完美的鼻子。我曾经梦到过动漫女孩，她们在原地跳动，她们的辫子是一圈鬈发，格子裙像旋涡一样，巨大的眼睛闪烁着光芒。我及时抬起头，看到一个女孩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然后径直朝我飞来——把我的鼻子摁成一个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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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有收集糟糕英语的习惯。我浏览一个恶作剧网站，上面上传了来自东亚国家误译英语的照片。这些图片分为标志［“请没有交谈，没有流口水”（pleasenoconversation,nosaliva）］、t恤［“吃他的时候我感到一个幸福”（ifeelahappinesswhenieathim）］和菜单［“烤老公”（roastedhusband）］。浏览次数最多的图片是流行的珍珠奶茶的卡通广告，标题是“我是珍珠奶茶！吸我的蛋！”（i’mbubbletea!suckmyballs!）。
我偷了这些句子并用在我的诗里。举例来说，“吃他的时候我感到一个幸福”，它具备令人惊讶的诗意。一种熟悉的观点现在变得陌生，因为错误意外地变成了爱神。那个没有必要的“一个”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把口吻调整为略带邪恶的电子动画的语调，同时表明爱人并没有沉浸在幸福中，而是在清除时感到幸福。当她考虑她的幸福时，那个“一个”就像一颗额外的牙齿，强迫打开了一种不确定性或冷漠的反思。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快乐，但是她愉悦，因为她吃了他。
有一天，我正在浏览t恤类别时，偶然看到一个中国小男孩天真地穿着印有“poontang”字样的衬衫的照片。这张照片引发了我自己穿花花公子兔女郎标志t恤上小学的回忆。我已然完全忘了这事。想起那段记忆，我敏锐地意识到拍摄这些照片的人是在韩国、日本和中国旅行的背包客——白人和亚裔美国游客。回到家乡的外来人士对当地人就像后者是外来人士一样。
英语是我们不断扩大的新自由主义下的通用语，是品牌辨识度和外包劳动力的消费者语言。国家越发展，这个国家就越需要一个文案编辑。2005年我在首尔住了一年，我也拍下了像糟糕的墙纸一样贴满店面的错误英语的照片。但我也对全球化导致英语蚕食韩语的程度感到不安。看着一个韩文的牌子，我慢慢读出了一个陌生的单词，这才发现这个单词是lipo-suk-shen。一个朋友和我说，青年夫妇更喜欢用英语说“我爱你”，而不是用韩语说，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爱情更真实的表达。
显然，亚洲孩子天真地穿着带有脏话的t恤在某个时候成了网络梗。我发现了一个年轻女孩穿着竖中指的米老鼠毛衣，一个幼儿园学生穿着带有“希望你是啤酒”字样的无袖衫，一个孤独的男孩坐在看台上穿着“谁他妈是耶稣”的毛衣。
我想，我找到了我的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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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的英语曾经是一种耻辱的来源，但现在我自豪地说：它是我的传统。我和那些以不熟练掌握英语为口号的作家有着共同的文学血统——他们把英语变得怪异，扭曲它、破解它、把它变得丑陋凶残，并且通过劫持英语、把它扭曲为难民语言来将其他者化。他者化英语是为了让人听到编织在英语中的帝国主义权力，把英语切开，让它黑暗的历史滑落出来。
在《他者化：从名词到动词》（other:fromnountoverb）一文中，诗人纳撒内尔·麦基（nathanielmackey）区分了名词的他者和动词的他者，前者具有社会性，而后者具有艺术性：
艺术性的他者化与创新、发明和变化有关，文化健康和多样性依赖于此并因此茁壮成长。社会性的他者化和权力、排斥、特权有关，把名词中心化，据此，他者性被衡量、不公正对待、边缘化。我关注的是受制于后者的人们对前者的实践。
麦基从阿米里·巴拉卡（amiribaraka）那里借用了标题，后者恰如其分地把白人音乐家从黑人音乐中获利的历史定义为把“动词变为名词”。比如，swing这个动词，意思是对音乐做出反应，是黑人的创新，直到白人音乐家窃取并把它包装成商业品牌swing。麦基要求我们夺回白人的名词，通过“闯入”殖民者的英语并从当地方言中炼出新词的方式，把它恢复为动词。我自己将英语他者化的方法是在它吃掉我之前先把它给吃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像朴赞郁（parkchan-wook）的电影《老男孩》（ioldboy/i）中的场景一样互相把对方吃了。电影里，一个男人走进寿司店，点了一只活章鱼，整只章鱼在盘子里滑行。他试图把整只章鱼塞进嘴里，但是它太大了。这只头足类动物盖住了他整张脸，同时把触须紧紧缠绕在他的头上，让他无法呼吸。最终，他晕倒了。
在那些美好的写作的日子里，我就是那只章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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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在美国生活了40多年，她的英语一直处于初级水平。说韩语时，母亲在说她的想法，她敏锐、诙谐、有判断力，虽然有些扬扬自得。但她的英语就是钢琴键的碎音，每当她和白人说话时，我总是感到难堪。当母亲说话时，我看着那个白人，通常对方是女性，戴上一张恐惧的面具，不安地忍受着：大眼睛因为不得不耐心而变得凝固，咧开的笑容居高临下。当她开始用专给蹒跚学步的婴孩讲话的声音回应母亲时，我插手了。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学会了尽可能权威地为母亲说话。我不仅想消除我在那个女人眼中看到的嘲笑，还想让她知道我猜透了她的想法，用我令人警醒的流利程度让她感到羞愧。我意识到，我喜欢写作，部分是为了评判那些不公平地评判我家人的人；为了证明，这些我一直都看在眼里。
可怜可怜亚洲口音吧。这是一种如此受到贬低的口音，是最后可以被嘲笑的口音之一。通过它来说话、让自己被聆听是多么困难。我很尴尬地说，我有时表现得像那个白人女人。当我打电话给一家中餐馆点餐时，收银员听不明白我的意思，我不耐烦地重复了一遍。当我打电话给时代华纳并联系到一名印度口音的接线员时，我已经很恼怒了，因为我听说印度呼叫中心几乎不培训他们的员工。我有一个猜想，无缝外卖的发明就是为了让美国人不必为移民口音而烦恼。出于这个原因，自动化将取代印度呼叫中心。机器会摧毁已经被英语摧毁的各国口音。
我注意到电视上出现了一种新的亚洲口音，除了银幕上的亚裔美国演员外，没有亚洲人使用过这种口音：这种口音温和、适合情景喜剧、容易听懂。这部罕见的亚裔美国情景喜剧我很难看下去，因为他们是如此投其所好并充满了可爱的玩笑。但是，我的极端观点是，一部关于韩国家庭的真实节目——至少我长大的那种家庭——是不可能在电视上播出的。美国人会感到无聊且震惊。天呐，为什么没人打电话给儿童保护机构！他们会对着屏幕大喊大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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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开始认真写诗以来，我一直不恰当地使用英语。我像专业管弦乐队的业余音乐家一样使用词汇，在错误的时间敲响我的钹或者过早地吹奏我的长笛。我在重要的场合用随意的语言，在随意的场合用正式的演说。我用推销员的语调写了一首诗回应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又用自己发明的混杂语言写了一首史诗。我想把所有被排除在外的英语都拉到里面，把里面的英语拖到外面。我想削掉诗歌的支柱。不仅仅是削掉，我想撕咬它。但是当我凶猛地攻击时，我期望找到什么？这些举动是否足以破坏英语，从而指出它有多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