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8岁的时候和外婆一起遛弯儿。她已经搬来和我们一起住了。加州的人行道又空旷又干净。我们的社区很安静，只有街上给草坪浇水的喷头有点声音。外婆刚从别人家的前院折下一枝柠檬准备带回家，我们就遇到一群在死胡同里闲逛的白人小孩。外婆决定打个招呼，我吓了一跳。她贸然闯进那堆孩子中间，开始和他们握手，因为在美国大家都会这么做。孩子们很惊讶，但随后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和她握手。我能看出来，他们把她的手摇得太过用力。“你好。”她说。“腻好。”他们答道。其中一个孩子在她眼前胡乱比画着手语。接着，一个瘦瘦的、有着柔软棕色头发的高个子女孩偷偷走到外婆身后，用尽力气踢了她的屁股。我的外婆摔倒在地上。所有孩子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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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父亲，然后我们一起坐车的时候，他特别留意那个女孩。有一次，我们在“停止”标志处停下的时候看到了她。那就是她，我们告诉父亲。父亲摇下车窗，开始对她大吼大叫。我从没见过他对一个白人如此生气，更不用说对一个孩子。他坚持要她道歉，但那个女孩拒绝了。她否认见过我们。
“如果我踢你，你会怎么样？”父亲大喊着，“你会怎么样？”他解开安全带，蹿出车门。那个女孩轻松地大步跑上山，消失了。他踉跄着跟了几步，然后意识到自己在白费力气，停了下来。车子停在马路中间。引擎还在运转，驾驶座的车门开得很大。我目瞪口呆地看着父亲。我害怕他，同时我也为他感到害怕。我看到父亲试图保卫他的家庭，而我们的邻居可能看到他的方式——一种发泄，一种过度反应——而我非常害怕他会因为自己的愤怒被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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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妹妹9岁，我13岁，我们正要离开商场。我们要出去的时候，一对白人夫妇正好打开玻璃门进来。我以为那个男人是给我们开门，所以在他不情愿地把着门的时候，我们赶紧跑了出去。门在他身后关上前，他大吼道：“我不给中国佬开门！”
妹妹大哭起来。她不明白为什么他这么刻薄。“我从没遇过这样的事。”她哭着说道。
我想跑回商场，杀了他。我没能保护我的妹妹，在我那想要杀人的愤怒中，我很无助，我愤怒的目标是一个成年男人，他是如此充满仇恨，没有能力认识到我们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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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起后面这件事只是为了拿它和我后来的一次经历做比较。当时我20多岁，住在布鲁克林。那是7月里炎热无比的一天，纽约的混蛋都出来了。我和我朋友还有她男朋友走进第二大道地铁站。我正沿着楼梯往下走向地铁站台，一个男人经过我们身边，他看着我，哼唱着“chingchongdingdong”。他是个没脖子的白人，戴着一顶棒球帽，看起来像是个典型的斯塔顿岛的体育迷。然后，我注意到，他和他的黑人妻子以及混血婴儿在一起。
我的朋友们是白人，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不想让他们感到难堪，所以我就算了。我们上了f线地铁，我意识到他和我们在同一个车厢。地铁一站一站缓慢前进，我盯着他，越来越愤怒。我想着，曾经有多少次，我让这样的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我要跟他说点什么。”我告诉我的朋友们，他们也鼓励我去对峙。在拥挤的车厢里，我缓慢地绕过每个人，直到我站在他旁边。我平静地斥责了他。我不仅称他为种族主义者，而且生气地指出，他给他的孩子做了糟糕的榜样。当我回到朋友身边时，我的脑袋嗡嗡作响，我回头看到他站起来，向我们走来。当他走近时，他指向我室友的男朋友，威胁道：“他很幸运，不是你的男朋友，因为如果他是你男朋友，我会把他暴打一顿。”然后他走回去，坐了下来。我很震惊，同时也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件事没有以暴力或更多的种族咒骂结束。我室友的男朋友不停地说：“真希望我说了些什么。”然后我们到站了。我们下车时，那个男人透过拥挤的车厢冲我大叫：“他妈的中国佬！”
“混蛋白人垃圾！”我喊了回去。
我们站在站台上，我那在地铁上没能说什么的朋友大哭起来。
“我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她哀号道。
就这样，我又被晾在了一旁。我正要去安慰她，然后克制住了这一荒谬的冲动。我所有的愤怒和伤害都转移到了她身上，即使到现在，在我写下这件事的时候，我都更生她的气。她一边哭着，我们一边沉默地走回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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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充满白人眼泪的一年。网上流传着这样的表情：一个黑人、棕皮肤人或亚裔女性从印有“白人的眼泪”字样的马克杯里悠闲地啜了一口。这样的表情暗示着有色人种对白人的眼泪完全冷漠。不仅如此，他们对白人的眼泪感到某种甜蜜的幸灾乐祸。当然，“白人的眼泪”指的不是他们所有的痛苦，而是白人经历的某种特殊的脆弱情感：当他们发现种族方面的压力如此难以忍受时，他们会变得过度敏感和充满戒心，把压力重新聚集到他们那受伤的自我上。
2011年，学者塞缪尔·r.萨默斯（samuelr.sommers）和迈克尔·i.诺顿（michaeli.norton）做了项调查，发现每当白人报道中针对黑人的偏见在减少时，他们就会报道针对白人的偏见在增加，仿佛他们认为种族主义是一场零和游戏，用美国前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sessions）的评论概括起来就是：针对你少一点就意味着针对我多一点。在这项研究进行期间，美国白人实际上认为，针对白人的偏见比针对黑人的偏见是更大的社会问题。他们相信这一点，即便事实上，只有一任总统不是白人，历史上90%的议员也是白人，而白人的平均净资产比非白人要高10到13倍。事实上，种族间的收入差距只会越来越大。30年前，一个黑人家庭的资产中位数有6800美元，但现在，只有1700美元，而一个白人家庭的中位数从之前的10.2万美元上升到了现在的11.68万美元。学者琳达·马丁·阿尔科夫（lindamartínalcoff）写道，资源的囤积如此不平衡，以至于白人的种族课题实际上是一种寡头政治。
然而，有关迫害的错觉变得更严重了，就像阿比盖尔·费希尔（abigailfisher）一案（她被称为“成绩不好的贝基”）。她在2016年把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告上了美国最高法院，声称她没被录取是因为她的种族，而事实上是因为她的分数。他们的错觉还体现在我们常常听到的对“黑人的命也是命”的防御性反驳中，即“所有人的命都重要”。“所有人”与其说是包容，不如说是一个隔离的代名词，是“不让它涉及种族”的防御性措施，因为这样一来，白人的无形霸权就可以不受挑战地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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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看到了艺术家卡门·怀南特（carmenwinant）的一件装置作品，她用2000张女人分娩过程的照片贴满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两面墙。她把30年来从书和杂志上剪下来的照片粘贴起来，里面的女人都处在分娩的极度阵痛中，她们或蹲着，或四肢着地，或在分娩浴盆里，或在脚踏上撇开双腿。有些照片里新生儿露出了头，深色的脑壳撕开了母亲的阴道。其中一张里，一个四肢着地的母亲背对着镜头，她的长袍撩到腋下，新生儿扭曲的脸在她的肛门附近探出来。种种情感暴露在它们原始的荣耀中：喜悦、痛苦、崇拜和解脱。
这些照片里几乎都是白人女性。当我一张一张单独看的时候，我被母亲们的疲惫和喜悦所感动，但当我退后时，我没法忽视满墙的白色。怀南特把她在旧书店里能找到的每一张真实的分娩照片都粘贴了起来，这个详尽的过程不过是强调了这些图像的同一性。评论家们把这个装置作品描述为“具有普遍性”，“让人印象深刻”。然而，相比对分娩过程中肉体的“激进暴露”，我看到的全是它的白人性。在怀南特想要唤起“所有人”的执着努力下，我感到被隔离了。
我可以辩解说，我和那些白人评论家相反，他们无法察觉到作为种族类别的白色，而我却可以。但最近，我在怀疑，我那总注意到白色空间的习惯是否妨碍了我享受其他的事物。显然，我成了一个不停指出现状是怎样而它应该是怎样的泼妇。在若泽·萨拉马戈（josésaramago）的小说《失明症漫记》（iblindness/i）中，当角色失明，人们的视线并不是变暗，而是变白，仿佛他们“睁着眼睛坠入了乳白色的海洋”。无论走到哪里，我都看到白色。我感觉到它的阴谋。我知道我的大脑都被白色沾染，仿佛它被医用x射线墨水染过。这个污渍让我不停地用自己的生活和其他生活做对比。我不再觉得我的生活有什么不足，但即使如此，我还是把我的生活和白人联系在一起。
最近，我读到诗人纳塔莉·迪亚斯（nataliediaz）的一条推文，她问道，为什么有色人种作家总是要谈论白人性？白人性在哪里都是中心，为什么在我们的作品中还要以它为中心？从博物馆回家的火车上，我想到我的外婆，她的三个孩子都在18岁前去世。如果我讲述她的故事，它会不会改变性质，成为一个悲伤的故事，一个被贴在墙上以强调其白人性的故事？
我不得不应对白人性，因为亚裔美国人还没有真正考虑过我们在这个国家白人至上的资本主义等级制度里的位置。我们离考虑这件事如此遥远，以至于有些亚裔认为种族和他们的生活无关，它不会“出现”，这就像白人对他们自己说同样的话一样具有误导性，不仅是因为我们面临的歧视，也因为我们由于自身的种族身份而被准予的权利。这些亚洲人是我的表亲、我的前男友，是我自己，窝在布鲁克林，在一个美好温暖的日子里，出其不意地想道，我不需要被种族影响；我只选择去想这件事。我可以只为自己、为我的近亲而活，按照父母的期待而活。他们生存的本能和这个国家新自由主义的精神是一致的，就是牺牲别人，出人头地，把束缚我们的羞耻感深埋起来。在不同程度上，所有在美国长大的亚裔都清楚地知道我所描述的这种羞耻感，都曾感受过它油上的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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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白人性显现的一年，因为这么几个因素：近在眼前的人口结构变化，美国白人即将成为少数族群；固定就业岗位的萎缩让一些白人感到无能为力，于是他们把不满发泄在移民身上；自弗格森（ferguson）案以来，黑人和棕色人种活动家抗议着司法、教育和文化系统内的种族不平等，媒体对他们给予了关注。如果说美国白人以前从没感受到这一点的话，现在他们感受到了自己因为肤色被标记，而他们对如此被曝光的反应是，感受到了——羞耻。
羞耻感是一种向内的、难以忍受的感觉，但由于羞耻感需要自我审视，它可能指向富有成效的结果。白人进步主义者就是这样，他们在评估特权是如何统治着他们的生活。多年前，他们中的很多人急切地聆听并消化种族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他们在其中的角色，这曾经给我希望。阿尔科夫把这种自我审视称为“白人双重意识”，这涉及“通过主导和非主导的视角看自己，并意识到后者是关键的纠正性真理”。
然而，虽然羞耻感可以导向富有成效的自我审视，它也可能导向蔑视。在《影响图像意识》（iaffectimageryconsciousness/i）一书中，精神分析学家西尔万·汤姆金斯（silvantomkins）澄清了在一个社会里蔑视和羞耻的区别：
在一个民主社会，轻蔑很少被用到，以免它破坏团结，而在一个等级社会里，它会被频繁使用，且得到赞许，以保持个人、阶级和国家间的距离。在民主社会里，蔑视通常被同理心导致的羞耻感取代，评论者因为对方的所作所为而羞耻地低下了头；或者被痛苦取代，评论者表达因为对方的行为而遭受的折磨；或者被愤怒取代，评论者为对方犯下的罪行寻求补救措施。
通过惩罚羞耻感的源头和拒绝与之持续交缠来驱逐羞耻感也是人性使然。大多数美国白人生活在隔离的环境里，就像阿尔科夫写的，这“让他们得到保护和隔绝，免受基于种族的压力”。于是，任何靠近少数族裔的行为——看到拉丁裔家庭搬进他们的城镇，看到黑人抗议者在中央车站喊着“我无法呼吸”的新闻片段——都会引起难以忍受的不适。突然间，美国人为他们的白人身份感到不自在，而这种不自在让他们误以为自己的身份遭到了威胁。在感到不对劲时，他们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在他们被要求去了解种族压迫时，他们感觉自己遭到了压迫。当我们嘲笑白人的眼泪时，白人的眼泪可能变得危险。就像戴蒙·扬（damonyoung）在《根》（itheroot/i）中解释的那样，白人的眼泪是战败的南方人拒绝接受黑奴的自由而成立三k党的原因。白人的眼泪也解释了为什么63%的白人男性和53%的白人女性选出了一个邪恶的男婴做他们的领导人。这一切都是因为，一旦了解历史，他们就会被迫担责，相比直面羞耻，他们宁愿不择手段地保持他们的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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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日，一名5岁的伊朗儿童被铐住，在华盛顿的杜勒斯机场被拘留了5个小时，虽然他是未成年人，但依然被“认定为可能的威胁”。这件事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旅行者入境。这个男孩是来自马里兰的美国公民，但这不要紧。新闻秘书说：“仅仅因为某人的年龄和性别就断定他们不构成威胁，这具有误导性，是错误的。”现在看来，那天民众对政府的愤怒依旧新鲜而明亮。数以千计的纽约人冲进肯尼迪机场，抗议这一政令。当男孩终于和他的母亲团聚时，一群抗议者欢呼着和他们拥抱。看着新闻片段，我为他们的团聚感到欣慰。然而，在小男孩的成长过程中，这一天将会如何塑造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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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的家族来自危地马拉、阿富汗还是韩国，1965年以来的移民有着共同的历史，它超越了这个国家，延伸到我们出身的国度，在那里，我们的血统被西方帝国主义、战争和美国策划或支持的独裁统治所残害。在美国，我们为了归属感做出努力，表现出感激之情，在我们努力融入美国的过程中，我们仿佛被给予了获得第二次生命的机会。但我们共同的根不是这个国家给我们的机会，而是白人至上主义的资本主义积累是如何从我们国家的血液中攫取营养的。我们无法忘记这点。
作为一名作家，我决心帮助推翻白人天真的唯我论，这样我们的国家意识才能更接近孩子们的想法，就像那个伊朗裔美国男孩那样。他的想法是不受保护的意识，甚至在识字之前，他就已经知道这个国家能够犯下的暴行，正是这种意识必将让白人的想象力黯然失色，因为在历史的阴影下，他的意识有一天必将成为大多数人的意识。
etsy，美国一家大型电商平台，主要为设计师、手工制品工匠和古董收藏家等和顾客搭建桥梁。
malcolmx(1925-1965)，非裔美籍民权运动家。
giorgiodechirico(1888-1978)，希腊超现实主义画派大师。
种族主义用语，通常是英语使用者故意模仿汉语发音来嘲弄汉语使用者或外貌类似华裔的东亚人。
纽约市下辖的行政区之一，是位置较遥远、开发程度较低的地区。
费希尔是白人，她在此案中认为自己受到了种族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