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普赖尔坦陈自己的个人创伤时——儿时遭受殴打以及他差点儿死于心脏病——他在那些期待发笑的观众中引起了什么样的厌恶反应？他的故事令人震惊，我一直笑到流泪。在《单口现场》中，普赖尔把自己的心脏拟人化。“不许呼吸！”他的心用一种严厉而霸道的声音命令道，“你现在想着要死了……你吃那些猪肉的时候可没想过！”他的心脏讥讽他，普赖尔跪倒在地，接着又仰面躺倒，在舞台上扭来扭去。同时他的心——它扮演着他内心的警察——把他打倒在地，把他打倒，直到他快要死了。我们绝望地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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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尔开玩笑说，喜剧实际上是在奴隶船上发明的。一个奴隶转身对另一个说：“你觉得你这一天过得不好吗？昨天我还是个国王呢！”学者格伦达·卡皮奥（glendacarpio）说，普赖尔“揭示了黑人幽默……起初它是一种奋力争取来的自由，用来嘲笑那些不公正和残酷的东西”。
幽默是一种生存方式，因为它创造了和奴隶制之间必要的心理距离。它也是通往地下世界的密码，在那里，奴隶主不仅仅被排除在外，而且成为嘲笑的目标。拉尔夫·埃利森（ralphellison）在他的文章《笑的奢侈》（anextravaganceoflaughter）里写道，当白人听到黑人的笑声时，他们会“笼统而困惑地感到自己被嘲讽了，但不太知道是怎么回事”。
在一个小镇上，南方白人饱受黑人笑声的威胁，他们在城镇广场摆上木桶。当黑人忍不住要笑的时候，他们必须把头塞进木桶里来抑制自己的笑声。埃利森在文章里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它可能听上去很可疑，但在2015年，11位女性组成读书会，其中10位黑人1位白人，她们坐着老式火车游览北加州的酿酒厂，玩得非常开心，直到火车停在一个车站，警察冲了进来，强迫她们下车，因为有人投诉她们笑得太大声。
这件事导致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作为黑人发出笑声”（#laughingwhileblack）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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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皮奥认为，普赖尔是第一位向白人观众展现隐秘黑人幽默的喜剧演员。很多非裔美国人都赞同她的这一观察，说他们第一次听普赖尔的节目时，感到“认知的冲击”。他们很可能有这种感受，因为他不是任何人的代言人。在台上，普赖尔是恐惧的、挑衅的、歇斯底里的，并且吹嘘他的自我毁灭。不仅如此，普赖尔通过炫耀自己对白人女性的欲望，撬开了有关异族性行为和通婚的深层历史禁忌。比如，在关于白人女性情人和黑人女性情人的对比中，普赖尔在促成和颠覆刻板印象之间摇摆。
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真的不一样。两种我都约过……当你舔着黑人女性的下体时，她们是这样的：“等下，黑鬼，该死。往左边点儿，你个狗娘养的。给老娘好好舔，你个混蛋，趴下。”你操一个白人女性的时候，如果她们没有高潮，她们会说：“没事，我就躺在这儿，用下振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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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普赖尔设置了黑／白的对立时，作为一个韩裔美国女性，我应该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呢？前一分钟我还在嘲笑白人，对黑人遭受压迫的愤怒感同身受，下一刻我就意识到我和白人是同盟。普赖尔更深入地分析白人和黑人女性在性上的不同点，我感到更不舒服了。我发笑，是因为我既不是白人也不是黑人，所以避免了被嘲讽和物化的刺痛吗？我应该站在白人或黑人女性的立场上而感到被冒犯吗？
普赖尔的独白延续着那些性别成见：黑人女性强势、充满男子气，而白人女性则是被动的、极端女性化的。同时，他把自己塑造成那种被赞赏的、充满男子气概的黑人男性。然而，这个套路也掩饰了一种稍微更复杂的关系，即普赖尔对黑人女性保有隐秘的钦佩，因为她们不会忍受他那套屁话，于是他也就默认了，白人女性的被动并不是因为她们的过度女性化，而是像希尔顿·阿尔斯写的那样，是出于白人的内疚感。到最后，普赖尔让自己成了嘲讽的对象，承认他难以满足任何女人，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就在我突然收起笑容开始思考“这是……”的时候，普赖尔解开他那黑人大男子主义的肌肉套装，暴露了自己的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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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很奇怪，我第一次看到普赖尔时，也感到认知的冲击。但是，看普赖尔的节目，让我想起一种韩国人特有的情感状态：han，它是怨恨、感伤、羞耻、忧郁和报复心的结合，积累于多年来从未在政治上得到纠正的残酷的殖民主义、战争和美国支持的独裁统治。han持续存在，甚至可以被遗传：只要身为韩国人，就会感受到han。
普赖尔的愤怒和绝望在他一连串的滑稽模仿中时隐时现。“我很高兴我是黑人，而不是白人，因为你们得去月球。”普赖尔这么说的时候，他的忧郁在我笑完后久久不散，这种忧郁让他得以如此清晰地观看这个世界。亨利·伯格森（henribergson）写道，幽默不属于神，完全是人类的，因为幽默和崇高背道而驰：它不是让你超越，而是让你敏锐地意识到你存在于其中的皮囊。换句话说，普赖尔也在“不停地填充其他的身体”，但和济慈笔下没有身份的诗人不同，普赖尔永远在“作为黑人”的同时模仿着其他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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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赖尔身上，我看到他在疏导我称之为“少数派的感受”的一系列种族化的感受：它们是消极的、烦躁的，因此不适合被呈现；它们来自日常种族经验的沉积，以及对现实的感知不断遭到质疑或摒弃的刺激。比如，听到一句轻视的话，知道它是种族性的，却被告知：噢，那不过是你想象出来的。这时少数派的感受就会涌现出来。克劳迪娅·兰金的《公民》（icitizen/i）现已成为探讨少数派的感受的经典之作。在听到一句种族歧视的评论后，说话人问她自己：“你说了什么？”她看到她所看到的，听到她所听到的，但在她的现实遭到如此多次的贬低后，她开始怀疑自己的感官。这种对感官的损毁引起了偏执、羞耻、恼怒和忧郁等少数派的感受。
在当代美国文学里，少数派的感受不常出现，因为它们不符合强调生存和自主的原型叙事。和成长小说的组织原则不同，少数派的感受不是产生于重大的改变，而是来自改变的匮乏，尤其是种族结构性和经济上的改变。表达少数派的感受的文学作品不是把种族创伤作为个人成长的戏剧舞台，而是探讨了种族资本主义制度使个人滞留在原处造成的创伤。它是“作为黑人”打网球，“作为黑人”去吃饭。它是一场又一场听证会后依然听到同样的判决。在每一次书籍加印时，兰金都会在书末那已经很长的名单上再加上一个被警察杀害的黑人公民的名字。这个举动既是在纪念逝者，也是认识到了改变还发生得不够快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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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派的感受”这个概念深深得益于理论家倪茜安（siannengai），她写过很多关于“丑陋感受”的感受特质的文章，这些负面情绪，比如嫉妒、恼怒和厌倦，是当今晚期资本主义零工经济的症状。就像丑陋感受一样，少数派的感受是“非宣泄性的感受”，具有“强大的持续能力”。
当美国式的乐观主义被强加于你，和你自身经历的种族化现实相冲突，你进入一种认知失调的状态，少数派的感受就会产生。别人告诉你，“情况已经好很多了”，而你觉得，什么都还是一样。别人告诉你，“亚裔美国人是如此成功”，而你觉得自己很失败。这种乐观主义建立起错误的期待，增加了焦虑的情绪。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作为一个精英管理社会，其意识形态会在低收入的黑人和棕色人种的六年级学生中催生更多的自我怀疑和行为问题，就像一位老师所说：“他们在自己无法控制的问题上指责自己。”
当我们决定做一个难应付的人，换句话说，当我们决定对自己诚实，我们就会被指责为怀着少数派的感受。当少数派的感受终于表露出来，它们就被解读为敌意、忘恩负义、嫉妒、抑郁和好斗，这些感受被归因于种族化行为，而白人认为它们是过分的。我们的感受成了过度反应，因为我们关于结构性不平等的生活经验和他们误解的现实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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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少数派的感受的文学作品里，没有即刻的情感释放。它是累积的。变化是用内在“心灵的摇摆”或者变形的角色来衡量的。由于少数派的感受是持续存在的，它们更容易出现在那些以连续形式存在的文学形式和体裁中，比如图像小说［埃尔南德斯兄弟（hernandezbrothers）、阿德里安·托明（adriantomine）］、组诗［万达·科尔曼（wandacoleman）、索尔马兹·谢里夫（solmazsharif）、汤米·比科（tommypico）］和片段式诗歌散文［巴努·卡皮尔（bhanukapil）、克劳迪娅·兰金］，同时它们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小说里［保罗·贝蒂（paulbeatty）、马凌云（lingma）］。书写毫不掩饰自身缺点的人物的白人男性作家，比如菲利普·罗斯（philiproth）和卡尔·奥韦·克瑙斯高（karloveknausgaard），历来被人们所推崇。就好像读者喜欢看到这些白人男性作家表现糟糕，却要求少数族裔作家永远是好人。正因为如此，我们把自己的少数派的感受放在一边，以保护白人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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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洛杉矶的韩国城，在我家搬到西区前，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早期。即使在搬家后，我家的社交和生意往来也都发生在韩国城。我的父亲曾在那里工作，我们去那里的教堂，在那里看医生、采购、理发、做针灸。西区不是我的家，而韩国城是，因为我把它视作理所当然的存在。它太熟悉了。当我试图描述那个社区的显著特征时，我想到的是韩国城那平坦的地形，上面没有一棵树，只有无人问津的商业街和电线杆。
虽然现在韩国城正在变得中产化，但过去白人会因为犯罪事件而躲开这个区，因为它没什么可看的，只有韩国人和拉美人；因为它没有任何吸引游客的异域特色，连韩文标志都横平竖直，像乐高积木一样僵硬。车流淹没了一排排低矮的烤肉店、桑拿室和教堂，那些无衬线体的十字架就像卫星天线一样，让城市天际线黯然失色。如果让我把少数派的感受描述成一种声音，那就是韩国城嗖嗖车流中的白噪音，生活从我身边疾驰而过，因此我感到更加失落。现在，我会维护韩国城的朴素，因为我从那里来。其实我们也很早就搬走了，这让我对自己拥有这个地方的感受产生了怀疑。1992年洛杉矶暴乱发生的时候，我们家没有住在这片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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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的父亲最终获得了成功，但我们是个例外。我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每一个家庭都经历过挣扎。小生意失败了，家里破产了。离婚、精神疾病和酗酒几乎折磨着我认识的每个人。2015年，纪思道（nicholaskristof）在一篇专栏文章里欢快地写道，亚洲人健康的家庭观给了我们经济上的“亚洲优势”。我读到这篇文章时感到非常沮丧，因为他又是一个通过心理操纵否认我的现实的白人“权威人士”。
父亲最好的朋友，我们在韩国城的家庭牙医，是个瘦小的窄脸男人，说话带有浓重的釜山鼻音。他从来都不给够镇痛药就用牙科电钻往我的牙龈里钻，以至于我一想到他就猛地一战。当我半边脸痉挛的时候，这个牙医说他可以治好。他翻开一本医学书，问我是否曾经出过车祸，导致背部脱臼。
“不，没有过。”
“我确定你有过！”
这个牙医死的时候是个痛苦的酒鬼。他的第一任妻子和他离了婚，拿走了他所有的钱，因此他不得不卖掉诊所。他的第二任妻子在结婚后一周就和他离婚了。最后，他的护士和他结婚，成了他第三任妻子，而她成年的女儿们不得踏入他们家门，因为他小气而善妒。即便在确诊得了肝癌后，他也从没停止喝酒，他的妻子一直照顾他到最后一刻。对于她的奉献，除了一屁股债，他什么也没留下。
父亲的另一个朋友开了家男子桑拿店，把里面的楼梯间租给一个韩国擦鞋工。2008年次贷危机时，桑拿店主失去了所有存款。他拒绝了付不起租金的擦鞋工的恳求，坚持给他涨租。有一天，擦鞋工去了一趟桑拿店主的办公室，开枪杀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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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识那些韩国家庭，他们像边疆开拓者一样驻扎在洛杉矶中南部，开起了酒类商店和洗衣房。当1992年洛杉矶暴乱的火势从中南部向北蔓延到韩国城时，我家所在的西区这边连一缕烟都看不到，警方直升机的声响也一点儿听不到。虽然我记得后来韩国城里焦黑的废墟，但我对这次暴乱的主要记忆是一系列新闻片段，比如在超市顶上拿枪守卫的韩国男人，或是在法庭上等待审判的斗顺子（soonjadu），她在自己的商店里开枪杀死了15岁的非裔少女拉塔莎·哈林斯（latashaharlins）。尽管她的死发生在警察殴打罗德尼·金（rodneyking）而被宣判无罪的几个月之前，这件事还是点燃了黑人的怒火，导致了暴乱的发生。
我为斗顺子仅仅被轻判了社区服务感到羞愧。我为那些跟在黑人顾客后面、猜想他们会偷东西的店员感到羞愧，因为他们没有更努力地和定居的社区打交道。我为韩国社区内的反黑人情绪感到羞愧，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一直强调，亚洲人既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也是加害者。但即使是这种对于受害和归罪的描述也过于简单了。
我所在的族群曾得到过比黑色和棕色人种族群更多的好处。比如，亚裔美国人没有遭受过黑人那样的经济歧视，这就是为什么从一开始韩国人能拿到银行贷款在洛杉矶南部做小生意。我无法假装觉得这些韩国移民只是无辜的旁观者，被卷入黑人和白人的交火。他们想要从非裔美国人身上攫取利益，从而最终往上爬，离开这里，生活在白人中间——就像我的家人一样。但为了理解这些暴乱，我们必须平衡多方面的事实。导向洛杉矶暴乱的漫长引线是居住隔离的历史、制造业工作的外包和联邦政府对公共项目的剥夺。因此，看到媒体简单地把韩国商人当作替罪羊，说他们是黑人怒火的根源，而不顾他们自己也在赤贫线上徘徊的事实，我非常生气。更何况，韩国人和黑人之间还建立了友谊，弥合了文化差异：韩国店员在搞社区烧烤，忠实的黑人顾客来帮忙，警告他们抢劫者正在赶来，他们需要赶紧跑，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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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短暂地尝试单口喜剧之后，我试图写一本关于我的家乡在1992年春天那一周的小说。但写了前面几章后，我在成长的故事线上困住了。如果有足够多的时间和研究，我也许能写出这本小说。同时，我觉得用一个青春期小女孩的口吻写是受限制的，她懂得不够多，因为我懂得不够多。那时我太年轻了。那是一场环绕着我，而不是刺穿我的危机，同时，这个国家在这场有关种族关系的严峻考验中失败了，它重重地压在我的良心上。尽管我并没有真正参与其中，在看待那段时间时，我仍然感到羞愧和愤怒。然而到最后，我还是无法通过叙事来理解它。我就是没办法去虚构因为警察被无罪释放而感到绝望的黑人社群，甚至没办法去虚构那个站在木板箱上，试图阻挡闯入自家商店的抢劫者，绝望尖叫着“这里是美国”的韩国妇女。
就像我是个受虐狂一样，我也是个施虐狂，这是单口喜剧吸引我的原因。如果我打算让自己难堪，我就想要观众替我感到难堪，难堪到他们会吓一大跳。当我在找寻一种诚实的方式来描写种族问题时，我想安慰受折磨的人，但不仅如此，我还想折磨感到舒服的人；我想让他们在羞耻中扭动，这也许是因为我把自己也归为舒服的这类人。但是，除了一连串失败的形式外，我的找寻没有任何值得展示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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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一位母亲18岁的儿子离开她去帮助守卫韩国城，因为警察什么都不做。她告诉儿子不要跑到满是大火和抢劫的现场。她儿子说：“妈妈，正是因为像您这样的人，我们韩国人才会被打倒。”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家。第二天早上，他的母亲看到小女儿在哭。她说：“我觉得哥哥死了。”她给母亲看《韩国时报》早间版，上面有张模糊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有个男人死在地上。报道说，一名商人错把他当作抢劫者，朝他开了枪。这个男人看着像她的儿子，但这位母亲认定，不，那不可能是他。她儿子昨晚穿着白衬衫，而这个男人的衬衫是黑色的。她还是去了停尸房，但没找到符合儿子特征的尸体。后来，她又看到了同一张照片，但这一次，《洛杉矶时报》全彩重印了这张照片。她震惊地意识到，那个男人就是她的儿子。他的衬衫不是黑色的，而是沾满了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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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暴乱中死去的63人里只有一个韩国人。我无情地觉得，考虑到它总体上的破坏性，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况且这次死亡是个意外，还是出自同族人之手。后来，在纪录片《4月29日》［sa-i-gu，戴·西尔·金-吉布森（daisilkim-gibson）执导］中，那些商店被烧掉的女人接受了采访，我听到死者的母亲说起她的故事。“杀死我儿子的不是某一个人，”李贞惠（junghuilee）说，“有些事情错得离谱。”在一个接一个的采访中，影片里的女人讲述着她们被抛弃的故事。观看的过程中，我又一次经历了认知的冲击。她们就像我的姨妈们。她们的痛苦有几个世纪之久。在自己的家乡，她们曾经是权力这股黑暗势力下的牺牲品，到了这里，她们几乎又立刻认识到了这一点。她们非常生气，同时也感到警惕和无奈，没人能听到她们的愤怒。就像一位年长的祖母所说：“我将在示威中死去。”她们并不像媒体当时报道的那样，责怪黑色和棕色人种的抢劫者，而是把自己的损失视为更大问题的一部分：“这个国家烂了个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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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乱之后，三万韩国移民上街游行，要求对他们失去的生计进行赔偿，但商人们再也没能恢复过来。美国政府抛弃了他们，不提供任何国家救济，因此他们就在贫困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中挣扎，一些人离开了这个国家。由企业赞助、旨在修复内城的“重建洛杉矶”活动从未取得成效：南部依然无人理睬，承诺的工作、医院和就业项目都没有兑现。非裔美国人在高峰时期曾占城市人口的20%，而由于城市中产化被赶出城后，这一比例最终降至9%。暴乱中的死者有30%以上都是拉丁裔，被毁掉的商铺超过40%属于拉美人，然而他们是最少被提及的群体，因为他们不适合这个整洁的对立关系：“好的”韩国商人对比“坏的”黑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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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种族的写作是一场论战，因为我们必须面对抹杀我们的白人资本主义基础结构；但它也是一首抒情诗，因为我们的内在意识充满矛盾。尽管我抗议对“战胜”进行简单的叙事，我又必须相信我们终将战胜种族的不平等；尽管我对关于苦难的伤感移民故事感到气愤，我又确实觉得韩国人是我知道的最饱受创伤的民族之一。当我努力超越刻板印象去表达我的内在意识时，很明显，我如何被看待又受制于我是谁。为了真实地书写种族，我几乎必须去写反叙事的东西，因为正如弗朗茨·法农所说，种族化的思想是个“地狱般的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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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教唆着对打，被分别激怒，各自感到悲痛和受挫，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4月29日》如此关键，以及为什么诗人万达·科尔曼和小说家保罗·贝蒂的书如此重要，他们书写了在那个年代感受到的少数派的感受，是平衡的砝码。否则，我的记忆就会停留在媒体炮制的镜头上，比如对金遭到殴打的无情回放，以及新闻直升机冷漠鸟瞰着点缀在洛杉矶电路板上的小小火团。
飞近点吧，靠近那些冒烟的建筑，近到能看到旁边汽车焦黑的外壳，看到从店面扯下的卷帘钢门像手风琴搬被挤压；近到能听见所有的警报同时响起。一个弱小的身影从她着火的商店里走出来，对着镜头在挥手。她想要什么？她在说什么？她在说：“停下！”她在喊：“救命！我打了911但没人理我。消防员在哪里？医疗队在哪里？——警察在哪里？”告诉她。警察在西区，很多很多警察，在保卫着那边的宁静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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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pryor(1940-2005)，美国非裔男演员、脱口秀喜剧演员、编剧、制片人和导演，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脱口秀喜剧演员之一
bilcosby(1937-)，美国喜剧演员、作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edsulivan，纽约娱乐专栏作家埃德·沙利文主持的一档电视综艺节目。
robertgraves(1895-1985)，英国诗人、学者。
wiiamsburg，纽约布鲁克林的新潮街区，是独立摇滚、皮文化和文学艺术社群的交流中心，有很多时髦店铺、咖啡馆、餐厅酒吧和音乐场所。
jhumpalahiri(1967-)，印度裔美国作家，曾获普利策文学奖。
claudiarankine(1963-)，非裔美国诗人、作家。
1992年美国洛杉矶市爆发了一系列暴乱，导火索是当地陪审团宣布四名被控“使用武力过当”的警察被无罪释放，其后上千名非裔及拉丁裔人士上街抗议，暴乱中，韩国城遭到劫掠和破坏。
frantzfanon(1925-1961)，法国作家、革命家，他的作品启发了不少反帝国主义解放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