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告诉我，少数族裔之间不可能互相歧视。”
“那是胡扯。”我带着尖厉的笑意说。
“你是说我的种族意识调解员在撒谎吗？”
“不，”我说，“他可能只是被误导了。”
“他还说亚洲人是最接近白人的种族，”他交叉起胳膊问道，“你对这
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你需要一个新的种族意识调解员。”
“这不是真的？”
“恐怕不是。”我说着，转身走开。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什么？”
“我的种族意识调解员一直在教种族方面的东西，所以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对一个一窍不通的白人耐心地进行种族教育是很疲惫的。你要竭尽全力去说服他，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场关于种族问题的谈话。这是本体论的问题，就好像你在向一个人解释你为什么存在，或者你为什么会感到痛苦，抑或为什么你的现实和他们的不同。只不过这更加棘手，因为全部的西方历史、政治、文学和大众文化都站在他们那边，这一切都证明你不存在。
换句话说，我不知道我应该让他滚开还是给他上一堂历史课。“我们从1587年开始就在这里了！”我本可以这么说，“所以是什么在阻碍我们？我们有什么机会去享受白人的地位？”大多数美国人对亚裔美国人一无所知。他们认为中国人是亚洲人的代名词，就像舒洁是纸巾的代名词一样。他们不明白我们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脆弱联盟。衡量亚裔美国人中的“我们”要加很多条件。我指的是东南亚人，南亚人，东亚人还是太平洋岛民？同性恋还是异性恋？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富人还是穷人？所有的亚洲人都自我憎恶吗？如果我那噬人的自尊不是一种种族现象，而他妈的只是我自己的问题呢？“韩国人自我憎恶，”一个菲律宾朋友在喝酒时纠正过我，“菲律宾人，不太那样。”
在经济上，我们中的一部分比其他少数族群更好，然而，我们几乎不存在于任何公众视野之中，这是一种独特的状况，带着显著的亚洲特色，尽管现状正慢慢改变，但在政治、娱乐和媒体领域我们几乎不存在，在艺术领域我们也很少被呈现。好莱坞依然特别歧视亚洲人，因此当电影中出现一个罕见的亚洲角色时，我就会紧张起来，害怕看到嘲讽眯眯眼的笑话。没有这样的笑话，我才会放松下来。在所有种族群体中，亚裔的收入差距也是最大的。在工人阶层中，亚裔是服装业和服务业的隐形农奴，在第三世界般的工作条件下拿着低于最低工资的薪水，但人们认为，工人阶层中白人才是唯一受到福利削减政策困扰的群体。然而，当我们抱怨时，美国人又突然了解了我们的一切，你为什么生气！你可是最接近白人的啊！就好像我们是在流水线上排队的ipad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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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想，一堂历史课还是有必要的。我来快速介绍一下内战后华人是如何作为苦力被带到种植园里取代奴隶的，或者他们怎样在崖壁钻孔，放置炸药，为那条横贯大陆的铁路铺设轨道，直到他们被炸药炸飞或被暴风雪掩埋。为了使“昭昭天命”变成现实，每铺设两英里的铁轨就有三名华工死亡，但在拍摄“金钉”庆典照片时，没有一名华工被邀请和其他铁路工人，即白人工人合影。
但我得承认，我很难把19世纪华裔美国人的历史当作自己的历史来接受，因为那时我的祖先还在韩国，我并不知道他们在那里做什么，相关记录也没有了。我想我看起来像那些华裔，但当我凝视那些老照片时，我看他们的方式和白人殖民者曾经看他们的方式是一样的。他们穿着带衬垫的睡衣，留着长辫子，看上去很滑稽，像是外星人被合成进了西部片里。我推断这是因为关于他们日常生活的第一手记录几乎没有留存下来。他们的饮食计划、疲惫不堪和思乡之情大多都没有被记录。第一批来到美国的华人女性境况甚至更糟糕。我根本无从想象一个15岁的华人女孩被绑架并偷渡到这个荒蛮的国家，被锁在一个寄宿房子里，每天被强奸数十次，直到身体被梅毒蚀空。然后，她就被扔到大街上，独自死去。
乔治·阿甘本（giorgioagamben）写道，赤裸的生命，与在社会的各种保护下生活的生命相反，是指纯粹生物性的生命。此时，人“被剥除所有权利，任何人都可以杀死他而不犯杀人罪；为了拯救自己，他只能永远逃离”。我无法想象一个身体被缩减到仅剩生物事实，就像一株植物或一头猪。如果一个妓女独自死去，没有任何人看见，那她是否存在过？
如果有一台时光机，这个国家里只有白人可以穿越到过去，因为其他人若是回去了，大多会被屠杀、奴役、伤害，或被野孩子追逐。但我愿意冒险回去一天，就为了见证一下活在19世纪中叶以后排华运动中的恐惧。那时，华人移民只要一出家门，就会被吐口水、被棒打或从背后受到枪击。立法者和媒体把华人说成是“老鼠”“麻风病人”，同时也是“像机器一样的”工人，从优秀的白种美国人那里抢走了工作。排华运动最终导致了1882年《排华法案》出台，那是第一部禁止一个种族进入美国的移民法案。
那些留在美国的华人成了容易遭到种族清洗的移动靶子。自诩正义的民间义警们在他们的店铺里安装炸弹，向帐篷里开枪，用烟把他们从家里熏出来。在西海岸，成千上万的华人移民被赶出了他们的城镇。1885年，在华盛顿州的塔科马，白人冲进一名孕妇的家中，拽着她的头发，强迫她和镇上其他300名华人移民一起，走进夜里，走进寒冷的滂沱大雨中，走进荒野，而他们的家——他们生活的所有证据——在身后被一把火烧掉。他们无处可去，只能永久逃离。另一次，在1871年，因为某些华人杀死了一名白人警察的谣言，近500名洛杉矶暴徒潜入当地的华人城。他们折磨并绞死了18名华人男子（包括男孩）。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集体私刑事件。私刑发生的街道叫作黑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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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美国政府将禁令扩展到亚洲所有国家，后来甚至限制菲律宾人入境，尽管菲律宾曾是美国殖民地。从根本上讲，移民禁令是全球范围内的种族隔离。1965年美国重新欢迎“低等种族”进入，是因为当时他们正深陷和苏联令人厌恶的意识形态之争。美国遇到了公关问题。如果他们想在那些贫穷的非西方国家中遏制共产主义浪潮，他们就必须改变吉姆克劳式的种族主义者形象，来证明其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解决方案是允许非白人进入他们的国家来亲自看看。在这一时期，模范少数族裔的神话被推广开来，用以牵制共产主义者和黑人。亚裔美国人的成功被传播开来，目的是宣传资本主义，并破坏黑人民权运动的可信度：我们亚裔是“好”的，因为我们要求不多、非常勤奋，而且从不向政府讨要施舍。他们向我们保证，只要你们顺从听话、努力工作，就不会有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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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作为模范少数族裔的地位可能发生改变。目前，印度裔美国人是亚裔美国人中收入最高的族群之一，但自“9·11”事件以来，尤其是在最近几年里，他们已经被降级为或开始自我认同为“棕色”人种。在美国，种族化这件事挺滑稽的。日本曾经殖民过韩国，并在中国部分地区实行殖民统治，还在“二战”期间入侵过菲律宾，这并不重要。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长期血腥的领土纷争，或是自越战以来的老挝苗族难民，这都不重要。无论你的国家和其他亚洲国家有什么权力争斗——大多数是西方帝国主义和冷战带来的恶果——都被不懂其中有何差别的美国人强制压下。自从特朗普赢得选举，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激增，最明显的是针对穆斯林和长得像穆斯林的亚裔的犯罪。2017年，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把两名信仰印度教的印度裔工程师误认为是伊朗恐怖分子，将他们开枪射杀。一个月以后，在西雅图郊区，有人对一名锡克教印度男子说“滚回你自己的国家”，然后在该男子自家车道上将他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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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普拉吉塔·夏尔马（prageetasharma）多年在纽约靠做兼职教授勉强维持生计，现在她非常渴望开始在蒙大拿大学的新工作——创意写作项目的主任。2007年，我参加了她的告别派对。她向我描述了她和丈夫即将居住的房子、他们将要拥有的空间、她作为主任的计划，我记得她说这些话时的激动之情。夏尔马是我在纽约认识的最温暖、最慷慨的诗人之一。她会很容易适应西部的生活，我对此毫不怀疑。
在担任主任的第一年，夏尔马在自己的新家办了一个派对。一名访问教授和两名研究生偷偷溜进她的卧室，从抽屉里偷走了一件内衣。之后他们在酒吧里把这件内衣套在头上，拍下照片，就好像他们在兄弟会一样。后来，他们把照片四处散发，让项目里的其他人也可以无礼围观。而那个访问教授，一名诗人，是一名亚裔男性，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事实呢？在这件事里，厌女症凌驾于任何种族团结之上。而且，在一个偏远的白人州，在一个白人占多数的项目里，这个男人和夏尔马是仅有的两名亚裔。在只有两名亚裔的情况下，他们不仅没有团结起来，一个还可能试图摧毁另一个，这样一来，少数族裔被给予的微薄权利就不会被分享；这样一来，一个就不会被误认为像另一个。
“我感觉很卑微，”夏尔马说，“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描述我的感受。”
夏尔马发现此事后递交了性骚扰投诉。所有的参与者都道歉了，但当她拒绝接受他们的道歉时，他们都变得很愤怒。就是个恶作剧。为什么她不能忘了呢？在一份证词里，一名白人女同事说：“这件事被可笑地夸大了。”她的同事不仅没有决定清除项目里存在的毒瘤，反而得出结论，认为聘用她是个巨大的错误，因为她拒绝融入他们的文化。夏尔马想改变这一切。她想让项目变得多元，对此，几乎所有人，包括学生们都很抗拒。总体意见是，那样不够有蒙大拿特色；那样不合适，他们大声说。尽管她已经出版了三本书，同事们对她还是不屑一顾，称她为“刚起步的诗人”。“没人听说过你。”这是另一句打击的话。英语系系主任建议夏尔马读一读她12岁女儿的那本《绿山墙的安妮》，说她从那本书里能学到更多关于“女性领导力”的东西。
夏尔马感觉自己要疯了。没有人愿意认可她正在经历的现实——那些侵犯行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她是位印度裔女性。“我身边的每个人都表现得很差劲，”夏尔马说，“然而不知怎么的，我成了那个最大的问题。”作为主任，夏尔马更加努力地工作。但每当被贬低时，她都特意要说些什么。项目里的人对这种举动嗤之以鼻，称其太过夸张。最终，项目的老师们说服系主任取消了她的项目主任职位，并削减了她的工资，声称她的工作不是“可以衡量的”，她应该被贬去做行政职务。这一举动最终促使夏尔马对大学提起了歧视诉讼。她意识到，她的同事从不想要她来做项目主任。他们想要的是个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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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过失败，我们手上有过成堆的失败。”夏尔马在《摆在比斯瓦斯夫人面前的情况》（asituationformrs.biswas）中写道。这首诗讲述了她父亲的职业生涯，却也惊人地映射出她自己的经历。她的父亲移民到美国时是一个贫穷的学者，通过努力一步步成为一所小文理学院的首位南亚裔校长。就像夏尔马一样，一旦拥有权力，她的父亲就遭到了羞辱。但和她不同的是，她的父亲因为毫无根据的关于管理不善的谣言被驱逐，最后被迫辞职。
《摆在比斯瓦斯夫人面前的情况》是一个痛苦而感人的道德故事，它评价了同化的幻觉。同化后的好处是没人来烦你了。但不能将同化误认为是获得权力，因为一旦你获得权力，你就暴露了。你曾从中受益的模范少数族裔资历，现在就能被用来攻击你，因为你不再是隐身的。夏尔马写道，她的父亲一直都“向往获得白人对他出色工作的奖赏”，现在他却被称作“一个贪婪的棕皮肤男人”，一个“印度诈骗犯”，以及一个“不诚实的骗子”。
父亲和女儿都升任领导职务，然后又都同样名誉扫地，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实呢？我能感觉到读者的难以置信正戳着我的后颈。读者可能会忽视把这些事件连起来的系统性种族主义，从而得出结论：一定是这个家庭有什么问题——一种贪得无厌，一种肆无忌惮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我可以告诉你，因为我从不扮演顺从的亚洲女性的角色，我曾引来白人各种猛烈的谩骂行为。夏尔马的经历让我感到愤怒，却并不感到惊讶。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会被相信，所以我们自己也不太相信它的发生。于是，我们责怪自己太过直言不讳、太过骄傲或太有野心。在这首诗里，夏尔马把她家族的骄傲比作伊卡洛斯：“想象一下，我们如此接近翱翔的天空，想象一下，我们是如何坠落。我们如何知道坠落不会了结我们。就在这里坠落，就在那里坠落，大声呼喊，啊，虚张声势的自己，不可能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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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以为我的父亲是个毒贩。9岁的时候，我看了玛丽·泰勒·穆尔（marytylermoore）一期有关毒品的特别节目。之后，我翻遍父母的柜子，发现了一小盒锡纸包着的黑色胶质小球，和节目里的鸦片制剂很像。我震惊了。我爸爸卖毒品！这就是他经常不在家的原因。
结果那些小球是韩国草药。
小时候，我会捡起任何对亚洲人的不信任，用它对父亲的缺席添油加醋。他经常抱怨，说我从不站在他那边。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我想要保护他，这就是为什么夏尔马那首关于父亲的诗让我如此感动。我们的父辈多年来辛苦建立的无论何种尊严都是如此脆弱。我明白这一点，因为我曾经以其他美国人看待我父亲的方式去看待他：带着怀疑。
父亲在欧柏林见到我室友的父亲后，我斥责了他。“你怎么那么没礼貌，”我问，“你为什么不回他的话？”我们正和我的母亲一起，开车去克利夫兰。他们想去一家韩国餐厅。那时还没有yelp，我父亲在黄页里找到一个姓“金”的人，给这个随机找到的人打电话，打听有关餐厅的建议。那个人接到另一个韩国人的电话很激动，主动提出带我们在附近玩玩。
“难道我应该就那场战争感谢你室友的父亲吗？”父亲终于发火了，“那是你想要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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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语里的jeong一词无法翻译，最接近的定义是韩国人之间常常感受到的“即刻的深层联系”。我是不是想象出了和那位心理咨询师之间的jeong？为什么我认为她会理解我，仿佛我们的共同传统是通向亲密关系的捷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了解自我的捷径？也许我寻找一位韩裔美国心理咨询师，是因为我不想真正去做心理咨询那项漫长而缓慢的工作。也许我不是真正地想去解释我的生活。一个犹太朋友告诉过我，他从不找犹太裔咨询师，因为他们太容易想当然地认为你家里所有的不正常都是出于文化原因。有时为了理解自己，你需要去解释你的经历。
我正好找到了一位犹太裔咨询师。在第一次会面中，我一直在说被第一位咨询师拒绝的感受。第二位咨询师同意我说的话，表示她处理的方式确实不专业，此时我感觉自己的想法得到了证实。然后这位咨询师想知道我的个人历史是不是和前一位咨询师的个人历史太过
接近，她自己也还没完全处理好这些问题，所以她觉得她不适合我。
除了她本人以外，我还有一些纠结的情感。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也许我正在经历一种移情，把她当作了我的母亲，我的爱人，还是别的什么？那次通话之后，我为了报复她，在“评价我的咨询师”网站上写了一篇愤怒的评论。在我的长篇评论里，我把愤怒发泄在她身上，不仅如此，还发泄在整个韩国人群体上。“韩国人是压抑的！教条！冷漠！他们不应该获准在心理健康护理行业工作！”我猛烈地抨击。我点击了提交，但出于某种原因，那未保存的冗长怒骂从未被显示出来。它溶解在了乙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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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杰夫·张写道“我想要爱我们”，但他说自己没法做到，因为他不知道“我们”是谁。我对那种不确定性有同感。谁是我们？我们是什么？甚至是否存在“亚裔美国人自我意识”这个概念？它是否类似于一个多世纪以前杜波依斯提出的双重意识？用来涂抹亚裔美国人标签的油漆还没有干透。这个称呼笨重、累赘、尴尬地栖息在我的存在之上。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亚裔美国积极分子和黑豹党一起抗议以来，就没有过一场属于我们自己的大型运动。“我们”，这个我谨慎使用的代词，会凝结成一个共同的集体吗？还是说，我们会继续分裂，以便我们中的一部分人保持“外来人种”或“棕色人种”的身份，而其他人则通过财富或通婚，“成为”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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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当选后一周，我要飞去密歇根的卡拉马祖参加一次朗诵会。我坐在一个年轻的南亚男性旁边，他对空乘极其礼貌，“女士”“请”和“谢谢”都说得无比清晰。他一直都这样吗，还是他非常小心？飞机降落后，当我挣扎着从行李舱拿出我的登机箱时，一个身穿密歇根橄榄球衫的粗脖白人男性吼出一句“不好意思”，推搡着走了过去。他就是这么粗鲁，还是说他看到我是亚裔才这样？
我在布鲁克林生活得太久了。
当我的车飞快地驶过荒凉的混凝土建筑的商业街——一家澳拜客牛排店，一家开市客大小的家庭基督教商店——我看到一个上面写着“支持特朗普”的手写纸板牌，在这个狂风大作的11月的天空下拍打着路灯，透露出一股不祥的意味。我以前对密歇根州没有什么强烈的看法，但在它转而支持特朗普后，我们之间划定了明确的界限。我到了敌人的领地。
然后，我被西密歇根大学的观众吓了一跳，他们的种族多元化程度比我预期的要高。这群观众看上去和我一样沮丧。那一周，共和党议员正把当年的日裔拘留营作为先例，来为现在的穆斯林注册系统辩解。我谈到了那些拘留营，表明历史不应该重演。接着，我选读了这本书里的一篇文章。结束后，几个坐在前排的有色人种学生来跟我说，他们多么感谢这次朗读。其中一名韩裔美国学生说，她在校园里感觉十分孤独和疏离。她问可不可以抱抱我。当我抱住她的时候，她开始抽泣。我想，我是为了她而写了这本书。
然后，一位70多岁的白人女士走了过来。她瘦削、冷峻、不苟言笑，两只手紧紧拄着一根拐杖。
“我想感谢你提及那些拘留营。我是战争期间菲律宾的一名战俘。”她说，“我来自一个传教士家庭。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但我们都被关了起来。由于美国对日裔美国居民的所作所为，日本士兵威胁说要折磨我们。特朗普的提议是错误的。他会让我们所有人都陷入危险。”
在我谢谢她分享她的故事后，她严肃地看了我一眼。
“我希望你能读你自己的诗。”她严厉地说，“我们需要诗歌来治愈。”
“我还没准备好去治愈。”我尽量轻柔地说，因为我害怕她的反应。
她点点头。
“我尊重这一点。”她说，然后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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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300万韩国人死于朝鲜战争，约占当时韩国人口的10%。其中，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的平民被杀害，只因为他们挡了路或被认为是通共分子。在那场战争中，我的父亲和他的家人在家里，听到了一阵猛烈的敲门声。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美国士兵就冲进他们的小屋。那些大兵把装大酱的陶罐踢翻在地，把他们的被褥踩破。短短几分钟内，家里变得一片凌乱。士兵们用陌生的语言发号施令，但没人能听懂。“他们想要什么？”一家人慌乱地彼此询问，“他们为什么在这里？”士兵们比画着让我祖父去外面。在高大的士兵面前，祖父显得十分矮小。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屈服。他不停地用韩语问：“你们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我们什么也没做错！”最后，一个士兵用枪托打了祖父的头，把他拖出了房子。
一家人都跟着他们到了外面的院子里，祖父不停地用韩语恳求着。一个士兵朝地上开了一枪，警告他闭嘴，命令他和家里其他人躺在地上，双手抱头。士兵给枪上了膛，瞄准了祖父的头。这时，士兵的翻译官来了，父亲的哥哥认出了他。他们以前一起上过学。我的大伯冲着翻译官大喊，翻译官也认出了他。翻译官告诉美国士兵他们的情报有误。这些村民不是共产党，而是无辜的平民。他们抓错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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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成德（daviddao）被保安拖曳出拥挤的美联航飞机的视频在网上爆红，当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我想到父亲的故事。2017年4月9日，由于飞机超载，空乘人员要求乘客自愿让座。当没有人自愿离开时，机组成员随机挑中了杜，要求他让出座位。他拒绝了，于是工作人员叫来了保安，强制把他带出飞机。杜是一名69岁的越南裔美国人，身材窄小，一头黑发，看上去刚剪过。他穿着一件适合飞机旅行的黑色巴塔哥尼亚毛衣，戴着一顶卡其色帆布帽，帽子在争执中掉落在地。
我的亚裔朋友和报道此事的亚裔美国记者都说：“杜让我想起我的父亲。”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和我们的父亲同龄，还有他那整齐而谨慎的外表让他显得熟悉。他那平淡无奇的外表是为了舒适，也是为了隐蔽，装扮成这样是为了投射出一种和善而匿名的专业性。他的外表在说：我不是个会占据空间或闹事的人，尤其不是个会发出那种声音的人。
他失去意识，被拖曳着，眼镜歪在一旁，实用的毛衣掀了起来，露出他凸起的肚子，而那种声音，比这一切还要令人不安。杜被拖走之前，三个机组人员把他从靠窗的位置猛地拽起，就像拉着猫鼬的脖子把它从洞里薅出来。接着，你听到杜发出了这声咆哮的、猫鼬般的尖叫。在经济舱的公共环境中听到这声尖叫让人心搏骤停。这令人痛心。他还不如当众失禁呢。他用了多少年证明自己是个谈吐文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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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曾在经济舱受过罪的人都能和杜产生共鸣。媒体把他认定为“乘客”“医生”和“男人”，而他的亚裔身份最初被认为是不重要的。也许，在这个罕见的案例中，一个亚裔男人终于成了代表美国中产阶级的普通人，但我不信这套。杜不是普通人，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被那样野蛮地对待。我看到杜的时候想，他不是随便一个男人，他是我的父亲。同样地，芝加哥的航空工作人员想，他不是随便一个男人，他是个东西。他们估摸着他是被动的、缺乏男子气概的、不可信任的、可疑的和外来的。在他们行动前，多年来积累的刻板印象无意识地闪过他们的脑海。
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像杜那样做出反应。恢复意识后，他挣脱保安，冲回飞机。他沿着走道跑回去，用虚弱而混乱的声音重复着：“我得回家，我得回家。”血从他的嘴里淌出来，沿着下巴流了下来。后来人们发现，那些工作人员从座位上把他拽出来的时候，他的脸撞到了座位扶手，撞断了鼻子和牙齿，引发了严重的脑震荡，可能让他产生了幻觉。杜看上去精神恍惚，犹疑不定地寻找着空座位，或是任何他可以依靠的东西。他无奈地停在用来隔开不同舱位的帘子旁。他紧紧抓住帘子，仿佛那是根行刑柱，说道：“杀了我算了，现在就杀了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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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普通人都会有的经历。杜身处另一个地方，另一段时间。驱逐他的残暴行径可能已经触发了某些深层的创伤。1975年，西贡沦陷。他被迫逃离，和妻子在肯塔基州养育了五个孩子。这个新家——如果有关他满是争议的历史的报道是可信的——自身也面临着荒谬的艰难。杜因为贩卖处方药物换取性服务被抓，失去了医疗执照，之后靠玩扑克挣钱。虽然我同意他那些辩护人的观点，认为他的刑拘记录和美联航事件无关，但对我来说它又是有关的，因为它帮助我们从一个更复杂、更现实的眼光来看待杜。杜不是个罪犯，也不是什么勤劳的机器人，可以在逃离家乡之后，经过奇迹般的复原弧线，成为一名医生，养出同样成为医生的孩子。对很多移民来说，如果你带着创伤来到这里，你就会为了维持生存什么都做。你出轨。你打老婆。你赌博。你是个幸存者，就像大多数幸存者一样，你是个糟糕的家长。看着杜，我想到我的父亲眼看着他的父亲被拖出自己的屋子。我想到历史上的亚洲人不情愿地被强行拖走，被赶出他们自己的家，被赶出他们的领养家庭，被赶出他们的祖国，被赶出他们的领养国家：被驱逐、被驱赶、被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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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听到“亚洲人是最接近白人的种族”这样的话时，我会把“白人”替换为“消失”。亚洲人是下一个要消失的种族。我们被普遍认为如此有成就，如此遵守法律，我们将消失在这个国家失忆的迷雾中。我们不会成为权力，而会被权力吞噬；我们不会分享白人的权力，而会成为剥削我们祖先的白人意识形态的走狗。这个国家坚持认为，我们的种族身份无关紧要，它和我们被欺辱，在晋升时被忽略，或在每次说话时都被打断没有一点关系。我们的种族甚至和这个国家无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民意调查中经常被列为“其他”，以及为什么在强奸、工作场所歧视或家庭虐待案件报告的种族细分里很难找到我们。
我想，这就像是被幽禁，被剥夺了所有的社交线索后，我没有任何人际关系的标准来衡量自身的行为。我翻遍了我的大脑，寻找我本可以做什么，本可以说什么。我不再相信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我的自我在自由下落，而我的超我漫无边际，谴责我的存在是不够的，永远都不够，所以我变成强迫性地去努力做到更好，成为更好的人，盲目地跟从着这个国家利己的福音，通过扩大自身的净值来证明我的个人价值，直到我消失。
安必恩与赞安诺均为常用的镇静助眠药物。--本书注释若无特殊说明均为中译注
租金稳定是纽约州的一种租金监管形式，确保租金增长幅度不超过租金督导委员会规定的数额，从而保护租客权益。
hot97，美国著名的嘻哈广播电台。
aetna，美国医疗保险公司。
diegorivera(1886-1957)，墨西哥著名画家
后种族，一种理论上的、去除种族偏见和歧视的社会环境。
尤妮斯·赵(eunicecho)不是这位咨询师的真名。--作者原注
sarahlawrencecollege，一所私立文理学院，位于美国纽约州的扬克斯市，距离纽约市仅24公里。
halo，微软制作并于2001年在xbox平台发行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李立扬(1957-)，华商诗人，生于印尼雅加达，后全家迁居美国，出版有诗集《玫瑰》(rose，1986)及《在我爱你的这座城》(thecityinwhichiloveyou,1990)等。
原文为“lamthebodyelectric”，化用惠特曼的诗"lsingthebodyelectric”(我歌唱那带电的肉体)。
transcontinentalrailroad，第一条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兴建于1863年至1869年，沿途环境恶劣，部分路段地势险峻，许多艰苦工作都是由华工完成。
manifestdestiny，指19世纪美国所持的一种信念，认为美国被赋予了横跨北美洲大陆向西扩张的天命。
1869年5月10日，为庆祝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竣工，商业大鳄、政治领袖利兰·斯坦福(lelandstanford)把一枚金钉敲入枕木，将铁轨连接了起来。
引自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life)。(homosacer:sovereignpowerandbare)
原文为西班牙语“calledelosnegros”
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称为“吉姆·克劳法”
icarus，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与父亲代达罗斯用蜡制造双翼，逃离克里特岛时，因飞得太高，双翼被太阳融化，于是跌落水中丧生。
yelp，美国著名商户点评网站，创立于2004年，囊括餐馆、酒店、旅游等领域的商户
ratemytherapist，美国一个线上评论网站，顾客可以在上面发表关于心理咨询师和咨询经历的评论。
jeffchang，美国华裔作家、记者、音乐和文化评论人。
w.eb.dubois(1868-1963)，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民权运动领袖与作家，他用“双重意识”的概念形容美国黑人对自己既是黑人又是美国人的双重身份意识，阐述了美国黑人的内在心理冲突。
blackpantherparty，一个美国黑人民权组织，于1966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创建。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政府建造拘留营，对居住在美国太平洋沿岸的日裔美国居民进行扣留转移和囚禁。
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名提议推行的一系列针对穆斯林、难民以及移民的严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