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抑郁症从一次想象中的抽搐开始。
一个小时了，我盯着镜子，等待着我的眼皮颤动，或嘴角刺痛。
“你看我抽搐了吗？”我问我的丈夫。
“没有。”
“现在看到了吗？”我问他。
“没有。”
“现在呢？”我问。
“没有！”
在我20岁出头的时候，右眼睑确实有过抽搐，抽动的范围很大，导致我的右脸肌肉有时会把眼睛扯得像大力水手那样眯起来。我查出得了一种罕见的叫作“半面痉挛”的神经肌肉疾病，耳后两根颅神经缠绕在了一起，从而触发了这种疾病。在2004年我26岁的时候，一位匹兹堡的医生在这两根交错的神经之间插入了一小块海绵把它们分开，从而治好了我的痉挛。
现在七年过去了，我确信我的痉挛又回来了——不知怎么地，海绵滑走了，于是我的神经又一次缠绕在了一起。我的脸不再是我的脸，而是一张面具，上面布满了颤抖的神经，威胁着要叛变。机器出现了小故障。随时都有神经可能失控，像嘶嘶喷水的蛇形软管般痉挛起来。我太常想着脸的事情，搞得我都能感觉到我的神经，感觉它们很痒。脸是我们最无遮盖的部位，但只有在它多少受了伤时，我们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然后我们所能想到的就只有它裸露的状态。
我那自我意识过剩的习惯又回来了。在公共场合我用尽办法遮挡我的脸，要么把脸埋进手里，仿佛我一直很沮丧，要么把视线转向别处，安静思考一个有关天气的问题，然而我满脑子都是那随时可能让脸部抽搐起来的易怒的神经。
并没有抽搐。
是我的脑子在威胁着叛变。我变得多疑和过分执迷。我希望有人拧开我的脑壳，再装回去一个不那么神经质的脑袋。
“都是负面想法。”我丈夫这么说我。
为了入睡，我咽下威士忌，接着是威士忌和安必恩，然后是安必恩、赞安诺就着威士忌，还有大麻，但没有什么能让我睡着。当我无法睡觉的时候，我就不能思考。当我不能思考的时候，我就无法写作或进行社交和对话。我又成了那个孩子，那个不会说英语的孩子。
我住在一个漂亮的租金稳定的顶层公寓里，公寓位于曼哈顿下城一条不起眼的走廊，那里的牛仔服零售店很有名，店里播放着hot97的热门单曲，贴着它们的墙纸。我终于过上了向往的纽约生活。我最近结了婚，还刚写完一本书，没有任何理由感到沮丧。然而，每当我感到快乐的时候，对可怕灾难的恐惧便会接踵而至，也就是说，我对灾难到来的预先防备让自己感觉糟糕透顶。我焦虑过度，陷入了严重的抑郁。一个朋友说过，她在抑郁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一只“从树上跌落的树懒”。是个贴切的描述。我一直处于迟钝和筋疲力尽的状态，直到我不得不出门去和其他人交流，而出门后，我又会感觉像被扒光了一般赤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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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治疗抑郁症，我决定去看心理咨询师。我想找一位韩裔美国咨询师，因为这样我就不必解释太多自己的情况。她看我一眼，就会明白我为什么来这里。安泰的精神健康医疗机构数据库里有几百位纽约的咨询师，我在里面找到了唯一有着韩国姓氏的那位。我给她留了言，然后她回了电话，我们安排了一次咨询。
她的等候室狭小昏暗，墙上挂着一幅裱起来的迭戈·里韦拉的画报，画里一个跪着的女人抱着一大篮马蹄莲。整个房间的装修风格都与里韦拉那令人平静的色调相契合：插着香蒲的花瓶是棕色的，真皮扶手椅为焦糖色，而地毯则是暗淡的珊瑚色。
咨询师打开门。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她脸的大小。这位咨询师有一张巨大的脸。我在想这对她来说是不是个问题，因为韩国女人都对自己脸的大小特别在意，她们甚至会为此动刀，削去下颌骨（一句常见的韩式称赞：“你的脸可真小啊，跟拳头差不多大！”）。
我走进她的办公室，在沙发上坐下。她说她要先问一些心理咨询的常规问题。那些问题确实挺常规的：幻听了吗？有没有自杀的念头？我对问题的常规性感到欣慰，因为这让我相信我的抑郁不过是一种典型的病症，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我沮丧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可能还添油加醋地夸大了这份沮丧之情，为了向她，也向自己证明我来咨询的必要性。但是当她问起“你的童年有没有一段时间让你感到安慰？”，我搜寻记忆，却回忆不起这样一段时间，我开始抽泣。我告诉她一切的开始——我的抑郁症，我的家庭历史——咨询结束的时候，我感觉得到了极大的净化。我告诉她我还想再次见她。
“我不确定还会不会收安泰保险的病人，”咨询师不痛不痒地说，“我会尽快联系你。”
第二天，我打她办公室电话预约下次会面。24小时后我还没有收到回电，于是又留了两条电话留言。隔天，她留下一条语音留言，告诉我她不能再见我了，因为她已经决定不再接收安泰保险的病人。我立刻打回去，在语音留言里解释安泰应该退给我80%的自付费用。她没有回电。那一周里，我留了四条语音留言，每一条都比上一条更绝望，乞求她给我手机号码，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短信聊这件事了。然后，我开始随机打她办公室电话，希望能在她问诊的间隙逮到她，一旦听到留言提示的声音就挂断。我每天这么搞十几次，直到突然意识到她的电话很有可能带来电显示。这让我羞耻至极，我钻上床，那天再没下来过。终于，她留了一条简短的语音：“要保险退钱你得处理一大堆文件。”我用快速拨号打了回去，对着她的机器大喊：“我能应付那些文件！”
在等她回电的这段时间里，我要去拉勒米的怀俄明大学参加一个朗读会。这时我的抑郁症已经很严重了，我唯一想做的事就是把脸割下来，这种情况下，我能登上飞机简直是个奇迹。不出所料，朗读进行得很糟糕。向观众朗诵我的诗歌让我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并猛然清醒。观众对“诗人”有一套理解，而我缺乏成为那种诗人的证据，我不得不面对二者之间的无限鸿沟。我就是看上去不像那么回事。亚洲人缺少存在感。亚洲人占据着道歉的空间。我们太没有存在感了，甚至不会被当作真正的少数族裔。我们的种族性不够，所以不能成为象征。我们是如此后种族，我们是硅胶般的存在。我用卡祖笛般哼唱的声音读完了我的诗。结束后，每个人都快步冲向出口。
在丹佛机场转机回纽约的时候，我看见咨询师的号码出现在手机上。“尤妮斯！”我在电话里大喊，“尤妮斯！”直接喊她的名字是不是很粗鲁？我是不是应该称呼她为赵医生？我问她下次什么时候能见面。她的声音很冷淡。“凯茜，谢谢你的热情，”她说，“但你最好换一位咨询师。”
“我能应付文书工作！我喜欢处理文件！”
“我不能做你的咨询师了。”
“为什么不能？”
“我们彼此不合适。”
我很震惊。我皮肤上每一个毛孔都在大喊着受伤。我根本不知道咨询师还可以这样拒绝病人。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我有气无力地问。
“对不起，我不能。”
“你就不打算给我个理由？”
“是的。”
“为什么不？”
“我不可以透露这个信息。”
“你是认真的吗？”
“是的。”
“是因为我给你留了太多语音留言吗？”
“不是。”她说。
“某个我认识的人也在找你咨询吗？”
“据我所知没有。”
“那就是因为对你来说我的状态太他妈糟糕了，是不是？”
“当然不是。”她说。
“喏，如果你不告诉我原因，我就会那么想。你让我觉得，我从来都不应该打开心扉去分享我的情感，因为每个人都会被我的毛病吓跑！这和一位咨询师应该做的事不是恰好相反吗？”
“我明白你的感受。”她淡淡地说道。
“挂了电话以后，要是我做出什么极端的事，那就都是你的错。”
“现在是你的抑郁症在说话。”
“是我在说话。”我说。
“有另一个病人正在等我。”她说。
“别把她也给毁了。”我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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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记事起，我就努力证明自己，希望因此获得存在感。我，作为一名当代抄写员，工作时比别人努力五倍，但我还是看到我的手消失了，然后是我的胳膊。夜里，我常常在猛然惊醒后训斥自己，直到黎明第一抹刀片似的阳光刺穿我的眼睛。我缺乏信心，因为我这辈子都像节食一样只得到过有条件的爱，而我身处的社会认为我如纱布般可以被取代。
在大众的想象中，亚裔美国人居于模糊的炼狱般的地位：肤色不够白，也不够黑；不被非裔美国人信任，而白人只有在利用我们压制黑人的时候才不会忽视我们。我们是服务行业的工蚁，是企业的忠诚员工。我们是会啃数学难题的中层经理，让企业运转的轮子保持润滑，却从不会得到晋升，因为我们没有一张适合做领导的“脸”。我们无法满足。他们觉得我们缺乏内心力量。然而，虽然我可能看起来神情冷漠，但我的双脚正在水下疯狂扑腾，通过过度补偿来掩藏自己强烈的自卑感。
有很多文学作品讲述自我憎恶的犹太人和非裔美国人，但关于自我憎恶的亚裔却没有足够的表述。种族性的自我憎恶是指你用白人看你的方式看自己，这样你就把你变成了自己最糟糕的敌人。你唯一的防御就是对自己严苛，这成了强迫症，因此，把自己逼到绝境也成了一种安慰。你不喜欢自己的长相和声音，认为自己的亚洲五官模糊不清，就好像上帝刚开始捏制你的五官就抛弃了你。你讨厌房间里有这么多亚裔。是谁让这些亚裔进来的？你在心中怒吼。你没有和其他亚裔团结起来，在他们周围时，你反而觉得更加卑微，自身的边界不再清晰，你和他们凝结成了一群人。
我相信从我这一代开始，自我憎恶的亚裔正在逐渐消失，但这也取决于我在哪里。在我教课的萨拉·劳伦斯学院，有很凶猛的学生——她们才华横溢，掌控自己的命运，参与政治。在这里，我就会想，感谢上帝，这才是我们需要的2.0版本的亚裔，亚裔女性已经准备好呼号了。然后我去了另一所大学的一个教室，在那里亚裔女性却又不说话了，她们温顺地坐着，像一群留着漂亮头发的老鼠，看得我想要大声催促：你们必须说话！不然就会被他们随意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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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时我在艾奥瓦大学作家工作坊攻读诗歌写作方向的研究生。我和我的朋友在珊瑚岭购物中心修脚，找到了一家家族经营的足疗馆，那里的越南裔老板用移民特有的方式说话，什么都要重复两遍：“修脚吗？修脚吗？坐下，坐下。”我想等他的妻子或女儿来服务，但她们都有客人。唯一空闲的足疗师是他的儿子，看上去差不多14岁，穿着超大号黑色连帽衫和工装短裤。他皱着眉站在柜台后面，双手插在口袋里。他看上去像是xbox上的《光环》玩家，而不像个受过训练的修脚师。见男孩没有反应，他的父亲呵斥着，让他赶紧在盆里装满水。
男孩走到我坐着的地方。他蹲下来，直到他结痂的膝盖碰到了他的耳朵。我告诉他我想把脚指甲修成圆形，而不是方形。他开始往盆里倒水。我的脚刚碰到水，“太烫了！”我说。他慢慢地调节水温。我注意到他把我的脚指甲修成了方形，而不是圆形。我还注意到，他拒绝和我对视。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我察觉到了一丝敌意。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来按摩艾奥瓦州中产妈妈们的小腿，他是不是感到委屈？还是说，服务一个和他长得太过相像的年轻亚洲人，让他感到恼火？尽管我24岁了，但说我是17岁也没人会怀疑，而且我留着乱糟糟的短发，看着像个男孩子。即便如此，我当时依然在想，我比你大得多，你应该尊重我，就像你被迫尊重那些来这里的艾奥瓦金发妈妈一样。接着，他拿起趾甲钳，将它用力挤进我大脚趾的肉里，太用力了，我猛地一战。
“可以麻烦你轻一点吗？”我尖刻地问道。他咕哝着道了歉，却更用力地把手里的钳子嵌进我的皮肤。
“你能轻点吗？”
他撕掉了一片角质。
“嘿！”
他更用力地用钳子挖进我的肉。
“我说——”
他撕掉了一片角质。
“轻点——”
他更用力地用钳子挖进我的肉。
“那样很痛！”
干这行想要有竞争力，你的手艺必须好到让人感觉不到你的存在，而这个男孩做不到让自己隐身。也许，他身为男孩的存在分散了我的注意力，让我无法放松，愈加恼怒，于是我幻想出了这份疼痛，以此来证明自己燃起的恼怒之情是正当的。他蹲着为我服务的样子如此不雅，让我觉得自己坐在震动按摩椅上也很难堪。这不公平。
男孩用钳子挖着我的脚趾，太使劲了，我又叫出了声。他的父亲用越南语吼了他之后，他手上的动作终于稍微轻了些。我已经受够了。我站起身，双脚还泡在盆里的肥皂渣中。我拒绝付钱。我的朋友看着我，觉得为难。我希望之后他的父亲会惩罚他，扣他的工钱。但很可能这个男孩本来就拿不到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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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俩像两个互相排斥的负离子。他粗暴地对待我是因为他憎恶他自己。我刻薄地对待他是因为我憎恶我自己。但我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憎恶他自己呢？为什么我会觉得他的羞耻感毁了他家的足疗馆？我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警觉性过高，甚至到了偏执的程度，于是我把自己所有的不安全感强加给他。我甚至回想不起来自己是真的感觉到了，还是想象出了那种疼痛，因为我已经太多次地改写这段记忆，把它完全毁了，什么也不剩。在这过程中，他一点点被擦除，直到他变成一抹怨恨，直到我成为一抹特权，直到我俩都在我的认知中变作模糊的一团。然而，他和我完全不同。我拥有如此多的特权，我正攻读着人们所能想象的最无用的硕士学位。而关于一个把所有空闲时间都花在美甲沙龙里工作的越南裔少年，我懂什么呢？我什么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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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在首尔郊区的农村长大，那时他是个穷光蛋。战后每个人都很穷。我祖父干着非法贩卖米酒的营生，没法养活他的十个孩子，于是父亲自己捉麻雀，在沙坑里烤熟，给自己加餐。他头脑聪明，有进取心。10岁的时候他在全国作文大赛中获奖，然后努力学习，考取了韩国排名第二的大学。因为强制兵役以及总是缺钱，他花了九年时间才从大学毕业。
1965年美国废除移民禁令，这让我父亲看到了机会。那时候，亚洲只有某些专业人士才能获得去美国的签证，比如医生、工程师和机械师。顺便说一下，这个筛选的过程就是整个模范少数族裔骗术的开端：美国政府只允许教育程度最高、技术能力最强的亚洲人进入，然后把他们的成功归功于自己。看到没！谁都可以追逐美国梦！他们会这么形容一位医生，而他来到美国前就已经是医生了。
父亲撒谎了，说自己曾受过机械师培训。他和我年轻的母亲一起，被送到了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的边远地区。在那里，他在赖德卡车公司担任助理机械师。尽管没受过培训，他也应付过来了，直到空气研磨机里的一块碎石飞出来，把他的腿砸了个粉碎，他打了六个月的石膏。公司没有给他员工赔偿，反而开除了他，因为他们知道他也不能怎么样。
然后他们搬去了洛杉矶。父亲在那里的韩国城找到了一份卖人寿保险的工作。他每天工作超过十个小时，最后晋升为经理。但是多年卖人寿保险的工作让他付出了代价。无论他干多少活儿，他都存不够钱。那些年里他酗酒，并和我母亲争吵，而母亲把对父亲的怒火都发泄到对我和我妹妹的殴打中。后来，靠着银行贷款，父亲在洛杉矶一个荒凉的工业区买了一座仓库，用来分销干洗用品。通过这项生意，父亲获得了成功，足以负担我上私立高中和受大学教育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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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履历上看，父亲是所谓的模范移民。陌生人见到他时，曾称他为一位绅士，因为他拥有安静的魅力和善良的品质。多年来他向不同种族和阶层的美国人推销人寿保险和干洗用品，培养出了这种个性。但就像许多模范移民一样，他也会愤怒。
种族身份的问题可能会困扰亚裔移民的子女，但人们认为，移民本人对此却并不担忧，因为他们要么工作太辛苦而无暇顾及，要么认同自己出生的国家，所以对这个问题没什么好说的。然而，父亲曾在蓝领阶层白人占绝大多数的宾州做过机械师，从布伦特伍德到洛杉矶的中南部，他曾作为人寿保险推销员在各种社区中穿行，这些经验让他对自己的种族身份高度敏感，到了什么事情说到底都与种族有关的程度。如果在等位时有人比我们先落座，他就会指出这是因为我们是亚裔。如果他被安排在飞机的后排，他会说这是因为他是亚裔。我去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上学的第一周，父母帮我搬进宿舍。室友的父亲和我父亲握手时，问他从哪里来。父亲说韩国，室友的父亲便急切地回答说，他参加过朝鲜战争。
父亲不自然地笑了笑，什么都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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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有很多白人。”来艾奥瓦研究生院看我的时候，父亲静静地说。
“黑人们都在哪儿？”我们开进沃尔玛停车场找车位的时候，他问。
“保持微笑，跟人打招呼，”他说，“在这儿你必须得非常有礼貌。”
“我女儿，”他对沃尔玛的收银员说，“是艾奥瓦写作工作坊的一名诗人！”
“是吗？”那个收银员说。
“千万别在这儿这么干，”父亲在我违章掉头后建议道，“不然他们就会觉得你是个车技很烂的亚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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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艾奥瓦的时候已经认定书写我的亚裔身份是很幼稚的举动。作为现代主义的好学生，我不知疲倦地致力于“新”，并且相信抛开我的身份不谈，我在文学形式上的创新也会得到认可。我相信这一点，甚至在我后来发现了一篇名为《种族诗人大清洗》（不同字体是我加的）的博客文章之后依然相信。那篇博客是我以前在艾奥瓦的一个同学写的，他怯懦地使用了笔名“诗歌毒舌”。他攻击了我的第一本诗集，称其为陈腐的身份政治诗歌。然后他把我比作李立扬（他说我们不仅长得像，写得也像！），并宣称如果像我这样平庸的少数族裔诗人都被消灭掉，诗歌世界会变得更好。
我立刻把网页下翻到评论区。十几条留言中没有一条在帮我说话，甚至没有人哪怕轻飘飘地、冷淡地来一句：“嘿，兄弟，宣扬种族灭绝可不太好。”
我没有觉得愤怒，而是感到受伤和羞耻。我的一部分甚至相信他的话。我如此努力地去证明自己不只是一个身份政治诗人，而他揭露了我曾是个愚昧的身份主义者的真面目。我不知道“诗歌毒舌”是谁，这让我觉得愈加羞耻。可能是任何人。而这篇文章特别受欢迎，当你在谷歌上搜索我的名字时，它是出现的第二个链接。这些点进去并且同意他的观点的人都是谁？他们都想让我消失吗？最后，当有人泄密说作者是我同学时，其实我松了口气。那个自以为是的混蛋？当然是他了！
相比我的研究生经历，我同学这篇令人厌恶的博客文章并不难处理，因为艾奥瓦州的种族主义是在暗处缓慢流动的。我总是质疑自己，拷问自己为何如此多疑。我还记得无论何时我在工作坊中提起种族政治时，都会面临一堵居高临下的墙。最终，我把他们居高临下的态度内化了，去嘲笑其他的种族题材诗歌太过种族化。他们明确地告诉我，亚裔身份这一主题本身是不充分的，除非把它和一个更丰富的主题放在一起，比如资本主义。我知道艾奥瓦的一些有色人种作家在他们的诗歌和小说中擦去了种族标记，因为他们不想被打上身份主义者的标签。有意思的是，现在回想起来，他们都是亚裔美国人。
我读研那时候，无论是形式主义者还是先锋派，都对诗歌的形式有着令人窒息的虔诚。诗歌中展现任何有关自身的信息，尤其是种族或性方面的，都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我记得我去图书馆——我最喜欢的避难所之一——浏览最近的研究生论文档案时看到几个亚洲名字。据我所知，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在毕业后发表过作品。我害怕自己也会像他们一样消失。
正是在艾奥瓦州，我被诊断出患有半面痉挛症。我的抽搐——我把它归咎于咖啡因——越来越严重，我相信人们注意到了，尽管没有人说什么。我记得我一大早就起床去做ct。我躺在电动轮床上，轮床滑入机器。机器的内部是光滑的白色圆柱形。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在一个巨大的空心人造阳具里。我想，我的肉体带电，而我的大脑出了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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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我在纽约皇冠高地的一个小画廊朗读了这本书里的部分内容。结束后，我和本次活动的策划人在外面抽烟。画廊经理，一个留着胡子、刺着文身的白人男性，闲逛到我面前，主动说起他正在参加一场种族意识研讨会，这是他另一份工作的任务。
“我的种族意识调解员很聪明，”他说，“我学到很多。”
“挺好。”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