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即将到来。男人上一次返乡是十年前。他觉得没成家，混得不好，回去丢面子，决心春节就待在鹤壁。去年春节他和杨亮一起吃了顿年夜饭。他觉得在鹤壁买房是这几年最开心的事。杨亮点头。
有第三人在，杨亮说话更谨慎。找不到话说，他低着头，看手机，刷贴吧。男人离开间隙，我和杨亮继续返乡的话题。杨亮上一次回老家也是五六年前。至于父母，他完全没听说什么消息，也不想去打听。随后他说到父母离婚的事。“对我来说，这是件很突然的事情。但对他们来说却未必。他们也许早就做出打算了，只是我不知道。”
馆子里闹哄哄，很快，杨亮的眼睛垂下来。
“算了，我不想再提这些。”
男人回到饭桌。我们聊到杨亮的猫。橘猫如今成了肥猫。前阵子，男人建议杨亮给猫减肥，他把猫粮减半。每天夜里，猫闹得人睡不着，扒拉猫粮袋，还把架子上的卤蛋扒破了。“卤蛋本来是给我吃的。”杨亮笑起来。他有点担心猫。如果年后去上海打工，他也没法带走猫，正打算把房子租出去，请租客替他照顾。
“你别想了。”男人说，“指不定那人把你猫照顾死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如果是那样，我也没有办法，我已经尽力了。”
杨亮重新加回保安群，打算去上海找个普通的岗位，冬天再回鹤壁。后年也打算这样。来年春天，杨亮找到新的租户，两人达成协议，用租金提升双方共同的生活环境。杨亮买了台全新双开门大冰箱，在客卧安装空调。租户说帮他照顾猫。很快，杨亮回到上海做保安。上一天班就挣一天的钱，他说，下班，他还是照常打游戏，睡觉。再后来，他将猫送给鹤壁当地一个女孩——室友始终喜欢不来猫，他希望猫能有个更好的归处。又过去半年，他回到鹤壁，继续一个人的生活，电脑机箱嗡嗡作响，屏幕里游戏战争不眠不休。他研究挖掘机、发电机，想象世界末日的来临。有天他想在楼下的空地种土豆。他挖啊挖，挖得双手都是黑泥，手指疼痛，很快放弃了。
杨亮去鹤壁隐居的帖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他每天都会收到新的提问：兄弟，该怎么去鹤壁隐居？
另一个夏天热得出奇，人们躁动不安，前往燕郊的路上全是掉落的槐花。申牧站在相同位置向我招手。公寓楼下，临街店铺倒闭又新开。但他看起来没什么变化，头发的长度，肤色，眼神。他穿着阿迪达斯的绿色t恤，牛仔裤，戴着鸭舌帽和口罩。他的家同样没有太多变化。纸箱还放在门的右侧，床上的衣物整齐折叠，只是囤积的物品变得更多了。更多的外卖盒，被清洗干净的垃圾，更多的鸡蛋壳，茶叶，就像是时间刻度往前推进了一格。
他有些厌烦燕郊，说打算新冠结束后离开这里，去一个村庄隐居。他说，到时候他就将手机锁起来，买一个一百元的诺基亚。他希望去江西或是贵州，那里有山，有树，气候湿润。但房子到期时，由于新冠还没结束，他仍然无法离开燕郊。他续租了一个月，又续租了一个月。
微信界面有许多表示未读消息的红点，来自交换电影票的群聊，麦当劳优惠券的群聊。他很久没有打开它们。唯一联系的人只剩父母。一个月与父母固定通话两次，固定的通话内容。
“那你之后的打算是什么？”我问。
“我还是不知道。”他说。一切仍然处在不确定中。
电脑屏幕亮着，他在看电影《远方》的解说。电影里，一个男人离开小镇，想要去到远方。最终他还是回到了小镇。
“我们所有人都想去远方，但远方真的会是我们想象中的远方吗？”申牧说。
随后，北京电影节开始。我们相约一起去看安哲罗普洛斯的三部曲。电影很热门，我们没抢到票。申牧买到一部法国的新电影。再次见到申牧时，他身后跟着一个扛摄像机的年轻男生。申牧说他想开始一些拍摄计划。这些天，他在写剧本，租机器，找摄影师。他想对这几年的蛰居生活做个了结：去天津找原来合作的导演，将素材要回来，看能否剪个片子，再去石家庄拿回寄放在亲人家的行李，看是否能找亲戚借些钱抵债。由于没有工作和社保，他已经无法从网贷借钱了。回家，是否和父母坦白一切，仍然待定。
随后，我们来到北京的后海，游客熙熙攘攘。申牧倚靠在湖边的栏杆：
“我快离开北京了，走之前，我去了中国电影资料馆，想看《永恒和一日》，可惜没有买到票。我很喜欢那部电影，里面那位老人说：‘最近我与世界的唯一联系，是楼对面的陌生人。’”
胡同里，夏日槐花传来淡淡的香气。他说，以前他去了那么多地方，旅行的每一天都像一个月那样长。当他待在那个公寓，三年却像三个月般短暂。剧本上写，明年4月，这项计划将进入剪辑阶段。他还在写另外一个剧本，如果这两项计划都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他就重新去找工作。车开往电影院，窗外，人们飞速向后倒去，海棠，槐树，拥挤的单车。他看向窗外，摘下口罩。这些天他开始失眠，想到所有事情都要重新开始了。我们抵达小西天，灯光退去，电影即将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