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翻来覆去，失眠了。半夜3点，我干脆起来到洗手间洗了把脸。我从门口走到阳台，又从阳台走回门口。最后，我回到桌前。我翻开了《纽约兄弟》，一本小说。我曾被这个故事打动，现在，我决定再读一遍。
在这个世界上，做人就是要面对恶劣环境里的艰难真实的生活，要知道只有生、死以及各种人类的痛苦才能模糊掉上帝这样的形象。
一位朋友推荐了这本书，他觉得申牧就像是书中的主角。后来，我发现这本小说改自一个真实故事，写的是20世纪初的一对纽约兄弟。他们原来身处一个体面的中产家庭，哥哥意外失去视力后，为了照顾哥哥，弟弟也辞去了工作。两人渐渐退出社会，在家里囤积大量物品。
被问及为什么选择与世隔绝，弟弟回答说：“我们不想被打扰。”
1947年3月，警方接到匿名电话，发现两兄弟死在家里。由于家里有太多物品，警察无法打开门，只能打破窗户后进入。他们取出约一百二十吨“垃圾”，包括十四架钢琴，两万五千本书，保龄球，腌制的人体器官，旧款t型底盘，马车折叠顶部，数百码未使用的丝绸和面料，一匹马的下颚骨，生锈的自行车，照相机，婴儿车，无数的报纸和杂志，等等。每天都有两千多人站在屋外观看清理工作。
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曾将这对兄弟评价为现代的第欧根尼。据说古希腊人第欧根尼住在一个木桶中，他拥有的所有财产只包括这个木桶、一件斗篷、一根棍子、一个面包袋。亚历山大大帝去拜访并询问有什么能帮到他。他说：请你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请你不要遮住我的阳光。”就像那天，当我最初去到申牧的那间房子，我首先感受到的就是同样的情形。
那是个阴天。在网上聊了半年后，申牧最终同意和我见面了。我从北京国贸出发，坐上815路快车来到燕郊。街边有一些叫作夏威夷、纳威堡的小区，楼房密集得令人心生恐惧。正午时分，我在小区门口等待，有些焦虑。一个男人朝我招手。他有些微胖，戴着一顶褐色gthawkins的棒球帽，穿一件很薄的蓝色棉布大衣，牛仔裤，马丁靴，是容易隐藏在人群之中的人。他很沉默，我看不到他口罩背后的表情，也不知道他正想些什么。
我们吃了一顿仓促的饭。在必胜客。他说长久不见人，实在紧张，一直胃疼。
吃完饭，我提出去他家看看。他有些犹豫，但最后还是同意了。
我们踩着雪小心翼翼往回走，路面湿滑，空气寒冷。他走向一栋公寓楼，周边没有配套设施，只是一栋公寓楼，一个让人睡觉而非生活的地方。
公寓不大。大约三十多平方米，有一张床，一张沙发，一个衣柜。他曾经说的那些外卖盒塑料瓶都整齐地放在门口。窗台摆着胡萝卜皮、洋葱皮、橘皮。窗户贴着磨砂，模糊地感知着光的存在。
回到家里，申牧像回到领地一样，放松许多。我提出想仔细看看这些物品。他从桌上拿起一副灰色的工业手套，将纸箱搬到地上，用刀划开封闭的胶条。那些平日被人们看作垃圾的物品存放其中，尚未分解，没有腐烂。电影票上的字容易褪色。他提前扫描了它们。
电影。是啊，这五年来，脱离现实后，他几乎是彻底沉浸在电影的梦境中。
他有两台笔记本电脑，一台显示器。他在excel表格中将看过的电影分门别类，硬盘越攒越多。他从来不删任何一部看过的电影，哪怕那是部倒人胃口的烂片。半夜醒来，或是下午2点醒来，他打开屏幕，随后进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还有电影院。就像猎人狩猎会遵循季节的变化，每当各个地方举行电影节时，申牧就会离开家，直到电影节结束，他才回到家里，然后像冬眠一样很久不再出门。
他写道：
《记忆》：记忆、幻觉、梦境这些都不重要，亦无须去解读它们。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观影体验，我该如何去描述呢？引用片中的一句诗：我灵魂的每一处细微空间，如微生物的分子一般，产生了无器官的联结。这不是一句褒奖，也不是一种比喻。看阿彼察邦的电影，会忘记现实的时间，会忘了此刻真实的自己。那些废弃建筑下的鸟儿，那些雷鸣和雨声，那些被挖掘被清点的骨骼，那些山坡上的树木，那些台阶上小憩的人，那些河流两旁肆意丛生的植物，那些飞舞的蝴蝶。那个萦绕心头的砰的声音，也许是来自宇宙深处的靡靡之音，来自记忆洞穴里的信号。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沉浸感，也是只能从这类非叙事非线性的电影里才能获得的体验。
再比如：
《安娜的旅程》：凌晨3点25分，我醒来了。我烤了两片吐司、倒了一杯牛奶、切了一个西红柿、撒了点白糖、打开电脑开始看这部电影。导演的另一部影片《让娜·迪尔曼》是我最爱的电影。看完这部电影时，天刚蒙蒙亮，城市的天际泛起一层渐变的橙色，与青蓝的天空接壤，想起那一年在阿塞拜疆的早晨。她穿梭于欧洲各个城市，去往布鲁塞尔的旅途上，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困顿和哀愁。喜欢安娜的外套，喜欢她的裙子，喜欢她的后背，喜欢她的高跟鞋，喜欢她的裸体，喜欢她在床上反复听电话留言的姿态，我学着她把窗户开了一道小缝，冬日寒袭，世间最美妙的时刻莫过于此。
他情不自禁地想模仿电影中的生活。刚从飞机工厂辞职时，他还有一笔积蓄，决定先抛开眼前的一切去远方。他的第一站是法国。落地巴黎，走在塞纳河畔新桥，买来正宗法棍。他遇到一个打算去瑞士的女生，决定一同前行，两人坐上火车的情侣车厢。那天是狂欢节，车厢里所有人开始接吻。他们对视了一下，也开始接吻。他们一起转去布拉格，吃奶酪火锅，看午夜档《海边的曼彻斯特》。女生来自西安。她方向感真好，他说，欧洲的火车真麻烦，他经常坐错，可她总是能够分清楚。到布拉格，他和女生分别，此后再没有联系。
他继续自己的旅途。在瑞士，他在日内瓦湖边发呆。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他漫步一整天，不知疲倦。下一站是土耳其。土耳其是导演锡兰的故乡。他去了费特希耶海港，那里青山环绕，停泊着带长桅杆的白色游艇，街边是红顶的房屋。每天他都在海边醒来，看着高大的椰子树和椰枣树，露天餐厅，在沙滩上洗衣服的女人，听着钟楼的钟声。在大阪，他从惠美须町一路逛到日本桥，搜寻演员绫濑遥的写真集。他住在青旅，收集从自动贩售机里买来的饮料罐。半夜睡不着，他就去街上的便利店觅食。
现在，我想起见面那天，他坐在那堆纸箱里——从纸箱倒出来一大堆小票。他戴着手套，一张一张小票往回捡，一边讲起这些旅途。那似乎是他最放松的时刻，像是在讲述终于实现长久以来的梦。
有个网友找到他，说希望拷贝他的电影硬盘资源。他没有回复。后来他在一部纪录片的影评中记录了他拒绝的理由。电影叫《冰山的阴影》，拍的是一个船舶机械师用一台8mm的胶片摄影机拍下世界各地的风景。在他死后，这些影像资料被人放到芬兰的跳蚤市场拍卖，买主借此还原了这个人的一生。
他在世界各地流浪，到过埃及、长城、曼哈顿，冰川、丛林、雪山、高原，甚至是已经消失的印加古城，都被他记录了下来。但没有人认识他，葬礼上也没有亲人，他连个朋友都没有。
前天有人找我拷贝资源，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这部电影。
我大概有十一个硬盘，欧洲电影两块，美国的两块，日本一个最大12tb，还有拉美等其他地区的。这里面的每一部电影都记载了我过去这些年迷影的点滴，虽然这段时间在我的人生长河中不值一提，但也是我从青年步入中年重要的阶段，以及我人生的一个缩影。当那些积攒多年的资源突然有了市场价，那种感觉就好像进坟墓。这些资源不单纯是电影。我靠着它们度过了一段体验世界的旅行以及一段坎坷不平的时期。我在想，等我死了，我不会把它放到跳蚤市场上卖掉，我会销毁，也不会留给后代。
重新想起这些事情时已是另一个夜晚。我站在阳台，玻璃窗遍布水珠，映照着模糊的光影。屋里屋外，两个世界，而现实的冷正从窗外那侧逐渐逼近。遥远的汽笛声传来，似有似无，如同夜晚的低语。我回到床边。墙上有一台投影仪。我打开投影仪，一面白色的幕布缓缓降下。我将屏幕调至最亮，从冰箱里掏出一瓶苏打水，再找到一部老电影，杨德昌《海滩的一天》，胶片影影绰绰的斑点浮在墙上。伴随着昏沉的声音，我进入了另一个梦境。
大约一周后，天晴，我决定不能再这样待在鹤岗的房子里了。趁着雪停，我下了楼。天空很蓝，阳光切开楼房的身体，上面是白色，下面是橙色，掉漆之处如补丁。花坛的雪变薄了，堆着一叠冻烂的白菜。路上，行人搓着手，有些忙着将雪铲到花坛里。
我拦下一辆出租车，决定去北山公园走走。那是鹤岗一座出名的公园，在城市北部，由鹤岗矿务局修建。曾经它周边有许多冒烟、扬尘的白灰窑、采石场、白灰厂。但现在那些厂已经不见了。公园没有边界，一条长长的阶梯通向山顶。雪像被子一样盖在荒草身上，两侧是树林，大多是极高的白桦。
最初，在听说申牧的故事，还有见到他那天，以及后来我反复想到他时，我实则想弄清楚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为什么选择过这样的生活？换言之，这个问题——后来我向来鹤岗生活的人们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实则是，这种逃离，如果我们能称其为逃离的话，究竟能不能通向自由？所谓自由，是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吗？就像人站在一个广场，或是一条漆黑的甬道，此刻，面前出现一些不同的分岔，像手指离开手掌那样延伸开去。分岔尽头会是什么？亮光？一片朦胧不清的雾？又或是黑暗？
我戴着帽子和毛毡手套，迈着重重的步伐往山上爬，扬起的雪粒灌到靴子里面。我想到申牧曾经对我说，刚搬到燕郊时，他住在城中村，走在灰尘扬起的公路——也是那样迈着重重的步伐。他去面包坊买法棍，听见巷子里摩托车刺耳的鸣笛。他无所事事，下午到必胜客或是肯德基点一杯苦涩的美式黑咖啡，戴上耳机，听音乐广播节目。有天他回家，发现赶上由北京延展开的群租房清退。他搬到一个楼房小区，过了一阵，房东通知说要卖房。他再搬到汉庭酒店，住了一整月，每天待在房间看球赛，行李寄存在酒店仓库。接着，他搬到现在这套公寓，然后在窗户贴上那层磨砂。
他想过重新找工作。比如，当身上积蓄不到五万时，他开始在民航业一个专门的招聘网站上投简历，各种各样的岗位，投了很多份。有一次他正在泰国旅行，对方打电话给他说要视频面试。
视频接通。对方问他，为什么这么久没找工作？
此时距离他辞职已经一两年。他没回答上来。
对方说，你没工作还在泰国玩？
那家公司在广州，也是一家民航业的维修企业。面试没过。他又投了一些写影评的自媒体公号，岗位薪资和原来在航空基地时相近，每月工资六千，地点在上海。但公司认为他年龄还是偏大。他刚过三十岁。可能人一旦过了三十岁，就像成为要过期的商品吧，他说。几次应聘失败，他放弃了，开始对家人隐瞒真实处境。
去欧洲时，他发了一条带定位的朋友圈。同村的亲戚看到了。家人由此发现他在国外。父亲害怕他去国外。他接着说，以前在工厂，有去德国大众公司交换的机会，学费二十万。如果此后留在大众，学费可以退还。他问家里能不能先借他一些钱，但父亲不同意。申牧说，在人生的几次重大选择上，他永远无法和父亲保持一致。现在，父亲一个月要打两次微信视频给他，担心他会再次私自跑到国外。
申牧的父母认为一定要有个儿子。因此，他有三个姐姐。父母还认为，这个儿子必须回家，结婚，再有个孩子。他的微信上有许多来自父亲的未接来电记录。如果接通，父亲会说些什么呢？催婚，催他赶紧回家。父亲总说，待在北京没有出路。至于姐姐们，其实他和姐姐原来关系不错。不过现在，姐姐都已有事业，成家，过着稳定的生活。
后来，有部名叫《四个春天》的电影上映。申牧买票去看。在电影院，他看到一半，离场了。那部电影同样讲述了一个年轻人返乡拍摄自己家庭的故事。他有些失落，想起曾经写过的剧本，被父亲摔在地上的相机。他第一次看电影中途离开。
我继续在公园里想着申牧的故事。走神后，我才意识到已离最初的入口很远。我不知道该继续往哪个方向走，就决定沿着道路爬到山顶。山上树林更矮，空气冰冷彻骨。我大口喘气，冰冷的气息就像在肺里凝结。太阳快落了，远处出现一片淡淡的橙色。我打开手机搜索导航，手机立刻被冻得关机，我只好站在观景台注视着山下的一切。远处，高层住宅、低矮的平房、田野、城市、道路，整座城市覆盖在白雪之下。有一对老年游客经过，他们在山顶停留，接着继续向前走。我想到人的来处、故乡、家庭，也想到人的去处，想到申牧说起家乡的村子，他摘完苹果，翻过整个山头，找狼毒草，满天星，摘来一束，放进茶杯，送给姐姐。还有在冬天出现的鸟，背部是黑色，腹部是白色，如同宝石蓝的羽毛。鸟在雪上跳跃。他那天说，如果能够回到故乡，一个人过，自由自在地生活就好了。但现实是，当他待在公寓，从第三年开始，他逐渐远离人群。飞机工厂的师傅发微信，问他在做什么。他没回复。姐姐问他，为什么不回家过年，感觉你与我们隔绝了。他也没回答。积蓄花光，他开始借网络贷款，日息万分之三。有三四个月的时间，申牧陷入黑暗。他一个人去便利店吃便当，也会提前在手机下单，避免和店员说话。更多时间，他待在公寓。唯一的动静来自窗外——偶尔飞来鸽子落在窗沿，为了宣誓主权，他赶走它们。此外，一个网上相识的女孩每周给他打一次电话，只为确定他没死在公寓。
他打开手机拍下视频：一个人吃饭，桌上电脑正在播放日剧，时间一分一秒流逝。视频中他渐渐发胖。一天他剃光头发，搬来台子，站在家里演讲，讲过往经历和失业天数。他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逼着自己说一些话。下一个视频——房东来检查租房状况，他终于起身，打扫三四个月未清理过的屋子，扔掉所有发霉的外卖。再这样下去也许会自杀，他想。他鼓起勇气去看医生。
医生开了药，一片片混着水喝下去。说不清是药的作用，还是新冠来了，总之，当新冠流行，限行开始，他变得平静许多。他很惊讶。闭门不出不再是件怪事了。
我们见面那会儿，说不清是由于惯性，还是他未能找到返回现实世界的路径，总之，他还是按着原有的节奏继续生活。他坐在地上拆开纸箱，随后将它们放回原来的位置。对物体的迷恋和封闭自我几乎是同一时刻发生的。在工厂工作和拍纪录片失败的经历，让他认识到，人的行动随机且深不可测：下一秒去哪，午饭吃什么，晚上听哪首歌，明天见到谁，信任，依赖，或是欺骗，背叛，隐瞒，它们随时会打乱生活的步调。而太阳照射世间的角度，天空蓝色的密度，宇宙射线抵达地表的时间，动物迁徙的规律，这些节律永恒不变。因此他宁愿和物品生活在一起。
随后几天，我们一起翻看他电脑里的相册。有故乡的苹果，看似无法走出的大山和荒凉的村庄，苍老的父母（皱纹深深刻在脸上），谈过的恋爱，女孩脸上的笑容，庞大明亮的工厂，还有在欧洲的旅途。不过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他的生活从某个时刻开始错位和偏移，而这五年就像一个真空地带。他不知该如何离开，也不知道该去向哪里。
“这样的生活还会持续多久？”
“我也不知道。”他说。
现在，停留在脑海中，我们分别时的情形——我们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陷入长久的沉默。过了很久，太阳渐渐落下，申牧没有开灯，房间变得昏暗。屋里恢复到它本来的样子，寂静无声。我想起申牧曾在几篇日记中记下同一部电影。电影中，一名老人每天坚持写日记，直到六十岁，有天，他把所有的日记都拿出来在庭院里烧掉，然后，第二天，他又拿出一本新的日记本，一切重新开始。申牧为什么钟爱这个故事？我们就这样坐着，似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我决定离开。他送我到楼下，在我坐上返程的车后，我回头看，他已经消失在黑暗中。
我想着他的身影，那个消失在黑暗中的影子，继续走向松树林。我无法再忍受这样的寒冷，决定下山，松绵的雪一步步塌陷。我走上一条小道，循着路灯走。天越来越暗了，现出一片密度均匀的深蓝，远处那道橙红色晚霞愈加绵延，如同河流向远方。万物轮廓清晰，山峦、树林、昏黄的路灯。我走向城市，回到温暖的屋子。明天，我继续在鹤岗的生活。也许，我还是应该离开这间屋子，走出门，去见人，交谈。我见到另一些人，比如王荔。我后来经常到她的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