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公寓
12月，鹤岗进入严冬，气温达到零下二三十度。冷带来一种萧瑟的触觉。河流凝滞不动，大多数树木都是枯黑色的，楼下，马路两侧摆着冻鱼。这和我此前在许多地方见到的景象都不一样。比如我熟悉的南方城市，那里街头植物茂密，汗水流下又蒸发，车水马龙，事物每天都在变化，人能轻易察觉出时间的流动。但在这里，一切似乎都在停滞，城市，风景，建筑，还有人们选择的生活。寒冷更是增强了这一感受。
尤其是下雪那些日子，人们独自待在房子里，就像林雯，a，宁夏人。我也一样。窗外别无景致，只有层层叠叠写着“保温”的白色塑胶阳台。我的房间，长条形，大约三十平方米，屏风隔开了卧室（一张床）和客厅（一张沙发）。四层，采光不佳，光线只在阳台短暂停留。黑夜漫长，我买来冻梨打发时间。梨子冻得黢黑，结实，表皮有一层白霜。我把冻梨放在暖气片上，等着白霜逐渐消失。大约一两个小时后，梨的身体变软。我从群里学来方法，咬开一个口子，使劲捏出梨的汁水。那是口味极佳的天然饮品。中午，我用房主留下的电磁炉、煮锅做饭。小煮锅咕噜咕噜响。晚上又来了一场大雪。雪像沙一样飘在风里，暴脾气的风哐哐砸向窗户，这时少有人愿意出门。不过线上群聊从没停过，人们抱怨寒冷的天气，停水，重复发一些网络流行话。
房子安静，我听见水管流动的声音，还有热水器的吱吱声。墙壁很薄，楼道里外卖员步履匆匆，还有软件上催促送单的播报。隔壁住着一对夫妻。早上6点，男人总要咳嗽几声，走下床，传来一阵拖鞋趿拉的声音。后来我习惯从手机里找出一档讲电影的播客节目。我打开外放，听着声音做饭，洗碗，扫地。我没有注意节目具体在说些什么，有人说话会让一切显得好受些。
这还让我想起曾经的一段日子。那是在2020年初，因为一些变动，我辞掉杂志社的工作，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我对与人打交道感到疲惫，想尽力切断与外界的联系。辞职后，我没想好做些什么。然后，新冠出现了，城市开始封闭管理。有天晚上我去买储备物资，大米，蔬菜，香肠。当时北京也下着大雪，街道很空旷，零星几个行人，手里同样提着三四个购物袋。回家时我坐上出租车，广播传来高昂的女声：“樱花时期我们再相见，武汉，加油！”
随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隔离，我整天待在家里，打一档叫作《动物森友会》的游戏。在游戏中我有一座岛，我在虚拟的海里抓金枪鱼，收集奇形怪状的恐龙化石。但在游戏之外的现实，我不想与人交往，不回复他人的消息，看着天一点点变暗又亮起来。新冠有所缓解后，我终于走出家门，化好妆，去咖啡馆里假装工作，实际上我无所事事。精神不错时，我和朋友说到曾经看过的一条新闻，讲一个男人厌倦上班，就躲在家里。没有想到妻子中途回家，他更决绝地将门反锁，躲进了衣柜里。
我持续关注着豆瓣上诸如“家里蹲自救同盟”“裸辞群众小型交流组织”这类小组。那些小组中女生居多，她们年龄与我相仿，二十来岁，同样在北京、上海或是广州这类大城市生活，也许正面临失业，也许只是待在家里，或者是租住在一个公寓里。总之她们闭门不出，同样试图封闭自我。
她们在帖子中写道：
“二十八岁在深圳出租屋蹲了一年半，感觉对生活越来越没有掌控感，之前还会偶尔出去走走，现在只会宅着，连出门倒垃圾都不想了。”
“没法在家里蹲，又没法出去，为了逃避天天往公园里钻。只有公园是免费的。”
“没有社交，没有朋友，没有网络，困守单间的出租屋，不上班，不出门，靠外卖。我过了半年这样的生活。”
“社会上是否只有一种期望，希望我们努力工作？唯有努力工作的人才能被称作一个有价值的人吗？”
在鹤岗的房子，重新想起这些话，我仍然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些帖子和我自身的感受。我们这些人，明明处在——用更年长的一些人的说法——人生中最好的阶段。但为什么我们感受到的是如此强烈的疲惫，以至于我们试图逃避，逃离，或者干脆躲起来？
但将自己真正封在家里的日子并不好过。我的作息开始紊乱。到第四个月，我开始易怒、烦躁，在网络上四处搜索：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那年年底，我已无法忍受这种生活。当屏蔽一切外在的事物，我像是失去航标的船，不知道去哪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重新开始找工作，重新适应按部就班的生活。别去想其他的，最好什么都别想。（当然，我重新找工作的另一个原因是存款花光了。）
回到生活的常态令我心安。我继续上路，见到形形色色的人。
有天，我来到湖南长沙，走过一家购物商场的地铁站。一个年轻女孩站在街旁，面前是一个三脚架，一部手机，旁边放了两盏柔光灯。她在直播唱歌，很多人围着，道路堵塞。这座城市的人们似乎不知疲惫，也从不因黑夜的到来停下脚步。隔天，我去一家短视频公司采访。办公室坐了一百来个年轻人，电脑前是一些修图的脸。墙上有两块电子屏幕，实时滚动着公司短视频账号的粉丝数量。后来，我又来到北京一家卖饮料的新消费公司。我看见一个专门用来给员工加班睡觉的房间，推开门，里面是十张上下铺，就像一个高中宿舍，但没有人在里面睡觉。
另一些时候，我在事故或灾难的现场。比如，在益阳，一家养老院暴雷，有老人跳江自杀，另一个精神失常的老人在江边敲鼓，被人们解读为给逝者的挽歌。我见到敲鼓的老人，他睡在一间ktv里的隔间，两平方米不到，堆满了鼓。ktv主人是他的妹妹，五十六岁。那间ktv也很老了，生意冷清。怎么能放哥哥去养老院等死，女人说，她坐在店门口，嗑着瓜子，一直笑。她的丈夫死了，她也独自一人。接着，白银的一场越野赛，二十一人遇难。深夜，我和同行到了当地，决定直接去殡仪馆碰运气。高速上没有其他车，我们往前开，没有月亮。我们在殡仪馆对面的马路停车等待。一个女孩匆匆跑来，披着一件军大衣。她说起白天去酒店收拾遗物，从父亲的背包中翻出一袋新鲜的李子。我长久记住了那袋李子。
生与死，反与正，热闹与孤寂。每当见到新的人，我总会忍不住提问：你想过上什么生活？常见的答案是钱（或地位）。但更多时候，人们说：我也不清楚。我的困惑并未得到解答，反而有加深的趋势。
这时，也就是在重新回到正常秩序的两年后，我认识了另一个人。最初，我觉得他的生活相当怪异。当我此刻坐在鹤岗的这间房子，无人与我说话。黑夜早早降临，窗外风声呼号，还有干燥的雪。我再次想起他的故事，他的房子，还有我们最终见面的情形。
申牧，三十四岁，失业接近五年，负债，远离亲人、朋友，待在河北燕郊一间租来的公寓，不与任何人见面或交谈。
公寓在十九层，他在窗户上贴了一层磨砂，这层磨砂令他无法透过窗户看见外面的风景，天空、鸟、对面正在修建的楼房。
长期一人生活，他开始收集房子里为数不多的声音。电饭煲里沸腾的米饭，冬奥会花滑运动员的冰刀划过冰面，纪录频道中藤蔓生长，用筷子将食物送入口中后的咀嚼。他将它们录下来，在电脑里存放。他细心分辨门外快递员和外卖员走路的脚步声。每次点外卖，他都会在订单里备注：“不要敲门！不要打电话！放在门口！”像个警告。外卖员仍然咚咚地敲门。后来他就不点外卖了。
每隔几个月，他的睡眠开启一次循环。第一天晚上11点睡，次日早上6点醒。第二天凌晨1点睡，次日早上8点醒。第三天凌晨3点睡，次日早上10点起。有时是下午2点睡，晚上10点起。黑夜和白天没有分明界限。
有时他出门买菜。一次，他在超市里买来一袋馒头，有个像被老鼠啃了一口。他还是将馒头一直放在冰箱。他不扔东西。按照他的解释，他尽可能保存生活中的所有痕迹，就好像那些物品已经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因此，申牧家里放着各种各样的物品。首先是曾经真实属于他的：穿过的衣服，鞋子，恋人送的mp3，明信片。更多是独居后的生活痕迹。冰箱旁放着十六个大纸箱，纸箱半人高，装过牛肉面、宫保鸡丁的铝制薄膜和纸质的方形外卖盒，清洗干净，叠在一起。一个纸箱里装着各个餐厅赠送的纸巾。另一个箱子装着纸质咖啡杯，星巴克的，肯德基的。杯子上有不同活动的印花，春天是樱花，圣诞节是帽子。还有个箱子放着必胜客的比萨小三脚架。
随咖啡赠送的黄糖，随薯条赠送的番茄酱，薯片桶，洗洁精桶，护手霜，柠檬水中的柠檬，滤过的茶叶，剥去米粒的玉米芯，橘皮，鸡蛋壳，鸡的骨头（他将肉剔干净，骨头留下来），还有他的头发，剃须刀刮下的胡须，从耳朵里掏出来的碎屑。这些物品像待在一个现代生活博物馆，各有各的位置。他不会轻易移动它们。
如果单从数量来说，申牧拥有最多的物品也许还是电影。他收集了一整箱电影票，有些票据已经褪色、字迹模糊。他有十一个硬盘，分别装着美国、欧洲、拉美、韩国和中国的电影，已有几千部。锡兰、费里尼、侯麦，这些导演和影片中的人都住在了他的硬盘里。有一个硬盘像铁盒一样，12t容量。他专门用来存放日本电影。
最初半年，申牧和我在网上断断续续聊到他的生活，还有他的过去。
他出生在中国甘肃的一个村庄，那是一片干旱荒凉的土地，当地农民主要靠种植花牛苹果为生。申牧家里也有一个苹果园。他的家境在当地人看来不算好，但也不算坏。少年时期去另一个镇子读书，每周走二十公里泥路，有时太累，中午睡在树林里，走得太久，布鞋磨破了，就用绑带绑住鞋子。他考上一所大专，遵循父亲建议选择飞机维修专业。毕业那年，他的同学们大多数去了航空公司。他选择更稳定的维修基地，来到北京。
维修基地在首都机场附近。经过两年培训，申牧正式上岗，签订一份须工作满六年的合同。每天，他换上深蓝色工服，手持虎钳或是测量标尺，来到车间，维修各式各样的被拆解过后的飞机发动机，检查发动机叶片是否存在划痕或变形：几厘米，多深，方向，位置，是否烧蚀，是否腐蚀，然后在叶片打上“超标”或者“未超”的标识。他有时会用专门的孔探仪，更多时候靠眼睛。他的眼睛总是很酸涩。
他不常加班，除了春运或国庆前后工作会变多。下班后他回到公司安排的宿舍，各种各样的酒店标间。他生活的范围不超过那个园区。他和同事们说不上话，也不爱参加要喝酒的聚会。他逐渐感觉自己逃不出这个硕大的车间。
工作两年后，他开始去电影院看电影。起初是看一些商业片，回到宿舍也看，《7号房的礼物》《教父》《肖申克的救赎》。后来开始看杨德昌的《一一》，是枝裕和的《海街日记》。在电影中，他几乎可以在视觉上抵达任何一个国家，看到人们的生活，那里的街道，风景，树木和海洋。然后是法国新浪潮，再然后，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基耶斯洛夫斯基。有一天下班，他一口气看完了《灿烂人生》，一部时长六小时的意大利电影。看电影时，他似乎把自己都忘了。
申牧很难说清楚自己发生了什么改变。但他认为，眼前的生活绝不是自己想要的。他花了两千元在网上报了一个学习班，开始在上班间隙学法语。在一张“发动机零部件附件交接单”上，他抄下许多单词：
monalisa蒙娜丽莎
louvre卢浮宫
margueriteduras玛格丽特·杜拉斯
tomberamoureuxdequelqu’un爱上某人
他看到一部叫《小森林》的日本电影。电影中，桥本爱饰演的女主角无法融入大城市的生活，回到一个叫小森的村子，森林围绕，她一个人住，秋天收获水稻，夏天喝自酿的冰镇甜酒，早晨吃自制面包和磨碎的果酱，一日三餐，周而复始——我能否离开北京，回自己的家乡过这样的生活？
他在一个论坛上发帖：“二十八岁工科男，目前在一家国企做技术员。除了电影没别的爱好，想明年转行，成为一位真正的电影从业者。”
许多人劝他不要冲动，但也有人鼓励他。他说，想到一辈子都要在流水线度过就后背发凉。
有一个自称是纪录片导演的人联系上他。他们签署了一份协议。两人商定，由申牧出钱购买一台redone摄影机，另一人进行拍摄，拍摄完纪录片后，器材归那人，但电影版权归申牧。他们起初决定拍一部返乡题材的纪录片：以申牧辞职离开飞机维修工厂，返乡和父亲一起种植苹果作为故事线。剧本里，他们设定电影叫《爸爸的苹果树》。但合作很快失败了。那人迟迟不随他返乡，另有自己的拍摄计划。相处十来天后，两人散伙。申牧花钱买的机器仍然留在男人手上。
春节，申牧回家，父亲认为他受骗了，也不同意他转行的想法。父亲说，你既然喜欢电影，最开始怎么不去学电影？既然现在已经学了飞机，就好好干飞机。申牧还是带了一台相机回家。冬天，父母需要给苹果树修剪树枝，他拿着相机在一旁拍摄。但父亲看他不干活，嫌烦，把他的相机摔到地上。相机摔坏了。
申牧回到工厂。又过了两年，他再次提出离职，此时离合同期结束还剩一年，须赔偿大约六万块。离职后他先在北京通州租了一间隔断房。六十平方米的房子分成五个房间。他和一对夫妻、一个写代码的大学生、一个女生、一个高中生住在一起。半年后，他决定在同等预算下租一个完整的空间。位于河北的燕郊是不错的选择，来往北京市区有通勤大巴车，半个小时就能抵达国贸，而且房租很便宜。
他决定去燕郊。此后五年，他离那个过往熟悉的世界越来越远。
鹤岗的房东提醒我，近期情况不明，建议我备好食物，减少出门频次。不过我已习惯了，无论在鹤岗还是北京，都一样。因为新冠，那年生活总是时时变化。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谈论未来了。我打开外卖软件，下单几瓶矿泉水，西红柿，鸡蛋，鸡胸肉，面条。一小时后，敲门声传来。我和戴着口罩、全副武装的外卖员打了声招呼，再将那一大袋东西拿进屋，逐一分类，摆在冰箱。
我坐在桌前，重新翻出申牧发给我的照片。有些是他囤积的东西。比如一盒外卖，已分辨不清原来的食物样子，绿色黄色的霉菌入侵了塑料盒，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随着时间逝去，霉菌张开了身体，菌丝复杂，如同迷宫，也像火山的熔岩。还有碎的卤鸡蛋壳，装苹果的塑料盒，剪下的指甲。他将这些东西铺在一块黑色的布上。在黑布的衬托下，碎指甲就像遥远的星星。
他在日记里写道——
发霉的土豆
像火山喷发一样
泄露了大量的岩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