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林雯之前，我在鹤岗还见到了许多人。网上的喧嚣过去后，来鹤岗定居的人开始冒出，有男有女，年龄从二十七岁到三十五岁不等，此前曾是淘宝美工，公司职员，运动用品店前台，酒店服务员，火锅店老板，汽车厂销售。现在，他和她待在鹤岗。有人做游戏代练，开设漫画账号，炒股，挖比特币，开炸串店，做网络音乐，也有人只是待在家里，打游戏，健身，以此消磨时间。在鹤岗见到的人越多，我越难归纳他们社会身份的共同之处。当我和这些人相处越久，越发现他们更像是延续着此前的生活。
我第一个见到的人是a。她二十七岁，来鹤岗买房生活两年了，和我正好住在同一条街的两端。她身穿长款黑色羽绒服，白色newbalance运动鞋，背佳能单反相机。她有许多爱好：汉服，游戏，猫。目前a靠打游戏挣钱，主要玩cs（一款射击游戏），代练，也卖高端游戏装备。作息时间不固定。之前，她一天能打十七八个小时的游戏，一个月可以挣上两三万元。但现在，她不想再过那样疲惫的生活了。
新开的汉服馆由一间住宅改装而成。老板是个中年女人，正带着女儿一块递小蛋糕，请客人在抽奖箱中拿出纸条。a拿着相机，咔嚓咔嚓，给汉服馆剪彩、拍照。不大的屋子里随处可见年轻人。有人戴银色假发，扮成动漫角色。她们多是本地人，学生，还有几位护士。a和其他人谈论最近流行的汉服款式，也换上一套“小僵尸”造型，在一尊石膏北极熊塑像前拍了些照片。随后她带我来到一家叫作“渔跃”的日料店，点了三文鱼、炙烤牛排、鹅肝炒饭、海鲜炒饭，结账时共计四百六十元。她平常总来这里吃日料，在家懒于做饭，还习惯叫跑腿。休息时间，她在鹤岗寻找娱乐，分别在跑跑卡丁车店、射击馆、水上大世界、水疗按摩中心办了会员卡。来鹤岗后，她学会开摩托车，从网上买来“春风狒狒”，一辆小体形的亮黄色摩托车。后来她还在鹤岗打了水光针。
装扮、说话、生活方式，还有她的房子——从各个方面来看，a依然遵循当下流行的审美。她花四万买下一套房，花三万装修。房子在七层顶楼，白色地砖，浅绿色墙漆，客厅空旷，放了一张白色皮质懒人沙发，花瓶里插着一枝仿真马醉木。靠墙放着小米洗衣机、烘干机。地上有个四千元的石头牌扫地机器人。厕所里有智能马桶，还有浴缸。她在雪景旁泡澡，喝伏特加。卧室桌上是价值三万的水冷散热式电脑主机，还有七只橡皮小黄鸭。每当在游戏里感到压力时，她就会通过捏这些鸭子来解压。
她捏了一下鸭子。“扑哧。”刺耳的声音把爬到桌上的猫吓跑了。她养了只英短蓝白。窗外视野空旷，远处是连绵的矮楼。月亮正在缓缓上升。
坐在电脑前，她决定搜一部当下流行的电影。她刚看完最近上线的《子弹列车》《新神榜：杨戬》。最后选定了网飞出品的动漫《赛博朋克》。一边播放，一边打开电脑旁的日落灯，墙上出现橙色的柔和光圈。看完一集动漫，她打开另一盏灯，天花板出现一个清晰的月球。这两盏灯陪伴她度过了失眠的夜晚。
长时间盯着电脑屏幕，她眼睛干涩，时常要滴眼药水。每隔三四天下楼丢一次垃圾，两周正式出门一次。她没有固定的工作伙伴，平时依据心情决定打游戏的时长。我看过她打那款射击游戏。她的操作相当流畅，很快夺得冠军。不打游戏时，她看网络小说，刷抖音。后来她在微信群聊里联系上南京女孩的“晚间保姆”。群里称这是“共享保姆”。保姆为她丢垃圾、做饭和收拾家务。
我问她，来鹤岗后，还有没有和此前的朋友联系。
“我之前没有朋友。”她说。
“怎么了呢？”
“打游戏赚钱之后，我就不出门了。”
“那之前呢，比如你曾经的同事？”
“那都是同事，而且，我经常换工作，也没有把他们当作朋友去相处。”
a不愿讲太多过去——这是多数从外地来鹤岗的人们的共同点。a说，她之前做过文员，当过运动专卖店的销售员，然后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创业，欠下一些钱。她被迫开始用擅长的游戏来挣钱。她利用大量时间打游戏，从此开始不太出门，似乎也失去了对人的信任。
“我不想提太多过去的事。”a说，“我的生活你也看到了，只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此后我仍然经常与a一起相约吃饭，逛街，去剧本杀店。但我尊重a的想法，不再问及更多她的过去。
我接着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叫花花的女孩。她二十五岁，和妹妹一起来到鹤岗。我们约在时代广场的火锅店。12月，气温零下十八度。火锅店里暖气充足，这对姐妹坐在我的面前。姐姐化了妆，看起来还是有点疲惫。妹妹十岁，瘦小，黝黑，戴着白色针织毛线帽子。帽子上有个洞。姐姐习惯把那个洞往旁边拉过去，想将它藏起来。
花花从头讲起：她们出生在江西赣州一个村子，父亲一直没能结婚，是当地人称呼的“老光棍”，后来娶了有智力残障的妈妈。妈妈比爸爸小十二岁。奶奶说留个后就好了。姐姐先出生，村里因为家里没有儿子而瞧不起他们。过了十五年，妈妈再次怀孕，又生下妹妹。两年前，爸爸意外去世，妈妈也被送进了镇上的养老院。
妹妹正在夹肉，此时抬头说：“姐姐，你给她讲讲我们被锁在厨房里的事。”
姐姐继续说，父亲去世后，伯伯来家中砸门，拿着铁锹，邻居把她们推到厨房，上了锁，把钥匙从窗户丢到她手上。伯伯在窗外，拿着石头。伯伯、伯母、叔叔，姐姐说，他们想拿走房子，土地，和妈妈的低保补助。
“你是个女的，迟早要嫁出去，他们老这么说。”她说。
那时，姐姐在赣州一间服装厂工作，做助理管机器，每月工资六千。后来厂里裁员了。她从网上看到鹤岗的新闻，觉得房价便宜，能做落脚之地。夏天，她和妹妹一起坐火车到了鹤岗，先安排妹妹读书。妹妹现在四年级，一共转过四次学。
“没办法，因为她必须跟着我。”姐姐用一副母亲的口吻说。
到鹤岗后，姐姐先摆摊卖冰粉，又卖了几个月的山东煎饼。冬天街上人少。下雪后，她察觉，用来做煎饼的鸡蛋、生菜轻易会被冻住。鸡蛋冻得和石头一样，敲不开，用热水淋也不行。现在她停掉了煎饼生意，转去做自媒体，希望能借此获得些收入。
“有时候我也会怨恨，这一辈子是不是就被她耽误了。”姐姐说。
“姐姐。”妹妹说。
“怎么了？”姐姐说。
“我要吃那个。”妹妹说。
“姐姐。”妹妹每说一句话都要先喊姐姐。
妹妹流口水。姐姐拿纸巾给她擦，抱歉地笑了笑。
在鹤岗，我认识了几个与花花有着相似过去的女生：她们出生在农村，自小被家人告知一个女人没有位置，存在的目的是要为他人服务，职责是烧饭、扫地、洗碗、生孩子。她们带着摆脱过去的想法来到了鹤岗。
我也跟几个来这里的男人去时代广场吃了海鲜自助。海鲜实惠，但不太新鲜，盘子里放着扇贝、石头蟹、基围虾，上锅蒸时散发出腥气，他们避开，用手扇风。一个宁夏人首先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他在来鹤岗定居的人里相当活跃，像一个社交枢纽。他二十九岁，身材微胖，寸头，左手戴一款卡西欧手表。他每天都在参加饭局、酒局，唱卡拉ok，有时是和鹤岗本地人，有时是和外地人，开着一辆宝骏保姆车在鹤岗晃荡，闲时在群里问有没有人要帮忙，比如运折扣店的临期星巴克咖啡。
他曾经在银行工作。他这样形容——那时，他在银行做柜员，每天都要开着车走同一条路线。有天他在等红灯，他想，难道要在这里等一辈子的红绿灯？在他的讲述中，那场在红绿灯前的等待就像是某种指引、某种征兆。“我不知道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但眼下这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他说。他后来开过火锅店，现在投资了一家建筑公司。简单说来，他不缺钱。但他总是觉得，生活里缺乏什么。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来鹤岗的契机，那是在2021年，宁夏经历一轮新冠，他在家里待了二十一天。他抢不到菜，住在城郊的一套房子。邻居有一个果园。此前，他让邻居帮他种了几棵树，有李子、杏、核桃、枣，还种了豆角、黄瓜，地里还有几只鸡。他靠着果园度过了那二十一天。
“当时我就觉得，挣再多的钱又能干什么？”他说，“我又不打算结婚生孩子，那么拼命挣钱干啥？”
他在价格高点期间卖掉了宁夏的房子，通过短视频得知了鹤岗。到鹤岗后，他先租房生活了半年，其间慢慢找房。等房子买好，装修完，他按照严格的时间表生活：早上7点起床，起来看股市大盘，下午3点后开始健身。房子里打造了一个健身房。地板上铺着深灰色泡沫垫，房间中心摆着一套售价四千的大型黑色健身设备，装备齐全，座椅、拉力杆、蝴蝶机、臀力垫、仰卧板。他每天都要做一定数量的力量训练。卧室很小，床头摆放着《乌合之众》《博弈论》《人性的弱点》。他爱好喝酒，喝醉后就在群里唱歌。他的昵称是“抑郁症患者”。
饭局上，另外两个人内敛许多。他俩都三十三岁。其中一个来鹤岗两年，留着飞机头。他来鹤岗后习惯在家打《英雄联盟》，频繁地点击鼠标令他胳膊酸疼，按摩也无法缓解，就去办了健身卡，现在一周去健身房跑几次步。他打算一直在鹤岗生活下去。之前他在深圳打工接近十年，从流水线工人到美工，靠挖比特币存下一笔钱后，就来鹤岗买房了。房子花了十万，在新街基，鹤岗城中心地带。客厅里摆着布艺沙发，一台七十英寸小米电视机。电视上正在播放《第11号站》。来鹤岗后，他还买了辆全新的别克白色轿车。他觉得现在生活算是舒适。
最后一个人也是三十三岁，娃娃脸，穿淡蓝色衬衫，戴方框眼镜。第一次见面时，他很少说话。后来我和他单独见面，他才慢慢讲到过去的事情。他曾是惠州比亚迪工厂的技术工人，来鹤岗买房生活两年，不过房子现在还是毛坯。他住在松鹤b，那也是个大型回迁小区，楼房多为六层。他用两万买下一套房子，两室一厅，呈阁楼型，挑高约四米，客厅狭小，贴着蓝天白云墙纸，边缘显露出水泥缝隙。客厅有一台茶几、电视柜、沙发，卧室放着电脑桌、一张床、一个简易编织衣柜。他说这些东西一共不超过一千元。
“哪有什么装修呀。”他笑了笑。
他在比亚迪汽车厂待了一年半，直到和领导的一次争吵。新冠发生后，2020年11月，他在百度上看到鹤岗的新闻。他很惊讶，房价那么低，就辞职来到鹤岗。临行前，他带上一盒老照片，有他幼时的照片，父亲生前和母亲的照片，一些家庭合照。现在，那盒照片放在客厅一张收纳式椅子里，他不会轻易示人，像是在捍卫什么。
决定去鹤岗后，他带走所有的照片，所有的记忆。他第一次坐飞机，从湖南衡阳到北京，中转到佳木斯，再到鹤岗。他回忆那种感觉，不是紧张，也不是兴奋，像是背水一战，一种不安的感觉。
“如果鹤岗都留不下我，那我还能去哪？”他说。
他很难形容来鹤岗前后两种生活的差别。他认为，此前，有关生活的决定虽然都是由他做出来的，在中山、惠州的各种流水线上，在电器市场做维修马达、电机，做什么，去哪座城市，到哪家工厂，和谁谈恋爱，身上没钱，就去打工，打工赚钱，又花光，继续打工。可能这些选择只是出于惯性。去鹤岗，也不能说他就此自由了，要看怎么定义“自由”——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他停了下——自由是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但他又换了一个说法，也可能人生都这样，还能烂到哪里去？不是对生活失望，只是有时人不得不很早接触一些事情，比如，他现在都不清楚父亲的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