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艺术家都是心理不健全的人，
他们在意自己的表达，但不一定在意你是否能懂，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客人都是精神科大夫。
罗朗（michael d. rosenblum）拥有很多头衔：餐厅主厨、作家、人类学研究者等等，但更多的时候，他愿意别人叫自己学生，一个中国文化的学习者。
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在宁夏红寺堡跟代代相传做面条的家族学习拉面技艺，也在甘肃青海交界的安多草原，学做藏族传统的牦牛酥油、酸奶和奶酪，还在贵州的威宁，请彝族和白族师傅教授他做腊肉和火腿的工艺。
我收到过罗朗寄来的腌菜、豆酱和两种茶，用这些招待客人，每每收获称赞时，我都会说，这是一个外国人做的，随即就可以看到对方惊讶的表情。从这一点说，罗朗是个名副其实的“学霸”。
不过，罗朗的这种千里而往的学习，往往是细碎而非系统化的。我曾经问他，为什么不在中国境内拜一个有名望的师父，因为在中餐传统里，师承，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能让你接受系统的训练，拜师这件事情本身，也是烹饪技术传续，厨师体系开枝散叶、发扬光大的关键。
罗朗说自己做过尝试，但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他都没有“机缘”拜在某位中餐师父的门下。罗朗笑着摊开手：“可能是他们觉得，一个外国人，不可能用功，不会吃苦吧。”
后来，在与罗朗的通信中，他更详细地分析了关于师承的一些认识。由于历史原因，中西餐不太相同。教学内容上，中餐更偏重实践，而西餐偏理论。教学方法上，西餐要求厨师是全面的，而中餐会在刀工火候、红案白案方面有更精细的划分。除此之外，“美国相对简单，学徒更像学生。在工作中表现出忠诚和努力，同时展示出某些方面的天赋，老师会给出一些建议。而在中国，师父更像一位掌握核心技艺的人，这些技能可能是他们谋生的唯一方式，所以在传授的时候，会非常谨慎”。对这一点，罗朗表示理解。
事实上，罗朗在少年时代，因为家庭经济原因辍学，不满十六岁便在亚特兰大唐人街一家叫“龙珠”的中国餐厅帮工，加之他此前习练咏春拳的经历，让他迷恋上中国文化，并且开始学习中文。
高中毕业那年，罗朗立志做一名专业厨师，他把想法告诉了表哥安德鲁，一位有新闻学硕士学历的米其林三星餐厅主厨。表哥赞同他的想法，同时希望他不要放弃教育和深造，于是罗朗在完成烹饪学校学习后，边工作边学习中文，并且在1998年，以交换生的身份进入上海师范大学学习。
如今距离罗朗第一次来中国，已经过去了二十五年，他已经习惯用中文自由表达。这位康奈尔大学学士、香港大学硕士，在担任我们纪录片顾问期间，曾给《风味人间》的导演们做人类学培训，主题是“耕种对于谷物民族的意义”，一个半天，全程都是流利的普通话。
然而，罗朗的烹饪“童子功”，却是在美国烹饪学校打下的基础。和使用语言不同，中餐和西餐烹饪，无论世界观还是方法论都差异巨大，它们就像两套不完全兼容的操作系统。做中餐，罗朗经常像一个非母语写作者，想在异国他乡实现作品表达，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猜想，这或许是他投师无门的真正原因。
广州沙面，一座民国时期建筑的顶楼，“朗泮轩”就在这里。这是罗朗的工作室，天台上密植莳萝、罗勒、迷迭香一类的香草，郁郁葱葱，他和团队的几个年轻人不停地忙碌着，两条狗穿梭其间。后厨很宽敞，整齐摆放着琳琅满目的餐具和厨具，我同事笑话他说：“哎呀用得了这么多刀具吗？中餐师傅一把刀搞定的事，真是差生文具多……”罗朗笑笑，并不作答。
2019年，罗朗从北京搬到广州定居，他喜欢这座四季可以闻到花香，同时有着深厚历史传统的城市。他与合伙人高克宁打算用这里做一个美食工作坊，把十年以来他做中餐的功课和心得做一个总结。经过漫长的装修和调整，一切就绪的时候，全国餐饮业遭受新冠疫情的重创。尽管罗朗的菜得到了很多明星和美食家的赞誉，但人气一直没能有根本的扭转。
作为主理的罗朗，脸上却也看不到任何焦急，他照样旅行、读书、参加电视节目拍摄，似乎“生意”与他无关。在餐饮同行看来，这是一个另类。
的确，在“什么是一顿好饭”这个话题上，罗朗的认知与我周围很多人都不相同。中国餐饮十多年来已经连跃了几个台阶，无论在出品、环境、服务、客单价上，都已经有非常清晰的目标以及分层的服务对象。在大多数人看来，一顿精致的餐饭，首先可能要顾及顾客的口舌的满足，在此基础上的多重感官享受，则是意外之喜。而罗朗并不这么看。在他心中，文化传统的意义可能大过时尚美味的追求。